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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莫言、刘心武、刘震云力荐
当代中国*原生、*富想象力的长篇
像一条河流，流动着这个时代*卑微*坚韧的想象
这部小说描绘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北京活跃的一些流浪艺术家的生活和精神情况，是一部艺术家小说。一群有着自己的文学和艺术理想的人，从体制内或者过去狭窄的生活里走出来，来到了北京，在北京那宽阔的空间里展开了他们的逐梦之旅。他们胸怀远大抱负，带着他们激情四溢的梦想和才华，生活在急剧变化的都市中，追寻成功，并经历着时代转型所带来的巨大冲击。艺术家们展现了自己在这个时代所勃发出来的创造性的才能，困顿、挫折、思索和有趣的生活经历，是一幅极其生动的都市画卷。
邱华栋在这部小说中使用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手法：奇数章节是叙述单个艺术家的故事的，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独立的故事和性格。而偶数章节，则是小说的主线，主人公是贯穿全书的。在某些篇章和局部，邱华栋甚至还尝试了达达主义的自动写作，追求写作当时的那种感觉的喷射，语言奔放，气势如虹，充满了想象力，信息量巨大，在1996年首版的时候曾被评论家称为是“可以代表新生代作家水平的一部独特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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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像一条河流，流动着这个时代最卑微最坚韧的想象
一群有着自己的文学和艺术理想的人，在北京展开了他们的逐梦之旅。他们胸怀远大抱负，带着他们四溢的才华和鲜明的感情，生活在急剧变化的都市中，经历着时代转型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在命运与信念的张力中，人性的脆弱与时代的幽深渐次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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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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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小说家，诗人，评论家。曾为《青年文学》杂志执行主编，现为《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 “北京时间”系列（《白昼的喘息》《正午的供词》《花儿与黎明》《教授的黄昏》）、《夏天的禁忌》《夜晚的诺言》《骑飞鱼的人》《单筒望远镜》，中短篇小说集《黑暗河流上的闪光》《把我捆住》，散文集《绝色喀纳斯》，书评集《和大师一起生活》，建筑评论集《城市漫步》，诗集《花朵与岩石》等。多部作品被译成法文、德文、日文、韩文、英文、越南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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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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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激情四射的夜晚
——《白昼的喘息》自序
这本小说写于一九九五年的秋天，当时我二十六岁，在一家报社工作，没有住房，就租住在朝阳区八里庄的一幢居民楼里。和我同租一套两居室的另外一个小伙子，他在一家外企工作，他住的那间屋子比我的大一点，因此，可以容纳下他和他的女朋友一起生活，并搞出各种响动。我的屋子非常狭小，除了一张桌子、一张床，就是我和我的书了。我的书很多，我记得，那年我在南城的蒲黄榆租了一套一居室，是一个法官的房子，但是他很害怕让邻居发现他出租了这套房子，所以半年之后租期没满，就希望我搬走。我搬家到八里庄，刚好赶上四川的诗人、媒体人朋友周劲松来看我，他长得又瘦又小，帮我一麻袋一麻袋地往五楼上背书，当时累惨了，估计他在心里一定会说，看你这家伙，在北京混的这个惨！当时他那被背书累得惨白的脸色，到现在我还记得呢。在八里庄的屋子，我的书没有地方放，只好挨着墙码放，成了一堵书墙，经常会倒下来，砸到我身上，让我从噩梦中惊醒。于是，我就把它们再次垒起来，某一天书再次砸在睡梦中的我身上，我只好继续地垒起来，我就像一个西西弗斯推动巨石上山那样，一次次把倒了的书垒起来，我是那么的不屈不挠和坚强笃定。
