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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吴敬琏推荐：《民主的历史》一书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仍然切中时弊，对总结中国现代历史的经验教训来说仍然是重要的理论资源，对中国改革的远大前程来说仍然正当其时。读者诸君切勿等闲视之。
★“法治中国”丛书
★许良英先生及夫人王来棣对民主的理解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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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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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历史》一书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仍然切中时弊，对总结中国现代历史的经验教训来说仍然是重要的理论资源，对中国改革的远大前程来说仍然正当其时。读者诸君切勿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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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许良英 （1920庚申年～2013.01.28），男，浙江省临海市人。中国著名科学史家，《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编译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研究员，著名科学家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学生。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49年，任《科学通报》编辑。1957年，被划为右派，送到地方接受劳动改造，回故乡当了20年农民。在此期间，翻译了《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78年，恢复公职，回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恢复工作后，主编了《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
王来棣（1926.01.02-2012.12.31），女，中国浙江省平阳县鳌江镇人，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副研究员，中国著名科学史家许良英的夫人。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1952年9月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前身）工作，从事现代史研究。先后参加汪士汉主持《五四运动》、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册、刘大年负责《中国近代史稿》等书编写或增订修改。2012年12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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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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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编 民主在西方的历程
第一章 希腊雅典民主制
一、希腊产生民主制的历史背景
二、雅典民主制的演变
三、雅典民主制的内容和特点
（一）实行直接民主，公民大会是全城邦最高权力机关
（二）司法民主——公众法庭和陶片放逐法
（三）选举制和轮流执政
（四）低薪制
（五）公民对公职人员有严格的监督权
（六）严格实行法治，坚决抵制人治，反对僭主政制
四、民主制对雅典社会的影响
五、伯里克利论雅典民主六、斯巴达和雅典的比较
七、雅典民主制的缺陷
八、雅典民主制在现代的回声
第二章 漫长的历史隧道——发生在罗马的故事
一、从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
二、从被压迫者的宗教到统治者的宗教
三、中世纪千年的神权统治
四、冲击神权统治的思想闪光
第三章 人的觉醒——现代文明的开端
一、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崛起
二、文艺复兴运动和现代文明的兴起
三、人文主义和现代民主思想的先驱
第四章 荷兰共和国和现代民主理论的诞生
一、从人的觉醒到民主思想启蒙
二、尼德兰革命和荷兰共和国
三、阿尔图修斯和格劳秀斯
四、斯宾诺莎的民主理论
第五章 英国的两次民主革命和议会民主制的形成
一、《大宪章 》和早期议会
二、1640~1649年的清教徒革命
三、平等派和《人民公约》
四、共和主义思想家弥尔顿、哈林顿和西德尼
五、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和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第六章 洛克的自由民主思想
一、辉格党理论家洛克的生平
二、呼唤革命的《政府论》
三、天赋权利和自然法
四、政治社会（公民社会）的民主原则
五、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
六、人人都有自卫和反抗暴政的权利
七、洛克思想的影响和缺陷
第七章 美国民主制的创立
一、北美殖民地的民主种子
二、从抗税斗争到独立战争
三、《独立宣言》
四、艰难的战争
五、短命的《邦联条例》
六、《联邦宪法》和《权利法案》
第八章 美国民主制的发展
一、第一任总统华盛顿
