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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纵欲与虚无之上》作者钱永祥是台湾著名学者，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专长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对自由主义与现代性等概念专题有深入研究。《思想》杂志主编，《台湾社会研究》顾问。
二、在中国大陆，钱永祥同样拥有极高声望。澎湃新闻、光明网、凤凰网、《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中华读书报》、《时代周报》、《中国科学报》等国内著名媒体都曾对钱永祥做过专访。曾与周保松（著名政治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梁文道（著名文化人、媒体人）等人开展讲座，影响力大。
三、钱永祥及其作品深得林毓生（当代著名学者，哈耶克关门弟子）、刘擎（知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周濂（知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作者）、刘瑜（知名学者、作家，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知名学者）、高全喜（知名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师从贺麟）、周保松（著名政治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闾丘露薇（著名媒体人）等知名人物的推荐。
四、作者从自身阅读和成长历程出发，追问和思考当下社会的重大议题，直面现代人的价值抉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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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纵欲与虚无之上》是钱永祥对现代性的伦理思考，关切现代人的道德伦理处境。面对现代性的挑战，我们不只是在处理一组客观的历史、社会现象，更是在自行认定或者弃绝一些价值立场。那么，我们认定或弃绝时依据的理由是什么？之后又如何承担责任？
作者研读经典，观照现实，从平等、多元和公共性三个概念出发，以自由主义为批判立场，梳理、分析和阐释上述问题，并指出了一个由平等的个人进行公共论述的远景。
庸俗者没有怀疑，所以无所担当 ；无聊者缺乏热情，所以不求担当。庸俗者以为意义与价值的问题业已解决，生命不过是随着主流逐波弄潮；无聊者则根本不识意义与价值的追求包含着徒劳的悲剧成分，以为生命本身原是轻松幸福的尽兴一场。
钱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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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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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永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思想》杂志总编辑，研究政治哲学、近代西方政治思想、马克思主义，以及动物伦理学。著有《动情的理性：政治哲学作为道德实践》《纵欲与虚无之上：现代情境里的政治伦理》以及多篇学术论文。译有《学术与政治》《动物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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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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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第一编 袪魅之后现代式伦理的艰难
黑格尔西方古典哲学传统的最后一位大宗师
走出神话国之后读刘大任《走出神话国》
空气中的叛逆精神马库色与1960年代的消逝
历史与传记读玛丽安娜?韦伯的《韦伯传》上册
韦伯与卢卡奇消散在时代风暴中的友谊
水晶般的精神乔治?威尔与西班牙内战
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动力与现代课题
在纵欲与虚无之上回顾韦伯的《学术与政治》
纪念伯林之死
美国自由主义的髑髅地
我总是活在表层上谈思想家伯林
权力与权利的辩证《联邦论》导读
第二编 自由主义平等与多元的伦理
个人抑共同体？关于西方宪政思想根源的一些想法
自由主义与政治秩序对《自由中国》经验的反省
分而治之从党派与代表试论《联邦论》中
政治领域的独立性格
社会整合与罗尔斯自由主义的政治性格
社群关系与自我之构成对沈岱尔社群主义论证的检讨
霍布斯是自由主义者吗？谈自由主义的一项必要成分
自由主义的政治性格殷海光与罗尔斯的对照
自由主义为什么关切平等？当代的一个看法
自由主义与国族主义两种政治价值的反思
现代性业已耗尽了批判意义吗？汪晖论现代性读后有感
第三编 众生平等：回避不得的动物伦理
