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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民国记事:徐铸成回忆录(著名报人第一手的资料,别具视角的民国历史个体见闻。)

書城自編碼: 2586572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中國史
作者: 徐铸成
國際書號(ISBN): 9787219092972
出版社: 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09-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272/398000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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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徐铸成是《文汇报》创始人、《大公报》总编辑,是我国20世纪最著名的报人之一,是民国时期很多大事的见证者或亲历者,本书是了解民国诸多人事物的必读参考书。
內容簡介:
徐铸成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报人,是民国时期很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本书记录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活动和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民国报业的概貌。记叙内容既有对历史大事件的宏观记录,也有个体对当时人、事、物的独特细微感受。
關於作者:
徐铸成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报人,是民国时期很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本书记录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活动和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民国报业的概貌。记叙内容既有对历史大事件的宏观记录,也有个体对当时人、事、物的独特细微感受。
目錄
◎ 辑一 民国人物见闻
◎ 我采访蒋介石 2
◎ 从交易所到北伐时期的蒋介石 5
◎ 蒋介石翻云覆雨的本领 7
◎ 和蒋经国先生的交往 11
◎ 李宗仁与新桂系 16
◎ 我所认识的李济深 20
◎ 记张学良往事 25
◎ 记百岁老人何香凝 35
◎ 记李书城 37
◎ 曹、章、陆 39
◎ 溥仪、郑孝胥、汪精卫 41
◎ 20年代的“四公子” 44
◎ 方振武之死 46
◎ 重逢王耀武 49
◎ 何成濬与叶蓬 51
◎ 王国维与梁启超 54
◎ 忆钱宾四先生 57
◎ 叶圣陶先生 61
◎ 真诚的人 真诚的书 64
◎ 记范旭东 70

◎ 辑二 民国大事见闻
◎ 阎锡山软禁冯玉祥 80
◎ 阎老西反蒋从假到真的内幕 83
◎ “扩大会议”与“非常会议” 88
◎ 宁粤分裂的趣剧 96
◎ 内忧外患中的两个“九一八” 99
◎ “九一八”前后闻见录 101
◎ 从“西安事变”到“八一三淞沪会战” 105
◎ 淞沪抗战及南京失守琐记 113
◎ 日汪密约的揭露 116
◎ 白崇禧酝酿“独立”的内幕 118
◎ 龙云事件补略 120
◎ 一位隐名的来访者 127
◎ ——忆“一二一”惨案揭露经过
◎ 辑三 民国报业见闻
◎ 严宝礼 136
◎ 执笔一生的张季鸾 140
◎ 吴鼎昌、钱新之列传 147
◎ 滔滔万里长江 163
◎ 回忆杨历樵兄 166
◎ 忆唐纳 169
◎ 邵力子与《民国日报》 176
◎ 一个志同道合的战斗集体 180
◎ ——略记解放战争时期的《文汇报》
