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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内容多涉神怪，近百年来作为中国神话为西方及国人所关注。现代不少学者致力于考证《山海经》的科技史料，甚至认为《山海经》是古代的“百科全书”。有关《山海经》的版本非常多，但大都难逃以今论古、以西论古的常识牢笼，造成了一些错误。《中信国学大典:山海经》的导读与译注，遵循以古论古的原则，以年代相若的中西神话相比较，在方法上更审慎而独到，尽量还原了《山海经》这一经典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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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黄正谦
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士，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外国人研究生，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优等文学硕士，香港哲学博士。任职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助理教授。研究兴趣包括：中国学术文献及思想、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宗教史、西方汉学、汉语语言学等。通数种外文，包括英、德、法、日、拉丁文等。著有《西学东渐之序章——明末清初耶稣会史新论》、《东海西海“心”“理”相通——中西文化比较通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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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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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山海经》与中西神话比较的视角——《山海经》导读
卷一 南山经
卷二 西山经
卷三 北山经
卷四 东山经
卷五 中山经
卷六 海外南经
卷七 海外西经
卷八 海外北经
卷九 海外东经
卷十 海内南经
卷十一 海内西经
卷十二 海内北经
卷十三 海内东经
卷十四 大荒东经
卷十五 大荒南经
卷十六 大荒西经
卷十七 大荒北经
卷十八 海内经
名句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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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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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导读
——论《山海经》与中西神话比较的视角
黄正谦
一、《山海经》一书及其相关问题
《山海经》一书，分为《山经》及《海经》两部分。《山经》包括《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五篇，亦称《五臧山经》。《山经》以外的十三篇，则统称为《海经》。《海外南经》至《海外东经》四篇，称为《海外四经》；《海内南经》至《海内东经》合称《海内四经》；《大荒东经》至《大荒北经》合称《大荒四经》；而最后一篇是《海内经》。
《山海经》是一部奇书。其中一“奇”，是关于此书的问题，既多且杂，难有定论，例如作者、书名、成书年代、成书地域、篇目及其所牵涉之地域范围，内容还包括所记载的山川、神人、动植物，等等。因材料本身内容驳杂，容有多种诠释，学者之间，众说纷纭，各有所见。对上述问题的考证，大部分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却未必有决定性的证据，足以排除他说。
（一）《山海经》的成书背景
《山海经》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亦非出于一时一地。《山经》与《海经》属于不同的系统：《山经》行文有一套独特的格式，井然有序，文气一贯；《海经》则多为散见之段落，叙事有首无尾，当是不同材料之杂凑，且错简不少，多有重复及矛盾之处。一般而论，《山经》是以洛邑（周以为都，今河南洛阳）为中心描述山川地理及动植物的书，而《海经》所牵涉的地域在《山经》之外围（并非没有例外，参见《南山经》导读）。不过，《海经》中《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大荒四经》及《海内经》所描述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渐次向外的同心圆体系，四者成篇的年代其实并不相同，内容互有重复。东晋郭璞《山海经传》的目录说《大荒四经》及《海内经》本皆“进在外”（一作“逸在外”），指古本此五篇原皆在外，与经别行，为西汉刘秀（即刘歆）校经时所补入（清代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叙》）。有学者视《海内四经》及《海外四经》为“异域方国”，而《大荒四经》则属于“神域”。但《海外四经》与《大荒四经》之所载，重复之处既多，则不宜视此二者所涵盖的地域为全不相干〔如《海外北经》与《大荒北经》同载烛阴（烛龙）、禹杀共工之臣相柳（相繇）、夸父逐日、帝颛顼与九嫔俱葬、一目国（一目民）、深目国（深目民）等〕。《海经》是因图而作文，先有图画，后有文字，此可见于《海经》原文及郭璞的注释，陶渊明诗亦有“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之句。惜此图已然散逸。日本学者松田稔《山海经比较的研究》指出，《海外经》与《大荒经》皆含有图画的叙述（即因图而作文），《海外经》将一幅巨大的地图顺次地“文章化”，而《大荒经》所根据之图画，很可能是一幅一幅单独的神人或动物等的绘图。
《五臧山经》的材料大概可远溯于夏代，但《山海经》之成书，则在战国晚期至西汉之间。《隋书经籍志》曾说“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元代吾丘衍《闲居录》指出，“《山海经》非禹书，其间言鲧入羽渊及夏后启等事，且又多祭祀鬼神之说，中间凡有‘政’字，皆避去，则知秦时方士无疑。”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在《古代中国》（La Chine antique）中认为，《五臧山经》的作者必定是洛邑人，活跃于约公元前四世纪末。沈海波指出，《山经》成书于战国晚期，因《山经》记载出铁之山很多，而《吕氏春秋》引《山经》之文不少，故下限当在战国末年。至若《海经》，学术界普遍认为亦在战国，唯《海内四经》多秦汉地名，当为后人所羼。其他异说尚多，不能具引。写定《山海经》者，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楚人。据蒙文通考证，《山海经》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传、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萧兵则推测，此书很可能是东方早期方士根据云集于燕齐的各国人士所提供的见闻及原始记载所编纂整理而成的。