动物福祉与社会进步
猫与我一段道德启蒙的经验
一个论述的里程碑《我的猩猩宝贝》序言
第四编 责任与自制知识分子的伦理 417
学术权威如何善尽社会角色
略谈公共型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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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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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于我是一件必须困勉从事的工作，因此我通常不以作文为乐事，对自己的文章也并不欣赏，甚至没有发表后收集留存的习惯。当友人促我将旧作结集出版时，我在犹豫、狐疑的心情下，颇费周章地搜罗来十几年间的几十篇文章，重读之余不禁浮起复杂的感受。这些文章里头或许没有什么高明见地，可是十几年来，我在并无自觉的情况下，始终在关切几个紧密相关的问题，其一贯性显然有一定的思想意义。一旦意识到这一点，若再不反省这种一贯性寄身何处，除了构成思想的疏懒之外，也怠慢了认识自己这项德尔菲神谕的严峻要求。
可是真要交代有什么议题贯穿在这些文章之间，似乎很难不回到一些比较个人层面的感想上。重读这些文章，首先不免会自问，当初为什么会谈到这些问题、心里又为什么会有文字间所表达的那些意见与情绪。文章是自己的创作，也借着思索与关怀成为纸上文字，进一步界定了自己。年过五十以后，半世纪的存在积淀下一堆本质，逼你不得不承认，已经不应该企图回避来时路上的种种。在这个意义上，从个人成长路程交代文章的关怀所在，应该还不算是自我耽溺。
当初我会注意到本书各篇文章的主题，似乎并非偶然。我少年时代，适逢西方的反越战学生运动和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这两件惊动世界的大风暴给身在边缘之岛的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当时的我，自然不可能真正理解它们的意义。如今回想起来，我对这两场革命的模糊认识，大概就是西方与东方既有的政治、社会、文化体制的正当性正在土崩瓦解，以及世界范围的遭践踏、侮辱的人们，终于取得了翻身反抗的理由与机会。对于一个在当日台湾封闭、窒息气氛下甫告睁眼的懵懂少年，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政治教育。它所启发的一种心态
几乎就是我心目中这两场运动的内在矛盾性格所在我愿意用热情与怀疑、反抗与同情这两套对立倾向来形容。我希望能够说（在这类事情上，自己通常不适合做判断），这两套倾向，从此成为我的视野与性情的基本结构。多年之后，即使我对西方 20世纪 60年代的学生运动，尤其是对中国大陆的文革有了较为真切、较为灰暗的认识与评价（包括其幼稚、浅陋、残忍、虚无），我仍然感谢这场政治启蒙，因为它在我身上启发的这两套基本冲动，帮助我在成长过程里摸索方向，也帮助我日后面对台湾政治反对运动的保守、投机走向，犹能维持住几许坚持与原则。在求学方面，这两套素朴的冲动，指点我在学术思想领域形成问题意识，寻找思考资源；它们特别教我要学着判断各种立场、观点是否庸俗无聊，尤其令我受用。作为学术工作者，我不敢奢望自己的思考努力有所发明，不过我希望自己不要走上庸俗无聊的路子。几十年来，维持我不自惭面目可憎的，大概也就是少年时代侥幸形成的这种热情与怀疑、同情与反抗并重的基本冲动。
这里为什么特别强调庸俗与无聊？在我看来，人的尊严，正是靠热情与怀疑的适当配合而支撑起来的。尊严系于担当，可是没有怀疑与热情，岂有余地发挥坦荡荡的担当？在这个脉络里，庸俗无聊的心态特别需要提防。庸俗者没有怀疑，所以无所担当；无聊者缺乏热情，所以不求担当。庸俗者以为意义与价值的问题业已解决，生命不过是随着主流逐波弄潮；无聊者则根本不识意义与价值的追求包含着徒劳的悲剧成分，以为生命本身原是轻松幸福的尽兴一场。只要读过一些韦伯，你就知道这整套问题是何等惊心动魄、振聋发聩。在当年的台湾，当然没有人能指点我去读韦伯。不过，我们那一代的少数人，有幸接触到了殷海光先生的一些间接影响，居然借着他所散布的某种道德感召，也勉强发展出了一点对付庸俗无聊的抗体。殷先生的人格力量所在，只有尊严二字可以形容：在各种政治压制、文化侵蚀，乃至于整个庸碌世界的扭曲消耗之下，如何维持一份做人的尊严。这种尊严的可贵与辛酸，当然也要到我自己尘面鬓霜，才能有所体会。不过当年的殷先生（无论他自觉到什么程度），正是用炽烈热情苦撑生命、用禁欲式的怀疑割舍一切形而上的安慰，用出不得声的同情看周边人们，却又用凌厉的批判精神喊出我不分享这个时代的价值！热情、怀疑、同情、反抗如何结合成一种尊严的处世态度，抗拒这个时代的庸俗与无聊，维护基本的做人道理，殷先生的典范间接丰富了我的启蒙过程。（我的另一段启蒙教育，涉及求学英国几年间的重要经验，其中也有前辈典范的惕励，其深刻与严肃并不次于殷海光先生所开启的境界。不过那段心得，应该属于另外一个故事。）
这样的成长背景，部分说明了我为什么关切时代对于行动者的道德要求。我无法带着憨憨傻笑认同这个时代的任何价值。但是一个时代的价值资源与人的价值实践，究竟是什么关系？其实，我们的时代有一个特色：它的基本精神，正是对于当下价值的怀疑与反思。出于怀疑，它对于行动者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与考验。它不仅考验行动者的能力与动机，还要考验行动者的道德质量。在我之见，现代是一个具有高度道德要求的时代。有见于人性中懦弱、轻薄成分的在所难免，在现代情境里，前现代的温馨与后现代的做戏，本是常在的诱惑。本书多篇文章的目的，正是从这种道德特色的角度，观察现代性与价值实践的关系。
......