◎ 我参加《文汇报》的经过 186
◎ 《文汇报》的摇篮 191
◎ 和克明的初次较量 194
◎ 《文汇报》初期的编辑部 197
◎ 和敌伪针锋相对的斗争 200
◎ 《文汇报》第一次被迫停刊 202
◎ 一次“鸿门宴” 208
◎ 广告新闻帮会 214
◎ 《大公报》在沪出版 217
◎ 别了“孤岛” 220
◎ 初期《大公报》编辑部 226
◎ 国闻通信社和旧《大公报》 228
◎ 人鬼之间——“孤岛”时期的新闻界 234
◎ 旅汉回忆点滴 240
◎ 报业大观 242
◎ 谈老《申报》 244
◎ 《新闻报》与汪汉溪 251
◎ 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 255
◎ 浅谈《益世报》 259
◎ 从第一张小型报——《晶报》谈起 262
內容試閱
我采访蒋介石
我于1927年跨进新闻界的大门,开始在北京国闻通讯社当记者,兼为天津《大公报》采访新闻。那时,北京还在“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统治下,而南方则由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直到1949年他被迫退往台湾,我以记者身分,看到他从兴起到瓦解的全过程。
但在我采访政治新闻的初期,主要是跑太原、广州等地,采访反蒋的内幕新闻,一次也没有去过南京。在国民党的“三巨头”——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中,只和后来成为大汉奸的汪精卫谈过三次话。蒋介石则仅在采访的公开场合见过屈指可数的几面。
第一次见面是在1928年。那年国民党革命军北伐,“底定平津”。在此以前,日军为破坏北伐,悍然出兵侵占济南,造成“五三惨案”,屠杀我军民以万计,外交交涉员蔡公时遇害。
蒋为了“完成统一大业”,首次偕新婚不久的宋美龄夫人到甫改名为“北平”的北京。
他们的专车为了避开济南——还在日军占领下,从徐州折入陇海线,再由平汉路北上。
他们到北平那天,我随记者群前往采访。西车站——前门外平汉路车站前已搭好彩牌,车水马龙,欢迎者包括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北平政治分会主委张继等云集,自不必说。专车驶进站台,在欢呼声中,蒋手挽新夫人下车,检阅仪仗队,然后出站登车直驶北京饭店。
当年蒋还是一位年轻的总司令,蓄有短髯,军装外披着一贯的黑披风,风度翩翩,与新夫人恰是一对“神仙眷属”。
我在国闻社发了简单的新闻。当时,新闻界最活跃的“时闻社”社长管翼贤(后当汉奸)却着意描述宋美龄穿什么旗袍,着什么鞋,连他们坐的汽车号码也加以发表。他还买通了北京饭店五楼的侍役,蒋何时入睡,何时偕夫人外出,何时某要人谒见,谈了几分钟,都向他报告,时闻社按日发表了蒋的“起居注”。
第三天,蒋在北京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我又见了他一面。他出场时怒气冲冲,开头就说:“北平是几代古都,封建传统很浓厚,希望新闻界勿沾染旧习气,对女人评头论足的坏习惯是最要不得,这是对女性的侮辱……”“训斥”了一番后,没有多谈他此行的计划,只简单说要敬谒总理灵柩,告慰总理在天之灵。记者们也噤若寒蝉,不敢提什么问题。招待会就匆匆结束了。
蒋那次到北平,主要“回目”是西山谒灵,打算率同各集团军总司令及其他重要将领,瞻拜碧云寺中山先生灵柩(那时南京中山陵尚在规划中),表示北伐大业已经完成。但由于他“一念之差”,或者说是“一念之私”,不仅使这一幕几乎无法“上演”,而且种下了以后多年混战的祸根。当时北伐的主力,是靠冯玉祥将军率领的第二集团军,蒋却竭力抑冯扶阎(锡山),不许第二集团军开入平津。几乎所有河北、平、津的重要职位,都安排给了阎系人物;只有北平市长一席,给了冯系的何其巩。冯忿忿不平,先以养病为名,逗留在豫北的百泉,几经电催,又在保定下车,说是要祭扫先人之墓。这样,预定的谒灵日期,一改再改。直至已“铁定”举行的那天,蒋、阎、李(宗仁)等已分头出发西山,冯才出站,乘车匆匆赶到。
