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治理与适应：比较的视野》 - 俞可平，[德]海贝勒，[德]安晓波主编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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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中共的治理与适应：比较的视野

書城自編碼： 2645833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政治/軍事→政治
作者：俞可平，[德]海贝勒，[德]安晓波主编
國際書號(ISBN)： 9787511727558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09-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418/358000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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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德国、美国、英国十八位政治学者
2、深度剖析中共自身的治理能力、变革逻辑与中国政治的发展规律、未来挑战的深远意义
3、充分理解21世纪中国政治适应性和创造性的前提条件、复杂进程、限度与潜能
4、做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中国未来的前景，关键也在中国共产党
5、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立足当前实际全面从严治党开启党建新常态
6、吹响从严治党集结号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

內容簡介：

《中共的治理与适应：比较的视野》源于2014年由中共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中心和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联合主办、南昌大学承办的“国际视野下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从来自中国、德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等国的数十名专家学者所提交的高质量学术文章中精选出14篇文章结集而成，其中中国学者6篇、国外学者8篇。全书主题集中，视野广阔，辑成“中国共产党与意识形态变迁”、“地方政府与中国发展”、“社会治理与政治参与”三大部分，主要内容涉及党与国家、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结构、功能和治理能力，以及当代中国的政治稳定、政府创新、社会治理和城市化进程，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变革逻辑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规律具有重要价值。
欲了解当代世界，就要了解当代中国；欲了解当代中国，就要了解当今的中国共产党。这本《中共的治理与适应：比较的视野》，就是一本集中分析中共自身的治理能力与中国的政治发展的论著。……内容不仅涉及到了党与国家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涉及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结构、功能、合法性、适应性、治理能力、执政方式和领导体制，以及当代中国的政治稳定、政府创新、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公共服务和城市化进程。……我认为，敢于对中国研究中的流行理论和范式提出挑战，并且提出新的概念框架和分析视角，是本书的最大特色。
——俞可平
“西方”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是哪种体系是“最好的”体系，强调的是法律和权利的重要引导作用。而在传统中国政治哲学中，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治”，避免“乱”。……相反，我们的看法是，政治学显然还没有发展起合适的工具和范畴，可以对像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进行更细致的分类。……在这种背景下，更为重要的是，要充分理解21世纪中国政治适应性和创造性的前提条件、限度与潜能。本书收录的文章对于这场复杂进程中的相关面向进行了宽泛的讨论，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体系过去的适应历程提供了论证，同时也使得我们更加清楚它在未来所面临的挑战。
——〔德〕托马斯海贝勒〔德〕安晓波

關於作者：

俞可平，著名学者，政治学家，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哲学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因倡导“治理”、“善治”、“增量民主”、“政府创新”、“动态稳定”、“协商民主”而广受关注。2006年因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引起轰动，2008年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评选为“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2011年被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评选为“2011年全球百名思想家”，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治理与善治、全球化、公民社会、政府创新等。代表作有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co-ed.,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4）,The Reform of Governanceed., Brill, 2010,Democracy Is A Good Thing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9,Globalization and Changes in China’ GovernanceBrill, 2008、《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敬畏民意》（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民主与陀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社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等。
﹝德﹞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科学与东亚研究资深教授。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研究中国问题，并曾于70年代末在中国工作，先后围绕个体经济部门、农村城市化、民营企业家、知识分子在决策中的作用、少数民族企业家、城乡居民政治参与、环境治理、地方官员、政府与民营企业家关系等问题在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并用德语、英语、汉语发表了40多部著作。
﹝德﹞安晓波Bjrn Alpermann：德国维尔兹堡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研究兴趣是中国地方政治、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社会分层和政治文化。

序言俞可平
导论〔德〕托马斯·海贝勒〔德〕安晓波
中国共产党与意识形态变迁
中共的干部教育与国家治理俞可平
中国高层领导小组的运作机制及其演化陈玲
政党—国家?——苏联和中国的党、国家与经济改革〔美〕亚当普沃斯基文吕增奎译
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变革与回应困境：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创新〔德〕何必文何哲译
地方政府与中国发展
国际因素、合法化机制与地方治理创新杨雪冬
发展主义与中国地方政府的战略行为体：近期调研的初步发现〔德〕托马斯·海贝勒〔德〕舒耕德文贾亚娟译
“城镇化的大跃进？”：关于中国农村城镇化中的地方政治经济学〔德〕孟爱莲文张君马琳译
“因地制宜”：中国农业转变政策的政策设计和执行〔德〕唐仁立文刘智利译
社会治理与政治参与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话语体系变迁与政策调整何增科
意识形态话语结构：当代中国基层政治运作的符号空间戴长征
社会稳定中的“资源诅咒”破解——基于利益分享框架的个案研究曾明詹晶
政权合法性来源与中国模式争论朱云汉文刘婷婷译
中国城市中社会地位变化与政治价值观〔德〕安晓波〔德〕蔡楚柯〔德〕杨梅妍文韩冬临译
非政府组织和服务分包：一种新形式的社会福利还是社会绥靖政策？〔英〕郝秋笛文刘以沛译