那个时候，从租住的五楼下来，我会常常溜达到不远处的老鲁迅文学院旁边的胡同里，吃卤煮火烧。有一家小铺子的卤煮火烧特别好吃。楼下还有一条臭水沟，流动着乌黑的脏水，散发着熏人的气味。附近还有一个民间的文学院“爱文文学院”，创办人是以个编辑各类当代文学大辞典的甘肃人，他叫舒凌。因为文学院就在附近，我就偶尔溜达到他那里去蹭饭，吃过他的太太张晴包的饺子。张晴后来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漂在北京》，记述了京漂的艰难生活。舒凌是一个文学发烧友，他用编辑各类文学大辞典赚的钱，不仅办了爱文文学院，还办了一个纯粹的民间文学奖“爱文文学奖”，我记得，这个奖先后颁给过王蒙、张承志、西川等作家诗人，我还去参加过颁奖仪式，给王蒙写了授奖辞的草稿。后来，几年后的有一天，据说经济状况变糟的舒凌就消失了，抛家舍妻，不见了。直到现在，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我在舒凌的爱文文学院的院子里，还第一次见到了作家刘震云。那时候他常常骑个自行车，带着他的女儿妞子从外面回家去，就路过那里。当时他还在《农民日报》上班，要天天骑车去报社，躲在办公室里拔掉电话线，写他那两百万字的四卷本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后来他买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是富康牌的，有一天我们一帮子在南阳驻北京办事处吃河南面条，他坚持一定要送我回去。于是，多年之后，等我有了自己的车子，我也养成了经常开车送朋友回家的好习惯，就是从他那里学到的。我们也一起去过舒凌的文学院，吃饭、聊天、谈文学。晚上回到五楼的房子里，我就一边喝红酒，一边激情四溢地写这部小说。
现在想起来，在写这本小说的一九九五年，我是多么的焦虑和充满了激情。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借助三十瓶葡萄酒的力量，一口气完成了它。我喝酒写作，是为了找到一种语言流动和喷泻的洪流，用酒精刺激大脑，语言会非常活跃并顺畅地流泻出来。我甚至还尝试了某种达达主义的自动写作，随便在酒后进行语言涂鸦。只是后来定稿修改的时候，我把一些醉酒状态下的胡言乱语，删删改改，变成了有逻辑的句子。因此，眼前的这部小说，还是十分清晰的。在这部小说的结构上，我采取了双线结构，一条线是几个主要的艺术家的活动，另外的一条线，是每章写一个单独的流浪艺术家，这样就由点及面了。也就是说，奇数章节都是叙述单个艺术家的情况的，而偶数章节则按照小说主线发展，就像是用一根铁丝串起了一串糖葫芦。这是向我从大学时代起就非常心仪的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学习的小说结构技巧。
而且，我那个时候因为在报社工作，每天接触新闻，特别迷恋信息的作用。我一度认为对于小说来讲，信息是比想象力更为重要的东西，因为当时各种媒体蓬勃发展，我每天接受的信息量都很巨大，信息对我们的轰炸使我觉得想象力似乎越来越萎缩。我就想，也许未来的小说发展路径，就是将故事、想象力和数据信息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写作方式，会出现一种新的文学——信息化的文学。这种文学也可以看作是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在全媒体信息时代里的一个变种。
但是，后来我不这样看了，因为，任何传递信息的工具，比如书籍、电视、报纸和网络都仅仅是工具，而文学则是精神性的，是借助语言的美呈现的，文学想象力是任何借助工具传达的信息所无法替代的。只要我们还在使用语言，文学的想象力和精神的指向都是第一性的，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无法用信息替代的。大多数的时候，信息就是垃圾。现在，网络越来越发达，可是垃圾信息也是多得不可胜数，和文学一点关系也没有。除非你有选择地使用一些信息，充塞在你的作品里，使信息为你的作品服务的时候它的价值才体现了出来。
