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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全明星阵容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披露未来十年中国经济风险、动力、政策与挑战。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已经过去了吗？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潜力和动力在哪里？“十三五”时期如何实现改革的全方位突破？在我国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和“‘十三五’规划建议”发布之际，中国未来改革和经济发展趋势备受各界人士关注。
在《改革与未来》一书中，二十多位顶尖高等学府和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回顾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逻辑和理念，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精彩研判。该书是“’十三五’规划建议”发布后深入解读未来发展机遇、挑战和前景的重磅之作，有助于读者看清中国经济走势，把握未来，赢得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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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海闻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曾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经济学年会创会理事长，经济金融网（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创始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创始人之一并获得“终身成就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之一；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曾获得“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入选“改革开放三十年影响深圳三十个经济人物”。
巫和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2008—2014年担任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秘书长；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和经济学硕士，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台湾大学经济学学士；曾在斯坦福大学、范德堡大学、杜兰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任教；曾担任台湾大学特聘教授、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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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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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改革的历史与未来
中国的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 邹至庄
中国改革:从何而来、往何处去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田国强
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理念与方向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易纲
未来五到十年的中国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张曙光
历史、现实、经济学
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王一江
第二章全面改革的逻辑
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反思与重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林毅夫
中国未来二十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 海闻
市场化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转型的影响
耶鲁大学终身教授 陈志武
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周其仁
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机遇、挑战和前景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张燕生
金融监管改革的学术思想基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巫和懋
第三章新常态与经济增长动力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香港中文大学前任校长 刘遵义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樊纲
中国经济失去了增长动力吗?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姚洋
中国经济如何持续追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卢锋
从经济奇迹到常规发展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黄益平
第四章问题与挑战
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视角下的经济危机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樊纲
人力资本投资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巫和懋
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路径与逻辑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易纲
如何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黄益平
国际标准的修订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许宪春
性别比例经济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张晓波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基本结论
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 甘犁
从温州金融改革看我国金融改革的方向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张雪春
第五章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
人民币和上海在未来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地位:中国的梦想抑或现实?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 胡永泰
