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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从全球化的眼光来看，老人的生活质量是权衡一个社会幸福指数的重要尺度。彭晓玲足及八个省市，采访了七十多位老人，用二十余万字的篇幅描述了当下社会各种各样的老人问题。这部作品无疑充满了大爱，拥有扎实的第一手材料 ，有优美从容的文字，有对老人境遇的深刻同情和体谅。作品旨在唤起整个社会的警觉和良知，有催促人们起而为老人们做点什么的冲动。然而又不仅仅是为作品中的老人，也是为了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实现美好的中国梦。
著名文学评论家 雷达
彭晓玲写得很节制，很多人物，很多章节，纯粹白描手法。她将客观情景再现出来，让读者去感受、去体味，去品评，进而引起警觉和沉思，从个体命运推演到对整个时代整个生活的思索。
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 白描
相对于世界经验而言，当前我国的空巢老人问题更为复杂，更有紧迫性。书中所揭示的家庭结构的变动、孝道的衰落、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等，都是影响空巢老人现状的重要因素，理应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贺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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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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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用近乎白描的手法，通过对全国六七个省份的考察和调研，讲述了五十多个空巢老人的故事，意在引起全社会对空巢老人现象的思考和关注，也可以作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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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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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玲，湖南浏阳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湖南省散文学会副秘书长，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秘书长。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文艺报》《文学报》《散文》《长城》《清明》《创作与评论》等报刊杂志。先后出版散文集《红石头的舞蹈》《挂在城市上空的忧伤》《苍茫潇湘》；散文特写集《民歌婉转润浏阳》；短篇小说集《谁来疼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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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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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1