我记得，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试图找到一种类似打击乐和摇滚乐的节奏，那时我一到夜晚我就陷身于一种莫名的不安之中，那是被激情和灵感以及酒精抓住的不安，使我在台灯边的黑暗里走得很远，而没有任何人看见。白天的时候，我跑新闻，去采访包括流浪艺术家在内的很多人，晚上我就写这部小说。我记得，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的中期，北京就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京漂”，这些京漂构成了城市的边缘人群，形成了一个民间空间。而我则把目光聚焦到了那些流浪艺术家的身上，这部小说就是描绘和献给他们的。我记得我在一些饭局上，先后见到了栗宪庭、方力均、王广义、张洹、高氏兄弟、宋冬、任戬、王晋、刘小东、喻红、汪建伟、赵半狄、简宁、俞心焦、中岛、侯马、严力等很多艺术家和诗人，我还去过张洹的工作室，看到了他画的邓小平画像，不知道现在以香灰做材料做艺术品的张洹，还记得他的小画室吗？他们带给了我信息和灵感，使我的这部小说具有了独特的时间感和当下性。
现在回想起来，那种追求艺术的梦想和激情的痕迹依稀尚存，但在今天已经物是人非了。最近十多年，在资本的强力推动下，那些流浪和定居北京的艺术家群体发生了很大的分化，有的成了亿万富翁，有的远走海外，有的销声匿迹、默默无闻，甚至已经离开了人世。只有我这本书，成了一个特定时期的“北京时间”里的特殊人群的留影和纪念。
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曾参考了《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我的学兄沙琳采写的有关流浪艺术家的报告文学，以及法国文学博士、教授张容女士关于法国荒诞派戏剧的研究专著，我转述了一些法国荒诞派戏剧的剧情，作为小说主人公演出的剧目，在这里向他们两位特别致谢。另外，小说刚刚完成后，在《花城》主编田瑛和责编文能的帮助下，以《白昼的消息》为题刊登了主要章节。后来，这本小说在一九九七年一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是《城市战车》。二〇〇三年九月，新世界出版社以《白昼的躁动》为题，再版了这本小说。
时光荏苒，此次再度出版这部小说的修订版，我感觉到，写作有时候就是为了给某个时间段留影，我在书写着与我的生命共时空的文字，与北京的变化共时空的文字。的确，在渐渐发黄变旧的照片、文字和记忆中，我依旧可以看到青涩而年轻的二十六岁的我，在北京的白昼中喘息着奔跑，在北京的夜晚里书写得激情四溢。
2014年2月
第一章（选摘）
从远处看，所有的人都是树木。尤其是当夜晚来临，这一整座城市像一块胃部生长的巨大肿瘤一样在灯光中浮起来的时候，那些离开家要归家的人，全都在灯光中拉长了自己的影子在匆匆移动，整座城市也许就是他娘的一座影子城市，影子像树木一样茂密地生长，共同构成了城市中人的森林，和影子的河流，黑暗中的河流。
我决定不搭理那个女人，尽管她已经跟了我一小会儿了。当今天下午，我一觉醒来，觉得自己由于抽烟过多而肺部憋得难受的当口，我就一溜烟儿地来到了燕莎购物中心旁边的一条臭水河旁，猛地冲着发绿的河水中我的影子呕吐了起来。我吐出来的有西红柿，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总之我吐出了液体，那液体像血浆和脑浆的混合物一样，约莫三年前我在武汉的街头见过这类玩意儿，有一个人的脑袋不知怎么的开了花，然后他就躺在路的中间，很多人都围在那里看，可谁都不出声，我扒开人群看到了那种脑浆和血浆混合的东西，就像某种冰淇淋一样美丽。几年以后我在北京建国门外的意大利冰淇淋店就吃过这类玩意儿――那会儿我一点儿也没觉得恶心。我蹲在臭水河边呕吐了一会儿，感到身体好多了，我看着我一天吃的东西在水中沉浮，然后它们就沉了下去，我敢打赌它们很快又会成为鱼虾的美食，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会被浪费的。
我经常挨饿。我就是那种被称为艺术家的人，我来到这里不久，可这座后娘一样的城市总想着要把我的一切都扒光。可我的确什么都不能给它，兴许我可以拔几根腿毛或者别处的毛发送给它，可它一定不稀罕这类玩意儿，可我能够拿出来的就这么多了。不要就算了，我坐在那里哈哈大笑了起来。
在我的周围，昆仑饭店、京城大厦、希尔顿酒店、长城饭店、亮马河大厦那豪华而又冷漠的躯体在矗立着。可在我的眼睛里，那幢京城第二高的京城大厦，就像一个巨大的马蜂窝。我在猜想里面也许装满了一万个闹闹哄哄的人，他们连自己都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可现在，谁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呢？每一个人都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忙忙碌碌。在一条发臭的河流边上，我发觉所有人的面孔都像我呕吐出来的脏东西一样在越漂越远。城市！这个盲目的巨人，这个自大的瞎子，你让每一个到你面前的人都无地自容，呕吐不止。
