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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昆曲大观》计六卷二百四十万字，真是洋洋大观的煌煌巨著。内中对精彩纷呈的昆曲世界有极为生动活泼的描绘，特别是写人记事，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中国昆剧大辞典》主编、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新雷
《昆曲大观》是一项为昆曲人立心、为中国百戏之师溯源、为世界文化遗产代表作招魂的宏大工程。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谢柏梁
《昆曲大观》把我们这一辈昆曲人，特别是我们老师的人品和艺品记录下来了。作者一边采访，一边就有人过世。实际上作者是用自己的精神抢救了历史。而这个历史全都是健在的昆曲人的口述，他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
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蔡正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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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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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大观前世今生》以浓墨淡彩泼洒出高雅经典的昆曲穿越时光六百年的画卷。悲欣交集、命运多舛的昆曲人，沧海桑田、由盛而衰的昆曲史，交织成气壮山河、缠绵悱恻的动人绝唱。作者还原了历史，描绘了现实，展示了昆曲600年博大精深的艺术和卓越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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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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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松1943年生于盐城农家，196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在江苏昆山工作三十六年，曾任昆山文联主席、苏州市文联副主席，2005年退休。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著述700余万字，出版有《杨守松文集》计十九卷。作品先后获奖九十余次，其中包括：江苏省人民政府个人文艺大奖（1992年）、中国作家协会优秀报告文学奖（1992年）、《人民文学》创刊45周年优秀报告文学奖（1994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改革开放30年全国30篇优秀报告文学奖（2008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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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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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你六百年
002等你六百年
021复活
041在劫难逃
059终于过节了
075昆曲入遗幕后
086始作俑者不言功
