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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国清流系列深受文化界翘楚好评
民国清流系列已出版《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和《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对轻》。
得到叶辛、何建明、张抗抗、梁晓声、李敬泽、叶廷芳、张颐武、王跃文、余世存、孙郁、解玺璋、李建军、北村、岳南等名家倾情推荐！其中《民国清流1》入选《作家文摘》2015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百道网中国好书榜2015年度人文类好书。
2.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文人写文人
汪兆骞的朋友圈全都是文学名家和文化精英，辐射了中国当代文坛。他做过嫁衣的作家有王蒙、陈忠实、汪曾祺、王朔、冯骥才、梁晓声、刘白羽等，几乎占据了中国当代文坛的半壁江山。
汪兆骞是一位知识分子型作家，他认为知识分子代表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智慧与良知。他在北师大演讲时曾教育莘莘学子，如果当作家就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有道义的人，用手中的笔为老百姓说话，悲悯众生。由汪兆骞以客观公正的史家视角讲述的民国时代的文坛，在剖析人物的性格与人格方面游刃有余，功力深厚。
3.披露真相，还原历史，刻画大师们复杂的文化品格
历史人物在某一历史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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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民国清流系列图书是著名文史作家、原《当代》副主编汪兆骞的心血力作，客观公正地描述了民国知识分子们集体演绎的民国文化史和思想史。
★叶辛、何建明、张抗抗、梁晓声、李敬泽、叶廷芳、张颐武、王跃文、余世存、孙郁、解玺璋、李建军、北村、岳南等名家倾情推荐！
★《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入选《作家文摘》2015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百道网中国好书榜2015年度人文类好书。
★南方都市报、凤凰周刊、央广、人民网、新华网、北京晚报、腾讯、新浪等全国百余家媒体广泛报道。
◇《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民国清流用自己的学养和风骨，写就的是中国士的短暂与辉煌
本书是第一部关于民国清流、一代大师们的长篇集体传记和史诗力作。★民国清流系列图书是著名文史作家、原《当代》副主编汪兆骞的心血力作，客观公正地描述了民国知识分子们集体演绎的民国文化史和思想史。
★叶辛、何建明、张抗抗、梁晓声、李敬泽、叶廷芳、张颐武、王跃文、余世存、孙郁、解玺璋、李建军、北村、岳南等名家倾情推荐！
★《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入选《作家文摘》2015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百道网中国好书榜2015年度人文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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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民国清流用自己的学养和风骨，写就的是中国士的短暂与辉煌
本书是第一部关于民国清流、一代大师们的长篇集体传记和史诗力作。
民国六年至民国十六年（1917至1927年），中国呈现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比肩的思想最活跃、文化最灿烂的局面。继承了传统士担当精神的一代民国清流，以天下为己任，为民族自尊、学术自尊，在风云动荡的时局中扮演着先锋角色。他们学问超绝而又狷介不羁；相互间道义学问相砥砺，却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不断被分化，一时间龙吟虎啸，各领风骚，折射了一个大时代的风起云涌、雪雨阴晴。
本书第一次系统地讲述了那些特立独行的民国文化大师们在思想、学术、政见、工作和生活各个层面，互相交流、碰撞、交锋过程中的友谊、恩怨、是非、因缘与分合，生动地再现了他们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转折时期的生活图景，刻画了他们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文化品格，忠实讲述了他们的伟大与卑微，崇高与缺陷，描绘了一轴无比辉煌的民国文化巨星画卷。
◇《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民国大师分化与交锋时期的历史真相
《民国清流2》承接第一部的历史阶段（1917年至1927年），呈现出民国十六年至民国十九年（1927年至1930年）文化主战场的战国景观。时值国内政局巨变，国共两党合作破裂，政治斗争激烈而严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举起大旗的文化主将们出现严重的分化，蔡元培、鲁迅、茅盾、瞿秋白、丁玲、叶圣陶、柔石、胡适、沈从文、林语堂、郁达夫、梁实秋、包天笑、周瘦鹃等纷纷来到上海，文化中心暂由北京转到上海。一时间，民国文化思想界风起云涌，各文化流派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创造社、太阳社、新月派、语丝派、新感觉派、鸳鸯蝴蝶派、唯美颓废派等派别林立，封建余孽、革命战士、同路人纷纷亮相，演绎出民国文化思想界的论战交锋和恩怨情仇。
◇《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隐匿山林还是出世救亡？且看民国大师们的非常抉择！
本书系民国清流大师们的集体传记系列之三。