二、杰斐逊民主
三、杰克逊民主
四、林肯和解放黑奴斗争
五、从进步运动到罗斯福新政
第二编 民主在中国的传播
第一章 中国古代没有民主传统
一、中国自古就“进入真正的民主时代”了吗？
二、中国历朝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制度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五常
第二章 19世纪40～90年代中国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认识
一、“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中国人
二、洋务运动与中国民主进程的关系
三、早期维新派
第三章 戊戌变法与思想解放运动一、康有为发动变法运动
二、解放思想追求维新
三、梁启超、谭嗣同、严复
四、百日维新
五、 变法失败后的两极分化
六、邹容的《革命军》
第四章 孙中山的民主观
一、孙中山民主观的演变
（一）为辛亥革命做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1894～1911年）
（二）贯彻民主自由精神的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
（三）“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倒退（1914～1916年）
（四）从崇尚美、法，转而学习苏俄（1917～1925年）
二、“以俄为师”
（一）为什么“以俄为师”
（二）向苏俄学什么
三、孙中山对人权、自由、平等的看法
（一）对“天赋人权”和公民权利的态度
（二）关于自由问题
（三）关于平等问题
（四）自由平等“太过”，将把国家“引入歧路”
四、孙中山民主观混乱的原因
（一）对革命失败原因总结中的错误
（二）封建意识的根源
第五章 “五四”民主启蒙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一、第一阶段：1915年9月～1919年5月
（一）《新青年》呼唤以“民主”和“科学”救治中国的黑暗
（二）批判儒家的伦理道德观
（三）反击旧势力的攻击
二、第二阶段：1919年5月～1920年5月
（一）思想启蒙运动和“五四”群众运动
（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三、第三阶段：1920年5月～1922年7月
（一）民主启蒙运动的主流发生变化
（二）民主启蒙运动夭折
四、陈独秀等人为什么否定“民主”
五、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问题的反思
附录：走出伪民主误区一、旧说误人
二、是法国大革命首先实践现代民主制吗？
三、现代民主理论创立者洛克
四、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发明人卢梭
五、卢梭与极权主义
六、卢梭与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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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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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稿是1988年开始计划并写作的。当时书名定名为《民主论》，内容分为历史的回顾和理论的探讨两部分。不久获悉，胡绩伟同志出版了一本书也叫《民主论》，另外还有人用同样的书名出书，于是我们决定把书名改为《民主的历史》。我们希望写成一部学术性和普及性并重的著作，秉承中国古代治史者的传统，以夹叙夹议的形式来表述。
当年秋天王来棣写出书稿第一编“民主在西方的历程”第一章“论希腊民主制”，发表于《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5期（9月10日出版）。她写出后继几章的初稿后，即转到第二编“民主在中国的传播”。第一编“民主在西方的历程”后继各章由许良英执笔。
由于我们对西方历史不熟悉，每形成一个概念都需要阅读大量历史文献和有关论著，而我们视力不好（许良英的视力仅0.1）、记忆力衰退，写作十分吃力。加上不时有不可推卸的社会义务和意外的外界干扰，写作时断时续、进度很慢，至今未能完成，只是基本上写出了主体部分。
今年年初，研究经济学的我们的儿子许成钢和他的朋友们深感中国经济改革已面临不可逾越的政治改革的关口，为呼唤民主、推进民主思想启蒙运动，他们建议我们把已写成的部分先整理出来出版，我们欣然接受。
我们青年时代都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可是对民主概念并不真正理解，以为只要新中国成立了，中国就民主了。经过“反右”、“三年大跃进”和“大饥荒”，以及对文化进行革命的“十年浩劫”，我们不得不重新探索前行的道路。
一百多年来，人们谈及民主思想家，必首推法国的卢梭（J.J.Rousseau，1712~1778年）；谈及民主的实践，必首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直至今年5月《炎黄春秋》上一篇与我们争论的文章中还坚持这样的论调，而我们自己20年前也是相信这种论调的。这实在是我国知识界的悲哀。
只要认真查阅历史文献，就会知道比卢梭早生80年的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洛克（J.Locke，1632~1704年）才是现代民主理论的创立者。卢梭承袭了前人的思想，却又创造出贻害后人的“公意”理论。他认为众多个人结合成一个集体时，个人的一切权利也就转让给集体。整个集体有自己的意志，即“公意”。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这意味着要“迫使他自由”！造成20世纪人类最大灾难的极权主义就来源于此。罗素（B.Russell）一针见血地指出：卢梭是“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的发明人”。
