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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狂风过后》是首部席卷全美的独立出版作品。是1996年珠峰山难幸存者时隔17年，根据真实回忆再现灾难情境的纪实类小说。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真实、原生态的故事。当死亡来临时，一场生与死的较量以及对生命的叩问赤裸裸地展现在每一个人面前。
《狂风过后》一书先后获得了九项美国图书大奖。
本杰明.富兰克林图书非虚构类金奖
《前瞻》杂志年度探险类书籍铜奖
纽约图书节年度传记类图书特等奖
美国国家探险和传记类独立优秀图书奖
《开架图书》杂志独立出版图书奖
被美国图书协会评论为：令人注目的感动佳作！
作者洛.卡西希克是一名满怀热情登山者，攀登过包括珠穆朗玛峰在内的大大小小上百座山峰，足迹跨越七大洲，出版的《狂风过后》被国际登山协会认证向导吉安.帕维莱德认为是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非常棒的参考。
好莱坞电影《绝命海拔》《进入空气稀薄地带》等相关纪录片均由此灾难事情改编拍摄。生命在自然灾难面前显得无比渺小和脆弱，只要你挺过来，不被困难打倒，努力突破极限，挑战自己，抱着梦想拼搏下去，就值得所有人尊敬。作者洛.卡西希克通过本书告诉我们：在经历死亡时，爱能给我们活下去的勇气与希望。《狂风过后》是首部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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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96年春，洛.卡西希克（Luo Kasischke）加入了著名登山者罗布.霍尔（Rob Hall）的珠峰探险队。与妻子告别时，洛下定决心面对来自山石、冰雪、雪崩与极高海拔攀登对生理和心理的挑战。
然而洛没有意识到，这一次他们站在了人间地狱的入口，情况在他们即将到达珠峰*时完全失控了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妻子的爱能给卡西希克什么样的力量呢？珠穆朗玛峰的寒风一点点侵蚀着我的生命，心中对她的牵挂，带我踏上了回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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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洛.卡西希克（Lou Kasischke），美国作家，他对山脉和高山耐力运动的持久的爱，令他的足迹遍布了全世界七个大洲的许多偏远地区。
洛的教育包括商业学士学位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洛对风险，风险评估，以及承担和管理风险的概念着迷。对于以财务分析和法律为中心的职业，他也成为注册会计师，并获得了高级法学硕士学位。
这部分洛的生活是他几十年狂热登山生涯的自然延伸。这也解释了他的观点和重要的目的，导致他仔细检查，分析和解释珠穆朗玛悲剧的经验，从事实出发，而不是耸人听闻和不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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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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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1 正午的进退两难
2 请示和批准的仪式
3 我能亲口讲述的故事
4 最后的晚餐
5 加德满都，1995
6 进入昆布地区
7 大本营，17500 英尺
8 领队团
9 大环境
10 昆布冰瀑
11 同一天冲顶的决定
12 家中的桑迪，5月4日
13 天亮以前
14 洛子峰
15 煎熬
16 缓慢死亡
17 南山口
18 最高营地的抉择
19 南山口之上
20 平台区
21 山脊之上
22 我能做到
23 狂风过后
24 消耗日光
25 时间耗尽
26 一小时以后
27 擦肩而过，消失云端
28 家中的桑迪，5月10日
29 因光致盲
30 步入黑暗
31 或死或失踪