本书沿袭《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的风格，承接前两部的历史阶段（1917年至1930年），讲述民国二十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1年至1936年）再次成为文化主战场的北平呈现出的中兴景观。期间，国共两党合作破裂之后，政治斗争激烈而严酷，日寇逐步开展侵华活动。民族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抉择？
文化主将们严重分化后，纷纷从上海回归北平，新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天才成群地来，胡适、周作人、老舍、废名、章太炎、刘师培、刘半农、俞平伯、沈从文、冰心、金岳霖、萧乾、张恨水、朱自清、钱穆、傅斯年、陈寅恪、梁实秋等大师，或选择振臂高呼，团结民众，救亡图存，或选择灭迹山林，躲进小楼成一统，追求个人成就。民国学界一时云蒸霞蔚，是为中兴时代。
作者不囿于故有定论，依据翔实的史料，客观地描写民国大师们的崇高与卑微、飞扬与落寞，真实地还原他们独特而复杂的文化品格和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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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汪兆骞
生于194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当代》副主编兼《文学故事报》主编。中国作协会员。著有《往事流光》《春明门内客》《记忆飘逝》《紫塞烟云》《张骞》等，新近出版有《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深受读者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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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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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第一章 民国六年（1917年） 001
陈独秀、胡适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分别出任该校文科学长和教授。二人先后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率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个崭新的《新青年》时代呼之欲出。暮气沉沉的北大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高地。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一代新型知识精英，也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
第二章 民国七年（1918年） 063
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艰难之时，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却有一抹春色。《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六人轮流编辑，请撰稿人周氏兄弟、刘半农等人协助办刊。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发表《狂人日记》等小说，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焕然一新。胡适、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
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写《民众大联合》，胡适高度评价云：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重要文字。
李大钊与胡适开展问题与主义的学术讨论，陈独秀、毛泽东、鲁迅旗帜鲜明地站在胡适一边。
陈独秀、李大钊办《每周评论》，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报人章士钊、邵飘萍等办《京报》、《时报》等，掀起舆论波澜，给中国言论史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第三章 民国八年（1919年） 095
民国八年，中国依然是独裁者横行的屠场和炼狱。新文化运动合乎逻辑地催生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那些从黑暗中突围出来的知识分子，集体亮相，以启蒙者和革命家的胆魄，继续奋力开启新时代的闸门，一路高歌猛进，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谱写了新的序言。
第四章 民国九年（1920年） 141
民国九年，比起波澜壮阔的民国八年，少了些红火，但并不沉寂，五四余波仍在荡漾。各种政治派别博弈的同时，知识分子关于新旧之争，也日趋激烈。陈独秀、李大钊等倾向政治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秘密酝酿成立共产党。胡适出版新诗《尝试集》，成为新诗老祖宗，他还与高一涵等人发起《争自由的宣言》，为争自由而战。鲁迅进北大当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他对盲目引进俄国思潮，有振聋发聩的回答：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的思潮，甚难移殖（《致宋崇义》1920年5月4日）。周作人作《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赢得远远超过鲁迅的声誉。
道不同，不相为谋，《新青年》时代接近尾声。
第五章 民国十年（1921年） 171
民国十年，是中国社会剧烈震动的一年，也是民国清流激荡分化的岁月。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而部分人放弃五四个性主义，走向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民国清流各自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青史留名。
