序 言
1998年，我有幸参与EMBT（Enric Miralles and Benedetta Tagliabue）事务所在巴塞罗那的设计项目蒂亚戈诺马尔公园（Diagonal Mar Park），并为自己能与这样天才的创作团队合作而感到愉快。为了更切合巴塞罗那城市规划和推进设计，客户杰伊韦珀（Jay Wyper）和海因斯（Hines）建议我们改进方案，以实现可持续的景观发展和公园利用。虽然这听起来不算陌生，但在当时看来却是西班牙综合公园规划的先例。因此，我们急需有这方面研究经验的专家相助，正好那年夏天弗里茨斯坦纳老先生因获得罗马奖金（Rome Prize）而留在欧洲讲学；我们就有机会同他一起完成了公园可持续规划的方案设计，内容涉及景观、水体、土壤、硬质景观、标志物、解说系统等方面。虽然我说是我们一起完成了方案；实际上，弗里茨先生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随后，《蒂亚戈诺马尔公园的可持续规划》被翻译成加泰罗尼亚语，并成为了该地区一个公园设计和建造的样板。这个公园面积约8.1公顷，是由曾用作货运仓库的城市棕地改造而成的。可持续规划可绝不是虚有其表。几年后，还是这个公园，改造者以追求视觉至上的理念将水体的自然岸线硬化、直化，铲除水岸交界处的自然景致，甚至用化学试剂消除了水体中的乡土植被和生物；我们告诫其回归改造前的可持续规划理念，那其中明确禁止用这样的手段处理土壤、水体和场地。时间的检验最终证明我们是对的。如今，这处公园郁郁葱葱，还成为了可持续设计的获奖案例。从这个简单案例就可以看出可持续规划理念与设计方案在实际中的效果呈现是要耐得住等待、经得起质疑的；这个公园证实了注重生态环境产生的正效应，这也是本书中其他很多案例所证明的一点。
可持续规划理念的确是个新说法，20世纪后五十年里，很少有设计师熟悉或者愿意花时间精力来关注可持续的、生态的设计。尽管人们认为在设计中有可持续的想法还是不错的，但在好的设计中却也可有可无；更别说能意识到可持续在设计中的必要性了。看看自1950年以来，有多少景观是我们刻意为之、投其所好而来的。我们试图在不毛之地缀上草坪，在干旱地区营建水景几乎所有的公共活动场所都充斥着这种人工味儿的景观当然这些设计在如今看来都是失败之举，甚至被视为吸引人前来的一出闹剧；不然也不会把那么多喷泉池子用来做花坛了。过去也有一部份设计师认同可持续理念的设计并将其付诸实践，然而人们总认为不对大自然做点人工味儿的改造就像没做过设计；这是那个年代里的共识。
幸运的是，以上情况并未泛滥成灾。在冗余的案例之中，仍然可以找到一些成功的例子，那些经得住时间考验而始终未被淘汰的设计。它们就是20世纪美国著名风景园林师威廉梅尔塔格（William Meltarg）和加雷特埃克博（Garrett Eckbo）所期望的那种顺应自然进程的设计典范；因而能够在城市快速发展而大拆大建的80年代至90年代里安然无恙。直到今天，它们都是美国城市（众所周知的比如旧金山、迈阿密、夏洛特）的迷人风景，迎接着一批又一批游客的参观。
我们曾经很少考虑生态系统，最多不过应政府要求设计一两个澄清池（retention pond），还将其放置在场地角落边缘等不显眼处、就像处理一件多余的东西那样；但是我们心里还是不舒服，因为那池子不修边幅，与场地景观格格不入。我们也曾简单粗暴地排干填埋沼泽；可是现在它们被视为湿地景观，于是我们谨慎为之，不轻易移栽那里的一棵树一株草。如今，连LEED（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 Design，1998年成立）组织的成员也都十分重视设计的生态意义了要知道几年前，他们曾鼓动将一处完好的历史建筑翻修改造，以证明所有陈旧的东西都可以变得崭新。
是啊，如果设计不是本着保护、维护、美化等理由，那么设计除了是设计师的自我展示外，它还是什么？做设计最重要的是要有根有据，这样才可能获得认可。如果设计仅仅是设计师自我的彰显，那么我们又如何对毁坏绿地所造成的损失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十多年前，一次事件激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当时我在参加一场社区讨论，会场情绪失控，前来了解设计项目的市民公然叫嚣离场，让设计师颜面尽失。我想每一个有过向公众展示设计概念经历的设计者都应该清楚，那种情况下即使是最自信、最有实践经验的演说者都希望能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来为自己辩护以解脱尴尬境地。虽然做设计很多年，但我们却没有形成理论就是觉得那样做看起来不错，与场地契合；所以我们就那么做了，并试图说服客户接受我们的方案。我们根本不考虑为场地本身寻找这样做的理由。