我感到空气中有一种乙醚的气息，它使我昏昏欲睡。最近我总是做一些奇怪的梦，在梦中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植物，像一种叫作猫脸花的植物在冲我微笑。这会儿我真恨不得朝艺术的裤裆上踢上一脚，正是这类狗屎叫我挨饿。我的手艺换来的东西根本就填不满我那像深渊一样的胃，现在，我发觉我的饭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大，而且越来越大，我想总有一天也许会把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也一口吞掉的，我知道附近的这个购物中心是与德国人一起合开的，这里还有一家五星级的凯宾斯基饭店，那么我当然会一口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吞下去，连同那种大堂晃眼的光线、女人身体里摇动的欲望和所有人的梦境。我恨不得吞下一整座城市，让那些影子一样的人们在我的小肠和大肠中呼号，这样我才能满足我的饥饿感。这当然是个狗娘养的物质世界，尽管我一唱起歌来就嗓音嘶哑，我还是决定从现在开始唱上一曲美妙的歌曲，为的是每个人都能在城市的幕布上起舞。我有一个不错的肺，还有嗓子、胸大肌和其他各类玩意儿，总之叫所有听我唱歌的人都朝我涌来，跳起来像古代生殖崇拜岩画上的那类舞蹈，也就是说你干脆可以把我当作一个雄起的生殖崇拜雕像。
这是一个有洁癖的世界，可这同样到处都是细菌，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化脉性链球菌、肺炎球菌、大肠杆菌、奇异变形杆菌、淋病菌、梅毒病菌、克雷白杆菌、流感嗜血杆菌、肺炎杆菌、柠檬酸细菌属、志贺民杆菌的世界，我看见它们也像盲目的人类一样在舞蹈，在垃圾场、大粪池，在人的腋下和口腔还有肿胀的私处舞蹈，所有的细菌和人类本身一样在疯狂地舞蹈。同时，我还看见艾滋病病毒、挨博拉病毒、胡宁病毒、裂谷热病毒、奥罗波凯病毒、马伯格病毒、萨比阿病毒、登革病毒、拉沙病毒、汗塔病毒、马丘波病毒、ＨＴＬＶ病毒们在舞蹈，这同样也是一个细菌和病毒狂欢的世界。究竟是谁向谁宣判？上帝向人类吗？人类向细菌和病毒吗？我敢打赌这一场战争没完没了无休无止。于是总有一天，我身边的这个世界就会像意大利冰淇淋一样溶化掉。我的脑袋里翻江倒海，都有些糊涂了。
我感到有点儿饿了，我从那条臭水河边走到三环路边上。来回飞奔的汽车带动着灰尘，十分呛人，让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不折不扣的忙乱。我一抬头就看见了不远处亮马河大厦下面的“硬石”酒吧的门顶上，悬挂的一辆火红色的凯迪拉克跑车。不久以前我和一个韩国女老板在“硬石”酒吧玩儿过，这家酒吧一到晚上１０点以后就变成了美国摇滚音乐的天堂。在这家两层楼的餐馆式酒吧里，两边墙壁上挂满了欧美著名摇滚明星曾经用过的东西，格外激动人心。我打算去那儿看一看，可我的口袋里已经他娘的连一个子儿都没有了。我穿过了立交桥，这时候太阳已经在辉煌地沉没着，像一颗打破了蛋壳并且在疾速下落的蛋黄，我走过购物中心的时候，发觉这家著名的以物品奇贵闻名的商场里的灯都亮了，门口的停车场上停着的全是各色小轿车，华丽的女人们从汽车中间涌出来，简直像一支美丽甲虫的队伍。
我看见商场的附近晃动着几个妖冶的漂亮女人，她们的口红很艳，仿佛刚刚把一个男人的舌头咬下来了似的。她们的眼神不经意地瞟着过往的男人们，她们就像是鱼一样散发着一股腥气，这种气息我一下子就闻到了，我闻这种气味儿比一只狗还灵。可我的口袋里连一个子儿都没有，我一个月以前靠卖掉一幅画挣的两千块钱早就变成了各类排泄物和分泌物从我的身上溜走了，我根本无法带走她们中的任何一个。我走了过去，我打算到“硬石”酒吧的门口溜达一会儿，我揣摸也许刚巧会碰上一个熟人把我也一同带进去。我才来不久，可这座城市的流浪汉我差不多已经全都认识了。有一天他们就像是雨后的蘑菇一样“哗”地从地下全都冒了出来，简直就像是一支隐蔽的军队。
我在穿越停车场的时候，发觉有一个穿一身黑纱裙的女人在跟着我，我凭我发达的第六感官感觉到了这一点。我刚才在购物中心的门口，好像也看见了她。也许她打算买一条新的乳罩，打算从我这借上一点钱，而把我盯上了吧。我吹着口哨来到了“硬石”酒吧的门口，我发觉她真的一直在跟着我。我站在“硬石”的门口，发现时间还早，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我知道这个酒吧到了晚上１２点以后，才会真正地热闹起来。那个时候，全城的一连串的疯子、同性恋、自恋狂和小资产阶级、中产、白领、波波族什么的，还有已经越来越平面的１７、８岁的更年轻的小杂种都会来到这里，在电光闪动中变成化石中的各种四脚动物和飞禽在抖动，变成了通电的一群奇怪的动物在战栗。
没有碰见熟人，我正打算离开，因为我太饿了，可那个穿黑纱裙的女人已经逼近了我。“嗨，先生，要打炮吗？”
