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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上面的压力，不做风派；一个是互联网的压力，互联网上说什么的都有，经济学家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厉以宁
股市震荡、房价暴涨又限购、户籍卡住了城乡的统一、大城市的积分落户如何落地、下一步的改革红利在哪里、如何面对经济增速下滑中国经济面临众多挑战，新动力在何处，下一程将走出什么样的道路，经济学界泰斗厉以宁教授，深度剖析改革历程，指点未来10年的增长亮点和红利。
对中国经济前景，他从容看待。对扫除发展路上的阻碍，他观点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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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毫无疑问，他是中国*著名、*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针对国家在发展和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用所学和智慧，提出中肯建议和意见。他的思想正在影响中国未来。
《大变局与新动力：中国经济下一程》是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经济学界泰斗厉以宁教授*作品，60年改革历程深度解析，未来10年改革前程如何把握。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了60多年，城乡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股份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都经历了很多变化，也面临了新的问题。
形势在变化，改革在推进，问题也在不断出现，如何从旧的动力转化为新的动能，如何把握当下的变局，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
厉以宁教授结合宏观和微观，从制度的变革到实践的变化，从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到实际取得的成就，将60多年来的改革历程娓娓道来，并且立足于当下的国情和发展，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之路和经济发展、新的动力、新的改革红利等，做出了前瞻性的预测，为十三五和中国下一程发展提出了实在的建议。
毫无疑问，他是中国*著名、*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针对国家在发展和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用所学和智慧，提出中肯建议和意见。他的思想正在影响中国未来。
《大变局与新动力：中国经济下一程》是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经济学界泰斗厉以宁教授*作品，60年改革历程深度解析，未来10年改革前程如何把握。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了60多年，城乡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股份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都经历了很多变化，也面临了新的问题。
形势在变化，改革在推进，问题也在不断出现，如何从旧的动力转化为新的动能，如何把握当下的变局，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
厉以宁教授结合宏观和微观，从制度的变革到实践的变化，从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到实际取得的成就，将60多年来的改革历程娓娓道来，并且立足于当下的国情和发展，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之路和经济发展、新的动力、新的改革红利等，做出了前瞻性的预测，为十三五和中国下一程发展提出了实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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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留校工作至今。现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第八、九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
厉以宁教授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因论证倡导我国股份制改革，被称为厉股份。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包括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等。
主要著作包括《只计耕耘莫问收》《一番求索志难移》《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教育经济学》《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消费经济学》《简明西方经济学》《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厉以宁论民营经济》《希腊古代经济史》《厉以宁改革论集》《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等。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留校工作至今。现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第八、九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
厉以宁教授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因论证倡导我国股份制改革，被称为厉股份。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包括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等。
主要著作包括《只计耕耘莫问收》《一番求索志难移》《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教育经济学》《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消费经济学》《简明西方经济学》《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厉以宁论民营经济》《希腊古代经济史》《厉以宁改革论集》《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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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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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寻找红利的新源泉
第一章 改革走过的路
60年回顾和当前的改革 003
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024
走向城乡一体化：建国60年城乡体制的变革 043
第二章 中国改革的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 079
中国的实践为制度创新理论提供了新的内容 093
中国道路与混合所有制经济 097
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经济改革 118
第三章 大变局和新动力
论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型 133
中国经济的大变局与新动力 148
当前经济形势的六大前沿问题 158
双向城乡一体化显露生机 166
扩大内需十论 172
第四章 经济方式必须转变
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81
产权改革的若干问题 188
中国经济面临的十大尖锐问题 200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几个问题 209
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 215
第五章 市场的道德与效率
论效率的双重基础 223
市场效率的道德基础 237
道德力量调节的独特作用 244
信誉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本 249
第六章 政府和企业该做什么
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中国制造业的必由之路 257
怎样持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266
为什么要强调职业经理人制度 279
国企改革与国有资本关系 284
新常态下小企业有大作为 287
第七章 中国经济的下一程
从供给方面发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293
怎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98
创新驱动和观念转变 321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新一轮的经济改革 326
十三五规划和中国经济的下一程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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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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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红利的新源泉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现在正处在一个剧烈的变化时期，很多人都关心中国经济的下一程，中国经济的新动力。
关于改革，我过去发表过很多文章，做过很多演讲，也出过一些书。改革不是一次到位，改革没有终点，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以后不改革，而是还要不停地改革。
在这本书里面，我将我多年来关于改革的重要看法和观点，重新整理了一遍，对于我们的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在制度、理论上有哪些创新和发展，对于中国当前面临的改革难题，以及未来的红利，都做了一些梳理，希望能让大家对于我们60多年来走过的改革的路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同时，我也想再讲一讲我对未来的看法。
我最近一直在强调，中国正在涌现新的红利。这是我们未来改革的新动力。但新的红利不可能自发地涌现。如果没有一种新的体制或新的机制，新的红利就缺乏相应的机制、体制，涌现是不可能的。
红利的新源泉首先蕴藏于新的体制之中。这表明，必须有新的体制，才能产生新的机制，新红利才会出现。新体制、新机制就好像一种新的制度环境，不仅能催生新红利，而且能保护新红利的获得者。
红利的新源泉来自亿万群众和千万家企业的活力。他们也是新红利的获得者。他们在新的体制和机制下，发现了发展机会，同时认识到自己必须抓紧机会而不能放弃机会，这才有可能得到新的红利。