32 一日结束，5月11日
33 绝望深处
34 疯狂逃离
35 死而复生之人
36 泪眼婆娑
37 家中的桑迪，5月13日
38 傍晚的哀悼
39 障碍
40 回家之路
41 回家，5月18日
42 最后的攀登
关于作者及登山经历
与作者洛.卡西希克的对话
主要出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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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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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5月10日中午时分，珠峰顶峰附近，有些事出了错。有人幸运地活了下来，有人却再也没能回来。那是因为攀登珠穆朗玛峰时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山难。 1
当时我就在那儿。我是由罗布.霍尔担任领队的新西兰探险队的成员之一。这是一个关于我如何幸存下来的故事。
在那个命运攸关的日子里，首先出错的是，从上午持续到中午，人们在南顶峰损失了宝贵的时间，而正是时间的损失及其连带效应将人们带进了之后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午之前还没有生存与死亡的珠峰故事；中午之后所发生的就是你听到的那个故事。
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写于1997年至1998年。我当时写下自己的记录有两个原因：一是那场灾难事件确实非常复杂，对我个人来说，这个经历中也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我想记录下那些事件来证实我对事件的理解、想法与反思。我知道当时到底哪儿出错了，因为我就在那儿。对于不在场的人们来说，事后的报道就像被迷雾层层笼罩的事实，让人无法正确辨识真相。
我的观点和分析与当时多数书籍、报道有所不同，在对不同事情重要性的理解上尤其如此。那些适合拿来讲故事，但实际并不重要的事情，被说得太多了。
那场灾难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回答它的人。没有人知道全部事实，有些真相也许已永世封存。
在宏大的历史事件之中，我个人的珠峰攀登故事，事关我在那里的经历，一次与恐惧为伴的经历。但我的故事并不止于此，它不仅讲述了当时哪里出了错，更讲述了哪里做得对我如何活了下来，或者说为什么我能活下来。
写作完成以后，我决定不向公众发表，而是将它与其他书稿一起束之高阁。
1996 年出发前往尼泊尔准备攀登珠峰的时候，我以为这不过就是离家两个月的事儿，之后我会回归正常生活，就像以往任何一次登山一样。登顶的照片最后会慢慢积满灰尘，记忆也会随时间慢慢淡去。攀登珠峰的经历会像其他经历一样，变成过去。然而，事实是那一次攀登并没有随时间消散，而是在此后的 17 年里影响着我的每一天。那个我曾身处其中的故事从未完结。
1996 年，我差一点就极其自私地、不顾一切地死在了珠穆朗玛峰上。2011 年，我的妻子桑迪身患重病。我们结婚 46 年，相爱 47 年。回想 1996年5月10日那一天中午的关键时刻，正是桑迪的爱挽救了我的性命。当我需要内心的力量时，她就是力量的源泉。这正是我要在书中讲述的个人故事。
人生总有起起伏伏，桑迪现在需要我。一想到我曾差一点就无法回来，今天也无法陪伴她，我就后怕。如今我也愿意去相信，我对桑迪的爱会成为她战胜病魔的内在力量。
我选择现在出版这本书，主要是想表达我对桑迪的爱和感激。这些年我经常跟人讲述我在珠峰上的经历，很多人都很关心桑迪在这个故事中所起的作用。我公布这些内容之最大的希望，也是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让读者从故事中理解桑迪对我的意义。
当我拂去书稿上的灰尘，重新阅读许多年前写下的文字，我摘除了一些不再想叙述的事情，以及那些不该由我来讲述的事情；转而加入了近年来对我有重大意义的个人故事。
我有两个故事要讲：
一个故事关乎我在那里的经历冲顶日中午面临的严峻形势，之后在狂风、寒冷、缺氧中度过的一晚梦魇，事情糟糕得离谱，以及在我身边垂死的人们。
另一个则是一个关于我在狂风过后、靠近顶峰时在寂静中听到的声音的故事，一个关于心声的故事，一个爱的故事，一个我如何幸存下来的故事。
1
正午的进退两难
5月10日，接近正午，珠穆朗玛峰顶峰附近，我大口地喘着气。
每前进一步都要呼吸四到五次，如此反复，再反复。