最近,我带的复旦大学研究生贺越明同志,从旧报中搜集我过去所写的通讯,编次为通讯选,其中《碧云寺祭灵记》一篇中,有一段写道:“蒋介石总司令首先拾级而登,着新武装,罩以玄色披风,神采奕奕。随后者为冯、阎两将军。阎也着黄呢新军服,上将三星耀目,而冯则依然土布棉军服,一身尘土,脸色微黄,不掩病态。其后为李宗仁将军,青年军人气概。紧随他们之后,则有白崇禧、方振武、贺耀祖、张荫梧、楚溪春诸将军。……祭堂肃穆庄严,素烛高烧,香烟缭绕……”
蒋离开北平的前两天,我得知翌晨他将赴陆军大学(原北洋政府所设)对全体师生训话。我先半小时到西直门的陆军大学,访校长黄慕松,要求旁听,得其俞允。9时,蒋由黄陪同进入礼堂,全体起立致敬。蒋和前座的教官们一一握手。黄也介绍了我,也握了手。这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和他握手。后来,黄就南下,受到蒋的重用。
蒋拙于言词,宁波口音极重,几乎每句都带有“这个、这个”。演讲约历一小时。当时在场的新闻记者只有我一人,我详记此新闻及蒋演词大意,寄天津《大公报》成为“独家新闻”。
1932年初,我由《大公报》派往汉口,当特派记者历四整年。蒋在汉口设“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还在国外的张学良将军为副司令(旋即回国就任代行总司令职权)。蒋由南昌经九江乘军舰抵汉履任时,我曾到码头采访。码头戒严,文武百官毕集,自不待絮述。我还记得一事:当时汉口公安局长兼总部总务处长陈希曾,为蒋的后辈亲信(陈其美先生之侄,果夫、立夫之堂弟),在场指挥一切。不知因何事引起蒋的恼怒,突然松开宋美龄夫人的手,对陈踢了一脚,还加上一句“娘希匹”!我听到他这句口头禅,仅此一次。
他在汉口驻节的时间并不长(约三四个月就仍回南昌去了),而外间流传他的轶事却不少。举例言之,如他因鄂东军事失利,再度起用罢黜的徐庭瑶。召见时,徐呐呐絮述他指挥失机的原因。蒋不待他讲完,就拍桌子申斥“强辩”!因宁波口音,徐误听为“枪毙”,立即面如土色,两腿瘫痪。蒋见到他的神色,知道误会了,马上改口说:“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派你去当第一路军总司令,好好干!”徐才如梦初醒,喜洋洋地去重新带兵。
我最后一次见到蒋是在1946年初,他从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在上海露面。有一天,在三马路市府(原公共租界工部局旧址)大客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我当时还在《大公报》任总编辑。他讲些什么,记者们提出什么问题,我现在已毫无印象了。只记得《文汇报》年轻记者唐海曾发问:“现在全国团结建国,请问主席,张学良将军何时可以释放。”我侧目看蒋的脸色立时煞白,怒容满面,后立的戴笠、唐纵等都两目射出凶光。招待会就此收场。
当晚,《文汇报》总经理严宝礼兄邀我(那时我还协助严照顾《文汇报》的事,翌年3月,才向《大公报》辞职,再主持《文汇报》)同去见张道藩,请其代为解释。张还一再说:“唐海不是共产党,你们能担保么?”
1947年5月,《文汇报》被封闭。翌年春,我冒险去港,筹备创刊香港《文汇报》,1948年三大战役以后,蒋即宣告下野,退居幕后,而南京政府旋即土崩瓦解,自然我和蒋再无见面的机会了。
从交易所到北伐时期的蒋介石
上海有交易所,始于一九一八年,是日本人开设的,名“上海取引所”,设在上海三马路,经营证券和物品买卖,投机倒把,赚了不少钱。
那时,蒋介石从日本回来不久,一贫如洗,和戴季陶一起在张静江家当清客。张是南浔富商,在巴黎开设豆品公司,并在浙江上海做贩运丝、盐的生意,那时和他的兄弟张澹如在沪设“张源恒盐栈”等字号,经营批发买卖。
一九一九年,戴、蒋等看到日商“取引所”为暴利之薮,乃向张氏兄弟建议效尤创办,于是由张联系当时上海商界“闻人”虞洽卿等,组织“协进会”,筹备成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向北洋政府农商部申请备案,一九二○年得到批准,即于是年七月正式成立。虞洽卿任理事长,闻兰亭、盛丕华、周佩箴、张澹如等十七人为理事。场内交易由经纪人经手,当时第五十四号经纪人为陈果夫,其老板为蒋介石;第四十五号经纪人为张秉三,他的老板就是张静江兄弟。经纪人在场内交易时,头戴白布帽子,帽上标明号码。所有这些,都是按照日本“取引所”的办法规定的。交易所开幕前,还办了一个“所员养成所”,请日本人山田等当教员,训练这些经纪人和其他职员。