第六章 民国十一年（1922年） 191
民国十一年，是个天灾兵祸频仍的年头。1月19日，武汉酷寒，天降大雪，冻死很多人。4月直奉战争爆发，在这场血战中，百姓生命惨遭屠戮。6月16日南方陈炯明兵变，炮轰总统府，局势动荡混乱。同时，文化界和舆论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却是这一年的主题。一个以欧美派留学生为主的文人集体，在他们的精神领袖群体的带领下，继续向武人的专制统治，庄严地宣告他们的政治主张。
第七章 民国十二年（1923年） 223
民国十二年的第一天，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发国民党改组之先声。二十六天后，苏俄表示倾力支持孙中山。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联合会发表声明表示：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双方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
6月12日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决定与国民党合作。10月28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着手筹备改组国民党。
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更加黑暗且风雨飘摇。其通过取缔新思想议案，控制舆论。2月7日，吴佩孚武力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杀害共产党人施洋等五十余人，制造了血腥的二七惨案。惨案发生第二天，吴佩孚就以鼓动罢工，扰乱社会秩序罪名，查封了汉口《真报》。2月16日，中共的《向导》遭查封。四月因林水白在《社会日报》揭露曹锟贿选总统丑闻，该报被封，林被监禁三个月。8月27日，天津的《京津泰晤士报》也因反对曹锟贿选，被禁止在租界外发行。10月，上海的《时报》因发表反对直系军阀的新闻被禁邮1923年，知识分子与当局的不合作宣言，成了主旋律。
第八章 民国十三年（1924年） 257
民国十三年（1924年），大小军阀为继续分割山河而使得烽烟四起齐卢之战，直奉火拼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经历了漫长痛苦的奋斗和摸索之后，局势出现了新的转机。他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年初顺利地召开了国民党的一大，咄咄逼人地在南方崛起。
是年的民国清流，除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有明确政治理想外，更多人也怀着希冀，以文学为武器，继续寻求各自的改造社会之路。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性良知和社会责任。可悲的是，因为各有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不同的价值选择，他们却陷入了无休止的混战。
第九章 民国十四年（1925年） 279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入京，受到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北京十万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其入京后发表《入京宣言》，称乃为救国，但并没给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带来变化，如遭到国民党反对的善后会议如期举行。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国民党成立治丧委员会，李大钊担任秘书股中文主稿。
巨星陨落，举国哀恸。反动军阀依然我行我素。4月，京师警厅发布新制定的《管理新闻营业规则》控制言论，遭到胡适、陈西滢、钱玄同等十八位知识分子抵制。他们联名致函司法总长章士钊，提出阁议撤销这一规则，以维护言论出版自由。
是年5月30日，爆发五卅惨案，激发了汹涌澎湃的民族浪潮。6月3日，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面世，邵飘萍也从6月起在《京报》推出清华学子王造时主编的《京报副刊》，连续报道了五卅惨案，进行反帝宣传。
知识分子反专制，争自由，仍是该年思想文化战线的主流。而5月11日发生的北京女师大驱逐校长杨荫榆出校运动和该年底的11月29日，认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务中的急务的《晨报》，被暴徒纵火焚毁疑案，让知识界变得扑朔迷离。
当我们怅望民国十四年的纷乱的文化星空，你会悲哀地发现，透过曾经同是新文化的主将，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围绕着上述两案的纷争及其关于政治、思想、文化的纷争，已深刻地反映出知识分子内部分裂已愈来愈严重。
第十章 民国十五年（1926年） 309
民国十五年依然是北洋军阀横行肆虐、充满肃杀之气的一年。惨案继续不断发生。
3月18日，段祺瑞悍然枪杀47名、伤200多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成舍我主办的《京报》《世界日报》等纷纷报道事件真相，严厉谴责这场杀戮。
朱自清、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作家也纷纷发表文章抨击反动政权；王世杰、高一涵、许士康、陈翰生等在《现代评论》周刊发出抗议声讨之声。上海的叶圣陶、郑振铎等以文学形式发出怒吼。
张作霖、张宗昌等在段祺瑞垮台后，杀气腾腾入京，先后杀死民初新闻史上熠熠闪光的邵飘萍和林白水。《京报》、《社会日报》随之被查封。鲁迅、蒋梦麟、李大钊等都上了黑名单。共产党人李大钊面对黑暗和杀戮，勇敢地率领民众冲锋陷阵，无私无畏。知识分子站在民众一边，表达道义立场。梁启超、胡适、徐志摩、陈寅恪等于春秋更替、风雨晨昏中，继续追逐新文化之梦
第十一章 民国十六年（1927年） 339
1927年，从北京到南方，中华大地弥漫着血腥狰狞和死亡的气息。
义士喋血，大师殒命。