四到五次呼息、调整负重、调整步伐。就这样不停反复。周围冰冷干燥的空气像一团冷焰，自内而外地灼烧着我。四到五次喘息、调整负重、调整步伐。我的手指已经泛白僵硬，冻伤了。
我想喝水，特别特别想喝水。可是我的水壶已经冻上了，里面是铁石般的冰块。我所有的只有冻伤、缺水、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强风、脱水、营养不良，还有极其稀薄的空气。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强大而纯粹的意志力支持着我继续前进。呼、吸、呼、吸、大喘、调整负重、调整步伐。前面的路越来越陡峭。
我已经远在云层之上，距离云层大约有六英里远。此刻我脚下的狭长山脊距离世界最高峰的垂直距离只有400英尺（约122米） 。雪片像浪花一样拍打在我身上，风声像低空飞行的喷气式飞机一样发出轰鸣。一场恐怖的风暴自下方慢慢沸腾。
经过强忍极寒与缺氧，在岩石冰雪上攀爬的数周，我知道我已接近顶峰。这一天13个小时艰苦的生理和精神折磨已成为过去，现在我只想到达那个至高点。顶峰近在咫尺。四到五次呼吸、调整负重、调整步伐。我离那个梦寐以求的顶峰只有400英尺了，那就是珠穆朗玛峰的峰顶。四到五次呼吸、调整负重、调整步伐、集中精力。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
一步、一步、再一步每一步，我都在以微弱的力量征服伟大的存在珠穆朗玛峰。只要能征服顶峰，我什么都不在乎。而我离她只有一步之遥。
我觉察到前面的登山者们慢了下来，一开始我并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我看了一下手表，时间已经接近正午。
正午？怎么可能这么晚了？我们的领队罗布霍尔原计划在正午时分从顶峰返回营地。出问题了吗？
我努力让自己镇定，但脑子里却飞快地闪过一丝不祥的念头。我感到自己孤立无援，没有任何人可以交谈，此刻我唯一能听到的就是风声，还有自己的呼吸声。我抬头向上看了看，那些在我前面的登山者们还在继续向上攀爬。我意识到情况不妙，因为时间已经大大晚于预期了。
我决定不去介意，时间晚一点算什么，在那一刻这根本不重要。这里是珠穆朗玛峰。超过预期折返的安全时间算什么，在那一刻这根本不重要。就算知道要摸黑下山我也不在乎。我只在乎登上顶峰，况且只差一点就到了。其他人还在继续向前，如果他们能做到，我也一定能做到。此刻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
在那里本已很高的风险现在已飙升至远超疯狂的程度。这点我也清楚。可是，我已如此接近，我可以登上顶峰。我想继续向上攀登，我必须继续向上攀登。但是，太晚了，已经没有时间了。
冻伤的手指怎么办？无所谓。前进，继续前进。其他人还在向前走，我也一样。我可以做到。对于攀登者来说，只有一件事比没有到达顶峰更让人汗颜，那就是：别人做到了，而你没有做到。
我清理掉脸上的冰霜，以便能多呼吸一点海平面六英里 上空那少得可怜的氧气。我低下头，大口呼吸着，继续攀登。四到五次呼吸，调整步伐，一步接着一步。我能听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声音就是我一定能做到！
然后，神奇的事发生了。
一股隐形的力量控制住了我，我把冰镐插进面前的雪地里，双膝跪地，双手紧握冰镐，耳中只有我的心跳声，周围一切平静，死一般的寂静。
狂风过后，除了纯粹的寂静，我不知道自己将听到什么，不过很快我就知道了。
片刻之后，我意识到攀登一座布满岩石和冰雪的大山，健壮的身体和坚强的意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到底是什么让你有勇气克服困难获得成功，到底是什么让你在艰难的选择面前做出正确的决定。我准备好应对这一挑战了吗？
几个小时后，我在艰难地与死神搏斗；几个小时后，其他人正在慢慢死去。
几年后，我在艰难地领悟当初的经历；几年后，我想要忘却；几年后，我永远都无法忘却。
如今，我要感恩。
2
请示和批准的仪式
我的妻子桑迪总在抱怨她是最后一个知道我将要攀登哪一座山峰的人。其实不然，我母亲才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不过我的工作助理迪伊（Dee）肯定是第一个知道消息的人。她在办公时会听到我跟登山好友们的通话，还会帮我向世界各地发送传真以为我安排出行和住宿。我特意选在工作时间做这些事，所以桑迪总是到最后一刻才知道我的安排，而且登山计划也常常因为一个队员行程的改变或问题的协调而随时变化或被取消。如果登山计划中的各个环节还未准备就绪，我通常不会向桑迪透露这个计划。我已有数十年的登山经验，所以我深知这一原则的重要性。