结合我三十五年的设计经历与晚年博士阶段对于理论的探索，我发现实践与理论之间必然存在着灵活的连结体。设计者也是问题的解决者：因为在实践前，往往需要对所遇到的问题进行详细地评估；我们需要分析细节、做出应对设想、寻找最优解决途径，以形成最终的设计。好的理论能帮助设计者确立解决步骤、提供科学依据、给以鼓励和慰藉。此外，设计的理论依据是一个体系，因而我们遇到的问题都能够在那个体系中找到思路与解决途径。从设计的理论中，就可以读出设计本身的发展进程（例如形式与材质的变化）；当然这些改变有的十分成功，有的则很失败。实际上，研究理论的学者为设计的实践者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因为他们在得出一个科学合理的理论的过程中经历了不断的量化、精确、提炼、组织与分析；但遗憾的是，很多设计者不愿意花时间画花精力将其付诸实践。我想他们还没意识到设计的实践阶段是多么离不开理论支持。理论设置了目标，并为实践者遇到的问题提供支持。
有经验的设计师很清楚设计不是一个线性不可逆过程，错了就不能改。事实上，我们现在以及将来要做的设计项目比过去的五十年要复杂得多，因为我们的设计对象中棕地的比例会越来越高。我们得改造和重建城市，研究恶化的景观；将那些曾经人口密集如今衰败的区域改造为农业用地，将曾经的郊区工业废弃地改造成新的城市中心 十几年前的那种周边环境不复杂的、容易上手的绿地设计项目，很难再有了虽然我曾以为工作会一直如此。我们得面对现实：容易的项目不再有，艰巨的任务遍地是。不论是波士顿大开挖项目（the Big Dig）中的小型公园设计，还是巴塞罗那废弃轨道线路途径区域的改造项目，或者亚特兰大汽车修理场地改造为中心商业区的设计，再比如米兰或迈阿密高楼林立中的林荫道与街头绿地项目；这些都不足为惧。因为我们是设计师，当周遭情况变得难以应对时，我们得扛起大旗，充当先例。
在这本著作的编写中，学者们把城市设计与景观生态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斯坦纳和帕拉佐两位作者都是业界令人尊敬的人物，他们在生态、可持续与设计方面堪称领袖。作为理论学者，他们能把握当下的设计理念动向，这得益于其渊博的专业知识与广泛的讲学经历；作为设计实践者，他们用非常丰富的经验使人信服什么是行之有效的设计，什么不是。
回想当初、真希望我当时能花点时间研究卡米洛西特（Camillo Sitte）、弗雷德里克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 Olmsted）、比尔希利尔（Bill Hillier）、于尔根哈贝马斯（Jrgen Habermas）、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凯文林奇（Kevin Lynch）等人的理论，来帮助我更好的完成设计；幸运的是，眼下我们还有斯坦纳和帕拉佐这两位优秀学者的著作。如今，很多院校的城市设计专业扩招；迈阿密大学和佐治亚理工学院近来均把其城郊设计（suburb and town design）专业改成了城市设计（urban design）专业；越来越多的学生都奔着这个以前被忽视的专业来学习，意图毕业后到中国、印度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去施展才华。因此，斯坦纳和帕拉佐顺时著书，借助诸多设计案例，清晰地表述了景观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同时预测了我们的终极设计法则：坚持可持续的、生态为本的设计观。
该书正当及时。美国的数据表明，目前世界上一半的人都居住在城市；而到了2050年，世界平均城市化率将达66%；这表明我们能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那时候世界城市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它具有什么样的职能？这是作为城市规划者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虽然经济大衰退仍然笼罩着美国，且对我们这个行业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但这恰恰给了我们反思总结过去、确立未来目标的机会。因此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目前有充足的时间来考虑该怎么做好设计，怎样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不同于其他行业，与我们打交道的是大自然，此乃幸事。因为生活中时时处处都离不开大自然，设计就在身边，我们也不必担心它们被装在屋子里看不到。我们的工作涉及城市立面、街景、交通、天际线等多种景观凡是与此相关的大小事物，无论抽象具体，都是我们要关注的。我们捍卫了大自然与这个行业的关系；也借此明白城市设计，真是一个包罗万象、令人兴奋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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