至于首先实践现代民主制的绝不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而是比它早208年的荷兰共和国（1581年成立）。荷兰影响了英国，使英国1688年实现了“光荣革命”。而光荣革命也是洛克呼唤革命的著作《政府论》所期望的。荷英两国的民主实践催生了1776年的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美国革命）。在美国革命直接影响下，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其因果链条十分清晰。
由于对历史真相的无知，长期以来人们不仅把卢梭当作圣人，还对法国大革命后期由卢梭信徒罗伯斯庇尔（G.W.Robespierre）控制的杀人如麻的雅各宾专政顶礼膜拜。此外还认为古代希腊雅典实行的是奴隶主民主，是贵族政治。我们查阅有关文献，特别认真阅读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旷世之作《政治学》。雅典民主的辉煌，希腊文化的灿烂，希腊哲人的求知精神与睿智，震撼了我们。当读到“求知是人的本性”、“人是理性动物”、“人是政治动物”、人治是“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我们为亚里士多德的真知灼见而拍案叫绝，为当今知识界的迷茫而扼腕叹息。2003年1月23日李慎之给我的信中提出一个新论点：“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这个政治决定论我完全赞同。希腊的历史是最有力的明证。
要实现中国民主化，必须开展民主思想启蒙运动，首先要有一批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独立批判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们首先要启自己的蒙。我们写这部书稿的过程也是自我启蒙的过程，希望读者也能在这种氛围下阅读。
由于这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书稿，需要继续写下去。书中有讹误和不妥之处，衷心期望批评指正。
许良英
2011年7月16日
序言
早在1954年我从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时，就已经听说过许良英的名字，知道他在1949年以前曾经是浙江大学中共地下党的一位主要领导人。浙江大学在反独裁、争民主的爱国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1947年的“于子三运动”，曾经是民主爱国学生运动的号角，许良英作为浙大地下党的领导人，自然也成为一代“进步青年”心目中的英雄。
但是，待到见到许良英本人，已经是1957年夏季“反右派运动”风暴初起的时候。一天，中国科学院借北京大学的会议室召开“反右派大会”，在同一栋楼办公的哲学研究所、经济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起乘大卡车到北大开会，又乘同一辆卡车返回中关村。大家还没有从突然来临的运动风暴惊吓中苏醒过来，在车上都沉默无声。这时我忽然发现，会上被点名批判的许良英也在同一辆车上。他站在卡车的前头昂首前望，迎面而来的风把他的头发吹得向后倒立。他的侧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直到现在仍历历如在眼前。
那天哲学所有好几位研究人员遭到点名批判。其中的徐懋庸不论在30年代与鲁迅的争论中，还是在1949年任武汉大学党组书记期间的作为，都是饱受争议的；而昔日的革命斗士许良英竟然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却大出人们的意料。在中国科学院批判会上揭露的许良英的“右派言论”，似乎也只是表露出对领导人自食其言、组织反击批评意见的不满，而并不包含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
事情可能正像顾准所说，1957年这些忠心为党的人被打成“右派”只是“一场误会”。不过，这场“误会”却促使人们去重新思考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对曾经服膺过的“革命真理”进行反思。
这条去蔽求真的道路崎岖险峻。许良英在这条道路上跋山涉水，整整走了十七年，经过十分艰苦的思考努力，才达到豁然开朗的境界。
正像许良英在自己的自述中所言，他在1949年以前，虽然从事了名为“民主革命”的运动，可只是向国民党政府争民主，以为只要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成立了新中国自然就是民主了，实际上根本不懂得民主的真义，因此长期迷失在对领袖的盲目忠诚和迷信中，失去了客观的判断能力。即使是在1957年被定为“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时，这种忠诚和迷信也未曾动摇。直到1972年他到韶山“朝圣”，五次进出领袖故居，每次都热泪盈眶。他说，一个信仰民主和科学的人，却在愚忠和迷信中迷失了三十多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悲剧，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实在是一种有双重意义的历史悲剧。”
但是，事实总是能够教育愿意求真知的人。目睹“文革”期间各派人物的表演，许良英从现代迷信中猛醒过来，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同时也对自己过去视为当然的观念进行认真的反思。
在深入的思考中，许良英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然而甚至像自己那样青年时代就真心实意要为建立民主而奋斗的革命志士，对于什么是民主，如何建立民主，当年也没有正确的认识。所以，就必须开展民主启蒙运动，而且必须首先对自己进行启蒙。这样，他从1983年开始系统学习西方文明发展史，认真阅读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著作。他在研读中发现，自己在过去流行读物中所了解到的历史，许多是歪曲的。谬种流传误导的结果，使专制主义的野心家能够利用伪民主的口号欺骗大众，对当代中国的现代转型造成严重的危害。由此他也认识到，有必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一本关于民主的历史和理论的著作，来与大众共享他自我启蒙所取得的成果。
