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一条人少的路走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树林里有两条路,我选了较少人走的那一条,从此改变我的一生。 这是四度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诗人罗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的名句,今年才读到,好像为我而写,心有戚戚焉!不过,我没有诗人的浪漫,说我每次选择都经过计算也好、算计也罢,皆因资源有限,必须精打细算。读书时选学校要计算,找工作也要计算,实际得很。只有结婚生小孩没有计算,每次有人问为什么会生三个,答案就是因为没计划,也不管会不会耽误工作升迁,颇符合白羊座的冲动天性。 回首来时路,虽没有刻意,但一路上似乎都选择了人少的那一条路:高中选了间离家近的而不是众人期待的明星学校;工作上没有跟随多数同学去考铁饭碗的银行、公务员;自愿到中国大陆发展也跌破了许多人的眼镜。走人少的路,从来都是背负着众人的怀疑上路,而且一路上从来不会是平稳无波的。佛家说成佛之前,须经过威胁、利诱、恐惧等等考验。不论最后是成是败,都因为这趟独特的旅程使得生命更为饱满。 前阵子有位朋友介绍我是北一女中(升学率排名第一的女子高中)、清华大学毕业的。 我问:为什么说我是北一女中的? 那个年代名列北台湾成绩前茅的学生不都到台北来考试? 不是所有吧!我就留在家乡考试。 我的朋友说的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直到今天都还存在。我的家乡基隆距离台北约30 公里路程,上下学时间来回各一个小时。虽然如此,成绩好的学生都会到台北考试进升学名校。我当时决定留在家乡考试,读的学校就在距离家5 分钟步行距离的地方。 我的考虑很简单,睡眠!我想,每天省下两个小时的路上时间,3 年下来我就比别人多了2000 多个小时饱睡、读书。这理由至今没有人第一次就被我说服,可我是真心相信饱睡比上明星学校更重要。现代许多理论都强调睡眠充足的重要性,尤其是青少年,这一点,我算是观念挺超前的。当然,家里经济紧张,我也想尽量让家里减少负担,3 年下来的车资,对我们这样的家庭也是笔不小的开销。 之后,选大学我也是比较另类的。当时像我这样背景的女生最好的志愿就是去当老师,工作稳定,又不用缴学费,但是我并不想当老师,而是想去清华大学读书。 我的朋友们不太能相信这些都是我自己选择的,家里没有一点意见。这时我更加佩服我的母亲,每一次选择,她都是无条件地支持,不曾对我有任何压力。 进入证券业之后,从小研究员做起。做研究员的人,多半希望日后能成为基金经理人,直接操盘大笔资金。我当然也想过,但大家都做基金经理人,我怎么样才有机会出头? 后来我走上了与同期研究员不同的一条路基金营销,也就是卖基金。那时卖共同基金的业务员,目标客户虽是普罗大众,但对于国际经济大势如利率、汇率、GDP 增长等要件,普遍缺乏全面的概念,我因为蹲了几年马步,对整体经济及产业分析的研究员经验,培养了我的理论基础和市场敏感度。当时基金营销这一概念在台湾是新鲜的,而从研究员转行做基金营销的,本人就算不是第一个,也一定是排在前三名的怪人。 再后来争取到了赴中国大陆工作的机会。除了家人的无条件支持外,许多同事、同行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因为当时台湾还是个高速成长的市场,而中国大陆的金融业却刚刚起步,国际舆论唱衰中国的声音一直是很响亮的,很多朋友不理解我为何要放弃在台湾已经经营有成的事业,跑到一个未知的市场。记得当时还有台湾的财经媒体杜撰王鸿嫔抛夫弃子的故事,好笑吧! 事后听说,在大陆筹组合资基金公司的机会,我并不是第一个被征询的人,这不意外也不重要,重点是其他人都放弃了,我才有机会走这一条人少的路。 现在,我看到中国金融市场下一阶段的开放机会,包括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新一阶段的金融改革,都会强化本地投资者参与国际市场的意愿,所以我要回来把握这一新阶段的机会。没有意外的,觉得我脑袋烧坏的朋友依旧不少,因为他们对于中国金融开放没有信心。
为什么要到中国大陆发展?
