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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国科举文化研究、宋代社会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认识科举制度、宋代社会的必读书。
★中国的科举制度成熟于宋代，而形成一科举社会。本书剖析宋代科举制度的运行模式，及其背后推动的力量，进而阐述此一制度对于社会与文化的影响。
1. 有宋一代，高门大族风光不再，出现了一个学优则仕的新社会，此即科举社会。自此，任何出身的读书人都有可能进入政治核心，社会的中心力量完全寄托在科举制度上，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次巨变。本书是中国科举文化研究、宋代社会史研究的典范之作,凝聚了学界的前沿研究成果，既是一部科举制度的成熟史，又是一部宋代社会史。欲了解科举制度，并通过此一制度了解宋代社会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不可不读本书。
2. 全书凡十五讲，既前后贯通，又各成专题。从科举制度，到印刷术的普及与影响，到官学的演变与私学的兴盛，到政府与社会对士人的资助，*后直至新士族势力的兴起乃至科举文化的成熟，本书通过诸多面向，呈现出宋代科举社会丰富的内涵。
3. 本书原系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梁庚尧在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讲授宋代科举社会课的讲稿，内容多撷取自学界的研究成果，也取材于作者长年的深入研究，并联系近年的前沿进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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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滥觞于隋唐，成熟于宋代。宋廷以考试选拔人才，不限门第，且因出版市场发达，教育机会扩大，知识传播日益普遍，许多没有家世背景的子弟为了出人头地，有志于读书应考，以求仕进。读书人不论出身，均有机会经由科举考试晋升为官宦，演变而为所谓的科举社会。
庞大的士人队伍壅塞于科举管道，只有极少数人功成名就，士人难免产生前途茫茫之感，而求神问卜、祈梦相命，甚至发展出梓潼信仰。不过，大多数的士人在一两次落第后，可能碍于生计，放弃科举入仕的目标，或从事教书、改业经商，或表演伎艺、卖卜，各觅出路。
本书深入剖析宋代科举制度的运行模式，及其背后推动的力量，进而阐述此一制度对社会的影响与科举文化的形成，呈现出宋代科举社会丰富的内涵，引领读者深入了解科举制度，并通过此一制度了解中国社会，尤其是文化担纲者士人的生活、心理及其相关文化。本书是中国科举文化研究、宋代社会史研究的典范之作，问世以来深受海内外学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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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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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庚尧，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祖籍广东省新会县，1948年生于广州，1956年定居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博士。历任台湾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梁氏治史，尤精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和宋代历史研究。著有《南宋的农地利用政策》《南宋的农村经济》《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南宋盐榷食盐产销与政府控制》《宋代科举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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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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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第一讲 科举制度上
一、宋代的重视科举
二、贡举程序
第二讲 科举制度下
一、科目与考试内容的演变
二、防弊措施不断加严
第一、二讲参考书目
第三讲 印刷术的普及与影响
一、印刷术的发明与推广
二、出版业蓬勃发展
三、读书与藏书愈益方便
第三讲参考书目
第四讲 官学的演变上
一、从国子监到太学