第一章 湖南行：但愿不再忧伤以终老／2
张福全：儿子有家难回／2
张水美：我宁愿早死／8
易卓雄夫妻：我们就在房间里待着／12
陈安霞：想找个人一起流泪／16
方华强：独伴孤灯不安眠／18
陈克云：冷就去妈妈那里烤火／23
谌田龙：我只想老死在麻风村里／34
戴朴兴：一天就吃一餐饭／43
第二章 江西行：只要自己能做就自己做吧／50
朱英歌：不知儿子什么时候回来／50
高海龙：我们就是两栖人／56
吴树清：我有病呀，怎么得了呀／61
赵正海：天天围着孙子孙女转／65
刘九斤：给老了的人穿衣做鞋／70
邓寿春：有时间就去望望街／74
鄢水生：我给村上当导游／79
夏侯足仔：我哪能总住院／85
第三章 河北行：院子空了，老人都去哪里了／94
白大爷：总不能老住在别人家的房子里／94
王银枝：信了耶稣，心里会好受些／102
陶景修：再也唱不动了／108
延四太：能活一天就一天／115
孙建功：辛苦辗转都为谁／123
孙明雪：我这辈子不太成功／130
第四章 湖北行：就一个人过吧／138
杨荣照：就一个人过吧，少些麻烦／138
宋祖汉夫妻：不给女儿找麻烦／144
朱汉连：在酒里可以找到安慰／151
文小兰：人老了，只要身体好就好／159
王再祥：我是没有明天的人／164
罗贻斌：我与孙子相依为命／169
徐上发：想老婆早些回家／176
第五章 川渝行：年老就是可怕的病／182
曾宪昭：何处才是我真正的家／182
龙先忠：年老就是可怕的病／189
刘淑玉：他们拿一点，我就用一点／196
黎昌成：是病拖垮了这个家／200
肖奶奶：提着一只旧行李箱在儿女家流浪／208
崔婆婆：只要不饿我们不冷我们／215
第六章 庆阳行：现实如此，怎敢奢望儿女／226
李骏虎：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226
张绣芳：儿子把我的心挖走了／234
石志孝：我替女儿还贷款／240
侯重贤：都八十多了，还得住出租房／246
王文哲：手里的钱都用在儿女身上／251
李天荣：等儿女们早点回家／259
第七章 东莞行：老了的臂膀怎能再挑重担／269
许树德：香港东莞两边跑／270
张锦松：敬老院可能是我们最后的家／275
刘雪梅：我们活一天，孙女活一天／280
杨子平：是吸毒的儿子拖累了我／286
黎易珍：都这么老了，怎么过都一样／290
唐 明：国学给我带来了慰藉／295
郭扶娣：千万不要问她儿子的事／300
第八章 中国式养老之忧／314
民政办主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315
镇敬老院院长：我不后悔／323
民政局局长：未来还是充满希望／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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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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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湖南行：但愿不再忧伤以终老
张福全：儿子有家难回
2013年，渐近年关，天气却好得一塌糊涂，阳光普照，冬天的田野把一切都收拾好了，就等春天。
这是一次漫长的出走，我要出门去寻找廖婆婆。
浏阳西乡，镇头镇，大片大片的良田，都栽上了桂花树、罗汉松。良田由山地开发而来，现在，良田却栽种花卉苗木，变回山地。
当地的一位小学退休老师陪着我，就在由官桥通往北星的公路边，我们来到李菊梅老人家里。
四周一幢幢色泽缤纷的新式楼房悄然立于阳光里，李菊梅家的二层小楼满身灰暗，停在20世纪80年代的式样里。
快下午两点，李菊梅刚收拾完厨房，闻声迎了出来。老太太瘦瘦的，脸有些苍白，齐肩的头发扎在脑后，看来应是精心染过，一件暗绿色的棉衣很得体，不像其他农村老太太那么衣着随意。
老太太忙慌慌地搬了几张靠背椅出来，放在台阶上的太阳里。然后开始给我们沏茶，我忙起身帮忙，但老太太坚持让我坐着，直到将茶一一端给我们，才小心地在旁边坐了下来。
