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冷战的爆发，美国联盟体系作为实现美国国家战略目标的有力工具开始形成，并逐渐发展、完善起来。联盟体系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是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与历史上诸多霸权国有着巨大不同的美国式霸权战略的突出特征之一。这一点诚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博士所讲的那样，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很难像大英帝国那样实现光荣孤立，要建立一个组织严密且照应到世界各个角落的安全体系更是难上加难。最可行、最有建设性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由不同部分组成的联盟体系。\[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冷战期间，美国的联盟战略一直是其维持全球霸权地位，并与苏联抗衡的重要手段，它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美日安全保障条约》（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Inter-American Treaty of Reciprocal Assistance）、《澳新美安全条约》（Australia，New Zea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Pacific Security Treaty，ANZUS）等先后同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等地区的50余个国家结成军事联盟，在世界上构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联盟体系。这一联盟体系对于美国确立与维护世界霸权、取得冷战的最终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独霸世界的野心愈发膨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非但没有放弃或弱化其联盟战略，反而在所谓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对其原有的联盟体系进行了重新定义和加强。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加大，美国结合新的国际安全环境，再次对其遍布全球的联盟体系进行了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调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力都与其在亚太地区构建的联盟体系有着巨大的关系。单就我国周边而言，美国的盟友就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等国。美国在东亚，特别是中国周边地区的多组双边联盟在冷战后均得到了强化，其整体联盟关系也日益加强。正是这一由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使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处于美国及其盟国的包围之中，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了持久而又巨大的压力，对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如解决台湾问题；捍卫国家主权，如解决钓鱼岛、南海问题；以及构建和谐周边，营造有利于我的外部环境，实现和平崛起，都构成了巨大的羁绊和严峻的挑战。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联盟体系，特别是亚太联盟体系，是一个不断调整的、动态的联盟体系，有着巨大的灵活性和韧性。随着中国的崛起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假设，美国必将继续强化该联盟体系，这势必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形成更大的战略压力。在美国推出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东移，中国所面临的国家安全压力和以往相比明显增加。美国第67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2011年10月发表了《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世界）政治的未来取决于亚洲，美国将在塑造未来政治的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为此，美国需要加强和重塑其亚太联盟体系以便为它的重返亚太战略提供一个更加坚实的平台。希拉里指出，在过去十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投入了大量资源。在今后十年，美国在决定资源投入时必须要有明智和系统的考量，以便确保美国在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确保其全球利益，推广美式价值观时的优势地位。就其亚太联盟关系而言，美国将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外交层面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投入，进一步强化美日、美韩、美澳等双边联盟在美国重返亚太时的支点作用。为此，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三项基本原则：首先，针对联盟的核心目标，盟友之间在政治层面需要保持一致；其次，为了成功应对新的挑战以及抓住新的机遇，美国需要保持联盟的灵活性和适应力；最后，确保联盟的防御能力和信息沟通能力能够阻遏各种各样的来自国家和非国家实体的挑衅。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The future of politics will be decided in Asia，not Afghanistan or Iraq，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right at the center of the action，October 11，2011http：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是美国全球联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全球战略层面而言，美国意图借助这一帝国的权杖汪伟民：《联盟理论与美国的联盟战略以美日、美韩联盟研究为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实现帝国秩序合法化和长久化的目的昭然若揭。在可预见的将来，一个能够有效制衡美国亚太联盟的对抗性联盟不会出现，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战略诉求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都会笼罩在美国的霸权阴影之下。因此，研究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演进和发展，透析其战略构成要素，揭示其实质和内在逻辑对于分析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破解美国旨在包围、遏制中国的亚太联盟体系，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和平崛起，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综上所述，本书着眼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形成原因、历史演进、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通过对亚太联盟体系中最有代表性的美日、美韩、美澳等双边联盟的个案分析，力争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的双边军事联盟的发展沿革以及该联盟体系对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影响得出一个相对清晰和明确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中国的选择。