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就是他与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夫人王来棣合作，经过20年的努力完成的心血结晶。本书共分两编：第一编讨论民主制度在西方的推进历程，第二编讨论民主在中国的传播。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些章节写完之后，他们本希望写完计划中的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这两章，然后付梓。但是由于许良英先生视力高度减退、体力不支、诸事缠身，写作进度只得慢了下来。鉴于社会对于这类读物的迫切需要，我向两位先生建议，将已成文稿先行刊布，嘉惠读者，那两章完成后再出增订版。他们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还没有等到书稿变成书，两位先生就先后辞世，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两章最终没有能够完成。为了多少弥补这一缺憾，书里增加了一篇重要的附录：“走出伪民主误区”，对卢梭思想和雅各宾专政作专门的讨论。
全书篇幅不大，但精彩纷呈。这里我只想就以下三个感触最深的问题谈一谈自己的体会。
第一，关于对雅典民主制的评价。
许良英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谈到过，作为现代人类文明一个主要支柱的民主，其渊源就是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但是在中国有不少人认为雅典民主制是奴隶主民主，是贵族政治。针对诸如此类的误解，许、王两先生在书中指出，雅典民主制虽有缺点，但本质上体现了真正的民主、自由、宽容和法治精神。
与此同时，对于众说纷纭的雅典民主制的缺陷，本书也明确指出，要害在于没有确立人权不容侵犯的理念，以致造成“多数暴政”、扼杀新思想等问题。他醒目地标举出了现代民主制与雅典民主制的三个方面的区别,实际上指出了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的要领所在。这三方面的区别分别是：一、人权概念的确立。针对雅典民主制将多数决定原则无条件应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缺陷，现代民主制确认每个公民都有不可侵犯的自由权利，并以此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二、公民范围的扩大。针对雅典民主制下公民范围过于狭窄的缺陷，在现代民主制中，取消了有关出身、财产、种族、性别等方面的限制，实现了政治和法律上的人人平等。三、由只适用于小国（城邦）寡民的直接民主制发展为适用于大国众民的间接民主制，即代议制或议会民主制。
在这三个方面中，第一点，也就是人权概念的确立最为关键。它正是现代民主制度，即立宪民主制或称宪政民主制的基础，因为宪法作为国家构建的总章程，必须以每个公民都有不可侵犯和不可转让的自由权利，即天赋人权作为前提。只有公民的生命、财产等基本人权得到切实保证时，国家权力才不会蜕化为专制或暴政，以“人民民主”或“多数决定”之名剥夺公民财产、损害公民生命安全的行为才能避免。也就是说，只有宪法中关于人权的条款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现代民主政治才能建立和发展起来。在世界现代史上，专制行为在“多数决定”的名义下横行，通常总是从侵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开始的。
第二，关于民主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以俄为师”变异。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曾是民主主义的支持者和践行者。本书指出，孙中山早年曾经“给中国带来清新的民主精神”，强调革命的目的“均不外求自由、平等、博爱三者而已”。但在孙中山发动的讨袁战争（又称“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的思想却发生了大倒退。他在检讨“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时，将它归结为“全在不听我之号令”，在1914年建立的中华革命党转而采用服从孙中山一人的组织原则。随后，孙中山按照“以俄为师”的方针，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所谓“以俄为师”，实以“以党治国”为学习重点。要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二是国民党员垄断全国政权；三是“总理对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四是“将党放在国上”；五是“必将反对党完全消灭，使全国的人都化为革命党，然后始有真中华民国”。
本书还指出，孙中山在以俄为师，将“以党治国”通过国民党移植到中国的同时，还修改了现代民主制的核心要件。他在解释三民主义（民主、民权、民生）中的民权时，抹杀公民的基本权利，称“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便是“充分的民权”；在谈论“自由”时，不讲“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说“在一个团体中能够活动，来往自如，便是自由”；在谈论“平等”时，却将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等，并分别用革命党人、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对应这三类人群。经过孙中山以俄为师的修正后，民主蜕化为国民党要“为民做主”。
政治家如此，思想家又如何呢？新文化运动请进了“赛先生”和“德先生”，但十月革命之后，在“以俄为师”的潮流下，又“被启蒙者自己扼杀了”。