老太太的表情一直不自然。
一种隐隐的谦卑与忧虑，这不应该是年关将至的气氛。
她的眼光躲躲闪闪，我问起话来也磕磕碰碰。
李老太太曾是个乡村裁缝，一辈子不会做农活，也很少做过农活。1955年年初，她刚刚20岁，经人做媒，与同年的张福全结婚了。张福全虽然其貌不扬，却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裁缝，曾在株洲城建宁街建新服装店当过学徒，学得了一身好手艺。婚后，原本心灵手巧的她便随丈夫学缝纫，很快就操练出来了。开头几年，夫妻俩联手做上门生意，后来便各接各的活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夫妻俩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地里刨食，一年四季辗转在镇头、官桥、井龙、扬眉等地，到处为人缝制新衣服，吃香的喝辣的，令人眼热。当然，他们的工价也不高，最多一块六毛钱一天，有时也只有一块两毛钱一天。每年两人还得拿钱去生产队买五六千工分，不然就分不到口粮，间或还得交工商税，这样，所赚的钱便所剩无几了。只是，他们还得尽力存些钱，家里的土房子实在太破旧了，随时都会坍塌。
说到她儿子了。
李菊梅身子单薄，结婚多年都没怀上孩子，令她抬不起头来。不知听了多少闲话，拜了多少菩萨，喝了多少苦浸浸的中药，到第十二个年头，她快绝望时，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
生下了儿子张新优，她的头抬起来了一点。说到这里的时候，老太太脸上有了隐约的笑容。只是，我太知道在漫长的苦闷与一丝喜悦之间，她承受了多少压力，背负了多少歧视。万一与人有了纠结，吵起架来，常会败下阵来，什么不下蛋的鸡婆，什么前世没做好事，要多么恶毒就有多么恶毒！
李菊梅不光生了儿子，儿子还健健康康地长大成人。到20世纪80年代初，儿子高中毕业了，家里的情况好转，他们还修了栋当地最好的土砖房。夫妻俩此时已五十出头了，虽说带了不少徒弟，自己却有些做不动了！此时，丈夫张福全眼见人们因分田到户手里宽裕了，当地人讨媳妇除了满屋子的新家具，至少会置办自行车缝纫机等，便试着在北星桥街上开缝纫班。不想来学的姑娘还挺多，每人一月收六块到八块学费，连办了两年，所赚的钱正好用来操办儿子的婚事。
儿子结婚后，很快就有了孙女孙子。他们家正好在公路边上，儿子做起了当时最热门的种子生意，也就是将此地村民培育的种子贩卖到岳阳、汨罗等地。
到1985年，他们家又建起了当地最早的红砖楼房。
老太太眼睛有些花了，缝纫做不动了，心想就安心帮儿子带带孩子吧。就在老夫妻以为自此可以高枕无忧时，先是发现孙子张健脑子有问题，带到医院去检查，说是天生智障，全家人都蒙了。不久，儿子张新优做种子生意亏本了，将手里的钱都赔了外，还欠了大量外债。
张新优只得丢下一家老小远走他乡。
不久，媳妇离婚走了。
面对一双年幼的孙女孙子及猛然空落下来的房子，老太太病倒了，一病就病了好长时间。
说到这里，老太太脸上重又聚拢了阴云。她的牙关咬得紧紧的。
我看得懂那样的表情。
您只生一个儿子么？我问道。
当年好不容易生下儿子后，再也没怀过了！老太太叹道，要是多生个女儿多好呀！老太太又开始叹气。
明知你们两位老人带不动孩子，媳妇怎么就离婚走了呢？你怨她么？
说不怨是假的，但既然自己的儿子走了，也不能强求人家年轻轻地就守着，她有她的日子要过呀！老太太越说声音越小，站了起来，往内屋去了，说要给我们添些热茶。
我不由暗地里责怪自己，我不应再触到她的痛处。
我忙站了起来，我的眼泪也要上来了。
我一下想起了廖婆婆，似乎所有的老太太，心酸的时候，止不住要流泪的时候，她们都必须要转身。
我来到地坪里，看看这栋旧式小楼，沾满灰尘的白色，几成黄色。
很快，老太太提着开水瓶出来了，仿佛不记得我问过什么，只热情地招呼我坐下，招呼我喝茶。
儿子媳妇走后，老夫妻毕竟年纪大了，再也做不动了，到1991年年底便正式歇业。他们强打精神，依赖往日不多的积蓄，重新学做农活。只是，儿子，逃债的儿子总是他们最深的牵挂。
