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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今天，再看纳粹屠犹，我们正处于过去的“现实”即将转化为“历史”的关键时刻，弗里德兰德的书以铁录的方式记载和记录着纳粹屠犹事件和历史，在对否定大屠杀逆流作出回击的同时，无疑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值得阅读的关涉大屠杀的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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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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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与犹太人，1939-1945》德国种族灭绝政策导致欧洲六百万犹太人被害，而该耸人听闻的政策之所以能够执行的原因不一而足，包括当地政府和警察部门的助纣为虐，民众，尤其是其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所表现出的被动性。同时应受咎责的还有被害者自己由于怀有苟延残喘、逃脱魔爪的侥幸，而往往显得逆来顺受。《灭绝的年代》索尔?弗里德兰德尔关于纳粹德国与犹太人所做的一项重大历史研究的结晶，该书探讨了各种因素如何交织在一起铸成了那起现代***系统、又*持久的种族屠杀悲剧。这本书堪称独步的著作，通过大量文件资料，并借助于许许多多的日记、信函、还有回忆录等资料，明确地为读者再现了那场浩劫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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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弗里德兰德尔出生于布拉格，1939年逃往法国，1948年移居以色列。他现在在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讲授历史。
1997年，索尔?弗里德兰德尔的《迫害的年代：纳粹德国和犹太人，1933-1939》出版发行，这是他的两卷历史著作《纳粹德国和犹太人》的头一卷。他在前言中说，他的意图是“从历史角度真实记录大屠杀，把凶手实施的政策、周围社会的态度和受害者的世界放在一个完整的框架里”。弗里德兰德的第二卷《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和犹太人，1939-1945》也是一样。这本书如今已经成为记述纳粹德国大规模谋杀欧洲犹太人的权威历史著作。
2007年，《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和犹太人，1939-1945》获得德国莱比锡书籍博览会奖。同年，他凭借该书和对纳粹历史的研究获得德国书市和平奖。
2008年4月7日，索尔?弗里德兰德尔凭借《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和犹太人，1939-1945》获得普利策一般非虚构类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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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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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译者序
致谢
引言
第一部分：恐怖（1939年秋-1941年夏）
第一节：1939年秋-1940年5月
第二节：1940年5月-1940年12月
第三节：1940年12月-1941年6月
第二部分：大屠杀（1941年夏-1942年夏）
第四节：1941年6月-1941年9月
第五节：1941年9月-1941年12月
第六节：1941年12月-1942年7月
第三部分：浩劫（1942年夏-1945年春）