有了新体制，再加上群众和企业有活力，新的红利就会涌现。如何使红利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涌现并把经济社会引向新的方向，这就要求既不能放松每一个有志于创造和营利的群众和企业的拼搏，也不能把致富和发展的信息局限在狭小的圈子内，必须在新体制的激励下使群众和企业的活力充分发挥出来。
既然新红利首先来自体制改革，那就应当明确近期最需要改什么。近期最需要改革的项目之一，是农村土地确权和农业产业化。关于这一点，我在这本书里前后多次写到它们的重要性。土地确权和农业产业化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承包制改革的继续，但最重要的是：当年的承包制没有明确产权，当然也就谈不到农村的合作制和农业的产业化。因此，农村土地确权实际上可以开辟一个新的环境。
近期最需要改革的另一个项目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在企业改革方向，结构性改革是十分迫切的。首先要形成有活力、有竞争力、产权明确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国家控股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这样才能涌现新改革红利。正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才能完善企业主体，才能降低成本，才能调整结构，才能创新，从而才能有改革红利。
这两个项目的改革取得明显的成果后，会给中国带来改革红利，也就是普遍的红利。农村土地确权及此后进一步的改革，不同类型企业成为有活力企业后的进一步措施，都会带来改革红利。二者是并重的，缺一不可，二者都是新常态下最重要的改革。在讨论新改革红利时，一定要把保护产权放在重要位置。国有企业通过改革明确产权，民营企业应明确产权，对私人投资形成的产权进行保护。
新人口红利的涌现，实际上表明人力资本的升级以及由此带来的新优势。这里一个重要的经验是，教育不公平就业不公平收入不公平生活不公平下一代不公平的恶性循环将被打破，这是新人口红利产生的前提。劳工市场也会随之变化。无论农民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还是农民的人力资本增量增加，都是农民人力资本的升级。
在农村，土地确权的改革会造成成千上万农民成为有知识有能力的职业农民。通过农村土地确权，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变为一种职业，或称为职业农民。他们可能成为家庭农场主，并通过土地流转（租赁、转包）扩大规模；也可能引进合作者，解决资金不足、农业科技不足和农产品销路不畅等问题。城归是新现象，是人力资本的新突破。这样，农村中的新人口红利就涌现了。
新人口红利的另一个来源，就是职业技术教育推广所带来的新工匠精神。农村土地确权以后，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增加了，而且也放心了。这就会继续吸引农村劳力外出。但21世纪以来多年的经验告诉人们，社会上缺乏的是技术工人，是工匠。所以职业教育的推广是必然的，这就是新人口红利的另一个来源。
科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发展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会不断带来新的人口红利。科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发展会提供新的人口红利，这是毫无疑义的。这取决于两方面的工作进展。一是教育的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升；二是科研力量的优化配置，动员各方面的科学人才，使科研成果有创新、有突破，这样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新人口红利。
新科学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无一不来自创新，而创新，又无一不与创意有关系。先有创意，然后有创新和创业。只有新科学技术的发明还不等于创意和创新。
创新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能实现，垄断条件下，任何创新都没有必要性，甚至没有可能性。垄断，不仅扼杀了创新，而且扼杀了创业。但如果完全没有垄断，只有市场竞争，那么企业都处于观望状态，等待别人发明创新，自己盗用。所以垄断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这就是：对于发明创新需要保护知识产权，容许一定时期的专利。
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主要在于：规划、引领、反垄断，以及支持创新主体、创新活动。规划是最重要的，如果缺乏规划，科技创新活动难以取得成绩，特别是难以走向世界前列。这需要政府来领导规划的制定。中国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就是证据。
创新不可能停止，因为市场竞争不会停止，竞争者既来自国内，更来自国际。科技创新即使有成绩，也不能忽视市场竞争一直存在，包括国内的竞争和国际上的竞争。对于这些竞争，不用担心，竞争既是压力也是鞭策，因为创新活动不会停顿。
资源红利是指土地、矿产、水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一旦供给趋紧，这种优势就会消失。在经济发展前期，土地、矿产、水资源等资源丰富与否，是当时各个国家走上工业国道路发展实力强弱的反映。当时列强之间的争夺，与掠夺廉价资源有关。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根本改变，所不同的只不过是采取合同方式或合资经营来掩盖掠夺、独占的行为。
新资源优势来自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也就是说新资源优势来自技术创新。但不管怎样，原有资源处在枯竭过程中，人们不断依赖科学技术去发展新资源。新的资源红利随科学技术进步而产生。对稀缺资源、资源替代品的研究和开发，已经取得越来越多的成绩。可以认为，新资源红利同新科学技术红利是不可分的，新资源红利也可以被看成是新科学技术红利的组成部分。
水、土地、矿产等资源，只要是在技术创新条件下就不会枯竭，因为总有替代品。所有资源之所以不会枯竭，如果从人类社会的特殊性来看，可以找出三个原因：第一，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始终有寻找稀缺资源替代品的愿望和对策；第二，人类社会从古至今，还一直在选择原材料和饮食原料，不停地舍弃不易得到的资源；第三，人类社会从古至今，还在利用不断迁移，甚至远距离迁移，来避免资源供给不足的困境。
因此，新资源红利同样是创新的产物，不停创新，新资源红利就会长存。新资源的发现，利用和产生新的红利，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壮大的保证。这对世界不同国家都是重要的。可以说，不会转换资源选择和开发利用的国家，最终必然落后、衰落。
社会和谐红利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是无形的，而不是像其他红利那样，通过某个主体行为而表现；二是它是累积而形成的，或者说它可能是通过持久的工作而逐渐形成的；三是它是无声无息扩散的，默默地影响人们、渗透到人们之中，从而形成一种社会风气。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际上是社会和谐红利涌现的前提，医疗保健的新措施也如此。要实现社会和谐，既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又要扎实推进医疗保健制度改革，这两方面的改革都同民生问题紧密相连。具体来说，如果社会上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医疗保健制度改革迟缓，都会影响社会和谐，使社会和谐红利显示不出来。
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是一种人际关系，人们相互信赖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来自诚信。没有诚信，社会资本不存在，社会和谐也不存在，从而也就谈不到社会和谐红利的涌现。
社会和谐红利之所以是影响最深远的红利，是因为它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社会和谐红利的产生，实际上与所有的改革有关。这就是说，所有的改革综合在一起，最终必定带来社会和谐红利。社会和谐红利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成果。
以上提到的新改革红利、新人口红利、新科学技术红利、新资源红利和社会和谐红利是互相关联的。新的红利不止一种，但各种红利一直是相互联系的。它们作为改革的成果，可能相互启发，相互促进。这是规律，但任何规律都必须在实践中经受检验。这样，新红利就能被人们所熟知了。失败为成功之母，不完全正确，思路要改成功为成功之母，这是对的。
所有这些红利今天仍处于刚开始涌现或即将涌现的阶段，但这已是很好的开始。刚进入21世纪时，国内不少人担心旧红利会陆陆续续消失，但就在这个时期，新的改革开始了。例如农民工流动、农民工学技艺、农民工创业相继增多，新的人口红利涌现了。又如，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新改革红利、新科技红利、新资源红利不断涌现。因此，人们的信心增加了。
所有红利都依赖于我们的创造，创造既指从无到有，也指推陈出新。从无到有，提出新产品、新能源、新设备，当然属于新创造。推陈出新，使已有产品增加功能，使已有设备更有效，使新能源采掘更容易、用途更广泛，这些同样是创新。重要的不是生产要素重组，而是信息重组。21世纪是信息重组时代。
只要不停地有新红利涌现，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会衰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发展方式的不足之处就会相继反映出来，这就是红利丧失的主要原因。但只要不停地有创意、创新、创业，发展方式就会更换，新的红利就会出现，经济就会又上一个台阶。创新可以因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停出现，这就是前景。全世界皆如此，无一例外。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新一轮的经济改革
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多年以来形成了投资冲动怪圈。投资冲动怪圈是这样形成的，地方政府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提高GDP，才能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改善，使就业问题得到缓解。地方政府有了增加投资、扩大信贷的强烈需要，但此后的结果是，经济虽然上去了，通货膨胀随之而来，致使物价上涨太快。于是，中央又不得已采取紧缩政策，通过紧缩财政和信贷，经济增速放慢，而这又引致地方出现问题，地方财政收入、就业受到影响，就再一次呼吁增加投资。如此循环反复，结果给经济带来了一种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现象，这就是投资冲动的怪圈。
现在中国经济的情况跟这个怪圈都有关系。比如产能过剩，现在全国产能过剩情况相当严重，产能过剩必然造成很多的资源浪费。所以，中国当前最需要做的就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这告诉我们：GDP总量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即便经济增速低一点，但是整个经济状态是好的。
结构比总量更重要。今天，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但是我们的结构还不如日本。现在日本跟中国相比，它的高新技术产品占GDP的比重比中国要大得多。所以，当前我们的改革应着重结构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是人力资源结构。同样的，我们跟日本相比，人力资源总量比它大10倍。但是在人力资源结构上，日本大学毕业生在全人口中的比重比中国大，日本的工人队伍中，熟练技工人数比重也比中国大。这都表明了结构问题的重要性。