儿子长时间不知去向，有人说在浏阳，有人说在长沙，还有人说在株洲。他们也不奢望儿子回来了，即便回来了，又如何面对庞大的债务呢？就在那几年，常有人上门讨债，眼见他们一家的凄凉境况，大都摇摇头就走了。也有人会搬走一两件家里的家具，家里便越来越空，到现在就剩下几张睡觉的床，几件盛衣的柜，还有些桌子椅子。
孙女初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了，孙子读不进书，也干不成什么活儿，就干脆让他待在家里。
大约在五年前的年底，也是快过年时节，想起在外飘荡的儿子，老夫妻不由满腹愁绪。那天晚边，孙子到隔壁家看电视去了，老夫妻坐在火房里烤火，相对无言。突然门外有人在敲门，张福全老人起身去开门，一股冷风蹿了进来，门外却没有人影。正要关门时，一位中年汉子却闪了进来。老头子吓得愣住了，来人却赶紧将门关上，反转身子过来叫了声：爹爹！这一声既熟悉又陌生的呼唤，令张福全不由一怔，莫大的怨恨与委屈汹涌而来，他早就憋着要狠狠地打他的耳光，他果真扬起手狠狠地打了儿子一个耳光。儿子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任他打，当他扬起手再要打时，李菊梅拖住了他的手，然后扑着过去抱住了儿子，哀哀地哭了起来。眼见着母子俩早已哭成一团，张福全也不由得眼泪双流。
老夫妻已年近80岁，儿子终于稳定下来，在株洲做生意，又组建了新的家庭。但是，他依然只能趁晚上偷偷地回家看看，又匆匆地离开，但好歹给这个家带来些许生气。
坐在温暖的阳光里，李菊梅说起往事，说完儿子，又担忧起快30岁的孙女只知道赚钱补贴家用却不结婚，担忧孙子在他们百年之后该如何生活，担忧儿子在外躲藏到何时？她说她不敢多着急，她患高血压多年，着急多了就头晕。不久前她还昏倒在地上，好在孙女刚好在家休息，赶紧将她扶了起来，请来医生给她看病打针。
老太太说着又开始心痛起来，她真心心痛那些钱，也真恨自己得了这种病，常常得花钱买药吃。
正说着，张福全背着一只纤维袋回来了，后面还跟着老队长。
张福全放下纤维袋，袋里跑出两只鸡。张福全如释重负似的，想要站直些，但看起来一时半会儿站不直了，毕竟，这是几十年的重压叠加。
张老比老伴儿看上去更显老，戴着一顶旧棉帽子，难得的是，他的思路却异常清晰，人也乐观些。他几乎是带着笑说，想到只有十来天就要过年了，就去附近人家买了两只鸡。一旁的李菊梅却苦着脸，连连叹道：还买什么鸡？真是浪费！老队长忙附和道，买两只鸡用不了多少钱，过年还是让孩子们吃好点！
老太太一直嘀咕着，又花钱了，本来可以不花的。
张福全不再搭理她，也和我们说起昔日做缝纫的日子，故事又要重演一遍了，回忆大概是他们俩主要的生活。说出来，或者没说出来，都是那些逝去的好时光。
张福全说着我已听过一遍的故事，我还是听出了别的内容，因为他是带着笑意说的。这笑意还一直延续到他主动说到儿子身上。他说，就是这样了，只有面对，儿子有家难回，只要他在外平安就行。
我不敢接话，因为旁边还有老太太，她又一次起身去为我们添开水。
临走时，张福全托我去问问镇上，原本，他们夫妻俩与孙子从2010年就吃了低保，有了低保吃饭至少还能对付，都两年了，不想今年就取消了，他想不通。他说：我们再也干不动活儿了，没有任何收入，孙子又不知事，真希望能赶紧恢复低保，不然我们日子就难过了。我赶紧表态要去镇上查一查是怎么回事，我说得很坚决，那几乎是本能反应。
张福全露出深深的感激。
从深深的忧虑，到深深的感激，我突然明白我满口答应的事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顿时黯然。因为，我也只能建议镇政府恢复他们的低保，但决定权不在我手里，只怕不能帮上他们。
走出他家地坪，夫妻俩还站在大门口一直目送，张老那佝偻的背，他俩脸上勉强的笑意，令我不忍多看。我赶紧将视线投向了屋一侧的菜地，菜地很宽，种的菜却不多，长得也不好。
是的，人老了，连菜地都不太听他的使唤了。
走出半里路了，老队长从路边站了起来，也不知什么时候他跑到了我前边，蹲在路旁等我。我忙停下车来。
话题再一次回到张老一家。
老队长是张福全为数不多的老朋友了，他再一次为我复述了张老一家的故事，只不过夹杂了他特有的唏嘘和感叹。他的表情，他的怜悯，还有他复述时增添的几个小细节，让我加倍地沉重起来。