这个交易所名为华商,实际上依旧是日本财团欺骗压榨中国人的机关,虞洽卿、蒋介石等实质上是当了买办,分享一些唾余而已。这个交易所的资本额定五百万元,分为十万股,开办时先收二万五千股,规定日方先出资八十七万五千元,约占总额的百分之七十,华方担任三十七万五千元,约占股额的百分之三十。事实上,当时虞、蒋等都未拿出钱,而是以日方的股款向银行押做了十几万元,作为华方的股款(全部为“协进社”所有)。
交易所的业务名义上是一切证券和物品,实际上买进卖出者主要为该所股票(称“本所股”)。当时上海游资充斥,都集中于股票,以交易所为弋利之所。从一九二○年七月到一九二一年中,“本所股”由每股三十多元逐渐上涨至一百二十元,除日商大获暴利外,虞、蒋等这些人也大发横财,他们抛进抛出,翻云覆雨,害得一些商人倾家荡产,跳黄浦江自杀的日有所闻,而他们自己却日进斗金。蒋介石、戴季陶在上海做交易所的黄金时代就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天天吃花酒、坐汽车,俨然是富商了。
但好景不长,到一九二二年开春,“本所股”一度涨到二百多元后,就逐步回落,蒋等搞了一个“多头公司”,拼命买进,企图背城借一,甚至开了不少空头支票,以抵到期缴款,到是年二月,交易所内部空虚的真相已无法掩盖,“本所股”一泻千里,于是这个开张不到两年的交易所就宣告破产,“方卿原是旧方卿”,一度高车驷马的蒋介石,又回到了初到上海时的地位。
交易所破产前,虞洽卿曾集电日方股东告急,后来日方汇给虞一百万元,作为清理之费。蒋介石听到这消息,就纠集几个也破了产的经纪人,雇了一百个打手,准备在交易所开理事会时当场捣乱。这风声被虞听到,知道蒋有黄金荣为靠山,不可轻敌,于是找出当时法租界的“大亨”之一李征五出面调停,蒋提出条件,要二十万元清理债务后,从此不再在上海混,“开码头”到广东去,经往返磋商,决定由虞送六万元给蒋作为赴粤的旅费。蒋得到这六万元后,在大东旅社开一房间,把这些合伙的经纪人找来,碰杯庆贺,大家想和蒋分赃,哪知蒋趁他们酒醉昏昏的时候,从后门溜出,乘车直上了南行的轮船。直到一九二七年才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重来上海。在他重到上海以前,他的老朋友阿德哥(虞洽卿)曾赶往九江迎候,代表外国送了蒋一笔钱,作为蒋保护他们的代价,这笔钱当然不止六万元,而是八千万元了。而且,这八千万还仅仅是一笔“见面礼”而已。
蒋介石翻云覆雨的本领
一九二八年七月的碧云寺谒灵典礼(那时孙中山先生的灵柩还厝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后来迁葬南京中山陵),是国民党各派军阀“团结”的顶点。那时,我当新闻记者还不久,“躬与其盛”。蒋、冯、阎和李宗仁这四个集团军总司令都参加。这次谒灵后,接着他们四个人又在北京小汤山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东北问题和裁兵问题。同年十二月,在南京举行第一次编遣会议。从此以后,文戏收场,武戏就开锣了。一九二九年三月爆发蒋和桂系的战争,五月爆发第一次蒋冯战争。七月发生唐生智、石友三的反蒋战争,十月又发生冯部宋哲元、石敬亭等发动的反蒋战争。接着,是一九三○年阎冯、汪(汪精卫)等在北平成立扩大会议,爆发了空前规模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一九三一年夏又有广州成立反蒋的非常会议,直到是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军阀间的大混战才暂时告一段落。以上所举,还只是他们演出的几出大武戏,至于由蒋导演、串演的小规模武行戏,那就举不胜举了。
