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最好的发生
2009年，其实是我挺不顺的一年，离开上一份工作已经3个多月了，每天睡到自然醒的日子固然美好，但这种生活并不是我这种劳碌命的人可以享受太久的。而美国在大萧条的背景下，经济一直没有起色，软趴趴的，像放了一上午的阳春面。偶尔我会自责反省一下，为什么要那么倔强决绝地辞去上一份工作。其实活着永远比死去需要更多的勇气，有时候坚持下来，才能学到更多东西。
倒也不是没人要我，只是还没找到一家有资质并愿意资助我的工作签证的学校。毕竟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不雇佣本国人而请外国人是要承受一定压力的。政府会要求用人单位必须提供一份材料证明我比其他所有的美国人都胜任这份工作，而且给出的工资待遇要与之相符，这样一来就把很多雇主吓跑了。
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找不到工作就意味着你也许该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了。离开之前，怎么也别留太多遗憾吧。虽然这些年也没少折腾，寒暑假能不回国就不回国，美国50个州也跑了一大半。但美国毕竟太大，仔细捋一捋，总还是有没去过的地方。于是就摊开那张跟随我多年的美国地图。这张地图可是有来头的，让我想起了那陈年的往事。
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已经被十几年的紧张学习和各种考试基本榨干了学习的热情，需要寻找释放激情的新途径，所以我一直很热衷于社会活动。从大一开始，团校一毕业，我就进了学生会，从一个小干事开始，从贴海报、摆摊儿到组织各种活动，什么活儿都干，用了两年的时间做了内联部部长、办公室主任、主席助理等多种职务，也锻炼了一些能力。最后在团委领导、卸任的正副主席、各院系主席及小伙伴们的支持下，决定参选下一届学生会主席。
那个年代，每年由北大和清华的学生会主席轮值全国学联主席，而那年正好轮到北大。所以从理论上说，如果选上北大学生会主席的话，也就成了中国的“学生领袖”。虚荣心肯定是有的，我不否认，但更主要的是，我觉得自己是可以为国家做些大事的。北大是个适合谈理想的地方，你可以想象那种踌躇满志的激情是如此地青春、赤诚而壮烈。
精心设计的竞选手册刚印出来，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的竞选资格被剥夺了！因为北大规定学生会主席候选人必须是没有挂科的，而我那学期竟然有一门功课没过。之所以挂科，是因为那位马哲课老师上课时完全是照本宣科、死记硬背，且不容许学生有丝毫的质疑或进行讨论。几百个人的大课，底下学生睡倒一片。老师倒也不在乎大家的反应，她只关注一件事：出勤率。每次上课她要点三次名，上课前点一次，课间休息一次，下课前再点一次，生怕你迟到早退。而且她明察秋毫，有些同学捏着鼻子替别人喊“到”，都能被她听出来。
当时我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老师的这种做法，更激起了我的反叛心理。正好那年又赶上北大百年校庆，学生会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于是，我索性就不去上课，还发动同寝室同学罢课，结果我们班有四个人在这门课挂了科。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挺大，“大好前程”泡汤了。当时一赌气，我辞去了所有的社会工作，专心准备GRE考试，准备出国。那时候宿舍11点就熄灯，为了熬夜，我一狠心，撇下相亲相爱的室友们，从宿舍搬了出来，在北大西边的万柳公寓租了个面积不足7平方米的“监狱式”学生屋。房间里就是一张床挨着一张书桌。这张贴在墙上的美国地图就是当时房间里唯一的装饰，也是时刻激励自己为梦想去努力的动力。
哇，一下子扯好远，再说回地图。找了一遍，只剩下美国南部那一片“红脖子”州没去了。于是约了其他三个跟我有类似工作变故境遇的朋友，说了我的想法，大家一拍即合。经过简短的协商妥协，我们决定租一辆车自驾三周，不订具体目标和行程，最多提前一天订酒店。我们从洛杉矶出发，先飞到德克萨斯，然后贴着南部的海岸线一直往东开，途径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拉巴马、佐治亚，最后横穿北美到达佛罗里达，穿越了七个州，停了十几个城市，一直到达美国最南端的海岛，海明威的故居，基韦斯特。
在自驾游的最后一天，我和朋友们在小岛上的露天酒吧里，就着痕极又痒的椰岛海风，听着格调不太高的街头爵士，大口喝着带着冰碴的Pina Colada，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北加州的电话。虽然当时已经喝得微醺，酒吧里也十分嘈杂，但是我分明听到了那几个关键词：
"Will you be able to come for an interview?"
“你可以过来面试吗？”
竟是一份久违的面试邀请。
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跌宕起伏和不可预见，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分钟将发生什么，你会去到哪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正是因为我如此无条件地热爱生活，尤其在困顿中想想我还能为比我更糟糕的人做些什么，不知道是否因此积了福报，经常在逆境中逢凶化吉。我的密友九彰曾让我相信一句话：不论生活如何虐你，一切都是最好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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