103我拿青春赌明天
118一个中心
135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153龙的传人
风雅大师
173风雅大师
191两个聋子的对话
207大武生活关公
221好声音与活皇帝
237满庭花雨 姹紫嫣红
254高处不胜寒
271孤独为艺术发酵
285张充和的昆曲之路
305昆虫追梦八十年
321异国他乡有知音
盛世元音
335昆大班传奇之源
350何谓学者
367江南昆曲老名士
379不须自冻阳春雪
399昆曲遇见小人物
415又见玉山雅集
430大美昆曲 美从何来
449故乡的人和事
469昆曲小镇 盛世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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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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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退休后，经过大约两年的思考和准备，开始了我的昆曲之路。
选择这条道路，使我遭遇了几近残酷的考验，不仅面临经费问题，更主要的是，这对我而言几乎是完全陌生的领域。所幸，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打下的底子，在社会上风吹雨打的诸多经历，还有在昆山之路所体验到的经济背后的政治和文化的经验，成就了我的选择。
不久后,《昆曲之路》悄然问世。其间，吴新雷老师给了我专业的指导和审定。之后，作为过渡，又写了《昆虫小语》。接着，《大美昆曲》如期推出。
起初，这些作品是对伪文化的一种反抗，但我很快意识到，身上还肩负着一种责任。于是我开始酝酿和计划《昆曲大观》的写作。这不仅是一个项目，还是一个工程。一个人去做，有些冒险，或者不自量力。但总有一种精神在支撑、在牵引，让我只能不惜一切也不顾一切地往前走，孤单、寂寞地往前走。
十年来，我采访了数百位昆曲人，大部分是七十岁以上的艺术家，尽可能详尽地记述他们的老师、他们的足迹、他们的心声。只是可惜还是晚了点，有的好不容易联系到地址已经过世（朱世藕）；有的飞越大洋赶过去，却已经不能言语（张充和）；有的采访到了但已经垂垂老矣，说不出太多故事
不仅遗憾，更多的是难受：自采访以来，倪传钺、洛地、范继信、吕传洪、姚继荪相继去世；有的采访后便得知患了癌症；有的突然中风不能言语
或悲或喜，五味杂陈。所幸还抢了一点，写了一点。
《昆曲大观》全书共六卷，大体布局如下：
第一卷前世今生，在《昆曲之路》和《大美昆曲》的基础上做了修改和补充，从纵横两条线着手，主要写的是1921年传习所建立以后，昆曲的起起落落和现当代海内外的昆曲状况，尽可能选取方方面面、角度不一的代表人物，同时，相关的专家、领导、源头以及争鸣等，也做了力所能及的概述。
第二卷玉山曲话，主要将第一卷因体例原因难以收入的昆曲资料,以短文的形式写出。
第三卷至第六卷为名家访谈，主要以七十岁以上的昆曲艺术家为采访对象，将我对他们的采访对话整理留存。这几卷均按照生旦净末丑的顺序排列，前后则按辈分排列。同时，也保留了对昆曲专家、学者、曲家和其他重要相关人员的采访。为避免重复，在第一卷中作为代表写到的人物,访谈部分从略。由于访谈中涉及的内容太多，只能删节部分，但尽可能保留被访者的基本观点，观点相左者，也保留各自的陈述。访谈文字稿大多由被访者审阅过，但由于种种原因，也有部分被访者未能审阅，只能根据当时的采访录音整理，若有不妥，还请见谅。
访谈的原始录音和部分录像、图片，将另行制作，少量留存；相关评论及作者的昆曲日记，作为《昆曲大观》的参考资料也将结集出版。
我清楚，这样的访谈，感兴趣的可能不多，或者很少。众声喧哗，未必有几个人注意寂寞的行者。但是寂寞本就不是为了喧哗。选择寂寞，为的是留给后人声音，留给后人财富。
一辈子的寻找与守望。真实不虚，俯仰无愧！
十年来，苏州当地乃至文化部和中国作协，给了我很多支持。尤其是苏州宣传部和文联，他们知人识人一以贯之的态度让我温暖。我寄寓的昆曲源头巴城镇的领导和村民，还有家人、朋友、工作室同事和昆山的甲乙丙丁们,给了我有力支撑。2015年以来，昆山的领导给予了可贵的支持