蒋、冯、阎之间的火并,主要由于蒋的排除异己,联甲倒乙,其导火线是在南京召开的编遣会议。蒋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表面是裁减军队,减轻国库负担,实际上是要扩“编”自己的实力,“遣”散别人的部队。当时,论部队的训练和实力,首推冯玉祥部。在编遣会议上,冯提出第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的方案,而蒋则授意阎另提一方案,主张第一二三四集团各编十一个师,另设一中央编遣区,也编十一个师。这个方案,当然最有利于蒋介石的扩充实力,最不利的是冯,冯因此托病离开南京,编遣会议无形解体。
分裂的另一个导火线是平津的地盘问题。北伐军打下平津,主要靠冯玉祥的力量,蒋原来答应平津打下后交给冯玉祥,但一九二八年五月蒋、阎在石家庄会谈后,忽然变计,决定把平津和河北省的地盘交给阎,宣布阎为平津卫戍总司令,商震为河北省主席,张荫梧为北平警备司令,冯系只由何其巩担任北平市长。
这两件事,是以后连年军阀混战的主要根源。
蒋所以能够风云际会,爬上“最高领袖”的地位,建立他的王朝,主要就靠他在交易所学来的一套买空卖空、多头空头的本领,加上江浙财阀的捧场,外国的撑腰。
他在国民党内部,先是利用汪精卫,挤走胡汉民,一九二七年又利用胡汉民,对抗汪精卫。“九一八”前后,把胡囚禁汤山,重新接纳了汪,一起搞所谓“安内攘外”,实质上是坚决对日妥协的勾当。抗战期中,他纵汪投敌,和汪一起串演“曲线救国”的双簧。他这样朝云暮雨,朝三暮四,正像他当年做股票买卖一样,忽而抛空,忽而大批收进,“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是对他当时当地有利。
他搞军队,也靠这套本领。北伐的时候,他的嫡系部队并不多,而且质素很差,虚有其表,北伐军攻下武汉,主要靠叶挺所在的铁军;攻下南昌、南京,也主要靠第四军和程潜的第六军,蒋嫡系的第一军从福建、浙江到上海全部是“跟进”的,根本没有打什么硬仗。
当时的军事头领中,论实力,除阎锡山以外,都比蒋强,但在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年的三年军阀混战中,一个个都被他收拾过一次到几次,都不断削弱下去,最后都无法单独和他对抗。他靠的什么?首先是靠拥有江浙的地盘,据“中央”的名义,经济力量比较雄厚,有外国的支援,江浙财阀的捧场,他用这些钱去进行分化敌人。
一九二九年初蒋桂战争前,桂系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特别是白崇禧在冀东大批收编了张宗昌残部,李宗仁赶走张发奎、唐生智控制武汉以后,从两广、两湖一直到河北省东部,控制了半壁天下;而且由于冯那时因编遣问题,和蒋翻脸,冯与桂系也有一定的默契(李宗仁曾派代表到河北辉县的百泉村去访冯,约定共同倒蒋)。但在长江中下游蒋桂军开始接触前,蒋派要员到冯当时“养病”的华山,甘辞重币,请冯“拔刀相助”,许冯于打败桂系以后,把两湖的地盘给冯。冯当时也想“坐山观虎斗”,派韩复榘带兵从河南南下,等待“接收”武汉。正在这时,蒋走了另一着棋,收买了桂系的李明瑞部,从内部倒戈,使李、白遭到了失败。
第一次蒋、冯的火并,也因蒋攻破了冯的内部堡垒而告一段落。蒋全力争取和收买的目标就是韩复榘和石友三。
韩、石都是跟着冯一步步从士兵升到军师长地位的,那时韩已当上河南省政府主席,石也当了师长兼总指挥。冯平时对待部下是很严的,中下级军官犯了纪律都要打军棍。像韩、石这样的“方面大员”,见了冯都不敢坐着讲话。韩当上河南省主席后,曾在洛阳娶了一个女伶妾,被冯听到了,把他骂得狗血喷头。石友三当上军师长后,成天瞒着冯打牌吃花酒。总之,那时冯的高级将领中,很有一部分人像被管束惯了的顽皮孩子一样,一旦羽毛丰满了,从西北的苦环境走进中原和平津等大中城市,接触到花花世界,看到蒋的军政人员的腐化生活后,都不免垂涎三尺,有的就偷偷地“学习”起来,像石友三那样的人,一经接触这种腐化生活,就不知伊于胡底,小老婆搞了几个,大烟也抽上了。他们见到冯这个严父式的老上司,真如芒刺在背,时刻想从他的手掌里跳出去。