当前，我们怎么提高经济质量呢？一是优化结构。优化结构是没有止境的，因为技术在发展，客观形势在变化。另外，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反映在对低碳经济的要求越来越大，这是全世界的趋势。比如说，在20多年前，全世界的环保概念要求废水、废气、废渣不能有毒，明令禁止。今天的环保概念仍然是不能有毒，但却不同。二氧化碳并没有毒，但是二氧化碳必须要减排，因为它会影响世界的气候，大气变暖可能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灾难。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环保的重要性提高到新的阶段，不仅要没有毒，而且要低碳。同时，人民生活水平要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也要不断提高。
二是技术创新，要不断地技术创新。当前，中国虽然讲技术创新重要，但企业反映的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实体经济距离世界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关键是看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能真正自主创新的仍然很少，大部分仍然是依赖外国的技术。这就表明，自主创新少，经济增长质量不够。在企业界流行一句话：不自主创新，等死；自主创新，早死。原因是自主创新带来了债务等负担。
这就表明，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增长才能提高质量，我们的结构才能够随之优化。
宏观调控：调控不能替代改革
经济如同一个人的健康情况。一个人如果要身体健康，应该是内在机制的完善，必要时打针吃药。但这毕竟是处于辅助地位，主要是靠身体内部机制的完善。经济亦是如此，经济能够顺利地发展、解决结构问题，主要靠机制的完善。
宏观经济调控好比是外来的力量，也重要，但它处于辅助的地位。近几年来，中国经济情况中出现了一种现象宏观调控在实际中比它应该起的作用还要大。这就造成了宏观调控依赖症，什么事情都要宏观经济调控。经济发生通货膨胀，宏观调控；经济增长率下降，宏观调控。
而且，宏观调控的依赖性容易产生误导：既然宏观调控这么灵，还要改革干什么？宏观调控就这样耽误了改革。
改革是解决机制问题，宏观调控作为外来力量，是对经济的干预。所以，绝对不要因为宏观调控有点成效就频繁使用，造成经济大升大降、大起大落，陷入投资怪圈。改革是不能拖延的。若不依靠改革来健全内在机制，那么越拖到后来，代价会越大，成本会越高，而且难度越大。所以，在宏观调控问题上，一定要以改革为主，不能依赖宏观调控。宏观经济调控应该重在微调，重在预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采用，一般情况要避免采用。
现在，经济学界中有两种观点争论。一种观点是，从2012年开始，我们经济增长率在滑坡，所以国外唱衰中国经济的人说，中国经济将会从此一蹶不振。
这个观点不对。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中国维持7%~8%的增长率是没有问题的。7%的增速，也绝不是一个低速度，而是一个中等偏上的速度。再想回到过去每年10%以上的增长，现在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10%的增长率，环境承受不住，结构调整也无法进行。在原有的基础上加码，产能过剩的现象会不断地出现。
另一种观点是当前要加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防止滑坡。加大投资忽略了经济增长质量。如果再增加几万亿投资，中国经济的后遗症将越来越大，使得中国经济长期不能摆脱这个阴影。
投资是要增加，但今后应着重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的投资增大；二是民营经济投资力度加大；三是基础设施环境工程的投资要加大。这些是为中国经济增长准备后劲的。
投资固然重要，但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大局，当前绝不能够又来一个几万亿投资，这样下去，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再一次组织增加投资，实际上会使中国经济卷入到一个遗患无穷的地步。
宁可速度慢一点。最近一段时间能保持在7%~8%的增长就行，不要追求过高的增长率，重在结构调整。
中国的宏观调控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能够照搬国外的增长模式。中国是一个双重转型的国家。第一种转型叫发展转型，为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一个经济体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中国还有第二个转型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来说，这两个转型是重叠在一起的，全世界没有先例。
在中国的双重转型中，中国经济有自身的特点。比如说，现在有观点认为货币流通量要控制，不能太大。这是货币学派的一个观点，是根据国外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提出来的，但对中国来说，不适合。
在双重转型下，原先中国农民被排除在市场经济以外，跟货币经济接触很少，但是现在广大农民都卷入市场中间。农民吃的粮食，不是自己种的，自己种的粮食卖了，他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要到市场上买，很多要使用货币进行，过去没有这种现象。所以，农民卷入到市场经济中来，货币流通量一定要增大。
还有，中国的货币流通渠道不通畅。流通环节太多，加上农民的加入，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相对是慢的。跟西方国家流通渠道很畅通不一样，西方的农民加入市场是100年前就完成的。这对中国的情况来说，货币流通量必然比西方经济学家所计算出的货币需求量要大。西方是正常的标准，对中国来说，有这样的因素加入就不能一样。因此，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应该有新的考虑，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考虑。
比如钱荒的问题就表明我们的宏观调控需要跟市场化结合在一起。
宏观调控绝不是万能的，更不是能够替代改革的。有人经常说，核心在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就有了种种说法，有的说法是小政府、大市场，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是不准确。小政府意味着政府工作人员少更好，政府管理事情少更好，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用大小来衡量，不是一个范围的问题。
还有一个说法是强政府、强市场，中国将来是双强体制。这个说法也不准。强市场就是市场发挥作用，强政府意思是好像政府一定处处管到，这也不一定对。比如家用电器市场，政府不管它，它就发展起来了。管得越多，产能过剩越多。
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政府不在于大小，因为它不是人员多少的问题，也不是管辖范围多大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效率要高。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市场还有很多地方是管不到的。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场，这就是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两者都要讲效率，都要有效，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情，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就行了。
土地确权：学习林权改革
土地确权是当前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全国大概有50个县正在试点，实际上数量可能还要更多，中国准备在几年之内陆续推广。
为什么土地确权这么重要？必须从中国经济的非均衡谈起。非均衡分两类：第一类是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西方国家的非均衡属于这一类；中国的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即市场不完善再加上缺乏市场主体的非均衡。
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主体。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没生产主体，产权是不明确的。所以中国的改革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产权改革，让产权明确，让产权界定，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中国的改革不能从放开价格着手，因为价格不是改革的突破口，而是最终的成果。改革好了，最后的价格一定是根据市场规律制定的。中国搞股份制改革，就是让国有企业首先成为产权明确的市场主体。
中国的计划经济两大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体制，第二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或者叫城乡二元结构，两者支撑了计划经济。前30年的改革着重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把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变成了上市公司，这个任务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一直没动，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中国产权改革继续进行，农村也要进行产权改革。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是空的，是虚的，集体所有制讲起来挺好，实际上在计划体制下，没有多少乡镇企业是真正属于集体的，而是由干部掌握、操纵，跟广大农民没关系，直到文革以后取消人民公社，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
中国仍然存在第二类非均衡障碍，因为国有企业体制改了，农村体制还没改。改革农村体制，一定要谈到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总结福建、江西的集体林权制度试点的经验，进行全国推广。这一次林权制度改革的意义非常重大。
尽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晚了20多年，但中央根据试点的经验，有三个重要的突破。第一，承包期延长到70年不变。林权制度改革定了70年不变，农民一算，70年后我孙子都长大了，于是放心了，爷爷种树让孙子来砍，全国农村的积极性加大。第二，林地可以抵押。这是一个大的突破，一抵押林区经济就活了。第三，林权承包落实到户，一竿子插到底。林权证发到每个农户手上，承包跟产权一块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把农民的积极性全调动起来了，现在造林成风，大量劳动力开展林下经济，种蘑菇、木耳，还有林下养鸡，都富了。林权可以抵押，钱又活了，落实到户，积极性来了。
所以，土地确权要把林权改革的经验落实到农田的承包中。农田承包主要有三权三证，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上盖的房子的产权。全国政协在农村调查时，农民说，城里的土地是国有的，他们祖传的房子有房产证，新购买的商品房有房产证，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祖传的房子没有房产证，在宅基地上自己盖的住房，哪怕盖得再高、再好，也没产权证。