新一届政府领导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 海闻
全球化与中国的金融深化:矛盾、风险与机遇
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中国研究副总裁 肖耿
未来十年将保持7%左右的增速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李晓西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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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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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和教育是社会发展的两个大问题。医疗的问题是看病贵和看病难。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如果是竞争市场，就不会长期同时存在“贵”和“难”这两个问题，如果物价涨了，供给量肯定会增加，增加了供给量物价就不会那么高了。又贵又难唯一的解释就是垄断，只有在垄断下才会出现供给量少且价格又高的情况。我们就是要打破垄断，增加供给。医疗和教育是改革最慢的两个领域，原因就是这两个领域有穷人和外部性的问题，存在市场失灵。与其他消费不同，在医疗方面，即使没有钱，国家也得给他们治病，这是医疗特殊的一部分。教育也一样，不但有公平性问题，还有外部性问题。如果一个人因为穷不上学，他长大以后不仅不能有很好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他可能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如果这个社会里充斥着大量文盲，那么社会上的有钱人也过不上好日子。解决穷人的教育和医疗问题不能仅靠市场机制，还要靠政府投入。现在的医疗供给相对不足，特别是好医生、好药不够多。一方面，人民收入增加，对医疗的需求不断增加，其增长速度甚至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是由人的需求台阶逐步提升决定的；另一方面，我们的供给却跟不上，政府对私人医院和私人诊所的限制很多，出现看病难的问题。还有一个是贵，贵是因为支付问题没有解决，如果支付系统解决了，看病需要300块钱，自己只需掏30块钱，其他由保险负担，老百姓就不会觉得
贵了。我在美国生活的时候，我的小女儿有一次被小仓鼠咬了一口，医生处理伤口、消毒、包扎一下、再打一针，总共花了200美元，绝对贵，但是我们只付了20美元，剩下的都是保险公司支付。所以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就要想办法解决支付问题，而不是去抑制医疗价格。现在所谓政府主导的医疗改革措施，一个是压价，一个给公立医院更多的钱，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虽然我们在保险、社保方面也下了工夫，但是医院里面仍然人满为患，看病还是很难。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究竟怎么解决？
首先，我不赞成通过行政手段压价。几年前我批评医疗价格完全由行政控制在低水平上，结果被很多人骂，认为我是站在医疗集团利益的角度。其实压价是一把双刃剑，当价格压低到一定程度以后，它也会抑制供给。当价格压到成本以下时，企业就不生产了。比如政府要求某种药价要降，但是仔细观察一下，降价的药都不生产了，媒体用一个词叫“降价死”，意思是药价降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药就死了。这个问题要从体制上解决，降价并不能解决问题。
要解决医改问题，我觉得主要通过两点。一是增加供给，鼓励社会投入办民间医院。现在民办医院没有减免税，就跟普通的企业一样，国家没有把它看成解决很多社会失灵的问题的特殊服务行业。要从制度上保证医疗对社会的服务，关键是要解放医生，要像当年解放农民发展农业一样解放医生来发展医疗的生产力。我们的律师可以有律师事务所，会计可以有会计师事务所，为什么医生就不能搞私人诊所？诊所可以和医院结合，充分利用医院的仪器，需要检查时医生开个单子到医院检查，买药自己去药房买，医生不会靠检查、开药来赚钱。人的病往往是很复杂的，因此，当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医疗服务应该是个性化的服务。我们必须要解放医生，把发挥医生积极性作为医疗改革的核心，而现在我们谈医疗改革从来不讲医生，只讲医院。
二是要解决支付问题。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人的支付问题，现在医疗有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英国模式是补贴给医院，穷人和富人的医疗费用都一样，很便宜；美国模式是补贴病人，医院费用虽然很高，但是穷人有补贴。换句话讲，英国是补贴供给，美国是补贴需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英国模式是社会福利，人人享受低价的医疗服务；美国模式是解决市场失灵，只管付不起医疗费的这部分人，剩下的靠市场来解决。我觉得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更应该采取美国模式。富人多付点医疗费是应该的，政府一定要把穷人管好。英国模式将来就是债务问题。欧洲现在是社会福利，某种程度上政府大包大揽，到最后政府的债务越来越重，出现“欧债危机”。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医疗改革就应该解决市场失灵。有人批评说美国有很多人没有保险，我专门调查了一下，没有买保险的人大部分是年轻人，觉得自己身体挺好不用买保险。我们需要建立这样一种保险制度，一方面可以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监督系统，因为保险公司要去监督医院。患者和医生是信息不对称的，医生告诉你吃什么药，说你得动手术，哪个敢不听？病人是没法监督医生的，但是保险公司就可以监督医生。医生如果开大处方或者滥开药，保险公司就会说这是不合理的过度治疗，可以不付钱给医生，医生如果长期这么做，保险公司就把医生的名字从保险单上删掉，删掉以后这样的医生就缺少客户了，所以医生必须尊重保险公司，因此病人、医生和保险公司之间是一个系统。当然也可能会有很多问题，但是我认为解决看病难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解放医生同时解决支付问题。
教育是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目前来看，我认为现行的教育制度是一种倒退，还不如我们那个时候的中小学教育，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比现在的孩子至少要自由很多，但自由也没有影响我们这一代人成才。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不是说学东西越多越好，边际收益不会永远是正的，过了某一点以后就是负值了，所谓负值就是把以前学的东西丢了，越学越笨，这是有可能的，教育是有规律的。我们要培养的是创新形人才、国际化人才以及适应工业化的人才。美国的大学是一个宝塔形的结构，我就以美国加州的公立学校为例，加州高等教育的第一层次是加州大学，有10个校区，主要培养科研人才和尖端人才。第二层次是加州州立大学，有20个校区，只到硕士学位为止，没有博士点，它们的任务就是培养白领技术人才。第三层次是社区大学，有近百个教学点，遍布整个州，这种大学也是学位教育，但是更多的是一种职业教育。你可以修学分，修到一定的学分后可以拿到一个AB（associate bachelor），我们可以翻译成准学士或者副学士。拿到AB可以工作，也可以到任何一所大学里再继续学习。它们的这个教育系统是开放的，是一种普及的高等教育。我们现在的教育都拼命想往上攀，很少注重技术教育或基础教育。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需要有面向农民工的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因为每年有几千万农民工进城，要把农民工转化成城市需要的人才，需要政府提供这样的培训机构。而现在的职业技术学院都是考不上大学的人才去读，并不是在真正培训农民工。政府每年用于职业教育的支出有两百多个亿，但是这两百多个亿是否能真正惠及这些农民工，我认为要特别引起重视。我到澳门参观过一个政府办的学校，澳门以博彩业为主，学校教你怎么发牌、怎么监控，还有酒店管理、厨师培训，等等，全部是免费的。澳门也有一些新移民，新移民找工作之前先接受培训，不但不收学费，政府还付生活费来鼓励上学。政府考虑的是对社会的长远影响，这种培训非常重要。我们的城市化有大批的农民进城，未来20年是一个特殊阶段，如何培养适应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农民工非常重要。