二、太学入学方式的演变
三、太学的课程与考核
四、太学生的待遇与出身
第五讲 官学的演变下
一、州县学校基础的奠定
二、地方学官考试与学生入学考试制度的建立
三、南宋地方官学生员人数大增
四、官设书院的兴起
第六讲 私学的兴盛
一、社会对教育需求日增
二、启蒙教育
三、举业与讲学
第四、五、六讲参考书目
第七讲 政府与社会对士人的资助上
一、官学、官设书院的学廪
二、民间的义学
第八讲 政府与社会对士人的资助下
一、赴考旅费的补助
二、婚、丧及生活等济助
第七、八讲参考书目
第九讲 社会流动及其局限
一、旧门第消失与新士人兴起
二、荫补、财富与亲缘的影响
第九讲参考书目
第十讲 士人的生活与出路
一、士人的家庭经济
二、求学与应考生涯
三、不仕士人的生活与出路
第十讲参考书目
第十一讲 官户、士人的特权及其限制
一、官户、士人的身份
二、税、役的减免
三、法律的特殊待遇
四、对经商、租佃官田的限制
第十一讲参考书目
第十二讲 官户、士人与地方事务
一、官府、民众间的桥梁
二、扰官与扰民
三、贫穷救济与地方建设
第十二讲参考书目
第十三讲 新士族势力的兴起
一、官宦世家
二、起家、延续的途径
第十三讲参考书目
第十四讲 科举文化上
一、贡院与进士题名碑刻
二、坊表与学校建筑物的名称
三、风水与谶语
第十五讲 科举文化下
一、求神、祈梦与相命
二、积善与种德
三、荣耀家邦
第十四、十五讲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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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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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科举制度（上）
一、宋代的重视科举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门第社会时期，以世族为中心，形成上下分明的社会阶级，政治权力由少数高门大族所把持，寒门士人很难有出头的机会。隋唐以后，由于皇帝有意压抑世族，配合着以科举考试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度来选拔人才，这一个阶级性的社会逐渐被打破，门第势力逐步衰退；到了五代时期，战乱残酷地打击过去的世家大族，使得它们完全消失。宋代建立之后，皇权更为高涨，不仅继续实施科举考试制度，而且愈益讲究防止主考官员与考生之间私人关系对于选才的影响，配合印刷术逐步推广与教育日渐普遍，与唐代以前相比较，社会上可以说已经没有历久不衰的高门，也没有明显的阶级界线；经由科举考试的选拔，社会上的读书人不论出身高下，都有可能进入政治的核心，演变为所谓的科举社会。对于新社会形态的形成，科举考试制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
科举考试开始于隋代，唐代继承这项制度。在盛唐时期，科举已经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受到士大夫的重视。五代虽然兵荒马乱，武人割据，可是科举考试并没有中断。到了宋代建立，为了矫正唐末五代武人政治的积弊，朝廷鼓励读书。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一载：
太祖将改年号，谓宰臣等曰，须求古来未尝有者，宰臣以乾德为请。三年正月，平蜀，宫人有入掖庭者，太祖因阅奁具，得鉴背字云，乾德四年铸，大惊曰：安得四年铸此鉴？以出示宰相，皆不能对。乃召学士陶谷（903970）、窦仪（914966）问之，仪曰：蜀主曾有此号，鉴必蜀中所得。太祖大喜曰：作宰相须是读书人。自是大重儒臣矣。
当时宰相为赵普（922992），赵普辅佐宋太祖开基创业，功劳甚大，但学问上的修养究竟有限，所以宋太祖会因为年号一事而有作宰相须是读书人的感想。同书同卷又载：太祖闻国子监集诸生读书，喜，遣使赐之酒果，曰：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可见宋太祖不只重视读书人，进一步还希望武臣也受到经书的熏陶，而所以如此，是因为经书所讲的是为治之道。这样的一种期望，就不仅仅是因年号问题而生的临时感想，而且是针对唐末五代以来长期的战乱动荡与民不聊生而发。
不仅皇帝对读书人看重，社会对他们也寄予厚望。五代时期，科举虽然没有停废，士人却没有受到政府的重视，地方官吏甚至对他们压抑摧辱，士人也不敢穿着儒士衣冠出入官衙、闾巷。到了宋初，朝廷政策有了改变，士人开始穿着儒服公开活动，地方父老看到他们，有乱世将成过去的观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选举考三举士》引晁归来子（晁补之）序张穆之《触鳞集》（又见晁补之《鸡肋集》卷三四《张穆之触鳞集序》）：
五季文物荡尽，而鲁儒犹往往抱经伏农野，守死善道，盖五十年不改也。太祖皇帝既定天下，鲁之学者始稍稍自奋，白袍举子，大裾长绅，杂出戎马介士之间，父老见而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
当时仍刚开国，武人的势力未完全消失，白袍举子只是杂出戎马介士之间，但是父老已经满心欣喜，对于天下太平充满了信心。白袍举子是指应举士人的穿着是白色襕衫，这是沿自唐代的制度。
