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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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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梳理喜（富）连成社科班存在的历史，同时追溯其继承的前代京剧艺术传统，探讨京剧教育史上“科班”这一类重要人才培养机构兴起和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同时展现京剧教育由一种传统方式向现代教育方向转型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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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姜斯轶
1983年6月生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
2001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并加入人大话剧团。
2005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曾先后就职于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新京报》、“榕树下”网站，任记者、编辑，业余在报刊发表戏剧文化类文章。
2007至2008年，参与制作“中日版”昆剧《牡丹亭》、歌舞伎《杨贵妃》日本京都及北京公演，并主笔创作歌舞伎《杨贵妃》中文唱词。
2011年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戏剧戏曲学专业，师从周华斌教授，主修中国戏剧史，2014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师资博士后。
著有《丑行宗匠马富禄》，以及报告文学《总理五日》、《改变》等。曾在《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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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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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绪 论1
一、选题来源、意义和目的1
二、相关的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5
三、本文的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7
第一章“前喜（富）连成社时代”的北京地区京剧教育机构概述9
第一节 道咸同光诸科班（1900年以前）11
一、诸科班基本情况概述11
二、关于这一时期诸科班的分析22
第二节 作为京剧教育机构的“私寓”26
第三节 喜（富）连成社科班创立的蓝本——小荣椿科班37
一、小荣椿科班的艺术脉络37
二、小荣椿科班的市场运营和艺术特色39
第二章 喜（富）连成社市场地位与艺术风格的确立44
第一节 从草创到在市场立足：喜连成时期（1904—1912）45
一、喜连成的创办过程45
二、喜连成所处的京剧市场环境48
三、喜连成在市场竞争中的突围55
第二节 走向鼎盛：富连成时代的前半期（1912—1933）60
一、1912—1933年的北京京剧市场概述60
二、1912年到1933年富社自身运营概况62
三、富社与其他科班的市场竞争65
第三节 富社的危机、中兴与解体（1934—1948）77
一、富社1930年代初面临的两次危机及其影响77
二、1934—1948年的北平京剧市场：商业化运营模式走向极端83
三、富社“中兴”时期的市场运营与竞争89
四、富社的衰落与解体95
第四节 喜（富）连成社科班的市场竞争方式与艺术特色97
一、富社的剧目优势97
二、富社的人才优势101
三、富社的戏价和成本优势103
第三章 喜（富）连成社科班的教育模式106
第一节 喜（富）连成的职业演员培养方式106
一、入科：从“介绍”到“写字儿”106
二、学戏：从“练功”到归行119
三、频繁而大量的演出实践122
四、作为学员行为准则的《梨园条例》132
第二节 喜（富）连成的基本教育思想137
一、以“培养教育梨园后一代，永续香烟”为终极目的与使命138
二、整体培养与重点培养相结合的职业教育方针139
三、技艺、品行教育并重的思想143
第三节 喜（富）连成教育模式的延续与扩展152
一、富社教师团队的建立与本社青年教师的培养152
二、富社艺术脉络的扩散与再传播160
第四章 喜（富）连成社科班向现代学校模式的贴近165
第一节 富社改革的参照体——中华戏校165
一、中华戏校的组织架构165
二、中华戏校的师资力量与戏曲教学167
三、中华戏校向现代艺术职业教育迈进的特征172
第二节 富社的管理模式与改革179
一、富社的组织架构179
二、富社的改革措施182
第三节 传统戏曲教育向现代化转型的现实压力与趋势188
一、富社对于改革的保留态度188
二、市场生存压力对于改革实施的影响191
三、新旧戏曲教育融合的趋势199