蒋介石在冯、阎等的部下,早布置有密探和特务,他了解到冯的内部有这些矛盾,就抓住机会,充分施展拉拢分化的手法。一九三○年三月,冯派韩率领十三万大军从河南直趋湖北,和蒋部“夹击”桂系(实际是冯要蒋履行诺言,让予武汉的地盘),当韩部开到广水时,桂系已由李明瑞的倒戈而瓦解,已搞到了武汉,蒋电邀韩到武汉见面。韩到汉口后,蒋设盛宴款待,宋美龄亲自招待,敬酒夹菜,把韩搞得晕头转向。当时,就由蒋伯诚从中拉拢,送给韩二百万元,另外,还答应以后每月给以“协饷”六十万元。同时,蒋也派人送给石友三一百万元,答应以后也每月送六十万元。就这样收买了这两个人。到是年五月冯揭起“讨蒋救党”的旗帜后,韩即率部由陕县东开,宣布就任蒋委任的西北军总指挥,石也率部由南阳东移豫东南,脱离冯的指挥,宣布就任蒋委任的十三军军长。听说那时冯正在华阴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商量讨蒋军事计划,他在会上还很有自信地说:“以前由于我离开部队,张之江和鹿钟麟意见不合,以致不得不退出南口,大家吃了几年苦。这次的军事,由我自己主持,不会再发生这类的事了。”正讲到这里,忽报韩、石投蒋,率部东开,冯当时长叹一声说:“全盘计划都完了!”说罢,泪如雨下。
蒋介石凭他在交易所练就的这一套功夫,善于选择时机,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又善于使用挑拨、分化、收买等十八般解数,从内部瓦解最主要的敌人。当他认为时机还未成熟时,即使是他最切齿的敌人,也不轻于下手;不仅如此,他还会利用这些敌人的力量去打击另一批敌人。他明知李、白、冯、阎等都是坚决反对他的,他也决心要一一把他们吃掉才甘心,但他自审力量有限,不可能一下把所有的敌人都打倒,于是就利用他们之间的弱点和彼此的利害冲突,争取一些敌人作为暂时的朋友,利用他们来消灭当前主要的敌人。从一九二九年以后,他先利用冯玉祥打垮桂系,又利用唐生智打败冯玉祥;冯失败后,唐生智联合石友三反蒋,蒋又收买阎锡山,出兵夹击唐、石。在阎锡山最后不得不公开揭起反蒋的旗帜以前,蒋又利用冯部对阎的愤恨,挑起他们起来反阎,要不是冯从太原秘密赶到潼关,说服部下,亲自主持讨蒋的军事,蒋介石很可能又利用冯的部下把阎消灭了。
和蒋经国先生的交往
我因职业关系,过去和蒋经国先生有过一段交往。有些读者来信,希望我介绍一下这位“台湾当局”。现不揣愚陋,就谈个梗概吧。
20世纪20年代,张学良被称为“四公子”1之一;到了20世纪40年代,蒋经国也以“太子”闻名,两人的出身似乎颇相似。所不同的,张年轻时,一帆风顺,进入中年,思想、识见日趋成熟时,忽然被迫从政治舞台退隐了;蒋则在青年时代历经坎坷,以后就步步上升,现在早已继“老蒋”之后,成为台湾的“最高当局”了。
谈“小蒋”,该先从“老蒋”谈起。
辛亥革命时,陈其美在上海揭竿而起,称沪军都督。蒋介石和他后来的挚友张群、黄郛等人,都是都督府的得力干将。不久,陈即下台,1915年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他的两个侄儿——陈果夫和陈立夫因世交关系,一直受到蒋的提携。
也正在辛亥那一年,蒋的大儿子经国出世。翌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所以,经国比民国大1岁,现在已经75岁了。
1920年,他到上海,就学于当时有名的万竹小学(是现在的重点学校南市区实验中心小学的前身)。当时,蒋介石正追随孙中山在粤工作,托在沪经商的陈果夫就近予以照料。1924年他在万竹毕业后,曾一度入梵王渡路的圣约翰中学读书。
先是,列宁曾派代表于1922年来华与退居上海的孙中山联系,孙先生为避反动派耳目,派廖仲恺去日本温泉与之秘密商谈,开始酝酿实行“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翌年8月,蒋介石奉派赴苏,考察军事,年底归国。那时,孙先生已驱走军阀陈炯明,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命廖仲恺与蒋一起筹设黄埔军官学校,廖任党代表,蒋任校长。
那时,有不少人准备派自己的儿子赴苏留学,蒋亦为其中之一。
因此,15岁的蒋经国,于1925年初赴北京,住在吴稚晖家里,补习语文,经过约半年的联络、准备,才辗转经海参崴、西伯利亚到了莫斯科。就在那年3月,孙先生不幸在北京病逝。为了纪念他,莫斯科的东方大学改称中山大学,蒋经国就入这个学校学习。