英文目录：
Preface YU Keping
Introduction Thomas Heberer & Bjrn Alperman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hanges of Ideology
Cadre Training System of CPC and China’s State Governance YU Keping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and Evolution of China’s Top Level Leadership Small Groups CHEN Ling
Party-State? Parties, States,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Adam Przeworski
Ideological Adaptation and the Responsiveness Dilemma: Innovations in Party Ideology since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Heike Holbig
Local Government and China''s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Factors, Legitimizing Mechanism and Innovations in Local Governance YANG Xuedong
Developmentalism and Strategic Agency in China’s Local State: Preliminary Findings from Recent Fieldwork Thomas Heberer & Gunter Schubert
“The Great Urbanization Forward?”: On the Lo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Urbanization in China Elena Meyer-Cl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Policy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grarian Change Policies in Rural China René Trappel
Social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rom Social Management to Social Governance: The Changes of Discourse System and Policy Adjustment HE Zengke
The Ideological Discourse Formation: The Symbolic Space in the Oper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Grassroots Politics DAI Changzheng
How to Break the “Resources Curse” in Social Stability in China—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Profit Sharing ZENG ming & ZHAN Jing Vivian
Sources of Regime Legitimacy and the Debate over the Chinese Model CHU Yun-han
Social Status Change and Political Values in Urban China Bjrn Alpermann, Baris Selcuk & Katja Yang
NGOs and Service Sub-Contracting: New Form of Social Welfare or Social Appeasement? Jude Howell