第七节：1942年7月-1943年3月
第八节：1943年3月-1943年10月
第九节：1943年10月-1944年3月
第十节：1944年3月-194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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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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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当杀戮在海乌诺姆顺利进行时，始于1941年11月1日的贝乌热茨集中营建造工程进展迅速。3月初，**批被遣送的犹太人就运抵了靠近集中营的卢布林地区。一开始，地方当局的协助是必须的。1942年3月16日，当地人口与社会福利局的官员弗里茨?劳特尔与格罗博科尼克负责遣送事务的主要专员、一级突击队中队长赫尔曼?赫夫勒讨论了这里的形势。赫夫勒主动作了说明。在沿登布林-特拉夫尼克铁路的贝乌热茨已经建立了一座集中营。赫勒夫作好了每天接收四批或五批遣送人员的准备。他对劳特尔说：这些犹太人“只要过了［总督政府的］边界，就永远回不去了。”对犹太人的毒气灭绝第二天就开始了。
*初，卢布林隔都37,000名犹太人中有约30,000人被灭绝。与此同时，从该区不同城镇（扎莫希奇，彼阿斯基和伊兹比卡）以及从利沃夫地区运来了另外13,500名犹太人；6月初，又有来自克拉科夫的被逐犹太人抵达。四个星期内有大约75,5000名犹太人在三大“莱恩哈德行动营”（为纪念海德里希而命名）之首的贝乌热茨营被杀害，到1942年底，仅在贝乌热茨就有约434,000名犹太人遭灭绝。仅有两人在战争中幸存。
1942年3月底或4月的某一天，前奥地利警官、安乐死专家弗朗茨?施坦格尔来到贝乌热茨会见绝灭营长官、党卫军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克里斯琴?沃斯。当40年后，施坦格尔在被监禁的杜塞尔多夫监狱这样描绘了他的贝乌热茨之行。“我是开车去那儿的，”他告诉英国记者吉达?谢利妮，“‘去那儿的人首先抵达的是位于道路左侧的贝乌热茨火车站。那是一层的建筑。那气味……’他说。‘哦，我的天哪，那气味，到处弥漫。沃斯不在他的办公室。我记得他们带我去找他……他正站在一座小山上，旁边是一个个的大坑……一个个坑……满满的……填满了。我无法告诉你，不是几百具、而是几千具，数以千计的尸体……哦，我的天哪!就是在那儿，沃斯告诉我——说这就是索比堡的用途。他宣布由我正式负责。’”大约两个月后，始建于1942年3月底的索比堡开始启用，高度警惕的总指挥施坦格尔经常穿着白色马术制服巡视该绝灭营。
在索比堡启用的*初三个月，有大约90,000到100,000名犹太人遭到杀害； 他们不是从奥地利、保护国和“老帝国”直接来的犹太人就是经过卢布林隔都转运的犹太人。就在索比堡启动灭绝屠杀的同时，特雷布林卡绝灭营的建设开始了。
“莱恩哈德行动”营的灭绝行动遵循标准程序。乌克兰帮凶通常拿着鞭子，将犹太人从火车上赶下来。如在海乌诺姆那样，下一步是“消毒”，受害者必须大厅脱光自己的衣服，留下所有随身物品，然后，赤裸着身体战战兢兢地通过一个狭窄的门厅或通道，被赶入一间毒气室。门被关死后，开始施放毒气。*初贝乌热茨仍然使用瓶装一氧化碳，后来由各式各样发动机取代。在那些早期的毒气室内，死亡来的十分缓慢（10分钟或更长的时间）；有时候可以通过窥视孔窥见受害者的痛苦表情。当所有人死后，还是像海乌诺姆那样，负责清空毒气室的事留给了犹太人组成的“特别突击队”，这些人在稍后也被毁灭。
贝乌热茨周边和整个卢布林地区谣言四起。1942年8月，波兰医院主管克卢克夫斯基提到：“犹太人人心惶惶[可能一开始就是“绝望”]。我们明确知道每天有两列火车驶抵贝乌热茨，每列火车有20节车厢，一列来自卢布林，另一列来自利沃夫。在不同的轨道上被卸下后，所有犹太人被强制赶入用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场所。一些人被电死，一些则被毒气毒死，尸体被焚烧掉。”克卢克夫斯基继续说：“犹太人在来贝乌热茨的路上经历了许多恐怖的事情。他们已经意识到即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一些人试图反抗。在斯雷布里斯林火车站，一名妇女用一枚金戒指为她濒死的孩子换一杯水。在卢布林，人们目睹了许多孩子被从快速前进的列车上扔出窗外。不少人在到达贝乌热茨之前就被枪毙了。”