朝廷和社会对于读书人的期望，具体地显现在对于科举考试制度的重视上。宋代的重视科举，从宋太祖的时代就已经开始。表现之一，是对远道赴京考试的贡士提供旅费补助。以往士人入京应考，费用均须自备，家贫道远者无法赴考。开宝二年（969），下诏西川、山南、荆湖等道，发遣举人往来并给券，给券是发给驿券，亦即从初起程到还乡的费用，都由公家供给。这时后蜀、荆南刚刚并入版图，南唐、南汉则仍在控制之外，这项措施，恐怕也有笼络人心的作用。宋太宗崇尚文治，对于科举考试更加重视，曾经说：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丙寅）又说朕亲选多士，殆忘饥渴，召见临问，以观其材，拔而用之，庶使岩野无遗逸，而朝廷多君子尔（同书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六月戊申）。
也就是从宋太宗的时候开始，科举考试录取的人数大量增加。宋代科举考试科目很多（进士、诸科，详后），但仍然和唐代一样，以进士科最受重视。唐代科举考试每年举行，每次进士科录取不过一二十人。宋代考试时间最初没有一定的制度，宋太祖时是每年考，宋太宗时每隔一二年考，也曾经连续五年不开科场；宋真宗时有时连续两三年考，也有时隔一年或两三年才举行；宋仁宗时起初是四年一贡举，后来又改为间岁一开科场；直到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才定制为三年一开科场，此后没有变更。进士科录取人数在宋太祖时仍然不多，少时不满十人，多也不过三十人。自宋太宗时起逐渐增多，淳化三年（992）榜录取达三百多人，和诸科合计在一千人以上，以后每榜进士科录取绝大多数都达到数百人，而以南宋宝庆二年（1226）录取九百九十八人为最多。
宋代登第任官，比唐代来得容易，这项变化也发生在宋太宗时。唐代在礼部考试通过后，还要经过吏部考试，通过才能任官。宋代初年沿袭这项制度，及第考生由礼部贡院送吏部南曹，试判三道，称为关试，合格才能授官。宋太祖开宝八年（975），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开始成为常例；两年后，亦即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诸科登第合计五百人，均不经关试而授官，从此成为定制。
进士及第可以享受各种荣耀，譬如皇帝赐宴。唐代科举考试发榜之后，新科进士聚宴于曲江，但这是进士们自己凑钱办的。五代、宋初改为官府赐钱，宋太宗时，再改为皇帝赐宴。起初在开宝寺，从太平兴国八年（983）起改在琼林苑，成为定制。这项宴会，又称闻喜宴，政府高级官员和主考官都出席作陪，皇帝并且赐诗。至于榜首，也就是一般所谓的状元，荣耀就更高了。原本自宋初确立殿试以来，殿廷唱名发榜后，状元和其他及第考生骑马出宫门，均须自备鞍马费，而京师也有一些好事者自以鞍马等候于宫门之外，所以虽然号为廷魁，却和众人没有差异。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起，特诏给金吾卫骑士七人传呼前引，于是显得与众不同。田况（10051063）《儒林公议》卷上：
太宗临轩放牓，三五名以前，皆出贰郡符，迁擢荣速。陈尧叟（9611017）、王曾（9781038）初中第，即登朝领太史之职，赐以朱韨。尔后状元登第者，不十余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为常，谓固得之也。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摩肩不可过，锦鞯绣毂，角逐争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士庶倾羡，动都邑。洛阳人尹洙（10011047），意气横跞，好辩人也，尝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
科举考试在宋代朝野心目中的地位，从田况的这一段描述中清楚地表现出来。
就理想而言，宋代的重视科举，有鼓励社会上寒士出头的作用。宋真宗曾经在一次发榜之后，问宰相王旦（9571017）等人：有知姓名者否？众人回答说：人无知者，真所谓搜求寒俊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三月丁酉）宋真宗也曾亲谕知贡举的大臣：贡举重任，当务选擢寒俊，精求艺实，以副朕心。（同书卷四三咸平元年正月丙寅）人们也认为宋仁宗于科举尤轸圣虑，孜孜然惟恐失一寒畯也（朱弁《曲肴旧闻》卷一）。为了配合这一个理想，考试制度愈来愈严密，宋太宗时开始有糊名弥封，宋真宗时进一步有誊录易书。定等第时由主考官和覆考官两次定等，分别弥封，最后才由详定官启封，参考两次等第作最后的评定。为防考生挟带，又订有搜身的办法（防弊制度详后）。南宋中期人回顾以往，观察到本朝尚科举，显人魁士，皆出寒畯（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七），理想、政策和制度相互配合，结合上民众受过教育之后对于登科及第的盼望，收到了北宋前期以来君臣所期待的成果，而科举考试也因此成为塑造宋代社会特性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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