到1995年，我已经是个拥有多年登山经验的老手了。我攀登过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山峰，包括分布在六大洲上的最高峰。我总是蠢蠢欲动，计划着下一次的挑战。六月的一个下午，我让迪伊给著名的职业登山者罗布霍尔发了一封传真，罗布也是新西兰珠穆朗玛峰登山探险队的领队。迪伊看了我要发的消息，一句话也没说，但她看了我一眼后轻轻地点了点头，这已胜过任何言语。因为迪伊知道，这一次我家里的一关可不好过。
我发给罗布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咨询：如果罗布正在组织一支登山队，且能取得尼泊尔政府对他们在1996年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许可，我希望加入这支登山队。我冲迪伊耸了耸肩、笑了笑，意思是我只是问问而已。
罗布是登山界公认的珠峰职业探险队中最优秀的领队。我认识他很多年了，我们曾在同一时期都在南极洲登山，我们也有些共同的登山好友；另外，我一直密切关注着他在1993年和1994年的珠峰登山活动。
我的传真只是个普通的咨询而已，谁知道罗布还会不会再去爬珠峰。对我来说，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念头也许很快就没了，这没什么，因为我还有很多其他山峰想要攀登。登上珠峰并不是我非得完成不可的梦想。如果罗布这儿能行得通，这确实是件值得去做的大事，但如果不行，也没什么。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不断地通信和通话，罗布告诉我他确实在组织一支登山队，也正在申请许可。我们就登山过程中的领导因素和具体的领队人选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这些对我是否会参与以及我之后到底能付出多少都甚为关键。最近的几次探险中，协助罗布的登山向导是来自美国的埃德维耶斯图尔斯（Ed Viesturs）和来自新西兰的盖伊科特（Guy Cotter）。此二人都是资深的喜马拉雅登山者和向导，他们拥有极高的声誉。在前几年与罗布配合带队的过程中，他们拥有最好的珠峰安全记录。对这些登山者来说，安全，而非冒险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就是我喜欢的那类领队。最后，我参与登山队的特殊条件（这些也是书面协议的一部分）就是领队团必须由霍尔、维耶斯图尔斯和科特组成。
通了这么多电话和信件，迪伊知道这件事是真的了。有好几次，她看着我，眼神仿佛在说：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你们家对这事会有什么反应。但在那之前，我不会让任何家人知道关于这件事的任何消息，尤其是桑迪。她没必要这么早知道。公布这消息需要技巧，时间是关键。我跟罗布说家里需要做些工作请示和批准。
我的大部分朋友都能理解作为一个登山者需要面对的竞技挑战。他们了解我热爱山峰以及和山峰相关的所有体育运动：滑雪、高山滑雪和登山。他们知道我曾是一名极限运动员，也特别能理解作为极限运动员所需要面对的身体和心理挑战。 他们能想象当我站在山顶眺望时，当云层在脚下飘浮而过时，是怎样一幅壮丽的景象。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些运动的危险性，严寒、艰苦的环境、困难、痛苦，所以他们经常会问：你是为了什么？他们说登山是反理性的，因为这违背人的基本求生意识。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我甚至同意，仅从理性的观点来看，登山是脑子有问题的人才做的事。但从个人情感的观点来看，登山带来的体验是如此完美，对他的选择完全是明摆着的。站在顶峰只是整个故事的一小部分，很多时候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我曾身处其中的那些登山故事，并不只有一个瞬间。在那些努力登顶的故事中，很多瞬间比登顶更有意义，更值得回忆。
登山故事中的主角通常是登山地点、山峰、被征服的历史、攀登中的严酷、需要克服的困难、美景、奇迹，以及人们完成梦想后深深的满足感。 有时候登山者也是主角：人们关心登山者之间的故事，以及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有时候人们也关心我们犯了什么错，我们如何应对突发状况，以及我们学到了什么经验。有时候人们关心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和现状。而那些最吸引人的则是各种特殊的值得永远怀念的时刻，比如跨过一条奔腾汹涌的大河，与当地居民一起坐在车顶，或者挂在车旁，或者和鸡鸭猪一起挤在车厢内横跨非洲大陆或者秘鲁高原。当然，还有那些我想忘掉的糟糕经历，那些我从不会告诉桑迪的故事。