感谢昆曲，感恩所有。
杨守松
2016年12月
上篇
等你六百年
等你六百年
中国的昆曲在明清之际曾经辉煌了二百年之久。
大约在六百多年前的元朝末年，昆曲最早发源于江苏昆山傀儡湖、阳澄湖交接的正仪（今属巴城）一带，它起初的名称叫昆山腔。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杭州腔、昆山腔是元明南戏五大声腔，如今前四种声腔已经失传。明代中叶（正德、嘉靖年间），魏良辅十年不下楼，对昆山腔进行了改革，融南北曲为一体，此后称为昆曲。
根据史料记载，明万历至清乾嘉年间，是昆曲在中国最为辉煌的盛世。这期间，昆曲北上，逐渐取代了北曲，在京城迅速流传、风靡，并且从明朝一直延续到清朝中期。万历年间，以苏州为中心，向全国拓展，流转大江南北，至于南方闽粤，直达西部边陲。
陆庭《昆剧演出史稿》说，明神宗万历一朝五十年中（1573-1620），苏州、南京和扬州是昆曲的三个中心。
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说，明中叶，扬州便流行余姚腔、弋阳腔、海盐腔、昆山腔，而魏良辅改造后的昆山腔逐渐显示它的婉转流丽，加之梁辰鱼的《浣纱记》横空出世，昆山腔成为主流已成定势。扬州的文人一见钟情，无论得势或者失意，往往在昆曲中浸淫。
昆曲的流传，必定要和本土文化融合。昆曲到了温州，就吃野草，成为草昆；到郴州到四川，就吃辣椒，成为湘昆、川昆；到北京，吼西北风，成为北昆昆曲（所谓大曲）到扬州，就和扬州的民歌小调（所谓小唱）结合，汲取营养，成为扬昆。至今活跃在昆曲中的扬州白，便是一个明显的见证。
明亡清始，饱受屠城之祸的扬州，因据南北水运要冲，经济命脉的独特优势使之迅速恢复元气，盐商巨贾渐次聚集扬州。他们附庸风雅，一掷千金，或者高薪聘请曲师教唱，以显其地位尊贵，或者蓄养家班，其阵容之强大，几乎囊括所有的大腕明星。
盐商的兴起和文人的喜好，使得昆曲在扬州迅速发展。扬州所辖泰州、高邮，也出现了许多昆曲家班。家班首推俞锦泉家女昆部，粉白黛绿不知数，俞君声伎甲江南！千秋风雅，彻夜娇歌（冒襄语）。
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而且分工派段，恭设香亭。奏乐演戏，迎銮于此。
文人士大夫和盐商的推崇，使得民间的昆曲清唱成为时尚。天启、崇祯年间，扬州妓女和秦淮八艳差不多，也以习唱昆曲为身价，市民们亦以歌曲为荣耀，还在关帝庙、熙春台斗曲，其情其景，和苏州虎丘曲会类似。
扬州的昆曲，在郑板桥《扬州》一诗中有十分形象的描述：画舫乘春破晓烟，满城丝管拂榆钱。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
还要指出的是，汤显祖的老师罗汝芳，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三传弟子，泰州学派后期重要人物达观和尚与汤显祖心有灵犀，汤翁的佛号寸虚就是达观所赐。《玉茗堂集》中有两首诗留下汤翁在泰州的足迹。
孔尚任和泰州更是难分难解，《桃花扇》之修改、首演与完善，都在泰州完成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以印证陆庭关于扬州为全国昆曲三个中心之一的说法。张岱《陶庵梦忆》说，杭州余蕴叔家班有一次演出时，万余人齐声呐喊！而苏州枫桥场神庙的职业昆班的演出，四方观者数十万人。难怪陆文衡在《啬庵随笔》中说是通国若狂，可见，时人对昆曲的追捧，远比现在的追星族还要疯狂！
明万历年间温州人姜准所著《歧海琐谈》说：每岁元夕后戏剧盛行，虽延过酷暑，勿为少辍。如府有禁，则托为禳灾、赛祷且戏剧之举，续必再三，附近之区，罢市废业，其延姻戚至家看阅，动经旬日
清人劳大与《瓯江逸记》说：温州向多倡家其俗最好演戏。或于街市，或于寺庙庵观，妇女如云，搭台纵观，终日不倦。
明万历初，有吴县人朱裳到郴州游幕，连他家的苍头都会唱昆曲，冬天下雪，他约了同僚好友，在离郴州不远的万花岩山洞口大唱昆曲。
湖南人在外地做官，也把昆曲带回家。清同治年间，陈士杰任江苏按察使回乡，多次邀请江浙昆曲艺人到桂阳演戏。
在桂阳八个民间宗祠戏台题壁上，发现上演的剧目就有一百四十六个，其中不同剧目一百一十九个！1974年，临武县香花公社甘溪坪大队的草台上，发现有用化妆粉写的宣统二年，胜昆文秀班在此连演十六天的记载。甘溪坪是个只有一百多户的村庄，昆曲戏班能演十六天，可见昆曲深入民众的程度。