于是，在农村流传着两个老鼠的故事。第一个老鼠是农民外出务工，有了稳定的工作，把老婆、孩子带走了。房子没有房产证不能出租，于是就让亲戚朋友代管房子。很多情况下，一把锁把门锁上，老婆孩子带走，这就变成了老鼠窝。第二个老鼠是农民两手空空进了城，找份工作做，但是城里的房子贵，买不起，租又很难租到合适的。于是很多农民在城里头，租居民楼的地下室住，变成像老鼠一样在城里生活。我看到过一份材料，一个不大的地下室有个门洞出入，用纸箱板隔成16间，住了16户，网上叫这一类打工者为鼠族。
2012年十八大以后的11月下旬，我带着全国政协调查组在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做调查，那里的土地确权工作几年前就开始了，已告一段落。到那里看，农民兴高采烈，因为产权已经落实到户了。跟农民开座谈会，农民说最大的好处是财产有保障了，土地确权了，有证了。产权得到了保障，土地流转就加快了。
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了。在嘉兴市做调查，土地确权后，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已经从3.1∶1变为1.9∶1。
为什么呢？我们开座谈会时，农民说，首先，土地确权以后，农户更放心了，积极性大增。扩大了养殖业，扩大了种植业，家庭农场就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2013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家庭农场，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建立家庭农场，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就提高了。二是土地流转加快了，农民心里也放心，于是进城打工，土地就转包给别人，出租给别人，或者是入股，他收入增加了，进城去打工了。宅基地归他了，有了房租收入。因为有了财产性的收入，所以收入就高了。这个情况应该说是很值得庆祝的，因为多年以来农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没有财产性收入。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土地确权要重新丈量土地，发现土地多出了20%。我们前文也分析过这20%的增加是怎么来的。那假定全国都开展了土地确权，可能中国土地会多出20%左右，甚至还更多。我们在甘肃、内蒙古考察，他们说这里当年承包的时候，坏地三亩顶一亩，他们差别大，这就是土地确权。
土地确权了，家庭农场在这个基础上建起来了，每一个家庭农场就是一个小微企业，重在经营。农民的积极性是不可低估的，会把家庭农场搞好，将来种田不用愁。浙江的经验看得很清楚，三种人是将来中国农业的主要生产力：第一，家庭农场主，他们受过培训。第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一组织就不一样了。第三，民营企业带技术下乡，带资本下乡。改造土壤，把沙地改成良田，沙退人进。所以中国的情况，农田不愁没人种，土地确权后，会有这种情况的。
收入分配：初次分配更重要
这是中国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一再说，改革的重点应当放在初次分配，不要把二次分配作为重点。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初次分配更重要。
一、农民必须有产权，有产权才有积极性，才有财产性收入。
二、受雇方跟雇用方必须有对等的谈判。今天中国初次分配不行，因为出来打工的农民是单个的，城里的人也是单个的。而雇用他们的是大企业，农民出来打工，城里人出来打工，都是弱者。而雇他们的大企业是强势方，谈判地位是不平等的。而工资水平制定由强者说了算，这就是初次分配的问题。这种问题西方国家也有，但它有工会组织。工会组织替弱者说话，这样力量就强了。在中国，没有这种情况。所以要改，如果这个不改，始终是强者和弱者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上。
三、农民出售自己的蔬菜、水果，牧民出售奶制品和牛羊肉。他们也是弱势方，采购商是强势方，有定价权。在西方国家有农会，或者叫农民协会，以及力量强的联社，中国也需要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者联社组织，这样才能抗衡采购商。
四、教育制度要改革。中国的人均教育经费城乡不平等。农民的义务教育、校舍比城里差，师资比城里的弱，设备也不如城里，农民接受义务教育的学习质量差。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就是职业世袭制。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他的孙子将来也可能还是农民工。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收入初次分配就有问题。教育体制要改革，要加大农村的教育经费。好学校办在城里，农村的孩子到城里来，学校免费提供学习环境，这样就可以解决。
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二次分配的重要性在于社会保障体制，城乡一体化，这是二次分配最重要的地方。
中央文件说适当的时候推出遗产税，从长远来说是可以的，但不容易。实行遗产税的第一条，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家庭财产登记制度，这需要准备相当长的时间。中国跟西方国家不一样，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已经200年了，它那些大家族已经传了很久，它的董事长、总经理，很多年纪很大，甚至有七八十岁的。中国不一样，中国老人没什么钱，计划经济下生活了一辈子。中国的管理者40多岁、50岁的也有，他不知道死了会收多少税，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后，转移了财产怎么办？因为很多地方是不收遗产税的。香港原来收，后来就取消了。税率多少？门槛多少？都必须研究得清清楚楚。
而且这当中有可能造成两个恶果：一个是资本外流；二是人生前不投资了，就挥霍、浪费。这样都不利于经济。中国需要培育中产阶级，要把分配结构做成橄榄形的，两头小、中间大。中产阶级不是根据收入水平定的，根据多年经验，中产阶级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有稳定的职业，稳定的收入；第二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平；第三是要有一定的道德情操。这样的话，中国更多的中等收入比重，在全国人口中就会越来越多。
城镇化：老城区 新城区 新社区
城镇化就是要改变城乡二元体制，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改革之一。主要的问题在于农民的市民化，农民市民化实际上就是让农民和他的家属都融入城镇社会。中国的国情是地少人多，如果中国要做到农民和他的家属融入城镇社会，现在的城市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现在这种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于1958年的户籍制度改革。当时户口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种，农民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不能离开农村的人。改革开放之后，尽管城乡二元体制放松了，但是没有改变。现在出问题了，上海的问题表现得比较明显，因为上海从农民工进城以后，它的骨干工人全是农民工，原来20多岁的农民工，现在都已经40多岁了，成为上海各工厂的技术骨干，但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他们的孩子不能够在公立学校上学，医疗保障等也跟城里人不一样。
上海遇到的问题是，浙江各个市县工业也发展起来了，急需骨干工人，就到上海挖。上海农民工到浙江来，给城市户口，这就吸引了骨干工人向浙江转移，上海开始紧张。因为这批人一走，上海靠骨干工人的农民工支撑的制造业优势丧失了。所以上海加快了农民市民化，采取了积分制，千方百计将这些人留在上海。但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骨干工人迟早还是要流失，农民融入城镇社会是一个大问题。
另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中国的城市能容纳多少人？实际上我们的城镇化率只有30%多。假定中国将来城镇化率达到80%左右，20年或者3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可能达15亿多。80%意味着有12亿人住在城里。现在，按照常住人口来计算，51%的城镇化率，城镇居住人口是6亿多，还要增加五六亿人进城。
这些人进城之后城里会成为什么样？有那么多的土地盖房子吗？有那么多供人们使用的城市设施吗？城市容纳不下的话，那么生活质量就会大幅下降。
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如前文所述，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 新城区 新社区三部分所组成。老城区就是现在的城区，重在改造。城里造成污染的企业要往外迁，城里棚户区拆迁，贫民窟式的街道房子要拆迁，这样的话让老城区改造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居住区、商业区、服务区，这就是老城区的任务。
新城区在远郊，或者是一些镇的周围，主要是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物流园区，它是城市发展自己支柱产业的地方，是新兴产业的落脚地。新城区最大的特点是工业进园区，好处一是节约能源，各种设施都可以充分利用；二是污染源集中，便于治理；三是企业聚在一起，交流机会多，商业机会也多；四是政府可以加强服务。
但是老城区 新城区，容纳仍然有限，所以中国的特色就是新社区。新社区的出发点就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很多地方已经搞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将居民的村子给迁移一下，盖上楼房，节约地出来。这样一来，就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将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起点，把它建设成为新社区。
新社区有五个方面需要做工作：第一，园林化；第二，要走循环经济的道路，包括垃圾回收和利用、清洁生产、污染清理等；第三，公共服务到位；第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第五，建立社区的管委会，以代替现在的村委会。
新社区是城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免人过多地涌入老城区、新城区，现在全国正在推广，叫就地城镇化。这对中国来说，对世界的城镇化历史是伟大的创造。
城镇化过程中，最需要解决几个问题。首先是让孩子能够融入城镇社会，和城镇的孩子们一样进公立学校，或者是进比较好的学校，这是农民的希望。其次是看病。再次是养老。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解决。
城镇化过程中，也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第一个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建设经费从哪儿来？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现在遇到两大困难，一是土地财政路已经走到尽头了，再也没有地可卖了；二是要进行城镇化，地方债务问题不能再无止境地增加。无止境地增加只会造成将来更大的泡沫，城市也会破产的，美国汽车制造中心底特律现在已经财政破产了。
中国经济学界讨论发现，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模式可供中国参考。
澳大利亚、新西兰是城镇化比较晚的发达国家，因为美国、西欧的发展都在20世纪初就已经初具城镇化的规模，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城镇的发展主要是在二战之后。