尽管如此，我承认我的旅途随后就会被收入书架，顶峰也会被遗忘，照片或在墙上或在桌上积满灰尘，它们也许再也不会被重新翻看。那是一个伟大的故事，我曾深处其中。可地球并没有因此停止转动，别人也不会真的关心发生过什么，而珠穆朗玛峰也只不过是一块覆盖着积雪的大石。尽管如此， 我所经历的故事只属于我，它只在我内心鲜活地存在。渴求经历的愿望才是触动我下一次攀登的动力，无论下一次要经历的是什么。
对于我和罗布来说，珠穆朗玛峰只是一次尝试。但是为了这次尝试，我们还需要再完成一件事情，正如罗布需要获得尼泊尔政府的批准，正如攀登珠穆朗玛峰必须借助向导的协助，我也需要得到桑迪的许可。我深爱着桑迪，因此我得让她正确理解这个决定。毕竟，我们谈论的是珠穆朗玛峰，而非任何一座普通的山峰。
如果没有桑迪，我是无法攀登珠穆朗玛峰或者任何一座山峰的。我也不想去攀登。我不是那种为了获得登顶荣誉而牺牲婚姻关系的人。我知道很多登山者不顾婚姻的裂痕而一意孤行。那样的事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得到桑迪的支持并非只是得到她的同意，因为那远远不够。桑迪也许是最后一两个知道我登山计划的人，但她的支持永远是我决定是否攀登那座山峰，或者完成某个人生梦想时最重要的因素。
我们是在一次相亲舞会上认识的，那时桑迪是一名一年级教师。我对她一见钟情，所以我竭力表现自己。可是即便我的舞步翩翩，也没能引起她的注意。她过了很久才渐渐爱上我。1967年，在我的路德教牧师的见证之下，我们结为夫妇。我们有两个年纪相差不大的儿子：道格（Doug）和格雷格（Gregg）。我们是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家庭，和大部分普通家庭没什么区别。我和桑迪有很多共同点，但在一点上我们差异很大,我比较自我（尽管我经常意识不到），而桑迪则事事为他人着想，特别是为我着想。
婚后，桑迪一直做着一年级教师，她边工作边带孩子，家里几乎都是她一个人照顾的，而我则从早到晚地工作，还要上夜大。她从来没有抱怨过。她总是放弃自己的追求而成全我的理想，无论我的理想是什么。可是她的无条件支持只有一个例外：我的登山挑战。为了获得她对我登山追求的支持，我们有一套特殊的程序，我管它叫请示和批准的仪式。
经过几十年时间，我和桑迪之间慢慢演化出了一套我和她之间特有的请示和批准的仪式。我告诉她新的攀登计划，她会问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我已能倒背如流，但她就是知道该怎么抛出这些问题。你怎么能一下子离开我和孩子们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能不工作？接下来每隔几天就会有更多的问题，比如：如果我像你这样一走就是几个星期，还没办法联系，你会怎么想？这样对我公平吗？她想要答案，她会站在我面前，等我给她答案。桑迪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能告诉我，你这么辛苦训练，离开温暖的家，抛弃我和儿子对你的爱，到那么寒冷严酷的环境中，受那么大的苦去完成实际上毫无意义的挑战，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从未向桑迪坦诚过，很多次攀登过程中，面对无尽的痛苦和折磨，我都对自己说以后再也不登山了，当时我唯一所想的就是回家。然而，等回到家中几个星期后，我又会蠢蠢欲动。
这一套请示和批准流程通常需要四到六周。这个过程中，桑迪眼看着我的训练强度不断加大。但她还是会不断冒出新的问题。有时候是一个问题，有时候是几个问题，有时候问题是写在字条上的。如果你回不来了，我们该怎么办？桑迪说她宁可规划我死后的事，也比忍受我不在身边时的孤独强。她说，在我无止境的训练和攀登期间，孤独和无依无靠是她最煎熬的事。
珠穆朗玛峰！请示和批准流程。这是我在桑迪这儿遇到的最大挑战。迪伊知道这事的困难程度，从我和罗布开始计划登山时她的表情中就能看得出。这一次我怎么才能得到桑迪的支持呢？对其他的山峰，桑迪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但珠穆朗玛峰不同，她可是世界第一高峰。桑迪知道珠峰死亡区。这一次，我的策略是耐心地、循序渐进地、选择最佳时机告诉她。