我扭过头去看她，第一眼看上去我就觉得她大概是一个盲目的野鸡。有时候这类女人你还是完全可以与她睡上一觉的，因为她一定会遵守也许她们那早已约定成信的行规，从不向你多要一块钱。可这会儿我口袋里连一个子儿都没有了。我端详着她的脸，她的脸被各种化妆品弄得有些夸张，尤其是眼影太黑以至于我根本就弄不清她到底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她的乳房一点儿也不小，一件黑色的乳罩也包不住它，它好像马上要“蹭”地跳到你的胸脯上似的，叫我一阵发窘。她的声音有点低沉，还带着些沙哑，像车轮在铺了沙子的路上拼命地打滑。也许她还不算个下等贱人，我听出来她说话带东北口音。我把脸探向她：
“小姐，我口袋连一分钱都没有了。我现在饿得恨不得连这条肮脏的河水一起喝下去。我没办法干任何事情，连我自己的晚饭，我还没办法呢。”这当口，一群金发男女冲了进去，这一带到处都是外国人，其实很多也是外国骗子，一瞬间你甚至疑心自己也许身处底特律的某个鬼地方，热闹繁华、充满了铜臭与新时代的机器音乐。
她听了我的话并不气馁，“那我们随便找个地方聊聊？大哥，说实话，我今天才从黑龙江来，我也饿了，我还没开张呢，你只要能让我吃一顿，叫我干什么都成。”这个看上去还算善良的野鸡忽然露出了一副可怜相，看那架势我非得带她走不可。可我真的连一分钱都没了，这真叫我为难。这时我忽然想起来，我的一条蓝布短裤的小口袋里还缝了两百块钱，那是两个月前离开我的女友给我缝在里面的，她把那两百块钱留给我之后就只身南下了，回到湖北省的一所中学去慢慢地变疯了。她一离开我就会慢慢地变疯。想到那两百块钱，我这时简直兴奋得发抖，我说：“我还有两百块钱在屋里，我的住处离这里不远，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带你上我那儿。”
“好吧，咱们赶紧走吧。”她松了口气，看上去她为自己终于有了一个猎物而高兴，我于是和她一起在一条曲曲弯弯的小道上走着，这时我才发觉天已经完全地黑了下来。天黑得像一块幕布，这是幕间休息时刻吗？戏已经演完了吗？悲哀的夜色笼罩着我们，通往我住的村子的道路崎岖无比。我们摸黑穿行，犹如穿行在子宫通向世界的通道里一样。在黑暗的地方我抓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像鳗鱼一样滑，她有点儿急切地喘着气，看得出她有点儿紧张。也许她干这一行真的不算太久？有一群野狗忽然从黑暗中飘出来，冲我们狂吠。“这是到哪儿了？”她紧张地问我，“马上就到啦。”我说，我在黑暗之中低沉地吼叫了一声，又弯腰拾起了一块砖头，向黑暗的道路上跑动的黑影扔去。有一只狗在呜咽，它向一边跳开了身子，带着其他的狗们逃走了。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前进，我们终于来到了我的住处。这漫长的二十分钟，我好像在子宫向世界的出口的通道中蠕动了一个世纪，之后，当我看到我租的那间屋子的房东家的灯光时，立即明白我到家了，像婴儿猛地从母亲的阴道中滑落一样，我开心坏了。“到了。”我说，我揽住了她的腰，打开门钻了进去。“我们到了。”
我们刚进屋，还来不及打开灯，她就有些急不可耐地钻到了我的怀里，像每一个野鸡在干事前那样娇声地喘息着，她脱我的衣服和脱她的衣服一样快速而又熟练，仿佛是一眨眼的工夫，我们就像两条赤裸的鱼一样站在屋子中间了。这事来得太突然，而且的确还有些滑稽，我禁不住地笑了起来。在我黑暗的屋子里，她也能摸清床的方位，我简直就是被她给劫持到那里去的。这下子，我们就贴到一起了，我可以感觉到她的乳房像热乎乎的塑料玩具一样冲到了我的脸上，这一下好像天上所有的星星都在碎裂，然后“砰”的一声，啤酒瓶被打开了，那种激情的泡沫便“哗”地一下子流溢出来，好像要一下子淹没整个世界。看上去她像个技巧熟练的野鸡，她娇声喘气的声音听上去真的充满了激情。我们互相抚摸着，我们用嘴在互相地找寻，我感觉到我的那玩意儿在一点点地硬起来，因为她浑身扭动的架势简直有点儿火烧眉毛了。“快，快，快。。。。。。”她急得不行，也许她真的有三个月没干这事儿了，可我的确是两个月没干这事儿了。我爬在她身上，她的两腿像手臂一样举起来，左手从臀部后面伸过来抓住我。我像一条鱼一样向前滑了出去。但是不行，我感到那里在打滑，我没有进去。我又试了几次，怎么也进不去。问题出在谁这儿？我拉亮了灯，在我面前躺着的，是一具既不美丽也不丑陋的脏女人的躯体。这就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脏女人！我把身子伏下来，仔细地端详着她，然后找准了方向俯身前行。她的脖子后仰，想尽力吞没我，可怎么都不行，我约摸试了十几次都不行。后来我说，“算了吧。”我这会儿沮丧极了，我什么都不行了，我完蛋了。