它们的方式是以城市为主体，发行公共建设投资基金券。公共建设投资基金券以具体项目为主，比如说城镇发展需要自来水厂，需要增设一个发电厂，要建立地下交通干线、修地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全部公开，这些基金券的利息比银行存款利息高、比国库券收益高，购买之后不仅仅有利息，将来如果好的话还可以分红，这就有吸引力。年年有新增的项目，有新发的公共投资基金券，资金就不断地进来。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连廉租房都是采用这样的形式。这样的建设方式，可供中国参考。
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城镇化一定要将新社区放在里面。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了，已经改成社区了，前面就不要加农村，这就是城镇。原农村居民迁到这里去，不应感到跟城市有隔阂。
我们在湖北调查，发现农民即使迁到老城区、新城区，还是融入不到社会，特别是一些老人都不愿意去，因为不熟悉周围人。就近城镇化，新社区就是城镇的一部分，户口市民化，周围也都是熟人，老人也感觉到生活有乐趣了。
中国的城镇化，实际上是造城运动，就是将原来的农村改成新农村，然后改成新社区，再一部分改成新城镇，造城镇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路径。
城镇化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怎样让城镇居民有房子可住。现在的政策是不行的。第一，现在城市土地招标只能抬高地价，不断地出现新地王，土地成本高了，房子将来的价钱就一定高。应当采用政府采购的方式来建房，就是在同等技术标准、质量的情况下，谁报价最低就采购谁的。一块地先有人大、政协代表参与定出最合理的价格，在上面要建设什么样标准的房子先公布，看谁报价最低。每一个企业就会考虑怎样降低成本，而不能够像现在这样，土地价格越炒越高。
而且，房地产政策应当是不限购，只限转卖。所有这些，都应该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予以解决。此外，给穷人住的房子，不应该建得很远，应该就近建。楼可以高一些，但是要方便群众，城市住房问题才能解决。新社区发展起来之后，新社区就是城镇，这样的话新城镇将来也会发展起来。
国资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国有资本最大的问题是配置不当，应向该发展的新兴产业进行大量的国有资本投入，不重要的或者是市场可以解决的、民营企业可以解决的，资有资本退出来，以实现国有资产的最优配置。
另一个层次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应当成为自主经营的国有企业，控股问题由法人治理结构定了之后，它控股多少，相应的董事参与制定。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一家独大，这样董事会就不是一个声音、一个面孔，就会有争论，而争论有利于效率提高。
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企业，中国的面貌就会改变。国有企业都是独立自主的企业，由法人治理结构来管理，这样中国的改革就会有进一步发展的希望。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应当是竞争对手，同时也是合作伙伴。没有民营企业，光靠国有企业，不可能一枝独秀，国进民退国退民进，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政策目标，我们的政策目标是双赢，双赢对国企、民营都一样，这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在国际市场上，将来国内市场也一样，不分哪一个产品是中国国企的产品，哪一个产品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产品，都是中国产品，都是中国制造，都是中国品牌。这样的话，国企、民企最后达到共赢的格局。
民企转型：首在产权意识
民营企业当前需要转型。第一，要有产权意识。产权意识对民营企业非常重要，要知道保护自己的产权，要知道民营企业靠产权清晰为主，如果你的产权糊里糊涂的，甚至你当初成立的时候，以各种当时的惯例、情况建成的企业，结果产权始终是不清的，未来就会产生隐患。产权清楚，才能保护自己的产权。民营企业在转型中，首先就是要产权清晰，产权要界定清楚。民营企业规模大的，同样应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各得其所、各在其位。家族制在企业成立之初起过作用，因为家长往往是一个能人，家长具有凝聚力，但是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一旦企业走向正规之后，就应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其中最大的问题也涉及接班人的问题。趋势上讲，亲属可以有股份，但不一定要选为接班人。接班人要有能力，能够保证企业按照法律法规来经营、来发展。
民营企业要重视自主创新，要重视产业升级。比如说产品设计、原材料的自主选择权、节能减排、节约原材料、营销方式等都可以有新的变化，还有管理的创新。任何企业都不要忘记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问题。
在这个方面，中国的民营企业转型要做到两点，第一，除了注意生产之外，还要注意营销，要注意产后的服务。只有生产、营销、产前产后服务做得更好，企业才有钱赚。第二是要抱团。在危机之后我们常说抱团过冬，这是对的，大家要抱团互助，资金的融通方面可以想办法内部协调。
但是现在出现了两个例子，这就是抱团走出去。一个例子是在西欧，中国企业家抱团出去，单个一家企业到冰岛去，人家不要，结果失败了。现在抱团了，好几十家企业一块去，准备投资，同意就全部留下，不要其中一家，就统统都走。第二个例子，中国汽车行业正在谈判，准备进入美国的底特律市场。底特律破产，财政负担很重，但是它有很好的厂房设备，还有一支很强的工程师队伍、设计师队伍。中国的汽车行业准备接管，把它们的设备、厂房全部买下来，把这里开发成中国汽车研发中心，那些工程师、设计师能够起作用的，可以恢复工作就地就业。
中国民营企业抱团出去，这是非常有用的，都是属于民营企业的转型。要破除传统的小业主意识，小业主意识有害于中国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
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可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2007年报告中提出来的。报告说，拉丁美洲如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国家，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在中等收入的道路上前进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世界银行这个观点对吗？这是似是而非的观点，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真正的陷阱在任何收入阶段都会有，而全世界最普遍的是低收入陷阱，很多国家人均GDP在1 000美元，顶多2 000美元上下就徘徊不前了。很多国家长期都在最贫穷国家之列。
过了中等收入陷阱，难道从此就一帆风顺了吗？不可能。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希腊，高收入一样也会有陷阱。再如日本，人均GDP到4万美元时就长期停滞不前。
世界银行提出的这几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存在着发展的制度陷阱。这些国家在前期发展的时候就应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如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当时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大地产制度，当初应该解决而因害怕没有解决，越到后来越难动，这就充分证明了改革阻力越拖就越大，拖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改。
第二是社会危机陷阱。土地问题没有解决，贫富差距就难以解决。拉美国家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提出过办法，但是都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因为大地主对无论哪一种方案都不同意，结果社会处于绝望的状态，就出现了极左派，他们提出将大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这样一来就受到政府的镇压，但是他们还是提这样的口号，结果社会就乱了，地下组织、极左派等什么派都有，没有精力来发展经济，社会危机陷阱就此形成。
第三是技术陷阱。这些国家也知道技术不突破、不创新，没有办法使经济进一步发展，可是人才都外流了，拉丁美洲国家派到美国学习的，后来自己考取美国、英国大学的专家也不回来了。而且他们对于资本市场认识也不足，本来这些国家资本就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而且老百姓的观念是旧的，仍然将房地产看作是第一财产，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里去了，技术创新谁都不感兴趣，也没有人搞了，这样就造成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不但要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即使今后进入高收入阶段，也要防止出现停滞状态。中国现在的改革，包括土地的确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镇化，还有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转型，都表明了中国完全可以避免陷入这种陷阱，包括今后进入高收入阶段，也可以避免。
《华盛顿邮报》2010年9月份登了一篇很长的通讯报道，用了一个很吸引人的标题，叫美国究竟应该害怕中国什么？。文章说，害怕的不是中国GDP的增长，认为中国GDP的增长不必担心。文章从中关村谈起，中关村有一些咖啡店，其中一个咖啡店在北京大学南面不远。这个咖啡店有几十张桌子，每天都挤满了人，每张桌子都有三五个人在那儿喝咖啡，这些人是名牌大学的博士、博士后、年轻教员，还有就是科研单位的一些年轻研究人员，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在那里喝咖啡，谈的是创意、创新、创业、专利这些东西。这让记者想起30年前比尔盖茨跟乔布斯都是大学城咖啡店的座上客，中国这些力量不可阻挡。文章登出不久，德国《镜报》记者也发表文章，说在中国有这种咖啡店的不只是北京中关村，上海、西安都有，广东也有，只是没有被我们发现而已。这些代表了中国的希望，我们需要一个创新时代。创新的动力在广大年轻人中间。
《华盛顿邮报》给我们的启示，是说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改革都要逐步将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进入创新的高潮、创业的高潮，这就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新一轮的经济改革
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多年以来形成了投资冲动怪圈。投资冲动怪圈是这样形成的，地方政府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提高GDP，才能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改善，使就业问题得到缓解。地方政府有了增加投资、扩大信贷的强烈需要，但此后的结果是，经济虽然上去了，通货膨胀随之而来，致使物价上涨太快。于是，中央又不得已采取紧缩政策，通过紧缩财政和信贷，经济增速放慢，而这又引致地方出现问题，地方财政收入、就业受到影响，就再一次呼吁增加投资。如此循环反复，结果给经济带来了一种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现象，这就是投资冲动的怪圈。