一天早上，我在厨房看着报纸吃着早餐，阳光暖暖地从厨房的窗户照射进来，广播里正放着我们最喜欢的早间脱口秀节目。看起来这是个好时机。于是我开口说：嘿，还记得我在南极洲的时候跟你提过罗布霍尔这个人吗？我看报道说他在带领探险队攀登到接近珠穆朗玛峰顶时，竟然出于安全考虑放弃了登顶，折返回去了。这是个多么伟大的领队啊。很显然，这么说有点不自然。
桑迪说：那很好啊。就这么多。其实桑迪没落掉任何一点信息。她很清楚这一次摆在桌面上的是珠穆朗玛峰。请示和批准的仪式拉开了帷幕，一天天，一周周就这样过去了。你做决定的时候，对于那些依靠你的人，你的责任感哪儿去了？你有个得了老年痴呆症的母亲，还有个需要特殊照顾的弟弟，一个老婆，还有两个儿子。你就这样丢下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攀登那个所谓的什么世界最高峰？
这仪式中从未掺进过强烈的负面情绪。我们都很清楚，只要桑迪说不，那就不行。我想不出来有什么事是我未经桑迪同意就去做的。她心里清楚，我爱她胜过一切，从来都是。我心里也清楚，她对我有着同样的感情。如果在登山这件事上，分歧会让我们失去彼此，我们决不会固执己见。
终于有一天，桑迪说了这样的话：你知道我并不喜欢你这个主意，但是我不想置身事外，也不想错过你人生中的任何大事。我是爱你的，也想支持你的梦想，如果你坚持要去，那我们要一起经历。我会支持你，但有一个条件。然后她让我向她保证：1996年的这一次将是我唯一一次尝试攀登珠穆朗玛峰。她知道很多登山者要经过两到三次或者更多次才能成功登顶。罗布也是在第三次尝试的时候才成功的。桑迪说她不想再一次经历这样的挣扎。
我觉得这要求不过分，所以就答应了。我知道一次性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几率并不高，可是到达顶峰并不是攀登的主要目的。不过这一次确实与以往不同，这是桑迪有史以来第一次跟我提要求。
像以往一样，一旦请示和批准的仪式完成，桑迪的态度就会180度大转变。她十分清楚训练对我的重要性，所以她会帮助我做计划并协助我练习。如果没有桑迪，我不可能完成那样大强度的精神和身体负荷训练。
桑迪在协助我训练的时候还制定了些原则。密歇根州北部地区的冬季夜晚既寒冷又多风（温度通常在零下好几度）。我们住在一处陡峭的山崖上，远眺密歇根湖。强风常常卷携着湖水猛烈地拍打着岸边，大风也裹着雪花吹打着崖壁。温度最低、风最大的夜晚是训练的最佳时机，因为越是恶劣的天气越能锻炼技能，特别是在夜晚时分。我想在崖边安营扎寨，因为在强风中架设帐篷是一个很好的练习；然后仅凭一盏头灯（有时候为了加强训练效果还需要关闭头灯）练习烹煮冰水也能使我更好地掌握装备的使用。我很享受这个过程。桑迪也觉得这样有助于训练效果。但让她参与进来似乎有点不明智。
桑迪总喜欢跟人们讲起那个我在博因高地滑雪区训练的经历。经过一晚上的训练，第二天一早，她依照计划在滑雪区北侧山脚等我下山。她正在车里等着，一辆博因地区的巡山车停在她旁边，巡山员认识我，也知道我在山上做什么。他问桑迪要在那里等多久，并希望她不要等太久，因为山区发现了一只母熊和两只小熊出没。他还建议桑迪把这个危险情况通知我。结果桑迪对他说：我就待在这儿不动，别担心。作为登山者，洛总是说要靠自己，而且他接受训练就是为了能应付这些突发状况。我们等着瞧他是怎么对付这些熊的吧。
实际上，这些熊一看到我或者说一闻到我的气味就跑了。它们对我毫无兴趣，我对它们也一样。也许它们还怕我。可是，珠穆朗玛峰并不怕我。
3
我能亲口讲述的故事
桑迪的支持让我成了更具责任感，更重视安全的登山者。这不仅因为她在我训练中的小心翼翼和悉心照顾，更因为这是个承诺。这个承诺是登山这件事中我们和谐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个承诺源自几年前我登山生涯中期的一次事件。那时候我们正在南美洲攀登一座山峰，因为恶劣的天气情况，我和同伴们被困在最高处营地已有一周。大部分登山队考虑到不稳定的天气状况决定放弃登顶转而下山。最后，剩下的食物、燃料已经不容许我们再有任何犹豫和错误决定，在那种糟糕的天气情况下，我们队和另外一支探险队发起了登顶冲刺。在接近顶峰处，情况越来越危险（特别是强风和雪崩的危险），另一支队伍的登山者们开始下山。而我们则继续向山顶进发。后来在深雪和强风中下山的路途更加险峻。我们幸运地回到了山下，非常幸运。有两名队友被严重冻伤。回到营地后我们并没有庆祝成功登顶。相反，所有人都很沉默。
一周后，在附近村庄一家登山者们常去的酒吧里，我们碰上了登顶那天中途放弃的其他登山队的队员们。对话并不愉快，但意义却很深远。他们说我们那天一定是疯了，我们并不想承认这一点，而是逞强地回应说他们不够勇猛。