乾隆二十一年（1756）8月17日，山西各地秀才到太原省试后，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曲子大会，与会者几五百人。在比较偏远的省份，众多秀才汇聚一起唱曲，可见昆曲的影响范围之广。
东风西渐，俗登庙堂。一时间，皇帝老儿也都上了瘾，康熙对做昆笛用的竹子都亲自过问，可见其喜欢、重视到了何等地步！康熙五下江南，两次有昆曲供奉，直至迷到岂可一日少闲？乾隆五十五年八十大寿，皇太后六十岁、八十岁生日庆典，都调集大批南方伶人进京演出，其规模其声势，可谓空前绝后。乾隆六下江南，初次巡幸，因喜昆曲，回銮日，即带回江南昆班中男女角色多名，在景山内垣的住处有一百多间，人称苏州巷，足见皇帝喜好之极，皇家梨园之盛。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公贵族、豪门内府、文人雅士，作为一种身份的标志，皆以欣赏昆曲为荣。
随之，一大批职业昆班如雨后春笋出现，苏州一带就有数千专业演员！他们大多在专业的戏班，也有在家班，多靠演出昆曲为业。这样的戏班、家班，北京、天津、苏州、杭州、扬州、上海，直至湖南、广西、山西星罗棋布。演出多，明星多，捧场的追星的不计其数，大画家大书法家文徵明，可以一个月不洗脚不沐浴，却对昆曲痴迷，往往从早上一直听到晚上，是个典型的昆虫！
来自歌剧之乡的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在他的《中国札记》中，不仅惊叹于中国的经济殷实富裕，而且亲身感受了昆曲在中国人生活中的无可取代的地位。他写道：这个民族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这个国家有很多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戏班的旅程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凡盛大宴会都要雇佣这些戏班，客人们一边吃喝一边看戏，十分惬意，以至宴会有时要长达十个小时，戏也一出接一出演下去，直到宴会结束。
正是在这样丰厚的土壤中，产生了一大批戏剧作家，出现了数以千计的昆曲剧本。沈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
根据《中国昆剧大辞典》副主编之一顾聆森先生的研究，沈璟（1553-1610）生于吴江松陵镇。万历二年（1574）进士，历任兵部职方司主事、礼部员外郎、吏部稽勋司、考功司、验封司员外郎、光禄寺丞等职。他在光禄寺丞位上称病辞官，自此隐居在家整整二十年，埋头曲学理论研究与场上实践，生平创作传奇十七种，全称《属玉堂传奇》，传世有七种。
沈璟认为，高雅的昆曲与新兴的市民阶层有着较大的审美距离，于是打出本色论的旗帜，为市民代言。他提倡昆曲语言应回归生活，通俗易懂。但在同时，他又倡导音律，编著《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以确保魏良辅所创的水磨腔在流播过程中的正宗性。沈璟理论为众多曲家所推崇，在明代曲坛形成了一个曲学流派即吴江派。
沈璟的观点受到汤显祖的质疑，汤的剧作崇尚高雅，强调意、趣、神、色；认为音律应该让位于作品的立意和俊词妙辞。于是在明代曲坛发生了著名的学术争鸣，史称汤沈之争。争鸣最终趋于折中，吴江派重要成员王骥德主张词与法两擅其极。吕天成也提出守词隐先生之矩矱，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的双美之论。
沈璟的贡献在于：由他倡导的本色运动引导昆曲走出贵族厅堂而进入市民草台，造成民间职业昆曲戏班的大发展，从而使这一剧种走向全国，成为全国性大剧种。其音律理论又使昆曲在广泛传播的过程中不失昆曲的正宗韵味，为雅俗共赏的吴门曲派奠定了基础。
无疑，昆曲辉煌的二百年间，最为杰出的人物是汤显祖。以《牡丹亭》为代表的临川四梦，上承西厢，下启红楼，成为中国戏剧史上与关汉卿、王实甫等巨擘相比肩的伟大剧作家，而从文学、美学和哲学思想的高度和深度上说，则与同时期的莎士比亚遥相对应，堪称东西方的双璧。