书中对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通过“以俄为师”，由“清新的民主精神”转为“‘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过程的清理，对我们意义重大。邓小平在1941年4月论述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问题时，曾经尖锐地批评“以党治国”是“国民党遗毒”。他指出：“某些同志‘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也“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邓小平晚年亲自审定三卷本的《邓小平文选》时，把这篇讲话收录为第一卷卷首的第二篇文章。他在198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8.18讲话”中，把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书记，看作导致国家生活中许多不正常现象的重要原因。由此也可以看到这种流毒的当代影响。
如今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但苏俄时代形成的很多论说仍然阻挡着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进一步清理和总结现代史上这段以苏俄为师的经验教训，仍是中国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
第三，作为全书附录的《走出伪民主误区》一文，针对的是在中国民主运动史上另一个流行的误解，即对卢梭思想的无条件推崇和对杀人如麻的雅各宾专政的顶礼膜拜。
由于在引进民主思想时不适当地突出了卢梭的理论，中国不少人将卢梭看作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主要代表，把卢梭思想影响下的雅各宾专政看作近代民主革命的标志。例如，“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在1903年所著的《革命军》中一方面倡言“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另一方面又称颂“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魂还魄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
针对这种流行的误解，《走出伪民主误区》尖锐地指出，卢梭的理论本质上是“专制理论”。卢梭认为可以以“公意”或集体“主权者”的名义任意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主张，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成为现实，产生了以杀戮为常事的雅各宾专政。这种理论在20世纪演化为把专制推向极致的极权主义，给人类带来严重的政治灾难。《民主的历史》的这些论述，澄清了将雅各宾专政推崇为民主主义和民主制度的谬误。这一谬种的流传，使许多真心向往民主制度的人士对专制主义丧失了免疫力，甚至实际上走向了支持专制主义的歧途。基于同样的误解，作为社会主人的人民也很容易满足于似是而非的虚幻“民主”概念，实际上沦为少数“奇理斯玛”（Charisma）即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的专政的牺牲品。
这篇附录与学界以前的一些文献可以相互印证。比如顾准经历多次劫难后，在20世纪70年代就清楚地意识到设定了某种终极目的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卢梭“公意”概念的一种具体化）很容易由于其领袖人物自认为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和杀戮来实现这一终极目的而蜕变为专制主义。在认识到这一点以后，他决然地表示：“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当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在顾准之后，还有一些学者对卢梭理论的演变以及雅各宾“激进的人民民主”和“直接民主”何以必然演变为“多数人的暴虐”和“领袖专制”做过深入的分析。如王元化先生费七年之力写成的《卢梭〈社会契约论〉三篇》明确指出，卢梭让人民无条件服从“公意”。“公意”扼杀了个性，阻碍了私意，将实现“公意”的权力交给一个奇理斯玛式的领袖人物。这种人物像神明一样掌握着“公意”，更以掌握了人类命运的“牧人”自命。所以，卢梭所谓的“民主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极权制度。此外，像朱学勤教授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也可以与许良英夫妇的研究相互印证。
《民主的历史》一书篇幅不大，却是许良英、王来棣在艰难之中怀抱赤子之心辛勤工作20年的结晶，也是作者奉献给世界的最后一份珍贵礼物。全书没有涉及他们的人生经历，但这部将中国问题置于世界制度史视野下加以分析的著作中，实际上包含了他们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也包含了他们对青春时代投身民主爱国运动以来人生道路的深刻总结和反思。
如果从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算起，漫长的中国改革的延续时间已经超过了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所用的时间，但中国依然面临着从威权发展走向民主发展、从个人魅力型统治走向法理型治理艰巨的未竟任务，新文化运动请进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也远未在中国扎根生长。但也因为这样，《民主的历史》一书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仍然切中时弊，对总结中国现代历史的经验教训来说仍然是重要的理论资源，对中国改革的远大前程来说仍然正当其时。读者诸君切勿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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