（二）《山海经》的性质
关于《山海经》一书的性质，自来有不同的说法。《汉书艺文志》归之于《数术略刑法》类，与《国朝》、《宫宅地形》、《相人》、《相宝剑刀》、《相六畜》诸书同科，但却为后世学者所批评。清代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二说：“《山海经》与相人书为类，《汉志》之授人口实处也。”西汉以后，《山海经》长期被视为地理书。例如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王景治水，明帝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见《后汉书循吏列传》）。《隋书经籍志》冠《山海经》为地理书之首，其次则为《水经》。至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六《四部正讹》始提出质疑，认为《山海经》是“古今语怪之祖”，“其文体特类《穆天子传》，故余断以为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离骚》、《周书》、《晋乘》以成者。”谓此书为地理书，着眼点当在《山经》；谓此书为语怪之书，则《山经》、《海经》兼而有之。五四运动以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提出著名观点，即《山海经》（尤指《五臧山经》）“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
《山海经》虽多涉神怪，但其内容不可能完全为向壁虚构，尤其是《五臧山经》部分，而《山海经》本身亦不是纯粹的神话著作。有人说此书是古代的百科全书，虽略嫌夸张，但书中可考的山川江河、动植物、矿物、药材等，不在少数，现代不少学者即致力考证《山海经》的科技史料。法国学者马蒂厄（Rémi Mathieu）则视《山海经》为尚未定型的百科全书。马氏指出，此书的作者并非有意撰写这种类别的著作，但书中所写的，正正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必要知识。《山海经》所载诸怪物，虽多数为幻想虚构的，但据今人考定，亦有相当的现实根据。徐显之《山海经探原》认为《山海经》是一部最古的方志。其中《山经》部分是以山为经的方物志，《海经》是以氏族为经的社会志，而《海内经》则具有制作发明的科技志性质。无论如何，言《山海经》所载皆为信史，或言其所载皆荒诞不经，都失之偏颇。
（三）《山海经》的命名
《山海经》一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
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东汉王充《论衡谈天》及班固《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引《史记》此文只称《山经》，遂引起学者的猜测与考辨。有人认为《山经》即《山海经》，略写而已；有人认为《山经》指今《山海经》的《五臧山经》，不包括《海经》在内。何幼琦《〈海经〉新探》提出，《海经》当即《禹本纪》，因《史记》所引《禹本纪》文字，内容大抵与《海内西经》相合。刘向父子将《山经》及《禹本纪》合编为一，改题为《山海经》。这是《山海经》书名首见于《汉书艺文志》，而《艺文志》不复著录《山经》及《禹本纪》的原因。按太史公所引《禹本纪》文字，并不见于今本《海经》。《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说：“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引应劭说：“有本则纪，有家则代，有年则表，有名则传。”《史记》以前的《本纪》，其体例固然无法详考，若《史记》因袭前人体例而成《本纪》，则《禹本纪》当是以禹为中心的记述。即非如此，亦当与禹有相当大的关系。今读《海经》文字，为异域方国及神话材料之杂凑，很难说是专言“禹”的记述吧？且上文已说，《海外四经》多因图画而作，与《逸周书王会篇》、《淮南子坠形训》等多有关联，与《禹本纪》关系不大。《西次三经》说“昆仑之丘”，亦有“河水出焉”一语，即《五臧山经》亦有太史公所谓“河出昆仑”之义，但太史公将《山海经》与《禹本纪》并列，此处当然不可能指《五臧山经》。
《山海经》的“经”字当作何解，有不同说法。《五臧山经》末段说：“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郝懿行笺疏云：“经，言禹所经过也。”袁珂《山海经校注》据此力证《山海经》之“经”字，当训为“经历”之“经”，并提出四个内证。张春生《山海经研究》以为袁珂之说“可称卓识”，并进一步指出，天下名山既为禹所经，其里数又为禹所步，则“经”除了“经过”、“经历”外，当含“推步”之意。但陈成在《山海经译注》的《前言》则提出严正反驳。
“经”之为“书”或“书名”，于战国时代并不一见，不必是儒家的《六经》，未必能划入后世的“经部”。《墨子》固然有《经》及《经说》，《庄子天下》说“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荀子解蔽》说“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孝经》亦当成书于《吕氏春秋》之前，为汉初学者所征引。由此可知，成书于战国晚期至西汉之间的《山海经》称“经”，并非异事。诚如陈成所说，《山海经》的“经”若训为“经历”，则“山海经”三字于文法上扞格难通，古今未见其例。其实，即使只是“山经”二字，亦同样如此。第二，刘秀是否增《南山经》、《海内南经》等标题，改“南次二山”为“南次二经”、改“西次二山”为“西次二经”等，我们无法明确考定。袁珂引《山经》“右西经之山，凡若干山，若干里”、“右东经之山，凡若干山，若干里”之文，认为所谓“西经”、“东经”，决当是“经历”之义。此一说很有道理。然而，虽《山海经》中不少文句的“经”字，可训为“经历”，但不等于《山海经》（或《山经》）一书书名的“经”字，可同样训为“经历”。《山海经》一名，亦不可能源于“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这一整体观念。且如《海外四经》之所载，是因图画而作文，内容可与《逸周书王会篇》及《淮南子坠形训》互相印证，则无由有“经历”之义。意大利学者弗拉卡索（Riccardo Fracasso）认为，袁珂所提出之新义，明显地将引起一定的困惑，但肯定不能说言之无据。而“经历”、“路线”，似乎是“某次某经”（例如“南次二经”、“西次三经”等）此一公式中“经”字唯一可行的翻译。其实，正如上文所引，袁珂以为“某次某经”的公式，为刘秀所改，原当作“某次某山”。另一方面，郭世谦认为，《山海经》之书名及篇名皆以“经”名之，而“经”、“径”古通，故《南山经》即南方之山径。若“经”当训为“径”，则“南次二经”、“海外南经”等说法，似乎便很难说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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