4月12日，在提及前一天犹太人被遣送出扎莫希奇的事之后，克卢克夫斯基写到：“来自扎莫希奇的消息令人毛骨悚然。有将近2,500名犹太人被遣送，几百人在街道上被枪毙。一些人进行了还击。我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消息。在斯雷布里斯林充满了恐慌。上了年纪的犹太妇女在犹太墓地里过夜，称自己宁愿死在这儿，死在自己家族的墓地里，也不愿被杀害和埋葬在集中营里。”第二天：“许多犹太人已经离开镇子或者隐藏起来……一群暴徒聚集在那里，寻找时机洗劫犹太人家中的所有物品。我听说，一些人早已经从被强制驱逐出去的人家偷走了所有能够带走的东西。”
到1942年4月，海乌诺姆、贝乌热茨和索比堡使用毒气灭绝行动全面铺开；使用毒气杀害从奥斯维辛开始，迅速用于特雷布林卡。与此同时，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第二次清扫），使用枪杀或毒气车的大规模灭绝行动在几周内就将吞没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但是在苏联、加里西亚、卢布林地区和波兰东部的某些占领区，“标准的”就地杀害方式仍在该年冬季普遍使用。在同一时间，整个东部和上西里西亚地区的苦役营也在运行当中；这*后一类营地中有一些是中转区、劳动营和杀人中心的混合体：例如卢布林附近的马伊达内克，或者利沃夫郊外的雅诺夫斯卡路。在混乱的苦役和灭绝行动之后，千百万犹太人仍在普通工厂、车间、劳动营、隔都或者城镇中艰难劳作，几十万犹太人仍生活在前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更向东的地区。尽管随着全面驱逐的继续，德国犹太人口急剧下降，但是在西部，绝大多数犹太人尽管生活受限，却并感到危险迫在眉睫。不过，德国人的手正在迅速合围。在2至3个月内，被占欧洲的绝大多数犹太人已经无法过上**水准的日常生活。
在奥斯维辛，使用毒气杀害犹太人是以小组形式进行的。1942年2月中旬，在“施梅尔特组织”的上西里西亚劳动营里，大约400名被认定不适合工作、上了年纪的犹太人被从鲍伊滕运至这里。
在此形势下，和先前以“齐克隆B实验”杀害苏维埃囚犯一样，主营（奥斯维辛一号）焚尸场中复原的停尸房被改造成了一座毒气室。由于与集中营管理大楼靠的太近使事情变得复杂化。当犹太人经过时该楼的员工必须撤退，并开动一部卡车引擎来掩盖受害者死亡时的哭喊声。此后不久，经济管理总局建设部的领导汉斯?卡姆勒视察集中营，下令进行一系列快速改进。原本用于奥斯维辛一号、拥有5座焚尸炉的新焚尸场被转移到奥斯维辛二号——比尔科瑙，安置在新营地的西北角，靠近一座废弃的波兰农舍。这座农舍，即“一号掩体”，内很快建造了两间毒气室，并于3月20日投入使用。它的**批受害者是另外一组年迈的“施梅尔特犹太人”。
V I
1941年底，杀人分队在苏联被占领土上发动了“第二次清剿”，规模比**次还要大。清剿行动在1942年全年一直没有中断。据来自纳粹国防军军需督察的一份报告说，在一些地方，例如帝国总督区的乌克兰，除了1941年中到1942年中屠杀过程有过短暂的放缓外，大规模处决一直在进行，从未停止过。
纳粹国防军的报告暗示，军事行动结束不到几周，系统处决犹太人的行动就已经开始。参加行动的军队主要隶属维持秩序警察：他们得到乌克兰后备军的协助，并且“不幸，常常还有纳粹国防军成员的参与。”这份报告描绘的大屠杀“让人不寒而栗”；不论男女、老幼都被包括在内。这一大规模杀戮的范围与苏联被占领土上的谋杀范围不太相称。据这份报告所说，有将近150,000到200,000名帝国总督区的犹太人被灭绝（*终人数大约为360,000名）。只是到了行动*后阶段，只有少许“有用的”犹太人（特殊手艺人）没有没杀害。在这之前经济因素通常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初，正如我们所见，屠杀的强度因地而异；*后，到1942年末和1943年初则殊途同归：几乎都是全部灭绝。“**次清剿”期间，在别动队、警察营、乌克兰后备军与和国防军的共同行动下，乌克兰西部的屠杀——沃利尼亚和波多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囊括了将近20%的犹太人口。然而在帝国总督区的首府罗夫诺，大约有18,000人被杀害，占犹太人人口的80%。
从1941年9月到1942年5月，安全警察[特别行动队C队和行动队5队]将总部设在了基辅，组织了对帝国总督区乌克兰的控制RKU。作为乌克兰的HSSPF，党卫队将军普鲁茨曼和他的文官副手、德国专员科赫合作得很顺利，他们都来自柯尼基堡。科赫把所有“犹太问题”都授权给普鲁茨，后者转而又交给了安全警察的首领。但是，正如历史学家迪特尔?波尔所强调的那样，“文官当局和安全警察在大屠杀上合作很友好：双方都十分主动。”
