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2012学年我双喜临门：其一，渴盼多时的儿子降生；其二，钻研多年而成的英文专著Opera and the City：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Beijing,1770-1900终由斯坦福大学出版发行。丈夫说我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儿子伴随彩虹而来，小名虹虹，女儿乃是汗水笔墨熬成的书香。儿子怀胎十月便顺利出世；女儿则顽固得很，十年寒窗才分娩落地。女儿究竟是姐姐还是妹妹就难说了。时间辗转，又是五年了，女儿的孪生胞妹将要问世，即其中文译本《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
读者或许会好奇地问，异国他乡的我怎么会对中国的戏曲与历史产生兴趣？我自幼就迷恋戏剧。打从五岁起，我便随着父母一同去观看莎士比亚的话剧表演。起初当然是似懂非懂，但逐渐地就钻进了台上所展现的遐想世界。我尤其喜好莎翁的历史剧，在高中课余常将之与相应的历史著述拿来比对阅读，乐此不疲。但要等到大学本科，我的视线才从近代欧洲转向了中华帝国晚期的历史及其种种文艺文学中的演义。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我又接触到了中国的相声。我想掌握外语最枯燥乏味的事莫过于背习单词。透过学说相声，我便兴致盎然地克服了研习中文的单调难题。同时，我又意识到，传统的相声段子大都离不开戏曲的基本常识；要懂得其中的笑料包袱，其前提就是必须熟识大量的戏曲典故及舞台表演程式。从中可见当时的戏曲是民间文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从而决定从戏曲切入研究清朝的市民文化。
拙著综合了历史学界三个不同的研究方法与课题：戏曲史、都市史及社会性别史。如此综合意在将戏曲史置于更为广泛的社会历史进程与文化政治网络之中，以便窥视清代都市文化中显现出来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换言之，戏曲史是起点站而不是目的地。在叙述此段历史的过程中，戏曲史上的某些负面的现象，譬如权贵对伶人的鄙视压榨以及风月场对男童的欺凌剥削等，难免也会暴露出来。揭发这些戏曲史中的污泥浊水并非意图丑化中华戏曲，而是通过细辨明析让我们更多了解等级排序及社会性别的种种衍变关系。在多年钻研戏曲史的经历中，我有多次机会观摩当代戏曲演出，我也逐渐地迷上了中国戏曲。也许是由于我外来者的身份背景，在戏曲品味上，我并没什么偏好，无论是优雅动听的水磨调还是慷慨激扬的西皮二黄，甚或是高亢豪放的梆子腔，我全都喜好。我认为每个剧种都有其自身独特的魅力。如果读者觉察出书中有所偏袒，那是我记录下的当事人的偏好，而不是我在褒此贬彼。本人由衷希冀拙著中文版的发行可以抛砖引玉，引来中国学术前辈、各位专家的批评补正。若此，拙著则价有所值，本人也将获益、欣喜感激。
在探研撰写拙著的漫长岁月中，我受益于诸多专家学者，有前辈先生，也有年轻新秀，实在是数也数不清，在此恐怕只能简略列其一二。姜士彬（David Johnson）先生在西方中国史学界率先举起了以俗曲研究民间文化的大旗，我从而追随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中国史博士学位。在姜士彬、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奚如谷（Stephen H. West）等先生的栽培之下，我在伯克利完成了此书的雏形。之后，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及现任教职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又得助于各位同行的学识洞见。在北京，廖奔、刘彦君伉俪提供了大量的指导帮助，既滋养我中国戏曲学识的进展，又时常补养我中华膳食。路应昆先生（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副主任）及其慷慨热情的夫人廖小华也同样由老师、师母转而成为挚朋良友。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的几位负责人，尤其是刘效民、戴云以及吴秀慧老师，对图书馆所藏的宝贵手抄本资料皆了如指掌，并给予我无数次的指点及协助。当年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的毕玉玲女士协助我重新抄写了大量的原始戏曲钞本，没有她的协作，此书恐怕难以完成。著名相声笑星丁广泉师父为我提供许多上台表演与下入民间体验生活的机会。上列的种种协助已过十多年之久，但我依然记忆犹新。略改一句中华名言来说，涌泉之恩，恐怕只能滴水相报。
近两年来，朱星威硕士认真熟练地与我合作翻译英文原著，其中第一章的译文概念语汇又得助于罗宇晴女士及吴晓均博士的提议点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项目统筹宋荣欣，尤其是责任编辑李期耀精干高效，把关促成了译文书稿的一切出版流程。我的姐姐兼剧作家Lauren Goldman Marshall每每乐意与我畅谈戏剧与社会的关系，原英文书稿她也阅读了无数遍。师兄兼夫婿的郭琦涛与我已构筑起明清社会文化史的夫妻店。这十余年中，他已看阅原书及中文译本书稿多次，他的关怀鞭策又使此书更为完善。小儿没有促进译本的顺利完成，反而每每拉着我拼建乐高、念故事书、观看儿童剧等，但正因如此，他为我增添了许许多多的人生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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