二、文献综述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因此，中外学界都非常重视对美国联盟的研究。西方学者不仅研究美国的联盟实践，还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创立并发展了形形色色的联盟理论。中国学者对美国联盟的研究与西方学者相比理论色彩要淡化很多，其研究工作侧重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解读美国的联盟体系，尤其是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中外学者在上述领域的著作、论文和研究报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1在联盟理论层面。针对联盟的建立、发展以及瓦解，西方学者做了大量系统而规范的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各主要学派在不同程度上均涉及联盟的定义、成因、功能、特点等内容。在现实主义学说中，汉斯摩根索Hans Joachim Morgenthau、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等学者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都对联盟理论做过深刻论断。这些论断主要从均势理论出发，论证联盟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些新现实主义学者重新定义了联盟管理和联盟关系等概念，为联盟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与此同时，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代表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等人也加入了联盟理论的范式之争。自由制度主义有关联盟理论的主要论文和著作包括：Robert Keohane：Alliance，Threat and the Use of Neorealism，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 1988，Vol13 No1;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苏长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建构主义的相关文章或著作主要包括：Alexander Wendt，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4，Vol88，No2; Barry Robin &Thomas Keaney，US Alliances in a Changing World，London：Frank Cass Publishers，2001但是，上述学者并没有全面构建和分析联盟理论，这方面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如下几部著作中：第一部是乔治利斯卡（George Liska）在1962年写的《加入联盟的国家：相互依赖的有限性》George Liska，Nations in Alliance：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2，这部著作被格伦斯奈德（Glenn HSnyder）视为联盟理论研究的开山之作，该书在强调联盟可以增加国家应对冲突与侵略的能力的同时，还强调了联盟的另外两个功能：一是联盟内部的控制功能，即制约可能失控的盟国以便维持联盟的整体稳定；二是加入联盟可以巩固和增强政权的合法化。格伦斯奈德在《联盟政治》Glenn HSnyder，Alliance Politic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一书中创新性地提出了联盟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概念，他认为联盟并非是一劳永逸的，任何一个联盟内部都有不稳定因素，这些不稳定因素会给加入联盟的国家带来多项选择：一方面，加入联盟的国家必须证明自身对联盟的价值，以免被其盟友抛弃；另一方面，若是加入联盟的国家与其盟友的关系过于密切，该国又有可能受到他国的牵连而使自身利益受损。加入联盟的国家在这两者之间的权衡构成了联盟安全困境的一个层面。该困境的另一层面是，若一个国家为了不被盟友抛弃而强化其联盟关系的话，这又有可能加深对手的敌意，从而使紧张局势加剧；若该国选择疏远盟友，弱化联盟关系，则又有可能激发其对手的野心。另一位知名学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结合中东地区国家关系在1987年出版了《联盟的起源》Stephen 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一书，沃尔特对均势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著名的威胁制衡理论。他认为国家的结盟行为是由威胁决定的，他国的实力只是国家在结盟时考虑的因素之一。威胁不仅仅源自综合实力，还来自于地缘毗邻性、进攻实力和侵略意图等其他三个方面。由拜瑞 鲁宾（Barry Robin）等人所编著的《变化世界中的美国联盟》是一本有关联盟理论和实践的新近著述。该书既分析了美国主要联盟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势，又在回顾联盟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认知联盟的理论构想。该书力图解释为什么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的联盟体系没有瓦解。该理论强调，联盟的形成不以威胁为动因，而是建立在一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基础之上的。该书认为，按照新现实主义的观点，联盟的主要目的是应对共同威胁，一旦共同威胁消失，联盟就会随之解体。而认知联盟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之上的共同体，即便共同威胁消失了，这一联盟也会长期存在下去参见 Barry Robin & Thomas Keaney，US Alliances in a Changing World，London：Frank Cass Publishers，2001。沃尔特在2009年发表了题为《单极世界里的联盟》Stephen Walt,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World Politics,Vol61，Issue 1，January，2009一文。他认为，单极世界是一个崭新的国际政治现象，所以，对于它所带来的影响，学者们仍然莫衷一是。但是，单极世界对联盟的影响却是清晰的。首先，形成于冷战时期的联盟不可能一直保持原有的架构。这是因为，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保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在未来会更倾向于选择灵活的、双边的组织结构，而不是固定的、高度制度化的联盟安排。其次，其他国家不会组建用以抗衡美国的联盟。大国会通过软制衡或增强自身实力的方式抵消美国的影响力，中小国家则会争相投靠美国以争得更多的好处或避免与美国为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凯文斯威尼Kevin Sweeney和保罗弗里茨Paul Fritz在《搭便车：大国结盟行为的利益动因》Kevin Sweeney & Paul Fritz,Jumping on the Bandwagon：An 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 for Great Power Alliances，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6，No2，May 2004一文中指出，通过对1816年至1992年的大国结盟行为的研究，研究人员发现与均势理论的预期相反，在大国的联盟选择中追随行为要多于制衡行为。这是因为，大国对盟友的选择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并非基于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分配。2在战略研究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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