由于被控领土地域广袤以及当地人口语言多样，德国人*初要依赖当地民兵的协助。几个月后，这些民兵便成为了正规后备军，即“护卫队”。治安警察小组和宪兵队的成员通常是德国人，“护卫队”在人数上很快超过了他们，并加入到所有德国人的行动中，包括一些灭绝犹太人的大规模行动，例如1941年深秋灭绝部分明斯克犹太人的行动。当时，立陶宛“护卫队”表现突出。
后备军包括乌克兰人、波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一份波兰秘密报告在提到1942年后期清洗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基隔都时说：“自10月15日以来，清洗犹太人的行动就一直持续着。在头3天就有12,000人被枪杀，处决地就在布罗那-古拉。当前，藏起来的剩余犹太人也正在被清除。这次清洗是由保安处移动队和地方警察组织的，其中波兰人在地方警察中占了很大比例，他们通常比德国人还要狂热。一些犹太财产被用来装备德国家庭和办公室，一些则被拍卖售出。尽管在清洗期间发现了大量武器，但犹太人却表现得消极。”
希特勒曾一度决定把他的前线总部迁到（乌克兰地的）文尼察。该地区的犹太人就必须消失。于是，1942年初，227名生活在总部计划地附近的犹太人就被“托德组织”转交给“秘密军事警察”，并于1月10日这天被枪杀。第二批近8,000名生活在赫梅尔尼克附近的犹太人也在同一时间遭枪杀而亡。接着就轮到文尼察的犹太人了。文尼察的处决行动被推迟了几周，但是在4月中旬秘密军事警察的报告中提到，镇子上有4,800名犹太人被处决。*后在当地安全警察指挥官的命令下，7月份该地区将近1,000名为德国人工作的犹太手艺人遭到杀害。
洛泽和科赫两名德国专员狂热支持大屠杀行动。科赫特别要求，为了降低乌克兰当地食物需求、满足德国日益增长的食物要求，必须除掉所有乌克兰犹太人。结果在1942年的会议上，地区专员同意了安全警察头目卡尔?普茨的建议，即除了500名有特殊技能的手工艺者外，帝国总督区乌克兰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将被灭绝：这被定义为“百分百解决方案。”
在洛泽治理下的波罗的海国家，特别是立陶宛，任何大规模灭绝行动通常可以信赖约格去完成。1942年2月6日，施塔克勒要求约格按照如下划分种类汇报其行动队3队处决的总数：犹太人、共产党、游击队、精神病人以及其他；此外，约格还被要求说明其中妇女和儿童的数目。按照三天后递交的报告，截至到1942年2月1日，行动队3队已经处决了136,421名犹太人、1,064名共产党人、56名游击队员、653名精神病患者和78名其他种类的人。总计138,272人（其中包括55,556名妇女和34,464名儿童）。
有时，约格的所作所为过于过分。因此，1942年5月18日，在一名士兵抱怨约格清洗了630名明斯克犹太手工艺者，违背了先前的规定后，盖世太保头目弥勒提醒约格要注意希姆莱颁发的几条命令：“从现在起，16到32岁能工作的犹太男女都应免除特殊待遇。”
有时候灭绝行动给罗森伯格的指定人之一、白俄罗斯总务长、地方长官威廉?库贝与保卫处之间造成了麻烦。1941年底，库贝震惊地发现授勋退伍的混血犹太军人也包括在被从德国驱逐到明斯克的人群之列。1942年初，总务长发起了主要针对党卫军及其地方指挥、安全警察头目爱德华?施特劳赫博士的攻击。库贝并不反对对犹太人的灭绝，反对的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在犹太人被杀之前，从他们嘴里拔下金牙和金牙桥；在处决中，许多犹太人只是受伤，却遭活埋，如此等等。用库贝的话说，这一做法“彻底让人恶心”。施特劳赫被指责是这一问题的要犯，被告到罗泽、罗森伯格，很可能希特勒那里。
3月21日，库贝的抱怨引起海因里希的强烈反应。他开始收集整理针对施特劳赫的指控文件，认为总务长的领导有还不如没有，他周围的人腐败、放荡，在不同场合对犹太人示好。库贝和施特劳赫都不甘示弱，正如我们所见，这一冲突在1943年达到**。与此同时，在1942年7月晚些时候，施特劳赫屠杀了明斯克隔都剩余19,000名犹太人中的半数。
有时技术上的困难会阻碍杀戮。例如1942年6月15日，安全警察和保安处头目迫切要求再增加一辆毒气车，因为在白俄罗斯投入使用的三辆车已无法处理加速到来的犹太人。此外，他还要求新增20条毒气管[将一氧化碳从引擎输回车内]，因为其时使用的毒气管已经不再是密封完好的了。事实上，毒气车性能所引发的这一系列抱怨反过来又导致了1942年6月5日帝国安全总局“专员小组D处第3分队”的强烈反应。