现在中国经济的情况跟这个怪圈都有关系。比如产能过剩，现在全国产能过剩情况相当严重，产能过剩必然造成很多的资源浪费。所以，中国当前最需要做的就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这告诉我们：GDP总量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即便经济增速低一点，但是整个经济状态是好的。
结构比总量更重要。今天，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但是我们的结构还不如日本。现在日本跟中国相比，它的高新技术产品占GDP的比重比中国要大得多。所以，当前我们的改革应着重结构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是人力资源结构。同样的，我们跟日本相比，人力资源总量比它大10倍。但是在人力资源结构上，日本大学毕业生在全人口中的比重比中国大，日本的工人队伍中，熟练技工人数比重也比中国大。这都表明了结构问题的重要性。
当前，我们怎么提高经济质量呢？一是优化结构。优化结构是没有止境的，因为技术在发展，客观形势在变化。另外，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反映在对低碳经济的要求越来越大，这是全世界的趋势。比如说，在20多年前，全世界的环保概念要求废水、废气、废渣不能有毒，明令禁止。今天的环保概念仍然是不能有毒，但却不同。二氧化碳并没有毒，但是二氧化碳必须要减排，因为它会影响世界的气候，大气变暖可能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灾难。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环保的重要性提高到新的阶段，不仅要没有毒，而且要低碳。同时，人民生活水平要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也要不断提高。
二是技术创新，要不断地技术创新。当前，中国虽然讲技术创新重要，但企业反映的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实体经济距离世界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关键是看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能真正自主创新的仍然很少，大部分仍然是依赖外国的技术。这就表明，自主创新少，经济增长质量不够。在企业界流行一句话：不自主创新，等死；自主创新，早死。原因是自主创新带来了债务等负担。
这就表明，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增长才能提高质量，我们的结构才能够随之优化。
宏观调控：调控不能替代改革
经济如同一个人的健康情况。一个人如果要身体健康，应该是内在机制的完善，必要时打针吃药。但这毕竟是处于辅助地位，主要是靠身体内部机制的完善。经济亦是如此，经济能够顺利地发展、解决结构问题，主要靠机制的完善。
宏观经济调控好比是外来的力量，也重要，但它处于辅助的地位。近几年来，中国经济情况中出现了一种现象宏观调控在实际中比它应该起的作用还要大。这就造成了宏观调控依赖症，什么事情都要宏观经济调控。经济发生通货膨胀，宏观调控；经济增长率下降，宏观调控。
而且，宏观调控的依赖性容易产生误导：既然宏观调控这么灵，还要改革干什么？宏观调控就这样耽误了改革。
改革是解决机制问题，宏观调控作为外来力量，是对经济的干预。所以，绝对不要因为宏观调控有点成效就频繁使用，造成经济大升大降、大起大落，陷入投资怪圈。改革是不能拖延的。若不依靠改革来健全内在机制，那么越拖到后来，代价会越大，成本会越高，而且难度越大。所以，在宏观调控问题上，一定要以改革为主，不能依赖宏观调控。宏观经济调控应该重在微调，重在预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采用，一般情况要避免采用。
现在，经济学界中有两种观点争论。一种观点是，从2012年开始，我们经济增长率在滑坡，所以国外唱衰中国经济的人说，中国经济将会从此一蹶不振。
这个观点不对。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中国维持7%~8%的增长率是没有问题的。7%的增速，也绝不是一个低速度，而是一个中等偏上的速度。再想回到过去每年10%以上的增长，现在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10%的增长率，环境承受不住，结构调整也无法进行。在原有的基础上加码，产能过剩的现象会不断地出现。
另一种观点是当前要加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防止滑坡。加大投资忽略了经济增长质量。如果再增加几万亿投资，中国经济的后遗症将越来越大，使得中国经济长期不能摆脱这个阴影。
投资是要增加，但今后应着重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的投资增大；二是民营经济投资力度加大；三是基础设施环境工程的投资要加大。这些是为中国经济增长准备后劲的。
投资固然重要，但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大局，当前绝不能够又来一个几万亿投资，这样下去，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再一次组织增加投资，实际上会使中国经济卷入到一个遗患无穷的地步。
宁可速度慢一点。最近一段时间能保持在7%~8%的增长就行，不要追求过高的增长率，重在结构调整。
中国的宏观调控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能够照搬国外的增长模式。中国是一个双重转型的国家。第一种转型叫发展转型，为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一个经济体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中国还有第二个转型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来说，这两个转型是重叠在一起的，全世界没有先例。
在中国的双重转型中，中国经济有自身的特点。比如说，现在有观点认为货币流通量要控制，不能太大。这是货币学派的一个观点，是根据国外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提出来的，但对中国来说，不适合。
在双重转型下，原先中国农民被排除在市场经济以外，跟货币经济接触很少，但是现在广大农民都卷入市场中间。农民吃的粮食，不是自己种的，自己种的粮食卖了，他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要到市场上买，很多要使用货币进行，过去没有这种现象。所以，农民卷入到市场经济中来，货币流通量一定要增大。
还有，中国的货币流通渠道不通畅。流通环节太多，加上农民的加入，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相对是慢的。跟西方国家流通渠道很畅通不一样，西方的农民加入市场是100年前就完成的。这对中国的情况来说，货币流通量必然比西方经济学家所计算出的货币需求量要大。西方是正常的标准，对中国来说，有这样的因素加入就不能一样。因此，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应该有新的考虑，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考虑。
比如钱荒的问题就表明我们的宏观调控需要跟市场化结合在一起。
宏观调控绝不是万能的，更不是能够替代改革的。有人经常说，核心在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就有了种种说法，有的说法是小政府、大市场，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是不准确。小政府意味着政府工作人员少更好，政府管理事情少更好，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用大小来衡量，不是一个范围的问题。
还有一个说法是强政府、强市场，中国将来是双强体制。这个说法也不准。强市场就是市场发挥作用，强政府意思是好像政府一定处处管到，这也不一定对。比如家用电器市场，政府不管它，它就发展起来了。管得越多，产能过剩越多。
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政府不在于大小，因为它不是人员多少的问题，也不是管辖范围多大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效率要高。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市场还有很多地方是管不到的。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场，这就是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两者都要讲效率，都要有效，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情，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就行了。
土地确权：学习林权改革
土地确权是当前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全国大概有50个县正在试点，实际上数量可能还要更多，中国准备在几年之内陆续推广。
为什么土地确权这么重要？必须从中国经济的非均衡谈起。非均衡分两类：第一类是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西方国家的非均衡属于这一类；中国的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即市场不完善再加上缺乏市场主体的非均衡。
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主体。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没生产主体，产权是不明确的。所以中国的改革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产权改革，让产权明确，让产权界定，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中国的改革不能从放开价格着手，因为价格不是改革的突破口，而是最终的成果。改革好了，最后的价格一定是根据市场规律制定的。中国搞股份制改革，就是让国有企业首先成为产权明确的市场主体。
中国的计划经济两大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体制，第二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或者叫城乡二元结构，两者支撑了计划经济。前30年的改革着重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把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变成了上市公司，这个任务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一直没动，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中国产权改革继续进行，农村也要进行产权改革。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是空的，是虚的，集体所有制讲起来挺好，实际上在计划体制下，没有多少乡镇企业是真正属于集体的，而是由干部掌握、操纵，跟广大农民没关系，直到文革以后取消人民公社，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
中国仍然存在第二类非均衡障碍，因为国有企业体制改了，农村体制还没改。改革农村体制，一定要谈到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总结福建、江西的集体林权制度试点的经验，进行全国推广。这一次林权制度改革的意义非常重大。
尽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晚了20多年，但中央根据试点的经验，有三个重要的突破。第一，承包期延长到70年不变。林权制度改革定了70年不变，农民一算，70年后我孙子都长大了，于是放心了，爷爷种树让孙子来砍，全国农村的积极性加大。第二，林地可以抵押。这是一个大的突破，一抵押林区经济就活了。第三，林权承包落实到户，一竿子插到底。林权证发到每个农户手上，承包跟产权一块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把农民的积极性全调动起来了，现在造林成风，大量劳动力开展林下经济，种蘑菇、木耳，还有林下养鸡，都富了。林权可以抵押，钱又活了，落实到户，积极性来了。