教育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25亿农民工，有9 000万左右的孩子，其中2 000万左右是跟着父母在城市里上学。上城市里的学校需要户口和赞助费，而农民工自己办学校，经常会因各种各样的理由被封掉。有一次我看凤凰卫视的报道，北京郊区的一个打工子弟小学被封，理由是不符合办学条件。记者采访老师，老师说这些孩子都是我们村子里的孩子，我原来是他们的老师，他们来，我也跟着来了。我看到这个新闻心里非常难受，因为我也当过乡村教师。小孩子的教育是不能耽误的，不能说没有办学条件就不能上课，等有条件再来上学，一直等到20岁再来上一年级这可能吗？！我们现在关心大学生毕业之后能不能买到房子，其实农民工子女上学的问题要比这个问题更为严重。除了随父母在城市里上学的农民工子女，我们还有6 000多万留守儿童，不要认为希望小学就能解决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是学校教育问题，还有家庭教育问题。和家人长期分居会对孩子的心理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想一想，这9 000多万孩子如果没有好的教育，长大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问题？现在青少年罪犯年龄越来越小，据说广州监狱里面关押的青少年罪犯的90%曾经是留守儿童。农民工的孩子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本身就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原本想向企业家募捐解决办城市希望小学，后来发现这个问题靠私人部门很难解决。捐100万可以在农村办一个很好的希望小学，但在北京、上海、深圳连50平方米的教室也买不起，所以说只能靠政府。这既是社会发展问题，也是将来的政治稳定问题。
国际化人才的培养也是非常急迫的问题。当今的学生特别是本科学生，不要追逐眼前最热门的东西，要有远见，培养自己20年以后的竞争力非常重要，因为20年后的中国一定是国际大国。从国家层面来讲，我们不但要培养国际化的经营人才、做生意的人才，还要培养国际化的法律人才、国际化的政治人才。我国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怎样在国际上与其他国家相处？非常需要国际化人才。北大、清华都在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我认为有一个指标非常重要，就是看学校里国际化的老师有多少、国际化的学生有多少。所谓一流的大学就是国际上最优秀的人愿意到这里教书，最优秀的人愿意到这里学习，而不仅仅是学中文。美国一流大学里不都是美国人，聚集的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所以一流大学一定是开放的国际化大学。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要为将来的国际化做准备，这些准备不仅仅包括英语，理念、规则、知识结构都是非常重要的。2009年，我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程序委员会会议，600多人在迪拜开会，大概有近百个议题，几乎每个议题都谈到中国，但参加那次会议的中国人还不到20个人。与我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地位相比，现在的国际人才缺口太大了。
住房现在大家也很关心，我觉得在这方面千万不能有太高的预期。现在人们的幸福感为什么下降了？我认为幸福感取决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合理的预期。如果你预期太高，就永远不会感觉到幸福。我们的生活比30年前不知道好了多少倍，但是为什么人们反而越来越不幸福？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预期越来越高了。房子也是双重性质，它有市场失灵的一面，但同时有市场的一面。市场的事情要市场管，政府真正要管的是市场失灵。住房问题是要保证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不是给每个人提供一个不动产。所以政府真正要解决的是廉租房和穷人的租房补贴，而且廉租房只能租不能卖，保障房是保证穷人有地方住，你不穷就得搬出去。我在美国也当过穷人，每年收入低于一定程度以后，可以申请租房补贴，也可以获得税收减免，政府还会寄回来一张几百块美元的支票作为住房补贴。一般有钱的人不会去占这个便宜，因为这是给穷人的一种很低的补贴。我认为经济适用房绝对不是解决住房的一个办法。
第四个挑战是，如何度过国际环境的特殊阶段？中国的经济现在发展得很快，但是中国的国际关系也面临特殊阶段。任何一个突然崛起的强国一定会打破世界的平衡，早年德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引起了世界战争。过去美国人对我们的倾销是不在乎的，我1982年到美国去，看到中国的产品在美国卖得非常便宜，比国内便宜，这是倾销，但当时的美国人并不在乎，因为我们还没有威胁到他们的利益。现在就不一样了，当一个国家迅速强大起来的时候，别的国家会很敏感，会努力地进行压制，这是本能的，而我们的反抗也是本能的。我们还面临着政治上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大国，美国反共是不用说了，1999年，美国实际上已经把中国作为主要遏制对象了。当时我去美国教书，听到收音机里全是调侃中国的，我当时就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因为一个国家要跟另外一个国家制造矛盾的时候，首先会在国内造舆论。我认为“9·11”事件最重要的意义是美国把反恐和反共分开了，并把反恐作为主要任务。此后美国攻打了阿富汗，又攻打了伊拉克，也给了中国一个经济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是这个好日子不会很长，我们不说一定还会有冲突，但是关系怎么解决是一个挑战，必须要有大智慧来解决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矛盾。在经济上也是如此，原来我们加入联合国的时候，第三世界的兄弟们高兴地在桌子上跳舞，可是我们加入世贸组织的13年谈判，这些兄弟们都袖手旁观。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美国工人罢工，毛主席发表声明，我们都去游行支持美国工人罢工，因为那是阶级兄弟。可现在整天跟我们作对的就是我们的美国工人兄弟。阻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要求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贸易进行制裁等，许多都是美国工会发起的，他们认为中国人抢了他们的工作。此外，第三世界很多国家也与我们有经济上的竞争，还有社会文化方面的以及心态上的挑战，它们认为中国是暴发户。当年日本崛起的时候，美国人也进行了压制，这需要磨合，一方面他们要适应我们，另一方面我们要提高素质。原来美国不在乎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很在乎，这是好事，是因为我们强大了，只有你强大了对他们产生威胁竞争的时候，他们才会在乎。如果公平我服你，不公平我就会用各种反倾销、反补贴来抑制你，所以说现在是一个特殊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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