汤显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成百上千的剧作家中涌现出来的佼佼者，他是千万昆曲迷所呼唤出来的大作家，也是中国封建体制下逼酿出来的愤世嫉俗追求爱情自由和精神释放的叛逆英雄。
昆曲最为兴盛的时候是乾隆年间，仅在苏州就有大小四十七个剧团，每天都有昆曲演出。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每家每户都会唱收拾起不提防两句昆曲唱段）。昆曲的盛行，已经到了不分朝代不分民族不分贵贱的地步。《红楼梦》里有多次演剧活动的描写，绝大多数是昆曲。特别是康熙年间，《长生殿》和《桃花扇》的演出，京城朝野和富商云集的扬州争相观看，其轰动性的效应，绝不亚于当今任何一次明星大腕的演出。
清人曹去晶于雍正八年（1730）在《姑妄言》中写道：你道这好儿子不送去念书，反倒送去学戏，是何缘故？但他这昆山地方，十户之中有四五家学戏。以此为永业就是不学戏的人家，无论男女大小，没有一个不会哼几句，即如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是一个道理。故此天下皆称为昆腔。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延续二百年的苏州虎丘山中秋曲会。
一年一度，年年盛会！中秋月圆，苏州曲会。倾城阖户，靓妆丽服。家家门户开，户户倾巢出，小巷人如潺潺流水，大街满似潮水奔湍。市民从四面八方会聚，歌手从大江南北赶来。对此，明代文学家张岱在《陶庵梦忆》一书中有生动详尽的记载：
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请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鹤涧、剑池、申文定祠，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
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更定，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蹲踏和锣丝竹肉声，不辨拍煞。
无须再多的描述，苏州曲会的壮观场面已经跃然纸上！
万人云集。他们都是观众，又都是演员，歌手与曲友，明星与百姓，王公贵族与士农工商，上流君子与三教九流，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全都是虎丘曲会的参与者。
万人齐唱。他们同度一支曲，同唱昆山腔，动地翻天，雷轰鼎沸，那气氛，那声势，那秋风浩荡气势磅礴声震寰宇的壮观场面啊！
几百年前的苏州曲会，是民间自发形成的节日，令今人难以想象的是，封建时代的民间曲会，竟能组织起如此宏大的场面，至少，比现在超男超女的选秀大赛还要火爆！
其实，苏州曲会就是地道的选秀大赛。因为所有的歌者，都是经过筛选的，层层过关，逐次减少，再经过半决赛、决赛，冠军产生了，状元登台亮相了，千人石上万众欢呼，生公台下山呼海啸，虎丘的树为之颤抖，虎丘的塔为之倾斜，剑池的水为之震荡干将欢呼，莫邪剑啸，一对狂热的追星族！
接下来，张岱对人渐散去的情景有更为绝妙的描述。普罗大众的狂欢让千万人享受了昆曲的饕餮大餐之后，那些名士曲友、士夫眷属，意犹未尽，继续曲会：
更深，人渐散去，士夫眷属皆下船水嬉，席席征歌，人人献技，南北杂之，管弦迭奏，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
二鼓人静，悉屏管弦，洞箫一缕，哀涩清绵，与肉相引，尚存三四，迭更为之。
三鼓，月孤气肃，人皆寂阒，不杂蚊虻。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然此时雁比而坐者，犹存百十人焉。使非苏州，焉讨识者！
夜深人静曲不散，万籁无声胜有声。如此天籁之音，如此知音识者！
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只有明朝闻！明朝那些事，包括昆曲歌者的超凡脱俗与高雅圣洁，以及全民参与的疯狂程度，我们能了解多少？
那年那月，没有参加过苏州虎丘曲会的歌者是没有地位的，是被人瞧不起的，是不会被曲界承认的。而一旦在虎丘曲会拿到了名次，身价立刻看涨