报告的作者在一份冗长的报告里提醒他的批评者，[海乌诺姆]的三辆车“自1941年12月以来已经处理了97,000人，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毛病。”不过，他还是提出6条重点技术改进，使之更加高效地处理每辆车通常能装载的“零件数”该专家可能认为97,000这个数字很安全，没有作任何的掩饰。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他对“零件”进行了阐述；在第六部分，他再次改变了指代：“根据经验我们注意到，在关闭[车的]后门，车内的灯熄灭后，装载的货物就会顶着门”。这是因为一旦黑下来，装载的货物就会朝有亮光处挤。”
从柏林驶往贝尔格莱德的一列车就会杀死萨杰米斯特集中营的8,000名犹太妇女和儿童，这显然不会给任何人抱怨的理由。1941年夏秋两季，纳粹国防军在“反游击”战中将绝大多数男子作为人质枪杀，之后妇女和儿童被转移到贝尔格莱德附近由废弃建筑组成的临时营地中，听候命运的处理。人们一直不清楚在贝尔格莱德的德国管理部门中究竟是党卫军师队长、民事部主任哈拉尔德?图尔纳、还是贝尔格莱德安全警察头目、党卫军旗队长埃马努埃尔?舍费尔提出要求帝国安全总局运送毒气车。但是无论哪种情况，这辆毒气车于1942年2月运抵贝尔格莱德。3月初杀戮开始。到1942年5月9日，萨杰米斯特的犹太妇女和儿童、贝尔格莱德医院所有的病人和职员以及附近营地的所有犹太囚犯都被毒气杀死。6月9日，舍费尔通知帝国安全总局负责调配车辆的头目：“对象：特型索瑞尔车。司机……格茨和梅尔完成了特殊任务。他们正同毒气车一道返回。由于车厢后部有损坏……我命令用火车运送。”
1942年8月图尔纳报告说：“塞尔维亚是欧洲**解决了犹太问题的国家。”
除特定的犹太人外，杀戮行动不能任意扩大到其他群体，即使党的高官认为有必要也不行。因此，1942年5月1日，在写给希姆莱的一封信中，格雷塞表达了他有信心在2到3个月内完成对海乌诺姆100,000名犹太人的“特殊处理”。他还要求授权杀害患有开放性肺结核的35,000名波兰人。尽管*初他获得了授权，但随后又被希特勒取消。纳粹领导人希望避免任何有关复安乐死的传言。
如同科夫纳在维尔纳发表的宣言所示，受政治动员的犹太青年运动的各级组织发出了要求犹太人进行武装反抗的号召。**批在东部或西部以“游击队”身份反抗德国人的犹太人通常隶属于非犹太地下运动的政治军事组织。然而1942年初在白俄罗斯西部出现了一个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只希望拯救犹太人的独特犹太团体：即已经简要提及的比尔斯基兄弟会。比尔斯基是在斯坦科维奇地区生活了60多年的农民，该地地处利达和罗夫格罗蒂克这两个白俄罗斯中等城镇之间。尽管他们拥有磨坊和土地，却和周围的农人一样贫穷。作为村里**的犹太人，他们在绝大多数习俗上都完全恪守犹太传统。他们熟悉那里的人和环境，尤其是附近的森林。年轻一代有4兄弟，他们是图维亚、阿萨尔、祖丝和阿尔克泽克。
1941年12月德国人杀害了罗夫格罗蒂克隔都的4,000名居民，其中包括比尔斯基的父母、图维亚的**任妻子和祖丝的妻子。在阿萨尔和图维亚的领导下，犹太人于1942年3月和5月分两组连续逃入森林。很快这两组人都接受图维亚的领导：一个较大规模的家庭成员和从附近隔都逃出的犹太人都加入了名叫“Otriad”（游击分队）的游击队；他们获得了武器和粮食保障。尽管困难重重，到德国占领结束时，比尔斯基兄弟已经在森林营地中集结了1,500名犹太人。
虽然比尔斯基团较为独特，在被占苏联的隔都内组织起来的其他犹太抵抗运动通常能够获得犹太委员会领导的支持。例如在明斯克，一位会一些德文的工程师，并因此有可能被任命为犹太委员会领导的非共产党员伊利亚?莫什金与隔都与城市共产党地下运动负责人赫什?斯莫拉尔保持着定期（每周一次）联系。这种定期联系——莫什金*终为之付出了生命——在更靠近西部的波罗的海国家和前波兰地区并不典型，因为人们担心德国对隔都人群的报复。至少在一个时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明斯克形势相比的是比亚韦斯托克隔都。在那里，埃弗拉伊姆?巴拉什的犹太委员会和莫迪凯?泰内鲍姆的地下组织保持了一年多的联系，我们后面还会回到这一事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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