所以，土地确权要把林权改革的经验落实到农田的承包中。农田承包主要有三权三证，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上盖的房子的产权。全国政协在农村调查时，农民说，城里的土地是国有的，他们祖传的房子有房产证，新购买的商品房有房产证，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祖传的房子没有房产证，在宅基地上自己盖的住房，哪怕盖得再高、再好，也没产权证。
于是，在农村流传着两个老鼠的故事。第一个老鼠是农民外出务工，有了稳定的工作，把老婆、孩子带走了。房子没有房产证不能出租，于是就让亲戚朋友代管房子。很多情况下，一把锁把门锁上，老婆孩子带走，这就变成了老鼠窝。第二个老鼠是农民两手空空进了城，找份工作做，但是城里的房子贵，买不起，租又很难租到合适的。于是很多农民在城里头，租居民楼的地下室住，变成像老鼠一样在城里生活。我看到过一份材料，一个不大的地下室有个门洞出入，用纸箱板隔成16间，住了16户，网上叫这一类打工者为鼠族。
2012年十八大以后的11月下旬，我带着全国政协调查组在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做调查，那里的土地确权工作几年前就开始了，已告一段落。到那里看，农民兴高采烈，因为产权已经落实到户了。跟农民开座谈会，农民说最大的好处是财产有保障了，土地确权了，有证了。产权得到了保障，土地流转就加快了。
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了。在嘉兴市做调查，土地确权后，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已经从3.1∶1变为1.9∶1。
为什么呢？我们开座谈会时，农民说，首先，土地确权以后，农户更放心了，积极性大增。扩大了养殖业，扩大了种植业，家庭农场就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2013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家庭农场，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建立家庭农场，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就提高了。二是土地流转加快了，农民心里也放心，于是进城打工，土地就转包给别人，出租给别人，或者是入股，他收入增加了，进城去打工了。宅基地归他了，有了房租收入。因为有了财产性的收入，所以收入就高了。这个情况应该说是很值得庆祝的，因为多年以来农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没有财产性收入。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土地确权要重新丈量土地，发现土地多出了20%。我们前文也分析过这20%的增加是怎么来的。那假定全国都开展了土地确权，可能中国土地会多出20%左右，甚至还更多。我们在甘肃、内蒙古考察，他们说这里当年承包的时候，坏地三亩顶一亩，他们差别大，这就是土地确权。
土地确权了，家庭农场在这个基础上建起来了，每一个家庭农场就是一个小微企业，重在经营。农民的积极性是不可低估的，会把家庭农场搞好，将来种田不用愁。浙江的经验看得很清楚，三种人是将来中国农业的主要生产力：第一，家庭农场主，他们受过培训。第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一组织就不一样了。第三，民营企业带技术下乡，带资本下乡。改造土壤，把沙地改成良田，沙退人进。所以中国的情况，农田不愁没人种，土地确权后，会有这种情况的。
收入分配：初次分配更重要
这是中国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一再说，改革的重点应当放在初次分配，不要把二次分配作为重点。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初次分配更重要。
一、农民必须有产权，有产权才有积极性，才有财产性收入。
二、受雇方跟雇用方必须有对等的谈判。今天中国初次分配不行，因为出来打工的农民是单个的，城里的人也是单个的。而雇用他们的是大企业，农民出来打工，城里人出来打工，都是弱者。而雇他们的大企业是强势方，谈判地位是不平等的。而工资水平制定由强者说了算，这就是初次分配的问题。这种问题西方国家也有，但它有工会组织。工会组织替弱者说话，这样力量就强了。在中国，没有这种情况。所以要改，如果这个不改，始终是强者和弱者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上。
三、农民出售自己的蔬菜、水果，牧民出售奶制品和牛羊肉。他们也是弱势方，采购商是强势方，有定价权。在西方国家有农会，或者叫农民协会，以及力量强的联社，中国也需要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者联社组织，这样才能抗衡采购商。
四、教育制度要改革。中国的人均教育经费城乡不平等。农民的义务教育、校舍比城里差，师资比城里的弱，设备也不如城里，农民接受义务教育的学习质量差。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就是职业世袭制。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他的孙子将来也可能还是农民工。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收入初次分配就有问题。教育体制要改革，要加大农村的教育经费。好学校办在城里，农村的孩子到城里来，学校免费提供学习环境，这样就可以解决。
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二次分配的重要性在于社会保障体制，城乡一体化，这是二次分配最重要的地方。
中央文件说适当的时候推出遗产税，从长远来说是可以的，但不容易。实行遗产税的第一条，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家庭财产登记制度，这需要准备相当长的时间。中国跟西方国家不一样，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已经200年了，它那些大家族已经传了很久，它的董事长、总经理，很多年纪很大，甚至有七八十岁的。中国不一样，中国老人没什么钱，计划经济下生活了一辈子。中国的管理者40多岁、50岁的也有，他不知道死了会收多少税，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后，转移了财产怎么办？因为很多地方是不收遗产税的。香港原来收，后来就取消了。税率多少？门槛多少？都必须研究得清清楚楚。
而且这当中有可能造成两个恶果：一个是资本外流；二是人生前不投资了，就挥霍、浪费。这样都不利于经济。中国需要培育中产阶级，要把分配结构做成橄榄形的，两头小、中间大。中产阶级不是根据收入水平定的，根据多年经验，中产阶级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有稳定的职业，稳定的收入；第二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平；第三是要有一定的道德情操。这样的话，中国更多的中等收入比重，在全国人口中就会越来越多。
城镇化：老城区 新城区 新社区
城镇化就是要改变城乡二元体制，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改革之一。主要的问题在于农民的市民化，农民市民化实际上就是让农民和他的家属都融入城镇社会。中国的国情是地少人多，如果中国要做到农民和他的家属融入城镇社会，现在的城市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现在这种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于1958年的户籍制度改革。当时户口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种，农民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不能离开农村的人。改革开放之后，尽管城乡二元体制放松了，但是没有改变。现在出问题了，上海的问题表现得比较明显，因为上海从农民工进城以后，它的骨干工人全是农民工，原来20多岁的农民工，现在都已经40多岁了，成为上海各工厂的技术骨干，但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他们的孩子不能够在公立学校上学，医疗保障等也跟城里人不一样。
上海遇到的问题是，浙江各个市县工业也发展起来了，急需骨干工人，就到上海挖。上海农民工到浙江来，给城市户口，这就吸引了骨干工人向浙江转移，上海开始紧张。因为这批人一走，上海靠骨干工人的农民工支撑的制造业优势丧失了。所以上海加快了农民市民化，采取了积分制，千方百计将这些人留在上海。但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骨干工人迟早还是要流失，农民融入城镇社会是一个大问题。
另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中国的城市能容纳多少人？实际上我们的城镇化率只有30%多。假定中国将来城镇化率达到80%左右，20年或者3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可能达15亿多。80%意味着有12亿人住在城里。现在，按照常住人口来计算，51%的城镇化率，城镇居住人口是6亿多，还要增加五六亿人进城。
这些人进城之后城里会成为什么样？有那么多的土地盖房子吗？有那么多供人们使用的城市设施吗？城市容纳不下的话，那么生活质量就会大幅下降。
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如前文所述，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 新城区 新社区三部分所组成。老城区就是现在的城区，重在改造。城里造成污染的企业要往外迁，城里棚户区拆迁，贫民窟式的街道房子要拆迁，这样的话让老城区改造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居住区、商业区、服务区，这就是老城区的任务。
新城区在远郊，或者是一些镇的周围，主要是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物流园区，它是城市发展自己支柱产业的地方，是新兴产业的落脚地。新城区最大的特点是工业进园区，好处一是节约能源，各种设施都可以充分利用；二是污染源集中，便于治理；三是企业聚在一起，交流机会多，商业机会也多；四是政府可以加强服务。
但是老城区 新城区，容纳仍然有限，所以中国的特色就是新社区。新社区的出发点就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很多地方已经搞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将居民的村子给迁移一下，盖上楼房，节约地出来。这样一来，就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将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起点，把它建设成为新社区。
新社区有五个方面需要做工作：第一，园林化；第二，要走循环经济的道路，包括垃圾回收和利用、清洁生产、污染清理等；第三，公共服务到位；第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第五，建立社区的管委会，以代替现在的村委会。
新社区是城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免人过多地涌入老城区、新城区，现在全国正在推广，叫就地城镇化。这对中国来说，对世界的城镇化历史是伟大的创造。
城镇化过程中，最需要解决几个问题。首先是让孩子能够融入城镇社会，和城镇的孩子们一样进公立学校，或者是进比较好的学校，这是农民的希望。其次是看病。再次是养老。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解决。