我盯着天花板上的灯泡在看，去你妈的吧灯泡。她坐起来，愣了一会儿，开始安慰起我来，并且用脸伏在我的胸脯上一边哄我，一边用手摆弄我。可我一点儿也不争气，根本就没有要雄起的意思。到后来她只是在和我说话，她忽然说她有点儿想家，她说她弟弟刚刚死去，父亲卧病在床，她母亲一个人在大兴安岭下边的那个小城中摆了个小摆儿，而她高中毕业，还想再考一年大学，可父亲要换一只肾要花很多钱。她于是在犹豫了一个星期后，开始悄悄地在小城里当上了小姐，整整干了三个月后就给家中留了一笔钱，南下来到了这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呀，我太需要钱了，可我根本就没办法挣到一点儿钱。于是我就．．．．．．”她说这些话时，我像个婴儿一样躺在那里，她突然看见在这间只有十平方米的破平房里，到处挂着、晾着的都是我画的画儿，地上到处都是空空的颜料袋，和撕破的素描纸。“你是一个画家？”她有些吃惊地问我。
我无言以对，我大声地说，“是的，我他娘的是一个画家，可我才卖出去了一幅画。我他娘的现在．．．．．．你叫什么名字？”她告诉我她叫杨梅。这个小姐倒是有一个不错的名字。可我今天一点儿也吃不下“杨梅”，我突然地感到了绝望，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种情绪，以前我总是像一个斗士一样对什么事都报有着信心，可今天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完了。停了一会儿，我号啕大哭起来。
我的哭声大概把她吓了一跳，她愣了一会儿，脸上露出了一种怜惜的神情。她像个妹妹似的看着我，也许她根本就不是一个婊子，她就是我的妹妹。我不顾羞耻地哭着，她穿上了她那条黑纱裙，伏到我身上说：“我给你煮一点面吧。”我点了点头，我想这一切也许全都与饥饿有关，或者，是我的心理崩溃了。她飞快地煮好了我仅有的两袋方便面，然后我们每人吃了一碗。这下子，我感到好受多了。这期间她一直用一种怜惜的神情看着我，这真叫我受不了，我是一个艺术家，可连一个小姐都在用怜惜的眼光看着我，哪怕她是一个有善心的野鸡都不行。我突然有些生气，想起来也许还要给她付钱的，就找到了那条蓝布短裤，从那掏出了我仅存的４张５０元的钱递给她：“快，拿着它，吃完了你就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你了。”我的口气变得恶狠狠的，可她不，还像个小动物似地看着我，摇着头。“你难道嫌少吗？”我怒火万丈。她摇了摇头，“不，你太不容易啦，你竟然是一个画家，一个穷画家。”她用一种听上去叫我难受的音调说：“我们什么也没干，我不该要钱，我走了。”她站起身，我这会儿又难过起来，我走上钱去抱住她。其实我有点儿喜欢她身上的那种味儿，那种贫穷和内心善良的气味儿。我把钱塞在她手中。她犹豫了一下，留下了一张５０的，把其余３张５０的又给了我。“就算开张了吧。我从今天起，在这里开张了。我走了。”她的脸色重新变得冷漠起来，推开我，然后走出了门。我愣了一下，又披上了衣服，追了出去，给她找了一根打狗的棍子，因为从我住的这个村子走到三环路上走几公里路，可这里到处都是野狗，除了黑心的房东，这里连一个善人都没有。你必须防着那些野狗！我大声地冲着黑暗喊，可她已经消失了。
送走了那个女人，我又重新变得沮丧起来，这时候我想把我所有的作品都烧掉，因为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换不来多少面包，正是它使我挨饿。我躺在黑暗中仇恨起自己来。可是突然地，我感到我那玩意儿在挺起来，没错，它一下就挺了起来。也许是一碗方便面的作用，我觉得这太好笑了，我躺在那里狂笑起来。我现在又有一挺不错的快枪了，可那个有善心的小姐在哪儿？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这件事可真叫我摸不着头脑。什么事情都有些阴差阳错。
我躺在那里有两个小时没有睡着。突然，我听见院子里的狗狂吠了起来，然后我的门被砸响了，我打开门，嗨，他是我的邻居，来自浙江的行为艺术家秦颂。“你怎么还在床上躺着呢？所有的人都来了，都聚在了前面的八里香餐馆里，就差你一个人了，快点儿他妈的起来吧。是不是你的大肠又发炎了？”
我爬了起来，听到秦颂那金属一样的嗓音叫我感到了快活。“谁来了？哪些人？”“从圆明园那儿也来了几个朋友，此外《天蓝色神经末梢》摇滚乐队的主唱盖迪、自由电影人王森、黄牟，还有诗人牛太阿，写小说的老Ｋ，还有美术评论家李双元，画家段琼、马月亮、何香草等一大堆人，就差你一个啦！你是不是大肠在痉挛？快点儿起来！”他向我又吼又叫，仿佛我是在面临着末日宣判。