昆曲的盛世，成就了中国文学和艺术史上一个堪与唐诗宋词和明清小说并驾齐驱的戏剧的辉煌。是自然和社会的规律，还是政治或者经济的演变，或者就是常说的物极必反？昆曲在产生、发展直至辉煌到万众齐颂的顶点之后，开始日渐式微。
前文说到，痴迷昆曲的并不限于文人雅士和达官贵人，平民百姓也曾对它追捧到痴狂的程度。然而，我们也可以想见，毕竟昆曲文词虽美却往往艰深难懂，音韵虽雅却节奏缓慢，还有就是往往用典过多，这对于下里巴人来说，的确是个问题。毕竟，欣赏昆曲离不开有钱、有闲、有文才。
这样，地方戏或杂以地方戏特色的其他剧种就趁势而入了。尽管，社会上一度把昆曲称作雅部，而将先后进京的地方戏一概轻蔑地统称花部，是乱弹，但是，乱弹的花部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与雅部的昆曲进行了诸如今天乡镇企业农村包围城市那样的顽强的搏斗。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争取观众，老百姓也越来越喜欢更加通俗甚至带点黄色的地方戏。
于是，皇帝不高兴了。乾隆五十年（1785），清廷颁发谕旨：北京只许演出昆、弋（北昆）雅部戏曲，其余花部诸腔一律禁止！
只许雅部放火，不许花部点灯！但 花部并没有因为皇帝的不喜欢就自生自灭，而是和雅部展开了拉锯战：你进我退，你走我来，禁而不止，封而不死，夹缝中求生存，一有机会，就长驱直入。
乾隆五十五年（1790）皇帝八旬万寿，宫中派人选调各地戏班进京献演，为皇帝祝寿，不知是忘记了清廷的谕旨，还是忽略了曾经的好恶，或者干脆就是普天同庆的恩德，扬州的三庆徽班浩荡进京演出了！不说一炮而红，但三庆演出的确非常受欢迎。于是四喜、春台、和春等徽班陆续进京。
四大徽班进京，引起了崇雅禁花者的强烈不满，他们上奏皇上，于是再一次掀起了对花部的声讨和镇压：嘉庆三年（1798）颁布上谕：乱弹、梆子、弦索、秦腔，声音既属淫靡，其所扮演者非狭亵，即怪诞悖乱之事，于风俗人情殊有关系。此等腔调虽起自秦皖，而各处辗转流传，即苏州、扬州向习昆腔，近有厌故喜新，皆以乱弹等腔为新奇可喜，专将素习昆腔抛弃，流风日下，不可不严行禁止。嗣后除昆弋两腔仍照旧准其演唱外，其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演唱。所有京城地方，严行饬禁；并传谕江苏、安徽巡抚，苏州织造，两淮盐政，一本严行查禁。
如此上谕，有点格杀勿论的味道，其严厉之态，不可谓不凶，然而，善于应变的徽班韬光养晦，收拾起徽调而改唱昆曲，所以照样生存活跃于京都街坊市民之中。
朱家（19142003）先生根据故宫档案资料指出：同治二年至五年，由平署批准成立，在北京演唱的戏班共有十七个，其中有八个纯昆腔班、两个昆弋班、两个秦腔班、两个琴腔班（其中包括四喜班）、三个未注明某种腔的班（其中包括三庆班）。各领班人所具甘结（旧时画押签字的字据，相当于现在的协议、合同）都完整存在。说明到同治年间，昆腔班仍占多数。光绪三年，各班领班人所具甘结也都存在。当时北京共有十三个戏班，其中有五个纯昆腔班，比同治年减少一些，但占总数三分之一强。据此可见，昆腔让位给乱弹的时间，不是乾隆嘉庆年间，也不是道光同治时期，而是很晚的光绪末年。
最终，随着封建皇权的衰落，上谕失去原先的作用，徽班重整旗鼓，恢复并发展了自己的优势，直至逐渐取代昆弋腔而成为京城的主流。
最高指示不管用，昆剧辉煌不再有！
在衰落过程中，昆剧的丰富营养却滋养了南北各个剧种，尤其是引发了京剧的形成，使其得以迅速发展。官方欣赏旨趣随之转移，慈禧太后也赶上了这个时髦，王公贵族察言观色，一概拥戴皮黄（京戏）。随着岁月的流逝，昆剧由祖师爷变成了小媳妇，恢宏的皇城几乎容不下昆剧的一隅之席。在南方，正宗的南曲仅存苏州一个全福班，甚至这个三十余人的江湖班也难以为继。
国家风雨飘摇，民族存亡未卜，全福班福不全，祸难却接二连三。根据桑毓喜先生的记述，民国九年（1920）初，应邀赴上海新舞台演出，全福班全力以赴，希冀在大上海能够起死回生，谁知观众寥寥，十余场后就草草收场！之后，为了重整气息，又煞费苦心，召集部分已经离开的名角返回充实阵容，还假借与已经报散十六年、原在上海声望很大的苏州著名昆班大章、大雅三班联合演出的名义，于上海天蟾舞台日夜公演，历时五十八天，连演九十场，确也轰动一时。只是很快遭到熟知内情观众的揭底，并在《申报》著文说，所谓三班合演者欺人语耳冀可以号召座客而已！事实上，这种借尸还魂、虚张声势之举，根本无法挽救气若游丝的昆曲的厄运。