贞观初期,高昌国使者进长安城,沿途见到城破凋零、民物萧条,认为中国已远不如30年前隋朝之盛,但不久后唐太宗挥兵灭了高昌国。就现象来看,康熙不如乾隆,短期来看,乾隆朝是清室全盛时期,但乾隆时期因为采取封闭政策,文化上也已经缺乏新生创造力,正是此时,清朝开始走下坡。 这是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1939 年所写的《现状与趋势》中论中国历史的话,他说在观察时代演变过程中,要避免因为短期现象误判长期趋势。高昌使者没能看出唐朝贞观初期从废墟中逐渐壮大的趋势,大清帝国经过康乾百年的盛世后没能摆脱从盛而衰的趋势。 问我为什么要来中国大陆发展?这就是答案。 投资要跟对趋势,个人职业生涯的选择也是一样,再优秀的人进入一个夕阳产业,也难以伸展;反之,进入一个明日之星的产业,只要中上资质者都能成为一号人物。例如50年前台湾最优秀的工程人才,就业的第一志愿多半是台湾铁路局,然而这半个世纪来,科技业才是全世界的发展前沿,这一消一长,同样的人才在不同的产业中有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1989年进入市场后,当研究员蹲了几年马步,那时台湾的海外投资才刚开放几年,我的工作有机会每天观察全球股票、外汇市场的变化,每天要交的报告都在解释短期的现象,马步蹲久了,从中感受到趋势的迁移。经常地,亚洲的四小龙、东盟市场充满着各种利好消息,不只是国际资金流入,主要是经济基本面的良性发展,也吸引许多国际资金投入这些国家的基础建设、各项产业发展,只要能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市场都得到很好的发展。 而其中,中国大陆市场最吸引我的注意,因为这个市场人口、土地面积最大,而且是山川河流分布、朝代历史我都能倒背如流的。当时中国大陆已经开放一些外资进入,但开放仍十分有限,最重要的是我自认能发力的金融市场,等于一片空白。1992年上海开始有B 股市场,允许外资投资,因为没有完善的制度,没有意外地,B 股市场仍然像是天桥底下的小赌摊,只能吸引到赌徒。 或许是内心的赌徒性格催化,我却认为这充满了机会,我认为这真有点像初唐时期,长安城经过多年战争仍然疮痍满目。中国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与外面世界对话,参与国际市场,新旧制度转换过程虽然不会顺风顺水,但八九十年代的发展轨迹与周围的亚洲各国几乎一模一样,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中国的股市会像亚洲的四小龙、东盟市场一样有爆发式的成长?而且,我认为,中国与亚洲其他市场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体量巨大,只要在对的轨道上,中国要超越日本(当时日本经济、日本股市不可一世,日本资金买下美国洛克菲勒中心)、超越欧洲强国不是不可能。 我在1992 年加入怡富证券投资顾问公司(2000年为J.P.Morgan收购),这是一家跨国企业,每年的年终考评表中都有一栏:如果有机会到其他市场工作,你愿意到哪一处?我年复一年地填上中国大陆, 同事笑我每年都在放空包弹。有一次我的老板实在忍不住了:这个市场根本就没开放,你每年都想去是什么意思?我当然知道啊,你就当这是挂号,这市场一定会开放,而公司一定不会放弃这机会,所以,只要公司要进这市场,我一定要争取这机会。 2003 年初,老板很严肃地告诉我,国外总公司已经决定要在上海成立合资基金公司了,你每年都嚷嚷要去大陆,现在有机会了,真的要去吗?从我第一次嚷嚷至此10 年间,我已经从单身一人变成有三个小孩的母亲,这个决定真的不是10 年前那样简单了。我唯一的牵挂是家庭,我心想只要先生皱一下眉头,就算嘴上说支持,我也会选择放弃。很幸运,我的先生赌性比我还大,很兴奋地说,去啊去啊,我们全家都去大陆旅行。 事实上,中国大陆股市的发展也的确如我们预想的那样,从只有赌徒的摊子,成为吸引法人机构、成熟投资者的一个市场,进一步则是要像其他产业一样,与国际商业市场接轨。趋势既已形成,不被短期的现象干扰,就能收获到中国市场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