在军阀张作霖统治下的北京，共产党人李大钊被推上绞刑架，英勇就义；白发书生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国之魂消；戊戌变法首领康有为病死青岛。三位文人精魂美魄，如火如炬。
空前屠杀，鲜血成河。
北伐军席卷江南。四一二，上海宝山路再次被鲜血染红。国民党军队悍然向徒手民众开枪，伤毙至百余人。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琛等联名致信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等，发出抗议之声，并于4月15日在《商报》发表。
广州的共产党人萧楚女4月被杀狱中，赵世炎、陈延年被杀于上海，共产党人李汉俊、《大江报》创始者詹大悲遇难于武汉。
作家郭沫若、郁达夫、成舍我、章乃器、周作人都以笔为武器，批评时政，激浊扬清。4月26日，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写信给胡适：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祸，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是年，中国政局发生巨变，北伐成功已成定局，国共两党分裂也成事实，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南京政府。而文化界却依然是纷纷乱象，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论战，鲁迅与其他学者、作家的争斗也从未停止。
《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第一章 民国十六年（1927） 001
蔡元培、胡适、鲁迅等先后来到被鲜血染红的上海
蔡元培偶陷人生歧路 005
被误读的鸳鸯蝴蝶派包天笑、周瘦鹃 011
西游东望十个月后，胡适回到上海 023
鲁迅与周建人都携情人同居景云里 031
第二章 民国十七年（1928） 037
自由主义作家与国民党争自由，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联合与林语堂论争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激烈论争 041
被文学史遗忘的张静庐与《革命外史》 047
茅盾创作小说《蚀》 053
蔚为大观的武侠小说及侦探小说 058
厌世家叶圣陶长篇小说《倪焕之》，茅盾誉之扛鼎之作 064
戴望舒的《雨巷》，给五光十色的上海文坛带来别样风景 070
巴金第一部中篇《灭亡》，经叶圣陶之手刊发在《小说月报》上 074
沈从文评价施蛰存小说，是一首清丽明畅的诗 079
林语堂与鲁迅时密时疏，不外乎精神胜利法之法门 085
私人语境中的鲁迅，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 099
第三章 民国十八年（1929） 107
《新月》和胡适掀起人权运动是该年的主旋律
胡适、《新月》与悲壮风采的人权运动 111
林语堂与平社及胡适交好有年 121
到上海谋求发展的沈从文 128
留下斑驳多彩身影的田汉 137
张资平、叶灵凤、曾虚白、邵洵美与唯美颓废倾向的小说 144
传统保守的梁实秋与颓唐的郁达夫 155
徐志摩轻盈、潇洒的诗和复杂的感情世界 163
第四章 民国十九年（1930） 171
新月派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瞿秋白与鲁迅的友谊 175
蒋光赤想给中国革命留一个证据 183
左联五烈士 189
冯雪峰是党联系鲁迅的桥梁 199
鲁迅与曹聚仁 210
鲁迅、伊罗生与《草鞋脚》 220
在左联和国民党的声讨中，胡适拂袖作别上海 229
丁玲是左联最令人瞩望的作家 236
蔡元培是高遏行云的文化巨人 243
《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第一章 民国二十年（1931） 001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挂胡适重返北京大学 005
隐逸态度为宜周作人躲进苦雨斋 013
北平是我的老家老舍拓宽了小说题材的疆域 020
北京大学三大魔之一废名与《骆驼草》 031
嘲讽鲁迅为一世故老人以《狂飙》闻名的高长虹 039
第二章 民国二十一年（1932） 045
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叫骂声钱玄同与章太炎、刘师培的交谊及晚节 049
一条清溪，澄澈到底由叛徒到隐士的刘半农 059
毕竟书成还是否，敢将此意问曹侯将《红楼梦》研究当作终身事业的俞平伯 069
第三章 民国二十二年（1933） 081
真迷众色看如雾沈从文是一本内容复杂、分量沉重的大书 085
我弦索上迸落着明珠冰心，从清丽温婉的《繁星》《春水》到寓意深邃的问题小说 098
人艳如花才女作家林徽因及太太的客厅
106
中国哲学界第一人金岳霖及与林徽因的爱恋 115
生气勃勃，勇敢结实萧乾的小说与报告文学 130
第四章 民国二十三年（1934） 137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红极一时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 141
半是儒家半释家《五十自寿》与重访日本寻梦的周作人 156
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国事日蹙，胡适创办《独立评论》 169
第五章 民国二十四年（1935） 179
一身重病，宁死不屈诗人、散文家朱自清与郭沫若 183
我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闻一多探索新诗格律化中的是非 194
一生为故国招魂钱穆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207
黄门侍郎投入胡适门下傅斯年给儿取名仁轨及与胡适、鲁迅的关系 221
谬承遗命倍伤神文化传统呵护人陈寅恪 231
表现出普遍的固定的人性有理论素养、富有个性的严肃批评家梁实秋 240
第六章 民国二十五年（1936） 249
为国家做一个诤臣胡适抵御日本、保卫国家的思路 253
把鲁迅当作人，不是当作神周作人在苦雨斋并不专谈风月，对乃兄认识透彻 264
硁硁自守之节，老而弥笃集状元、共产党员于一身的教授吴承仕 281
尾声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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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一年（1922年）