翌年6月，在上海业余昆曲家包月秋、杨定甫等参股的鸣盛公司的支持下，全福班与上海小世界游乐场签约一年，经济盈亏均由鸣盛公司承担。两个月后，苏州创建了昆剧传习所，全福班的台柱沈月泉等人离班前往执教，骨干力量一走，小世界的演出再无精彩可言，加上演员大多年龄偏高，又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虽能上场，却往往力不从心，闭目静听，尚可迁就，若凝神细辨，尊范实不堪承教。生涯之不振，或即因是。
其间，上海最大的游乐场大世界扩建竣工，自民国十一年（1922）起，邀请全福班献艺。当时，在大世界的广告栏目中，以头条醒目位置介绍文全福班昆戏，但仅仅在八天以后，广告栏目就被群芳台取而代之
民国十一年旧历岁尾，与小世界合约期满，全福班悻悻回苏，适逢吴中曲友在长春巷全浙会馆会串三天，被邀约充任班底，此后即停止活动，名存实亡。民国十二年（1923）秋，全福班的演艺人员又重新聚拢，在全浙会馆演出，也许人们已经预感到这样的演出即将谢幕，一个辉煌的昆曲盛世已经日薄西山，甚至行将就木，所以，已入昆剧传习所的沈月泉、沈斌泉等名角也凛然参加。
尽管条件寒酸，凋敝凄惶，但也正因为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场凄然的绝唱，所以演员们全身心投入，演出特别的认真。倪传钺回忆说：大面尤顺卿穿双破鞋子，连里面穿的破袜子也露出来了。
就是在这样落拓凄惶的处境中，一个延续百年之久的著名昆曲老班全福班宣告解体，寿终正寝了！想想张岱的文章，那是作者人生里程中血与泪的凝结，是人生的梦忆，是心灵的梦忆，是悲哀的挽歌啊！
昆曲的挽歌不绝于耳，北方的荣庆班却在潇潇风雨中昂首进京了！刘静所著《韩世昌与北方昆曲》一书做了如下描述：
在河北众多的昆弋戏班中，高阳县河西村的荣庆班最负盛名，昆曲大王韩世昌正是荣庆班的领衔人物。
1918年初，荣庆社应北京天乐园的主持人、著名河北梆子演员梨园领袖田际云之邀，荣庆社社长王益友率众进京，在前门鲜鱼口的天乐园演出。
这时的荣庆班不仅有赫赫有名的韩世昌，更有陶显庭、侯益隆等昆弋名家。经过精心策划，第一天的开场戏是陶显庭的《醉打山门》，韩子峰的《巧连环》，张小发的《芦花荡》，陈荣会、侯益太的《饭店认子》，随后上演韩世昌的《费贞娥刺虎》，侯海云的《春香闹学》，压轴大戏是侯益隆和马凤彩的《通天犀》，整个阵容强大，文武昆弋兼备，演出效果出人意料，一炮打响。
从此，荣庆班在北京站稳脚跟，雄踞艺坛。
荣庆班的进京，不仅是北方昆曲的辉煌一幕，在整个昆曲的发展史上，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页。荣庆班在北京声誉鹊起的消息，很快传到上海。民国八年（1919），上海尤鸣卿特别约请韩世昌到上海演出。
韩世昌和荣庆班一众首次来到上海，在上海丹桂第一台戏院、三庆园等上演了他的代表作《游园》《惊梦》《佳期》《拷红》《思凡》《下山》，让整个上海震惊，上海报界一片赞誉之声，说韩世昌几乎与梅兰芳各坚壁垒，相持不下。《吴小如戏曲文集》一书中写道：韩年轻时曾大红大紫，与梅程二位大师一时有鼎足之势。当时迷程的观众被戏称为得了秋瘟，而醉心韩氏者被戏称为患了伤寒（寒韩谐音）。
荣庆班在上海唱了一个多月，南昆名家徐凌云、潘祥生、李翥冈等几乎每天都看戏捧场。曲友们更是兴奋欢聚，常常百八十人聚会招待韩世昌他们。无疑，荣庆班的演出，给奄奄一息的南昆注入了些许生机，尤其是刺激和激发了有识之士对拯救昆曲的急迫之心。对此，俞振飞有非常高的评价：荣庆社崛起在北方，给予南北昆界一个很大的刺激和推动。因此，促使南昆在全福班消歇以后，南方的有识之士也下了决心，创办了昆剧传习所。
1911年，辛亥革命，皇帝制度寿终正寝。十年以后，1921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在上海，中国共产党成立。在苏州，昆剧传习所成立。
一个是政治，一个是文化。政治的梦和文化的梦，不能相提并论，但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前者，就没有中国的今天；而如果没有后者，中国文化的一个经典符号，很可能就灭绝了，也许连进博物馆的资格都没有了！