就差我一个啦，那么好吧。我和秦颂到达餐馆的时候，那里已经坐了一屋子的人，八里香餐馆当然是一个低等餐馆，白天在这里进餐的我想只有民工，只有到了夜晚由于我们的出现，这里才热闹起来。我进去坐下，我发现他们用三张桌子拼成了一个大餐桌，这样我们坐下来的一共有１１个人，犹如耶稣的１１个门徒一样。可犹大在哪里？耶稣本人呢？他躲到哪一柄十字架的后面去了？屋子里的气氛立刻变得热闹起来。我们这１１个人中间至少有８个人都是从全国各地来到这座城市的，我们像是苍蝇寻找发臭的死鱼那样来到了这里，可我们连一条死鱼也没有捞着。那两个女画家，段琼和何香草使屋子里增加了不少甜蜜的气息，总之只要哪里出现了女人，哪里可能就会有温暖可言，男人们太需要温暖了。评论家李双元号称是北京流浪画家和艺术家的教父，他个子不高，但却壮得像一头非洲犀牛。他那像被剃刀无数次割破的脸上胡茬密布。他带来了威尼斯双年展的最新消息。“中国艺术家应该如何应对？这是一个后殖民主义理论盛行的时代，这同样是一个西方文化霸权盛行的时代，中国艺术家的出路何在？”有人在像一条丧气的毒蚊一样嘶嘶叫着。去他娘的威尼斯双年展吧，去他娘的中国油画双年展，让这一切都变成狗屎，变成大肠杆菌在下水道里舞蹈去吧。一只狗钻到了桌子下面，我狠狠地踢了它一脚，我仍旧被沮丧的情绪笼罩着。这时候，似乎每一个人都在说话，烟雾围着酒杯和酒瓶在跳舞，我仔细端详着自由电影人王森和黄牟，尤其是王森，他说话的声音简直像一碗鸡蛋汤。我听说他在拍那些像日本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式的电影时，永远都把镜头放在人膝盖的高度，这样使得他镜头中的东西大多数都是人的脚，而且那越来越多的脚，只会叫你心烦意乱。这是什么狗屁实验电影？听说还在国外的一个小电影节上获奖了。他说最近还打算拍一部叫作《街道》的电影，仍旧是他那种纪实风格的，他的镜头仍旧放在人的膝盖高的位置。
“你能不能把你的镜头放在人的高度上，放在人的脑袋的高度来拍，哪怕放到屁股高的地方也行。”我冲他嚷嚷，我一边说一边感到自己饿坏了，我开始加紧消灭桌上的美食。所有的肉类对我来说绝对都是美食，我大口地咽下一截肥肠，“能不能把你的镜头放在人的高度，哪怕从屁股那么高的位置来拍也行。”我又哈哈大笑，重复了我的观点，可看上去王森一点儿也不气恼，他捻了捻他的胡子，“我永远都要把镜头放到膝盖高的地方去看人类。人类是一群奇怪的动物，我们作为艺术家，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一个视角。对于我来说，从膝盖高的地方去看人类和世界，就是我的视角，没有比这更妙的了。并且这是我个人的印记，这是我的胎记，你不懂的，这是我个人的视角，明白吗，哥们儿？大师全是独特的！”
我想他说得真对，我不再说话。我听说他拍每一部片子只要１０万块钱就够了，用那种拍黑白纪录片的３５毫米废旧胶片来拍，我还听说他跟那些法国人美国人和英国人之类的各种外国杂种们混得很熟，就是他们出钱叫他来从人的膝盖高的地方，向人类瞧个不停的。我突然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没有弄到经费，那么你从人的膝盖高的角度来看人类，都没有资格。
“我要谈谈第三世界的文化处境，”诗人牛太阿说。我又闻到了他身上香水味儿和腋臭混合的气息，他披着一件黑色但却镶着银边的休闲西装，庄严地站了起来，像一棵略略有些弯曲的杨树那样大声嚷嚷，好像谁这时候如果不听他讲话，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啐他一口。“毛主席在６０年代就做出了关于第三世界的论断，他说，除了帝国主义和经济发达国家的第一和第二世界以外，从殖民国家下解放出来的亚非拉国家，统统算是第三世界。三十年过去了，当代中国的文化处境如何？我们每天都被各种国外商品的广告所包围，西方用文化霸权主义在对我们进行后殖民主义意义上的侵袭。因此，我认为，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家，我们背后的民族与种族处使我们必须对此进行发言，我们必须要发出我们民族的声音，来对使我们处于后殖民文化情境中的这样一个文化地位的西方文化霸权，进行一次反击！”牛太阿说话坚强有力，他像个领袖那样坚决地说。也许他从没有性苦闷，我想。反击！反击！这使我想起了我在少年时代看的那些苏联革命电影中一些红色战士的身影，高高地骑在马上，挥动军刀向前反击，最后他们都倒在炮火里了。这也许是人类最愚蠢不过的一种姿势了，实际上，你什么也反击不了，因为也许你一开始面对的就是一片虚无，一片真正的虚无，你所有的反击企图，最终只能使你进入到历史那虚无的垃圾堆里，迅速地发臭了。
美术评论家李双元咳嗽了一下，“教父”发言了，“威尼斯双年展上给人突出的印象，是艺术家对当代社会乃至政治问题的关注，诸如一向以关注社会问题而著名的德国艺术家汉斯．哈克，在本届双年展上以对德国强烈的社会批判性的观念艺术，和白南准的快速变幻的社会图像的电视作品一起，赢得了国家金狮奖，而英国老资格的波普艺术家汉弥尔顿，推出以现代成品、电玩、照片相结合的对英国社会批判性的作品，总之西方艺术家都已显示了关注人与社会，乃至人与政治的关系的艺术，是一种主流艺术的倾向。我们当然不能回避现实，而中国一批艺术家参加者，同样也显示了对当代问题的敏感。我从不看重中国艺术家是否参加了这次展览，以及中国贡献出了几个大师，我在乎这块土地上新的文化的出现。