內容試閱：

中共的干部教育与国家治理*
俞可平
（中共中央编译局）
……
三、中共的干部培训与治理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干部的教育培训较之过去更加重视，明确地把它当作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途径”。之所如此，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建设学习型政党，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谁治理，二是如何治理，三是治理得怎样。这三个要素分别就是治理主体、治理体制和治理效果。治理主体的素质对国家治理的效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改革开放后，中国虽然开始形成多元治理的格局，但在各个治理主体中，中共的作用最为重要。完全可以说，中国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直接决定着中国的国家治理状况。而中共干部培训的每一个功能，都直接影响着中共官员的素质，进而影响着中共对国家的治理。
中共的干部教育培训有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理论武装、党性教育、能力培训和知识更新”，其最终目的就是“使广大干部理想信念更加坚定、理论素养不断提高、党性修养切实增强、工作作风明显改进、德才素质和履职能力显著提升”。显而易见，中共干部教育培训的首要目的是政治性的，而非知识性的。中共中央特别强调干部教育培训中“理论武装”和“党性修养”的优先地位，明确规定“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为首要任务”[①]。在中共中央看来，干部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通过党校、干部学院和行政学院的培训，将干部的思想统一到中共领导层的思想上来，培养党员干部的政治忠诚，坚定他们的理想信念。不仅党校姓“党”，干部学院和行政学院也同样姓“党”。例如，中共中央颁发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对党校学员提出了五个方面的素质和能力要求，其中前四个方面都是政治素质，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实事求是精神等，只有最后一条才是基本知识和领导能力[②]。国务院颁发的《行政学院条例》列举了学员通过培训需要着重提高的七种能力，只有两种与干部的基本知识和行政能力直接相关，其他五种都是对党员干部的政治性要求[③]。
中共对干部的教育培训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指令性的要求，党员干部个人的意愿必须首先服从组织的要求。不仅如此，中共还直接将干部的教育培训与其职务晋升挂钩，把是否完成组织上要求的培训任务当作是干部晋升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共的这一干部教育培训体制通过以下六个途径明显地改善了各级党政官员的素质和能力，进而增强了中共的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
第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凝聚共识，形成新的政治认同。中共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作为中共指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相反，始终随着中国现实的变化而与时俱进。比如，毛泽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强调计划经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则强调市场经济、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与人民民主。意识形态的重大调整需要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随之改变思想观念，干部培训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求干部用新的意识形态替换旧的思想观念，这就是中共官方所称的“理论武装”。所以，每一次中共新的理论诞生，都伴随着新一轮的干部教育，从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直到最近的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
第二，修养党性，树立理想，坚定信念，培养和强化党员干部的政治忠诚。党员对党组织的政治忠诚是所有政党的基本要求，对于强调政治统一的中共而言，这一要求尤其严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中共自身的组织基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新的中共党员不像老一辈那样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许多党员干部在权力和金钱面前丧失了政治信仰，甚至背弃了对中共的政治忠诚，从而严重削弱了中共自身的凝聚力和公信力。干部培训第二位的任务，就是通过集中的灌输和反思，努力使党员干部重新唤起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培育和强化他们对党组织及其领袖的政治忠诚。因此，中共强调党校姓“党”，并把干部教育叫做“忠诚教育”[④]。
第三，接受党风党纪教育，重温中共的执政宗旨，倡导廉洁从政，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责任感。官员的责任感是善治的重要因素，中共培养官员责任意识的主要途径，就是强化干部的执政宗旨教育。中共在党章中明确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作其执政的根本宗旨，并声称永远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全体党员干部恪守这一根本宗旨。中共各级干部培训机构均把“宗旨教育”当作重要的教育内容，要求所有参加培训的学员不断重温党的“光荣革命传统”和党员干部自己的“入党誓言”，经常对照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脱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党的群众路线。与过去不同的是，除了学员自己反省“宗旨意识”外，现在开始更加重视党纪党风和法律法规的教育，让官员们明白自己的行为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制约，一旦偏离党的宗旨和党纪国法，就有可能受到谴责和惩罚。这样的一种教育，实际的功能是强化官员的政治责任心，让其对党的工作更负责任。
第四，开阔视野，学习新知识，增加新技能，提高党员干部的科学文化素质。改革开放后，中共将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走上了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又适逢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和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若要有效管理政治经济事务，各级官员需要具备大量关于经济管理、工商管理、行政管理、金融保险、对外贸易、科学技术、信息社会、产业革命、能源开发、环境保护、国际事务等方面的知识，而广大的党员干部原来并不具备这些知识，即使原来具备这些知识，也需要经常更新。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和高等院校便成为广大党员干部获得这些新知识的主要场所。
第五，实践锻炼、培养技能、增长才干，提高党员干部的行动能力。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利益格局开始多元化，利益冲突大量增多，新的社会事务不断产生，危机事件也时有发生，这不仅要求各级党政官员需要有更高的知识素质和政治责任感，还需要有处理复杂社会经济和行政事务的能力和技术。中共的多数官员面对这些新的挑战，都缺乏相应的处理能力，出现了所谓的“本领恐慌”。各级培训机构适应这些新的需要，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开设了案例教学和现场教学课程，并且大幅度增多实地调研和观摩的机会，从而使各级官员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学会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和技术。中共拓展海外官员培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给官员们提供现场教学的机会，让官员们在考察和调研过程中学习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
第六，交流经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增强党员干部的协作能力。党政干部在接受培训期间，除了向老师和课堂学习知识外，学员之间也相互学习。这些学员来自各个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培训单位在编排班组时一般会考虑不同部门的干部交错搭配，干部受训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他们相互学习的过程。许多学员会利用集中培训的机会，相互交流各自的管理经验和学习体会，取长补短。此外，同期同班的学员通常会联成一个小小的网络，尽管中共中央不鼓励甚至禁止学员组建同学会之类的组织，但这种人际联系事实上在受训结束后还会长期存在，为这些干部结业后的相互协作奠定了基础。