民国十一年，是个天灾兵祸频仍的年头。1月19日，武汉酷寒，天降大雪，冻死很多人。4月直奉战争爆发，在这场血战中，百姓生命惨遭屠戮。6月16日南方陈炯明兵变，炮轰总统府，局势动荡混乱。同时，文化界和舆论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却是这一年的主题。一个以欧美派留学生为主的文人集体，在他们的精神领袖群体的带领下，继续向武人的专制统治，庄严地宣告他们的政治主张。
1
1月的北京，寒风凛冽。
刚刚出医院的蔡元培，坐在洒满阳光的书房，看胡适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他的四卷本《胡适文存》。案头的一盆绽放兰花，暗香袭人。
当蔡元培翻到《红楼梦考证》时，心里不禁一笑。他自己也研究《红楼梦》多年，曾著《〈石头记〉索隐》一书。其眼光全落在排满上，被鲁迅批评革命者看见排满。胡适则在《红楼梦考证》中，批评了蔡氏的索隐法。指出蔡的索隐，是每举一人物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出《红楼梦》中的情节来配合。于是由于他的索隐，贾宝玉成了胤礽，林黛玉暗影康熙十八年以布衣应博学鸿儒科试成为翰林院检讨之大臣朱彝尊，薛宝钗影康熙宠臣高士奇虽用心独特，却有牵强附会之嫌。好在胡适、蔡元培都是专心做学问的学者，皆遵循但开风气不为师的高志，丝毫不纠缠个人意气。
阳光西斜时，胡适和李大钊二人推开了校长炉火正旺、热气扑面的书房。他们一是看望出院的病号，一是前来支持校长刚刚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名震学界的《教育独立议》。该文向社会各界呼吁：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尽一份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体，抹杀个性的政党如能掌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政党以外
蔡氏此文一出，社会各界自然极力赞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师生更是欢欣鼓舞。而当时的内阁总理梁士诒却大发雷霆之怒：一派胡言，教育如真要独立于政党之外，好了，政府还发什么教育经费，让学校喝西北风去吧！
胡适高度评价了《教育独立议》一文后，又向蔡校长汇报了一件事：最近，由美国控制的世界基督学生同盟，决定在清华大学召开该同盟第十一届大会，想诱导学生信仰基督教。对此，胡适表示：我以为教育独立和非宗教运动，应是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先生一贯倡导的思想主张。先生不是一贯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吗？
蔡元培点点头，胡适接着说：所以，我们和守常诸君想在北大发起一次非宗教同盟大会，想请您出面做发起人。
蔡元培看了看李大钊，李大钊已成为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共产党是无神论者。李大钊微微一笑：先生做发起人是最佳人选。
蔡元培答应得很干脆：好，我们一起做发起人吧！
3月17日，《晨报》七版上，报道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组织3月9日发表的宣言。宣布将在4月1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十一次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是污蔑我国青年，欺骗我国人民，掠夺我国经济的强盗会议，故愤然组织这个同盟，决然与彼宣战。自此，各报都充斥着有关类似的消息。
3月21日，北京学界发起非宗教大同盟宣布：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全国学生界、知识界纷纷加入同盟，声势颇为浩大。据报载，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都积极参加了这个同盟。
周作人是个敏感的学者，他一贯主张信仰自由，骨子里并不赞成非宗教大同盟。从陈独秀、李大钊的介入，他意识到非宗教大同盟的出现，是新文化运动内部的继续分裂。他打算保持沉默。
但是，3月24日，钱玄同的来信，让他改变了沉默的态度。钱玄同是五四学人里最无心计、最坦诚却最尖锐的学者。钱玄同在信中说：观其通电未免令人不寒而栗，中间措辞，大有灭此朝食、食肉寝皮、罄南山之竹决东海之波、歼彼小丑，巩我皇图之气概。接下去信中又说，我很主张陈独秀和你之说，恐怕彼等要将我归入汉奸之例了。但我宁可蒙卫耶道之名，却不愿蒙改良拳匪之名。（信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五辑）
信中提到陈独秀和你之说，让周作人记起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七卷五期上写过一篇文章《基督教与中国人》。陈在该文中主张以美与宗教来引导人的情感健全发展。周作人想不通，陈独秀和蔡元培、李大钊等学人原本对宗教持理性态度，怎么会卷入非理性的反宗教运动中了呢？
周作人在前不久，曾有过《圣书与中国文学》的演讲，强调艺术起源大半从宗教的仪式出来，文学与宗教都具有入神与忘我的共同点，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上的艺术。他最近又写了一篇《山中杂信》，主张以基督教影响新中国的人心。
周作人意识到，非宗教同盟运动，是一个有组织的知识分子集体行动，他甚至已经看到其背后有共产党的影子，但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周作人与钱玄同等人还是打出了自由主义与个性主义的旗帜，清晰地发出理性的声音。
3月31日，《晨报》以显著版面，登出《主张信教自由宣言》一文。宣言由周作人牵头，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四人签名，该文说：
我们不是任何宗教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该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运动表示反对。