刚才牛太阿谈到我们第三世界文化处境的问题，我认为，艺术的当代性仅是指中国艺术必须在与国际现代艺术的对话之中产生。我期望的中国艺术的新形态，是具有国际水平的，以其不可替代的当代价值，成为国际当代文化的一支，而不是‘越民族就越国际’。要警惕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保守主义艺术潮流的出现，中国艺术必须历经现代性的转换。所以，我认为，是当代性的艺术才可以称得上艺术家。但当代性并不意味着每一个生活在当代的艺术家都可以获得，我们必须关注当代，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李双元说得非常有力气。这个个子不高的评论家总是受到先锋艺术家，包括各类流浪艺术家们的尊敬，就在于他是一个有眼光、有热情和宽厚的人。只是我知道有一次他被那帮调皮的艺术家给气坏了。那一次，他和其他艺术家被一帮子搞行为艺术的人请去看一个录像带，可是突然，从大厅的三个方向分别泼来了墨汁，那又黑又浓的墨汁泼了他那名贵的值几千元人民币的夹克一身，根本就无法洗掉。当时他勃然大怒，愤而离席。这次“大泼墨”行动在他看来纯粹是一场胡闹，不过的确是一场胡闹，我想。
突然那个长得很聪明的写小说的老Ｋ开始发言了，他说到了世界文明共享的问题，谈到了后殖民主义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幻象，”他说，“我正在写作一本叫作《太阳的精子》的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我要写出北京的文化处境，我要写出我们的一批人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打算用各种艺术形式进行创作的艺术家的呐喊与疯狂，激情与迷茫。”他阴沉地说。我听说他什么都写过，这样一个过于聪明的人，可以成为一个能写好这个时代的作家？我冷笑了起来。我去过他的住处一次，那还是和牛太阿一起去的。在老Ｋ的那间写作间里，到处都是堆到天花板那么高的书籍，以及避孕套吹起来的气球。他的屋子里尽是这些玩意儿，“只有这些才能给我带来充分的灵感，我必须一抬眼就看得见那些书和那些避孕套，否则我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说。这是一个有趣而又令人讨厌的家伙，我想。他还把他收藏的十几本世界各国的色情杂志叫我们看，牛太阿当即脸红得像个猴屁股。我还听说他那儿总有不少漂亮女孩，她们会对他屋子里的避孕套熟视无睹，还是亲自摘下来给他套上一个？我想到这儿，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我这会儿简直像一个傻子。可这会儿，我猛然发现，桌子上那一大堆菜早已风卷残云，被一扫而光了。什么都没有了，全部被扫了个精光了。
“那么，我们应该搞一次新的的多媒介艺术大展览，”电影人黄牟说，“我们应该在最短的时间里，搞一次美术、音乐、文学、戏剧、电影、摄影、行为艺术等各种前卫艺术的集合展示，双元，你来组织吧。你是著名的策展人。”
“我早已考虑过了。我们用几个月的时间准备，在今年的十一月份，我们搞一次集合中国各种门类、材料艺术的前卫艺术展示。一个企业家已经同意我们使用他们的废旧仓库了。用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每一个人拿出一个作品。叫‘年代’展览，着重表现我们对时间和时代的理解。”李双元挥了挥手，“用民族当代化来说明民族特征与国际尺度的关系，拿出最好的来，兄弟们，这次你们要听我的，我一定要干得漂亮一些，我们会干得漂亮一些吗？”
我不知道耶稣的十一个门徒是如何散伙的，总之我们约定几个月后拿出来我们每个人最为得意的作品，进行一次“反击”。我想这也许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沮丧的我感到又有了目标，我的航程早已确定，只是有时仍旧迷茫。我走在黑暗的夜空之下，感到夜空中有一只大手在温和地抚摸我的头。我一点儿也不困，不远处那条肮脏的河流传来潮湿的气息，那是一种浓烈的腥臭气，可我知道，这种气息就是生活散发出的真实气息。一切香水和脂粉就是为了掩盖生活真正的腥臭气的。我可以听见我脚下的大地，连同那在灯光中浮起的城市的转动，我可以听见很多亡灵在和我说话，那么，就让干涸的源泉恢复喷涌，让被人忘却的东西为人理解，让死去的转世还魂，让历史的长河重新流淌，因为这长河沐浴着所有的人，不管他们住在布鲁克林还是蒙特帕纳斯，柏林还是圣地亚哥，雅典还是迈阿密那罪恶的沙滩。这条河就是所有人类的群体，五千年来，这个群体在同一条河里游泳；他们举着不同的国旗，但指引他们的却是同样的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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