城镇化过程中，也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第一个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建设经费从哪儿来？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现在遇到两大困难，一是土地财政路已经走到尽头了，再也没有地可卖了；二是要进行城镇化，地方债务问题不能再无止境地增加。无止境地增加只会造成将来更大的泡沫，城市也会破产的，美国汽车制造中心底特律现在已经财政破产了。
中国经济学界讨论发现，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模式可供中国参考。
澳大利亚、新西兰是城镇化比较晚的发达国家，因为美国、西欧的发展都在20世纪初就已经初具城镇化的规模，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城镇的发展主要是在二战之后。
它们的方式是以城市为主体，发行公共建设投资基金券。公共建设投资基金券以具体项目为主，比如说城镇发展需要自来水厂，需要增设一个发电厂，要建立地下交通干线、修地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全部公开，这些基金券的利息比银行存款利息高、比国库券收益高，购买之后不仅仅有利息，将来如果好的话还可以分红，这就有吸引力。年年有新增的项目，有新发的公共投资基金券，资金就不断地进来。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连廉租房都是采用这样的形式。这样的建设方式，可供中国参考。
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城镇化一定要将新社区放在里面。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了，已经改成社区了，前面就不要加农村，这就是城镇。原农村居民迁到这里去，不应感到跟城市有隔阂。
我们在湖北调查，发现农民即使迁到老城区、新城区，还是融入不到社会，特别是一些老人都不愿意去，因为不熟悉周围人。就近城镇化，新社区就是城镇的一部分，户口市民化，周围也都是熟人，老人也感觉到生活有乐趣了。
中国的城镇化，实际上是造城运动，就是将原来的农村改成新农村，然后改成新社区，再一部分改成新城镇，造城镇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路径。
城镇化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怎样让城镇居民有房子可住。现在的政策是不行的。第一，现在城市土地招标只能抬高地价，不断地出现新地王，土地成本高了，房子将来的价钱就一定高。应当采用政府采购的方式来建房，就是在同等技术标准、质量的情况下，谁报价最低就采购谁的。一块地先有人大、政协代表参与定出最合理的价格，在上面要建设什么样标准的房子先公布，看谁报价最低。每一个企业就会考虑怎样降低成本，而不能够像现在这样，土地价格越炒越高。
而且，房地产政策应当是不限购，只限转卖。所有这些，都应该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予以解决。此外，给穷人住的房子，不应该建得很远，应该就近建。楼可以高一些，但是要方便群众，城市住房问题才能解决。新社区发展起来之后，新社区就是城镇，这样的话新城镇将来也会发展起来。
国资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国有资本最大的问题是配置不当，应向该发展的新兴产业进行大量的国有资本投入，不重要的或者是市场可以解决的、民营企业可以解决的，资有资本退出来，以实现国有资产的最优配置。
另一个层次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应当成为自主经营的国有企业，控股问题由法人治理结构定了之后，它控股多少，相应的董事参与制定。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一家独大，这样董事会就不是一个声音、一个面孔，就会有争论，而争论有利于效率提高。
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企业，中国的面貌就会改变。国有企业都是独立自主的企业，由法人治理结构来管理，这样中国的改革就会有进一步发展的希望。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应当是竞争对手，同时也是合作伙伴。没有民营企业，光靠国有企业，不可能一枝独秀，国进民退国退民进，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政策目标，我们的政策目标是双赢，双赢对国企、民营都一样，这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在国际市场上，将来国内市场也一样，不分哪一个产品是中国国企的产品，哪一个产品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产品，都是中国产品，都是中国制造，都是中国品牌。这样的话，国企、民企最后达到共赢的格局。
民企转型：首在产权意识
民营企业当前需要转型。第一，要有产权意识。产权意识对民营企业非常重要，要知道保护自己的产权，要知道民营企业靠产权清晰为主，如果你的产权糊里糊涂的，甚至你当初成立的时候，以各种当时的惯例、情况建成的企业，结果产权始终是不清的，未来就会产生隐患。产权清楚，才能保护自己的产权。民营企业在转型中，首先就是要产权清晰，产权要界定清楚。民营企业规模大的，同样应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各得其所、各在其位。家族制在企业成立之初起过作用，因为家长往往是一个能人，家长具有凝聚力，但是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一旦企业走向正规之后，就应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其中最大的问题也涉及接班人的问题。趋势上讲，亲属可以有股份，但不一定要选为接班人。接班人要有能力，能够保证企业按照法律法规来经营、来发展。
民营企业要重视自主创新，要重视产业升级。比如说产品设计、原材料的自主选择权、节能减排、节约原材料、营销方式等都可以有新的变化，还有管理的创新。任何企业都不要忘记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问题。
在这个方面，中国的民营企业转型要做到两点，第一，除了注意生产之外，还要注意营销，要注意产后的服务。只有生产、营销、产前产后服务做得更好，企业才有钱赚。第二是要抱团。在危机之后我们常说抱团过冬，这是对的，大家要抱团互助，资金的融通方面可以想办法内部协调。
但是现在出现了两个例子，这就是抱团走出去。一个例子是在西欧，中国企业家抱团出去，单个一家企业到冰岛去，人家不要，结果失败了。现在抱团了，好几十家企业一块去，准备投资，同意就全部留下，不要其中一家，就统统都走。第二个例子，中国汽车行业正在谈判，准备进入美国的底特律市场。底特律破产，财政负担很重，但是它有很好的厂房设备，还有一支很强的工程师队伍、设计师队伍。中国的汽车行业准备接管，把它们的设备、厂房全部买下来，把这里开发成中国汽车研发中心，那些工程师、设计师能够起作用的，可以恢复工作就地就业。
中国民营企业抱团出去，这是非常有用的，都是属于民营企业的转型。要破除传统的小业主意识，小业主意识有害于中国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
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可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2007年报告中提出来的。报告说，拉丁美洲如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国家，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在中等收入的道路上前进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世界银行这个观点对吗？这是似是而非的观点，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真正的陷阱在任何收入阶段都会有，而全世界最普遍的是低收入陷阱，很多国家人均GDP在1 000美元，顶多2 000美元上下就徘徊不前了。很多国家长期都在最贫穷国家之列。
过了中等收入陷阱，难道从此就一帆风顺了吗？不可能。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希腊，高收入一样也会有陷阱。再如日本，人均GDP到4万美元时就长期停滞不前。
世界银行提出的这几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存在着发展的制度陷阱。这些国家在前期发展的时候就应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如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当时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大地产制度，当初应该解决而因害怕没有解决，越到后来越难动，这就充分证明了改革阻力越拖就越大，拖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改。
第二是社会危机陷阱。土地问题没有解决，贫富差距就难以解决。拉美国家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提出过办法，但是都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因为大地主对无论哪一种方案都不同意，结果社会处于绝望的状态，就出现了极左派，他们提出将大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这样一来就受到政府的镇压，但是他们还是提这样的口号，结果社会就乱了，地下组织、极左派等什么派都有，没有精力来发展经济，社会危机陷阱就此形成。
第三是技术陷阱。这些国家也知道技术不突破、不创新，没有办法使经济进一步发展，可是人才都外流了，拉丁美洲国家派到美国学习的，后来自己考取美国、英国大学的专家也不回来了。而且他们对于资本市场认识也不足，本来这些国家资本就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而且老百姓的观念是旧的，仍然将房地产看作是第一财产，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里去了，技术创新谁都不感兴趣，也没有人搞了，这样就造成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不但要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即使今后进入高收入阶段，也要防止出现停滞状态。中国现在的改革，包括土地的确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镇化，还有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转型，都表明了中国完全可以避免陷入这种陷阱，包括今后进入高收入阶段，也可以避免。
《华盛顿邮报》2010年9月份登了一篇很长的通讯报道，用了一个很吸引人的标题，叫美国究竟应该害怕中国什么？。文章说，害怕的不是中国GDP的增长，认为中国GDP的增长不必担心。文章从中关村谈起，中关村有一些咖啡店，其中一个咖啡店在北京大学南面不远。这个咖啡店有几十张桌子，每天都挤满了人，每张桌子都有三五个人在那儿喝咖啡，这些人是名牌大学的博士、博士后、年轻教员，还有就是科研单位的一些年轻研究人员，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在那里喝咖啡，谈的是创意、创新、创业、专利这些东西。这让记者想起30年前比尔盖茨跟乔布斯都是大学城咖啡店的座上客，中国这些力量不可阻挡。文章登出不久，德国《镜报》记者也发表文章，说在中国有这种咖啡店的不只是北京中关村，上海、西安都有，广东也有，只是没有被我们发现而已。这些代表了中国的希望，我们需要一个创新时代。创新的动力在广大年轻人中间。
《华盛顿邮报》给我们的启示，是说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改革都要逐步将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进入创新的高潮、创业的高潮，这就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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