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其在知识界特别在青年中影响巨大，此宣言一出，引起不小的震动。一部分人积极支持周作人，而另一部分人则极力批判。尽管这种批判更多是出于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愤恨。
对于年轻人的批评，周作人们是坦然的。在他们看来，爱国主义原本就是一种激情，五四运动何尝不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呢。但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陈独秀的出场。4月2日，他在《晨报》发表了致周作人等的公开信。陈独秀以他特有的雄辩的气势质问道：公等宣言颇尊重信仰者自由，但对反宗教者的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宗教果神圣不可侵犯么此间反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捕房禁止，我们的言论集合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周作人即刻也在《晨报》发表《复陈仲甫先生信》：先生们对于我们正当的私人言论反对不特不蒙加以容许，反而恶声相报，即明达如先生者尚不免痛骂我们为献媚，其余更不必说；我相信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了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
周作人、陈独秀各方从自己的思想逻辑出发，发表各自的意见，在五四运动之后，原本极为正常。但是，陈独秀简单地将周作人等的不同意见，视作向强者献媚，这种非友即敌的思维逻辑，未免陷入了二元论的独断论，实际上是封建专断主义的翻版。而周作人等，从此要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了。
又是直率的钱玄同，在陈独秀与周作人的笔战中，看到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国际思想斗争。他在4月8日再次致信周作人：
近一年来看看中国列宁的言论，真觉害怕这条小河一旦洪水横流，泛滥于两岸，则我等栗树、小草们实在不免胆战心惊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务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很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得的事但即是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个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涉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
钱玄同提出的反对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原则，是他冷眼旁观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形势重新估计战略、策略而做出的选择。或许是一种倒退，但与陈独秀们的鲁莽、简单过激的思想逻辑不无关系。
周作人读罢钱玄同的来信，再次陷入沉思。他甚至早就不赞同陈独秀们的思想斗争论。但是，让他退出为之奉献了理想、青春、生命的新文化运动，他又心有不甘，于是4月10日，他写了篇《思想界的倾向》。文中说，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
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文章，受到胡适的批评，现在的情形，并无国粹勃兴的事实，指周文只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胡适认为周作人太悲观了。
4月9日，早春的风裹挟着一丝丝寒意，吹拂着北大校园刚刚吐出绿芽的柳条。北大召开了非宗教同盟大会。国内外、校内外的各界人士聚集校园。蔡元培和李大钊先后发表演说、批评前几天，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和马叙伦等教授纷纷抢先在报刊发表反对意见，声称知识阶层应首先尊重信仰自由、非宗教同盟有悖于公民的信仰自由等论调。
蔡元培讲演时说：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如果说非宗教同盟的运动是妨碍信仰自由，那么难道宗教同盟的运动，倒不妨碍信仰自由了吗？现在的各种宗教，都是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来诱惑未成年学生的盲从。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这难道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吗？
2
2月14日，依然是寒风凛冽的北京，却洋溢着春节的喜气。《晨报》报道了北大新闻同志会成立的消息，还刊发了三位知名教授在会发表的演说词。
徐宝璜说，新闻是近代以来世界新发明的一大武器，是无枪阶级对付有枪阶级的唯一武器。
李大钊批评新闻界只关注督军的举动和阔人的一言一行，却漠视穷人因困自尽或因受环境压迫发生不幸的结果。
胡适则呼吁新闻应讨论社会上活的问题，真的问题。他认为，发为有力的主张，这对社会才算有贡献如果把活的问题与真的问题抛开谈谈盈余价值，或捧捧契诃夫、莫泊桑，对社会上事业一点影响也没有。胡适还说，哪怕讨论活的问题如总统问题、国会问题，是有危险的，甚至于封报馆、坐监牢，受枪毙，也不能拿空洞的主义来为军阀、政客的报纸充篇幅。
胡适真的要谈政治了。他打算办一份谈政治的《努力周刊》。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感到仅仅做学问，启迪民智是不够的，应该对社会尽点儿责任。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对国家、民族的兴衰，对政治的清明污浊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作为民族的良知和理性的代表，知识分子总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当前，国家的动乱、政治的黑暗、政府的腐败已到极致，胡适不能再沉默了，他那颗医国救世的赤诚之心澎湃不已。他为《努力》写出创刊献词，曰《努力歌》：