余 论198
第一节 市场环境与京剧科班教育关系的再讨论198
第二节 喜（富）连成社的历史角色定位与科班模式得失202
第三节 对“喜（富）连成社科班现象”形成原因的再讨论206
附 录209
参考文献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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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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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道光之初，自扬州商人组织徽班进京历经三十余年，各大徽班早已在北京站稳了脚跟，花雅竞胜、诸腔并奏，经过秦腔、楚调进京，与昆曲、徽调相互融合，京剧逐渐孕育成熟。此后数十年间，北京的京剧市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究其原因，首先在于直到1900年，除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曾经一度入侵外，北京没有经历过其他兵火战乱，社会较为安定。从全国范围看，道光年间（1821—1850）的社会稳定状态，在咸丰朝（1831—1861）的内忧外患之下受到了比较剧烈的影响，但进入同治年间（1862—1874）以后，南部中国持续了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很快被镇压（1864），以兴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旨在强国的“洋务运动”全面展开，清王朝进入了一段较长的整体稳定恢复期，并出现了近代化的趋势，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城市市民阶层不断扩大。稳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娱乐消费，使演出市场的繁荣变为可能。
其次，这个时期的统治阶级表现出了对戏曲的浓厚兴趣。早在清康熙年间就专设演出机构“南府”司职宫廷戏曲演出，到乾隆十六年（1751）开始选征苏州籍艺人进宫当差，命名为外学，令住景山。此后规模不断扩大，无论是身为“内学”的习艺太监，还是身为“外学”的民籍艺人，人数均超过1000人。虽经过道光七年（1827）将南府裁撤和改组为?N平署，遣退民籍艺人，宫廷演剧规模一度缩小，但后来的清宫帝后都是戏曲的爱好者。尤其是慈禧太后（1835-1908），更是热衷于京剧，不仅频繁地传召社会戏班和演员进宫演出，在内廷专建科班，并经常性地赐王公大臣看戏。
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最高统治者的带动下，整个上层社会对于京剧的热情被催发，王爵府邸争相蓄养家班或投资戏班，高门府第组织的“堂会”演剧也逐步兴盛，到光绪中后期发展到极盛。清末词人、学者文廷式（1856-1904）在其《知过轩谭屑》中“提到京中官员绅商富户请戏班办堂会的市价，在光绪初年每演一昼夜（即日场加夜场）用费不过白银百两，而到光绪十八年（1892）则每昼夜需四五百两”，当时“官宦之家与各省会馆都更番大办堂会，比之茶园收入远增什倍。”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中后期商业的发展，使大量社会财富掌握在商人手中。山西票号商、安徽典当商、江西茶商、浙江丝商、云南铜商等各地商人云集北京，形成有组织的行会，兴建大量会馆。这些商人既有能力，又热衷于组织和观看戏曲演出，其功能不仅在于娱乐，更在于通过联谊活动增强行业凝聚力，又借集会场合处理行业事务。这样的演出场合如此之多，以致戏曲界专门产生了“行戏”一词，专指此类堂会演剧。
繁盛的日常社会营业演出、宫廷演出和堂会，共同导致了京剧演出市场的兴旺，而演出市场的兴旺也必然促进京剧教育的发达。这个时期，以科班、私寓、票房为基本形式的京剧人才培养机构大量成立，人才的大量产出也推动着演出市场的发展。根据齐如山（1875-1962）的调查，北京仅从光绪初年（1875年始）到宣统年间（1909-1911），前后独立组建的科班70多家，同时知名的戏班“大多都带收徒弟”，实质上也进行着京剧科班教学；以演员个人在私宅收徒为形式的“私寓”数量达到140多处；供业余爱好者进行娱乐演出和学戏的票房也有100多处。 如果暂不考虑非专门京剧教育机构的票房，则从道光年间至光绪中叶，持续兴旺了近八十年的科班和私寓教学活动，实在共同构成了作为京剧教育机构典型和集大成者的喜（富）连成科班成立的基础，有必要进行概述性的描绘和分析。
本章选取京剧发展最具典型性的北京地区为空间范围；时间范围选取公元1821—1900年，即清道光元年至光绪二十六年。因为这段时间的上限是京剧逐步成型完备的时期，下限止于1900年的“庚子之乱”即喜（富）连成科班成立前夕 。在这个时期内，各种京剧人才培养方式的发展状态较为稳定，而经过“庚子之乱”后，北京地区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京剧市场运作方式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京剧人才培养，特别是科班的运营方式带来了相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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