昆曲的衰微，除了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原因外，其本身的曲高和寡也是一个不可不说的因素。曲学大师吴梅说：今之能歌昆曲者，百人中殆不满二三。即此二三人中，真能歌者，且鲜一见也。每况愈下，昆曲的式微已经是在劫难逃。
然而，昆曲命不该绝，昆曲如有神助！
就在昆曲苟延残喘、行将就木的时候，1921年初，棉花大王穆藕初等人发起、建立了昆剧保存社。名曰保存，可见其初衷也是出于无奈，至于能否保存以及究竟能保存到什么地步，恐怕发起者也是心里没底的，只是竭尽所能，为昆曲的保存做点实际的事情，比如，他们资助并推荐，由百代公司灌制了多张唱片，俞粟庐先生手书其唱片曲词、工尺谱，由穆藕初题字，印成《度曲一隅》传世，使得俞粟庐的唱曲声音保存至今。
嗣后，苏州的补园主人张紫东也坐不住了。苏州园林，乃中国私家园林的典范。每一座园林都有个文化意味十足的名字，诸如拙政园、沧浪亭等，都是可以品咂玩味的，那么，这个补园，又补从何来？或者，蕴含了什么玄机，以至于后来竟然补上了昆曲这大美一景！？
补园乃张履谦先生请吴门书画名家参与修建。文人造园，自是文园结合，园中有文，文在园中，处处都见出曲径通幽、一唱三叹的书卷气。这恰好与昆曲的韵味吻合。在补园，没有文化是感觉不了它的雅致的。没有文化，也就糟蹋了补园。所以主人请了家教，为他的子女补上国学课，琴棋书画，唐诗宋词，还有昆曲。并专门延请了定居在苏州范庄前义巷的曲家俞粟庐为昆曲老师。于是苏州文人名士，多随之来到补园学曲，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曲学大师的吴梅和昆曲大师俞振飞！
正是在补园的艺术熏陶下，张紫东对昆曲产生了敬畏之心。
这位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不仅传统学识渊博，而且对于新文化也很热衷，他的书房里除了《资治通鉴》等古籍外，还有梁启超和鲁迅的书，甚至还订了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张紫东是个戏曲迷，年轻时随父进京，晚上常去戏院、堂会，看遍京剧名角的表演，他后来投身昆曲艺术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辛亥革命后，张紫东回到苏州，成为士绅。同时，也成了著名的曲家。先后习老生、老外。后来又向全福班艺人沈锡卿、沈月泉、吴义生学身段、台步，悉心钻研，终成气候，被曲友称为吴中老生第一人。
迷恋昆曲，却又见昆曲日渐式微。张紫东心里非常焦虑，常和曲友说起，其中就有毕业于北京高等工业学校的贝晋眉，东吴大学的肄业生徐镜清，他们对昆曲有着同样的爱好和忧虑，于是共同发起，在禊集、道和曲社的基础上，齐集民间资力，创办一个以培养昆剧演员为宗旨的学堂式科班，定名为昆剧传习所。为了创办传习所，张紫东、贝晋眉、徐镜清三人邀约了地方上有名望和热爱昆曲的汪鼎丞、孙咏雩、吴梅、李式安、潘振霄、吴粹伦、徐印若、叶柳村、陈冠三等人，组成十二人的董事会，其中十人各赞助一百元，合资共千元，作为开班的启动资金。
选址在苏州城北，桃花坞西大营门五亩园，这里原来是私家花园，历经变更，久已荒芜，时为轮香局善堂，做寄放灵柩之用，因此花费较少。经过协商，从殡舍中腾出十多间，租赁给传习所作为教室、宿舍和食堂。董事会成员、道和曲社社长汪鼎丞题写了传习所匾额。
1921年8月，昆剧传习所正式挂牌开班。招收学员的告示贴出后，由于艺人地位不高，报名的很少，所以由熟悉的曲友介绍的居多。规定学员年龄在九至十四岁之间，全福班著名艺人大先生沈月泉是主考。期间，和张紫东等曲家过从甚密的穆藕初，对昆曲的衰颓表现了同样的关注。昆剧传习所成立不久，因为资金拮据等原因面临困境，穆藕初得知，为了昆曲的传承与香火的延续，他毫不犹豫，慷慨解囊，出资支持。1922年，传习所原计划招收三十名学员，穆藕初全面接手后，扩招为五十名。规定试学半年，确认有培养前途的，才写关书（契约）正式学戏。学三年，演两年，五年满师。这些学员中，有四十四人取得传字辈艺名。
正是这四十四名传字辈艺人，学会了昆曲六百个折子戏，将大美昆曲的血脉传到了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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