我知道他们是对的，错的是我们。当时我们做了错误的判断。我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登山队员能力强，我们从来没有与其他人竞赛。我们，只是太无知无畏了。那一天的确是疯了，我们并没有认真地做决定。每个人都在等其他人做出那个艰难的抉择。我们跨过了底线，幸运的是，两个严重冻伤的队友并没有落下终身残疾，而我们离终身遗憾只差一小步。其中一个人决定此生再不攀登。所以，你可以说我们最后成功了，但这个成功是付出了代价的。我从未对那次攀登感到骄傲，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安全返回，运气占了大部分因素。
我没有告诉桑迪那一次攀登过程发生了什么。我知道不能告诉她那些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想到我的朋友差一点因为冻伤失去十指，我心里就十分难受。事实上，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真实的经历。因为不能告诉其他人这些痛苦的记忆，所以我选择忘记那次攀登。那一次登顶没有带来任何的满足和自豪感。
南美之行两年后的一个晚上，我和朋友们在一家著名的餐厅用餐，席间我跟大家讲了那次登山的经历，包括我们后来碰到其他登山者时的对话。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因为喝了酒。桑迪也在场，她目瞪口呆地听完我讲的这个故事，起身走了出去；桑迪什么也没说，她也没必要说。我知道她怎么了，这让我很害怕。桑迪很生气，很受伤。我立刻追了出去，和她走了很久，聊了很久。
那些片段我至今难忘，因为那是我们生活中罕见的严肃的争吵。但那恰恰是我人生的一大幸运。它成为我们共同生活的关键。而且，事实证明，它也成为我从珠穆朗玛峰幸存的关键。当时桑迪是这样说的：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知道为什么，你不告诉我是因为你不敢说出你的不负责任和鲁莽行事。你不敢告诉我你的判断错误。但是，你却可以告诉朋友们这些事。你是怎么想的？我在你生命中算什么？我是不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我说过很多次，我支持你的攀登梦想是因为我希望成为你生命中每一次重要经历的一分子，我想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我们要一起经历包括登山那部分，就算是糟糕的登山经历。所以让我们把话说清楚，这事儿现在有两个问题：一是你没有告诉我；第二点，更重要的是，你没有告诉我的原因。我不是说你的冒险经历，而是你的鲁莽行为。
我想知道所有登山中发生的重要细节，你得告诉我所有的情况，包括好的和坏的情况，不许有隐瞒。我们一起生活的部分不允许有任何秘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你明白这其中的意义。无论是你生活中的什么事，特别是登山这样你要为错误付出高昂代价的事，我不希望看到鲁莽和不负责任的你。
其他登山队都折返了，你是不是对他们没有一丝敬意？你有没有跟他们讨论过为什么他们决定放弃？
我是自作自受。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对我今后的攀登生涯有什么意义。我不记得当时我对桑迪说了什么，也许就说了几句。那时候我们婚姻相处的原则是如果我错了，如果桑迪有把柄，我闭嘴听着就可以了。
那件事并没有立刻产生影响，我们又回到了日常的生活轨迹。但是桑迪却牢记于心。待到下一次登山计划请示和批准仪式的末尾，桑迪清楚地摆明了她的立场。
请不要丢下我一个人，尤其不要丢下一个心碎的我。如果要我继续支持你的登山梦想，如果要我继续成为你人生经历中的一分子，我需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我总听你跟别人说，攀登是为了经历并留下一个故事，我觉得你这只是为了给别人描绘一幅美好的画面。不过，如果那真是你每一次攀登的目的，我想你看着我的眼睛，答应我，你要经历并留下一个你能亲口讲述的故事。
经历并留下一个故事的意义变得不一样了。以前，它只关注我亲身经历或目睹的事情，但现在，经历并留下一个我能亲口讲述的故事，则更关注我所作所为的正确性，以及它们对我人生走向的决定作用。
当然，桑迪的要求并不必须加以承诺，但是当你看着对方的双眸说出我答应你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了。诺言是有力量的，特别是承载着爱的诺言有一种可以影响你行为的力量。攀登珠穆朗玛峰前我对桑迪许下的诺言，我一直坚守了这么多年的诺言，也许是拯救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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