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为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
那才真是不可为了
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实际上，胡适一直在为创办具有学人纯洁性的《努力周报》作准备作努力。终于在力倡少数人的责任主义的丁文江的推动下，于5月7日，由胡适、高一涵、陶孟和、罗家伦、张慰慈及地质学家丁文江等知识分子一手创办的政治评论期刊《努力周报》呱呱落地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北京。从此，胡适告别不谈政治的承诺，踏上了一个书生论政、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政的不归路。
5月11日，胡适闭门谢客。第一次写政论，很兴奋，他点上一支烟，走到暮色茫茫的院子里，思绪渐渐飞扬起来。就在今年2月，《每周评论》被封禁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自从《每周评论》被封禁之后（1919年8月底），我等了两年多，希望国内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办一个公开的、正义的好报。但政府不准自己办报，就没办成。其实，梁启超是有条件办报的，但他放弃了言论事业，去当总长了。上海的一帮朋友如高梦旦、王云五等友人，也劝他专心著书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乃下策。《晨报》副刊的孙伏庐更是激烈反对他办报。他写信给自己说：我总有一种偏见，以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大多数没有智识的人，决不能产生什么好政治。从前许多抛了文化专谈政治的人现在都碰了头回过头来了，为什么先生一定也要去走一走这条不经济的路？他又想到傅斯年从国外给他的信，信中说：为社会上计，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之风气，而不宜止于批评之风气。
当然，热情支持自己办报的也不乏有人，他的朋友丁文江即是。丁文江痛恨军阀专权与政治黑暗。在他身边聚集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小团体，早已开始研究政治，讨论时局。他曾开诚布公地批评自己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告诫人们：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先从思想文艺下手。他曾对自己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头上繁星点点时，胡适深深地吸了口园里丁香花弥漫的香气，回到书房。到月上中天，《我们的政治主张》完成了。他不禁伸伸腰，松了口气。当他重新看文稿时，不由自主地朗读起来：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读着读着，胡适自己先感动起来，竟有一行热泪从脸颊滚下。
第二天，胡适带着《我们的政治主张》文稿，到蔡元培家和友人们讨论。
那天，蔡校长家名流云集、群贤毕至李大钊、汤尔和、陶行知等十多位社会各界名流热热闹闹地聚在客厅里。
胡适来的稍稍晚了几分钟，他歉意地向大家点头微笑。而众人看到胡适满面春风，便知他的大作一定不同凡响。身着一件新蓝布长衫的蔡元培，把胡适让到自己身边落座，然后宣布由胡适读《我们的政治主张》。
胡适已对文稿烂熟于心，读起来不仅流畅且抑扬顿挫：
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寓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己计、为社会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看着安福系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胡适读罢，满面通红，热泪涌流。众人听罢，先是短暂沉默，接着是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蔡元培首先发了言：适之呀，文章写得何等之好啊，听罢，真是让人油然而生天降大任之使命感啊。我提议向社会公布这份宣言。
有领袖群伦的蔡校长的提议，众人纷纷支持，并愿签名。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学界的领袖，不仅才学名冠当时，且以人格魅力团结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只要他振臂一呼，学界会热烈响应。5月14日，有十六位北京各界知名学人包括蔡元培、汤尔和、李大钊、陶孟和、王宠惠、罗文干、王伯秋、朱经农、高一涵、张慰慈、梁漱溟、徐宝璜、王文伯、丁文江、胡适联名在《晨报》《民国日报副刊》及《努力周刊》刊发这份由胡适执笔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
十六位知名学人以集体联署的方式，公开提出了好政府主义：一、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二、充分容纳个人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为此，他们还提出政治改革的三条要求：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
《我们的政治主张》一经发表，立刻在死水一潭的北京乃至全中国溅起层层涟漪，引起不小的震动。北京七所大学的校长们，公开在《努力周刊》发表联署声明，支持胡适等人提出的政治主张。邵力子、李剑农等知名人士也分别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太平洋》杂志发表政论。这些文章还不断深化了胡适等十六人的政治主张。
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利用联名的方式，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成为知识分子参政的一种政治手段和重要模式。
有意思的是，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在签名三个月后，分别入阁参政。王宠惠代理总理，后正式受命组阁，汤尔和出任教育总长，罗文干出任财政总长。按胡适的标准，这三人入阁已具好人政府的理想了，用胡适的话说：虽不能做到清一色渐渐趋向凑一色了。胡适还天真地为王宠惠内阁提出过一套解决目前时局的计划，并亲自参加王宠惠内阁办的茶会，很诚恳地与其讨论施政方针。