中共的干部教育培训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浩大的官员培训工程，巨大的经费预算、完备的培训体系和众多的专业培训机构，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干部培训能够实现预期的效果。许多对参训学员所做的问卷调查和关于干部教育效果的评估研究均表明，无论对于干部本身还是对于培训机构来说，经过集中的教育培训，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改善和提升，从而从整体上增强了中共的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例如，一家重要的全国性学院认为其教学改革创新取得了三个方面的重要成就：“忠诚教育”激发了干部的使命感，增强了其理想信念；“能力培养”和“行为训练”增强了干部的执政能力；“学以致用”的实践活动，给受训的干部增加了许多处事的本领[⑤]。另一家地方党校也确信其教育培训计划提升了干部的四种能力：“自我净化能力”，即增强了政治忠诚和政治认同；“自我完善能力”，即增强了政治责任感；“自我革新能力”，即学到了新的知识，提高了干部的行动能力；“自我提高能力”，即提高了干部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调节能力[⑥]。
中共为了应对世情、国情和党情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克服在驾驭市场经济和推进民主法治方面的“本领恐慌”，力图通过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提升各级官员的素质，从而增强中共的执政能力，总体上说，是相当成功的。中国政府调节市场经济、维护社会秩序和提供公共产品的强大能力，实质上源于中共自身强大的执政能力，而中共的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又得益于其干部教育培训。因此，中共的干部教育培训体制，部分地可以解释中共为何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民主化、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压力时，仍然能够保持其执政地位，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共政权为何具有某些学者所说的“贤人政治”特征[⑦]。
然而，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共的干部教育培育体制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⑧]。中共干部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增强党政官员的政治信念、政治忠诚、政治责任和政治认同，但这方面的成效恰恰并不理想。迄今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显示，经过党校、干部学院和行政学院培训后的官员贪污更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比较而言，许多证据表明，非政治性的知识教育和能力培养的效果反而更加明显，而这本来是中共干部教育的次要任务。中共在干部教育培训方面的投入产出效益比也明显偏低。党员干部培训期间的从多费用，包括教师、住宿、伙食、调研、电脑、图书等，绝大部分都由国家支付，每年有大笔专项的国家财政预算用于干部培训，但与国民教育相比，其效益显然很低[⑨]。从培训机构自身看，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师资的整体素质不高，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缺乏针对性，对教育培训效果没有科学的评估机制，干部教育培训资源浪费严重等等。不仅如此，现行的干部教育培训还存在一些负面的消极作用。例如，一些党政机构以“干部教育培训”为名兴建豪华的楼堂馆所，变相成为干部的娱乐场所；一些党员干部把出国考察和实地调研当作变相的游山玩水；脱产受训频度过高，占用太多的时间，影响了党政机关的正常工作；不少干部在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集中学习期间拉帮结派，结成了学员间的“小圈子”；还有一些干部在学习培训期间，吃喝玩乐，贪污堕落，成为腐败分子[⑩]。
为了克服上述消极现象，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严格管理干部学员的详细规定。例如，禁止干部学员成立各种“同学会”，禁止学员之间公款宴请，禁止学员之间用公款互赠礼品，禁止将干部培训中心建成变相的娱乐场所，等等。我们认为，应当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来进一步推进中共干部教育培训体制的改革创新，着重于增强党政官员的责任感和治理能力，从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先要处理好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与普通国民教育体系之间的关系，将干部教育中的通识性内容交付普通高校，将干部教育的重点放在政治教育和能力培养上；其次要制定相应的专门法规，将所有干部教育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主要依靠国家的法律而不是党内的法规来规范培训机构的管理、学员的教育和经费预算；其三要整合现有各类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使干部教育培训的资源得以合理利用，以降低干部培训的成本，提高投入产出的效益比；其四要整顿和撤并部门所属的培训机构，大幅度减少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数量，强化干部教育培训的专业属性；其五要进一步改善干部教育培训的课程教材、专业分类、教学方式、学员管理、师资队伍和效果评估，提升干部培训水平。
总而言之，中共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它直接关系到中共的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干部教育培训体制的重大变化，不仅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着中共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历程，也反映着中共治理国家的理念、方式、体制和能力的变迁过程。因而，一方面，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势必要求中共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共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未来的改革创新，又在很大程度上将有助于推进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现代化和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俞可平，著名学者，政治学家，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哲学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因倡导“治理”“善治”“增量民主”“政府创新”“动态稳定”“协商民主”而广受关注。2006年因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引起轰动，2008年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评选为“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2011年被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评选为“2011年全球百名思想家”，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治理与善治、全球化、公民社会、政府创新等。本文为提交给“一党制下的治理、适应和体制稳定”国际学术会议（南昌，2014年3月27—29日）的会议文章，未经许可，不得引用。
[①]参阅中共中央《2013—2017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②]参阅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2008年9月3日，中发﹝2008﹞13号）
[③]参阅国务院：《行政学院条例》（2009年12月4日国务院第92次常务会议通过）。
[④]王金定：《干部教育培训模式的实践创新——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改革创新纪实》，载《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2卷第1期，第88、91页。
[⑤]王金定：《干部教育培训模式的实践创新——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改革创新纪实》，载《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2卷第1期，第91—92页。
[⑥]内蒙包头市委组织部：《包头推行“四进课堂”提升干部能力》，载《全国干部教育》，2013年第9期，第35页。
[⑦]例如《纽约时报》2012年11月9日文章：《民主政治与贤人政治》,www.nytimes.com20121110opinion。
[⑧]例见：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培训班课题组：《努力提高干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载《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3年第2期；孙志强：《干部教育培训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载《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等。
[⑨]在干部教育培训方面没有全国性的公开预算数据，但据披露，2007年有个地级市的年度干部培训经费就高达1500万元，干部的年度人均培训经费为3000元。参阅肖群章：《干部教育培训的效益管理研究》，载《云梦学刊》，2009年第5期，第132页。
[⑩]参阅孙飞等：《当前我国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存在的问题》，载《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10月2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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