纪念伯林之死
以赛亚 .伯林
Isaiah Berlin, 1909 1997是当代一位令人不得不正视的思想家。他的《自由四论》
[2]与《俄国思想家》
[3]两本文集固然为读书人所周知；《刺猬与狐狸》1953、《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 1972、《反启蒙运动》1968、《民族主义》1978等多篇文章也长久脍炙人口；《与俄罗斯作家的会面》1980已成文坛传奇文字 伯林此文追记他在 1945年及 1956年与巴斯特纳克和阿克玛托娃的会面谈话经过 ；《自由的两种概念》 1958更是相关人文、社会学科一代又一代学生必读的小经典。不过，伯林作为思想家，与我们心目里习见的思想家形象却有些不同；指出这些不同，在我们了解他的思想时，有一些不应低估的实质意义。
伯林出身牛津分析哲学；这是 20世纪最排斥逻辑建构和哲学答 案的哲学门派之一。可是他名世的学术身份乃是思想史家。确实，他的主要观点，几乎都是借由对人物、运动、思潮的思想史研究来
表达的。与此相应，他的思想史著作也表露了明确而深厚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深度，从不流于排比材料，或者做即兴廉价的诠释与批评、更不用说简单天真的社会学、心理学化约。在另一方面，伯林深信
理念、思想在历史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历史人物的行与止的意义脉络，来自他们的认知、感情、想象与目标；这些，必然呈现了理智与价值的认定。只要没有把思想简化为个人头脑里突兀出现的念
头，否定思想的历史作用，不啻否定了人作为自觉的
也就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历史角色的可能。此外，伯林会坚持，思想观念并不是超历史的抽象存在，而是自有历史可言的实践活动。在
人们接续塑造历史的过程里，理念也在转化变形，与历史本身一样，同时呈现了延续与新貌。伯林从事思想史的工作，不仅是因为他要了解历史、要了解观念的历史命运，也是因为他要肯定人类自觉、
主动地影响历史的可能。
伯林的思想史研究，在三个方面衬托出了这位思想家的独特色彩：
第一，他无意于营造系统的理论，也没有提出全面的学说。他不是康德、黑格尔，也不是罗尔斯或者哈贝马斯。除了早年的少数专技性哲学文章，他几乎未再脱离思想史的脉络去抽象地摆弄概念。
我们无法想象伯林像罗尔斯那样从设想的原初情境经营正义的两项基本原则、或像哈贝马斯那样基于理想言谈情境建构沟通伦理。同情地理解早先思想家如何面对历史变局的困扰挤压，再细密地梳理其间的慧见与盲点，从而描绘出人类心灵的内在纠葛与难局这种接近艺术移情的历史理解方式，自然更注定了他的思想主调会迥异于古典的系统哲学家，或者是 19世纪以科学为圭臬的社会理论家。
第二，即使接受了思想史取向的特色，我们也会注意到，伯林纵贯 60余年的著作，题材异常分散，而体裁也以文章为主。如果我的印象和查对无误，除了极早年的《卡尔
马克思》 1939是章节完备的专书，此后他的作品均是单篇的议论
essays、长短论文、演讲、广播谈话，乃至于访谈和杂文；发表场所也往往是在《遭遇》 Encounter、《纽约书评》之类的文化刊物。这些文章，直到 1975年以后，才开始由他人择其要者逐册结成文集。而他讨论的主题，则泛及政治哲学、文化意识、历史理论、近代西方的几大思潮、俄罗斯文人知识分子的命运、当代人物的风采，乃至于维科、赫德、哈曼等遭主流思想史掩没的边缘思想家。由于这种著述方式，伯林的影响虽然广远，却少了一般思想家一气吸尽西江水的霸业雄图气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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