王宠惠的后台是直系的吴佩孚。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十六位名人，都敬佩吴佩孚这位权威人物。李大钊也很佩服吴的人品和才具。据胡适1922年6月10日在日记中载：守常说，吴佩孚甚可敬，他的品格甚高，只是政治手腕稍差一点。
但国会的后台则是曹锟，在新内阁与国会因经费和借款问题闹翻之后，其借口罗文干有纳贿行为，由黎元洪下令将他逮捕。北京的政局突变，成了吴景濂等人横行无忌的世界，胡适大为失望。
3
民国十一年4月1日，清逊帝溥仪结婚大典。面临资金困难，皇室欲将一套《四库全书》以120万元卖给日本人。消息传出，各界纷纷谴责，北大教授沈兼士等七人联名发出声明，指清皇室此举不仅毁弃国宝且为国民耻辱。清室只好作罢。《四库全书》乾隆时仅缮写七套，后有三套毁于战火。此次皇室欲卖的是藏于紫禁城内文渊阁的一套。刚过月余，卖书风波余波未尽，于石榴花绽放的5月17日，胡适等人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又沸沸扬扬地在朝野传播，胡适意外地接到溥仪从清宫里打给他的电话，邀请他到昔日的皇宫里谈谈。躲在深深的紫禁城里，逊帝溥仪大概从报上读到了胡适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在这之前他的老师庄士敦向他介绍过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于是溥仪读了胡适的《尝试集》和《胡适文存》。与他读的四书五经不同，胡适的白话文果然让他有了一种新鲜的阅读感觉，他很想见识一下这位新派思想领袖的真容。
胡适在他的17日日记中写道：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去看他。
五月初二是阳历5月30日。在25日那天，胡适先去拜访了溥仪的老师庄士敦。胡适与庄士敦当时都是北京一个国际团体文友会的会员，彼此相识。文友会主要由中、美、英、法、荷和苏俄等国籍人士组成，该会定期开会，讨论共同感兴趣的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庄士敦是该会前会长，胡适后来继任会长，彼此还比较熟。
关于胡适拜会庄士敦，胡适在25日日记中称：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帮老太婆牵制。前次他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
庄士敦还告诉胡适，对外界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少年溥仪，还让他牵线，在宫里接见英国的海军司令和香港的英国总督。后来对电话又大感兴趣，不顾内务府的反对，坚持在养心殿里装了一部电话。他是翻电话簿，找到胡适电话，才有邀请入宫之举。
溥仪当年已经17岁了，胡适认为他在思想与行为上已有了主见。因为胡适知道，他自己不仅在北洋政府那里被视作传播危险思想的乱党，也被紫禁城里的逊清小朝廷视为危险人物。溥仪若告诉内务府，内廷一定反对他见胡适，溥仪才直接打电话给胡适。胡适感到，他去见溥仪，或对逊帝的思想、行为更为独立有帮助，有教无类嘛。
按照紫禁城的惯例，5月30日（星期二）宫中休息。胡适如约进宫见了溥仪。胡适在当日的日记上，比较详细地记下了与溥仪相见的过程：
今天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在北大）上课。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康白情的《草儿》（九月六日，胡适发表《评新诗集康白情的〈草儿〉》）、亚东出版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依靠了。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
胡适进宫见了溥仪，清朝昔日的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们惶惶不安，像炸了油锅似的。
社会上的舆论更是沸沸扬扬，有的报纸登出胡适请求免跪拜、胡适为帝者师等传闻，借此大做文章，诋毁胡适怀恋旧王朝、敬仰废皇帝云云。更令人不解的是，近百年之后的今天，仍有人对此飞短流长。
其实，胡适从紫禁城出来之后的第七天，他曾致信庄士敦，向他介绍了入宫情况：当我应召入宫时，皇帝对我非常客气，且以礼待之。我们谈到新诗和青年诗人以及其他文学等问题。还在信中说：我本不打算让新闻界知道这次会晤的事情，但不幸得很，一些我并不经常读的报纸却把这件事情道出来了，这对他们来说，似乎有着重要的新闻价值我必须承认，我为这件小事儿深为感动，当时坐在我国末代皇帝历代伟大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面前的竟然是我。
胡适还在给庄士敦写信的同一天，写了一首此次晤面溥仪的诗《有感》。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1959年12月12日，胡适在这首诗的手稿上，加上了一段话：此是我进宫见溥仪废帝之后作的一首小诗。若不加注，读者定不会懂得我指的是谁。
为了回敬不良舆论对自己的诽谤，胡适专门在《努力》周报上写了一篇题为《宣统与胡适》的短文予以回敬：清宫里一位十七岁的少年，所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刷洗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从胡适的相关这一件事的日记、书信、短文中，读者可读出十七岁寂寞的废帝溥仪赞成白话，喜欢新诗，谋求独立，不想靡费国家金钱出国留学，建议清理皇宫财产等思想，这给胡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让他感动。胡适对他产生一种同情与怜惜，同时滋生出一种充满人情味儿与解救心相渗的情感。后来甚至产生伸以援手帮助这个孤独少年冲出百尺宫墙、千年礼教的冲动。
读胡适亲历的关于这一件事的相关文章，读者或许会对后来被意识形态和政治化以及漫画化的这件事会心一笑。因为，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到了今天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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