张福全的儿子张新优，当年贩卖假种子出事，导致不少村民颗粒无收，被判三年徒刑。虽是缓期执行，但还是匆匆逃走了，他老婆也丢下一双儿女离婚走了。仿佛是摆脱不掉的霉运，他的儿子智障。这个孩子有一天跟人说，自己的爹晚上偷偷回来过，去年还接全家去株洲过年。于是，苦守在家的老两口儿的低保被取消了。
孩子今年又说了，今年，他爹做生意亏本了。肯定是偷偷地都没回来了。
张水美：我宁愿早死
就在2013年年底，我作为致公党浏阳工委的代表，走访了联城社区的六户贫困户，得以遇见张水美老太太。
张水美已经80岁了，满头白发，佝偻着背，有些虚胖，脸色不好，在自己家里走动都得用拐杖。社区小张告诉我，她是外地人，当时辞了工作，随丈夫李榕生来到浏阳，好在丈夫一直在浏阳一中担任外语教师。当丈夫2011年过世后，就独自生活在浏阳一中老家属楼里，自己就住一间小房子，靠出租另外两间房给学生过日子。就在不久前，社区刚为她办了低保。她浑身都是毛病，患严重的甲亢病。走访那天，匆匆见了一面，粗略感受了她落寞的神情，就一直牵挂着。就在除夕前两天，阳光很好，我特地再去看她。
她住在四栋二单元二楼左边，时间已是下午两点多了。上午社区小张就与她约好了，可我敲了许久的门，门内寂然无声。小张却肯定地说，老人应该不会出门。于是，小张又打老太太的小灵通，打了好几次，也没有接。我们的心悬了起来，更大声地敲门，门终于开了。老太太依然穿着那天那件老红色旧棉袄，黑色的毛线裤，竟然没穿罩裤，一手端着饭碗，一手拿着筷子。老太太今天的气色看上去没前几天好，一见我们，连连道歉地说，她上午起床很迟，刚蒸热了昨天的剩饭剩菜，坐在小饭厅里吃，也就没听见我们的敲门声。
屋内有些阴冷，空气也有些浑浊。我们陪她来到小饭厅，靠大窗摆了一张小饭桌，桌上摆了几碗剩菜，油晃晃的。老太太手里的饭碗依然是满满的，米饭上盖了几根煮过头的菠菜。她说，她没胃口吃了，干脆放下碗筷与我们聊了起来。她的普通话夹杂着外地口音，中气又不足，有些含糊不清，听起来有些吃力。说着，说着，老人就哽咽起来。
她1933年3月出生于上海，当日本兵打到上海来时，做小生意的父亲带着一家老小逃到苏州乡下老家太平桥镇。安顿下来后，父亲将平日里积攒起来的钱，赎回之前祖父的田，有七亩多，倒也够一大家子的口粮。张水美排行第三，其时父亲将她与姐姐都许配给了当地农民。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张水美到北京远房亲戚家当保姆，几年后亲戚便介绍她去工作。几经周折，她于1957年初进了当时外交部机械厂当机工，虽没正式上过学，但她人很聪明，迅速成为一名技术熟练的机工。而早在她来头一年，李榕生也自北京对外经贸学院外国语言系俄语专业毕业，分配到外交部当专职翻译。李榕生是广西藤县人，也是穷人家出身，当他在同事家里看到水美的相片时，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质朴又灵慧的姑娘，便央求同事当介绍人。李榕生其实还比水美小一岁，但他就是喜欢她的清纯上进，水美自然也喜欢这个纯朴有学问的大学生，两人于1960年结婚了。
没多久，中央机关于1961年年初抽调万名干部到农业第一线，李榕生也在被抽调之列，与几十名同事一起来到了湖南浏阳淳口镇。两年后，原本应该回原机关的几十名干部，却被要求填写重新分配的志愿，李榕生被莫名其妙地分到了郑州。无法回北京，也无法到苏州，在此陌生之地待了没多久，他干脆又回到了浏阳，到浏阳一中当了一名外语教师，从此扎根浏阳一辈子。
就在丈夫远赴浏阳后不久，水美发现自己怀孕了，预产期在当年8月初。水美身子弱，当时食物匮乏，更别说营养品了。好在预产期前，丈夫回来了，还带回了他节省下来的一斤猪油。一周后，儿子降生了，总算能陪妻子坐月子。可儿子56天时，水美就得上班，丈夫也回浏阳了。当时她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没什么东西吃，她竟喝酱油水、吃冬瓜发奶。到后来，她瘦，儿子也瘦，丈夫回来探亲时看了心痛不已。
如此几年的分居两地，使得夫妻俩疲惫不堪。几年后，几经思索，水美干脆辞掉北京的工作，带着儿子来到了浏阳。再苦再累，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强。
丈夫工资不高，水美就四处找事做，在城区鞭炮厂打过零工，在城关镇竹帘厂上过班。她不怕苦不怕累，只要能自己养活自己，补贴家用。她在竹帘厂上了20年班，到20世纪80年代厂子垮了，就回家了。此时，儿子从湖南省技工学校毕业，在浏阳土产公司上班，且娶妻生子。竹帘厂是街道工厂，水美也就没有退休工资，只得靠丈夫一人的工资过日子了，省吃俭用倒还过得去。1994年丈夫退休时，儿子所在的土产公司效益却越来越不好，还得时不时接济他们一家三口。李老师只得接受浏阳高考补习学校的聘请，整整上了8年的课，将所有补课费都存了起来，说要留给妻子用。
之后，夫妻俩过了差不多10年的平静日子。
2011年夏，李老师突然病重住院，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每天花费1万多元。连住40多天院，用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那天一大早，他已不能说话，只能拉着老太太的手默默地流泪，万般眷恋地离开了人世。老太太从此陷入了孤独悲痛的境地，常常独自站在窗前流泪。就在与我们诉说时，时不时地就哭出声来了。她说，榕生对她好，她这辈子不后悔与榕生结婚，不后悔远离亲人来到浏阳。可榕生怎舍得离她而去，让她独自生活在这套房子里？
听着老太太伤心的呜咽，我的心里沉甸甸的，想起她还没吃几口饭，端起桌子上的饭碗递给她，她接过又放下了。她甚至有些气喘吁吁地说，她每天上午很晚起来，差不多中午了才开始做饭，也吃不了多少！天气好的话，下午就挣扎着去菜市场买些小菜。有时晚饭就熬些稀饭，或者什么也不吃了就睡！
我听得急了，忙问，您儿子呢？怎么不来照顾您？
谁知不问还好，一问老太太又哭了起来，我赶紧给她倒了杯水。
老太太喝水之后，平静了些，但依然带着哭腔：儿子前几年离婚了，什么财产都没要。50多岁的人了，也找不到好工作，就在城区人民西路包了间邮政电话亭，很少有时间来照顾她。孙子则远在深圳打工，最多过年时来看看她。一年前的一个冬天，她不知怎么就昏倒在小饭厅。租住的孩子们都上课去了，不知过了多久，她才醒过来，只觉浑身冷冰冰的。她心想要是再躺在地上，着了凉受了寒，不大病一场才怪！死并不可怕，她倒想早些死，便可以早些看到老头子，又能与老头子待在一起过日子了，怕只怕万一中风瘫痪了，那可得受累呢。她积攒起全身的力量，挣扎着爬到睡房里，终于摸到电话。费劲地打了儿子的电话。儿子匆匆赶来时，她还躺在地上。她果真病倒了，一连躺了好多天，眼泪都濡湿了枕巾。
看着老太太扁着嘴哭的模样，我也掉泪了，我想起了廖婆婆当年孤苦无依的模样，想起了我早逝的妈妈曾经受过的磨难。倘妈妈还在人世，又是什么模样，我们兄弟姐妹能好好照顾她吗？父母辛苦一辈子不就是为了儿女，可儿女又能回报多少？老太太如此状况，她儿子难道不知道？再忙也不能将老母丢在一边呀！
但为了不惹老太太伤心，我不敢再问她儿子的情况。只是反复和她说，走路要小心，不要吃油腻的东西，要按时吃药！恍惚依稀间，她成了我的母亲，抑或就是廖婆婆，我是如此担忧她。
我来到她的睡房门前，房里的光线更阴暗，但见靠右墙摆着张小床，床对面便是一张两门衣柜，靠窗摆着一张书桌，而床与书桌之间又有张木桌，上面堆了各式各样的药盒，看来是老太太平日要吃的药。床上的被子没有叠，看上去也不厚实。毕竟老了，哪有精神来收拾呢？我仿佛看到每天每天，老太太躺在床上，睁大着眼睛，呆呆地看着天花板。我不敢再想下去，赶紧将视线收回来，便看到进客厅的地面摆满了一大堆金灿灿的东西，有鞭炮、纸钱、纸元宝、纸房子等。老太太告诉我，这些物品是准备过年时烧给丈夫的，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里不愁吃不愁穿有人陪伴。而墙上，相框里的丈夫正笑笑地看着她。
告别之时，老太太坚持要送送我们，我不愿她辛苦，温和地劝阻她。她却撑起拐杖往门外走，我只得小心翼翼地扶她下楼梯。
来到楼下小坪里，老太太却有些心不在焉，立住了脚，双手撑着拐杖，愣愣地瞧着不远处几个坐在阳光里聊天的老人，一动不动。她在想什么呢，我只得静静地站在她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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