不到两年,一场灾祸突然降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公开反共反苏,使这个17岁的青年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被贬到西伯利亚当列兵,在这冰天雪地里,被折磨了好多年,1935年,同矿场女工费娜(后改名蒋方良)结婚。1937年中国抗战前夕,他获准回国。在苏联一共经历了13个年头,可以说:“困苦艰难,备尝之矣。”
回国后,他父亲先安排他在奉化溪口故乡,读《孟子》、《曾文正公(曾国藩)家书》这类的古书。算是“补补课”,或者也可说是“洗脑筋”吧,还叫他阅读《总理全集》和《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这类的书。
上海沦陷后,才把他调离故乡,先在南昌做些一般工作,1938年被任命为赣县县长。翌年,升任赣南专区行政专员。直到1944年日阀发动湘桂战争时,才被调到重庆,任“青年军”政工班主任。
他在赣南,初出茅庐,似乎很有些励精图治、礼贤下士的样子,重用一些他的留苏同学和精锐青年,还不时接见市民,“勤求民隐”。一时有“新赣南”之称,仿佛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沙漠里的“绿洲”。
就在这段期间,我和他认识了。
1942年初,我逃离刚沦陷的香港,转任桂林《大公报》总编辑。那年下半年的一天下午,忽然接到一位陌生人的电话,说他路过桂林,准备来馆拜访。通名之下,才知就是蒋“公子”。因为报馆在离城三四里的山脚下,不通车,只有一条从坟堆里踏出的小径可通,我是走惯了的,我觉得还是我进城去看他较为方便。
那时,他不过30多岁,矮矮胖胖,看来很健康、愉快而和蔼。照例寒暄以后,他取出一卷文稿,是纪念他的亡友王后安的,问是否可以在《大公报》刊载。我看文词很真挚生动,事迹也颇感人,就答应了。王曾任赣南区的南康县长,与原上犹县长王继春都是蒋所倚重的干才,都因劳累而病死在任上。
蒋还很诚恳地邀我去赣南参观,说:“我年轻,没有经验,希望朋友们去看看,多加指教。”我以工作抽不开身,婉言辞谢了。
第二年初夏,我和一位姓邓的朋友,结伴作东南之行,目的在迎接从上海逃出的一批《大公报》职员的眷属,包括我的妻儿。因为是私事,相约不惊扰沿途的友好。
赣州是必经之路。晚上到了那里,就寻个干净的旅馆安顿,然后到街头吃了晚饭并稍稍观光市容,即回旅馆休息。因为连日“鞍马劳顿”,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时才醒来,起身后,即招呼“茶房”倒洗脸水。他说:“蒋专员来看你,已在门外等了一个多钟头了。”我惶惑地说:“为什么不早喊醒我?”他说:“蒋专员说,你一定很劳累,让你多睡些,不要吵醒你。”我听了惶恐而感激地马上出迎。说明此行只是路过,不敢打扰。他含笑说:“不行,我们这里的规矩,不住满一星期是决不放行的。”经过“讨价还价”,决定“屈留”三天。
这三天中,他陪我看城郊的水利设施,游览八景台等名胜,并参观他为培养青年干部而设立的“虎岗营”新村。他一路和过往的行人点头打招呼,市面的情况和清洁、秩序,看来也远比桂林、韶关等城市为好。我也曾旁观他定期的接见市民,被接见的,也看不出有什么拘束的样子。
三天走马看花的印象是:一,他年轻,似乎很想有所作为,有所表现;二,看来他很讨厌那些党棍和老官僚们,想培养一批年轻的干部,予以重用;三,他很有爱国心,尊崇民族英雄,他所办的报纸和其他事业,不少以“正气”命名,以纪念文天祥,提倡民族正气。最后,他像是很能礼贤下士。
他天天陪我吃饭,我注意他的酒量很大。我那时也不到36,年轻豪饮,但一经较量,就败阵了。我问他如何有这样的“海量”?他凄然回答:“那是在西伯利亚那几年逼出来的。士兵每天要发一升伏特加,性烈如酒精;不灌下这些,如何能熬受那彻骨的严寒!”
后来,我到苏南接取那批眷属后,再过赣州,蒋又盛情款待。
由于我不通世故,习于疏懒,回桂以后,连一封表示感谢的信都没有写过。第二年桂林沦陷,逃到重庆,有一天去复兴关看访朋友,知道蒋早已到渝,而且也在复兴关办公,我不好意思去看他,把一张名片托朋友代为致意。想不到过了两天,他亲自驾吉普车到李子坝的《大公报》馆来看我,依然盛意殷殷。
1945年春,他曾随宋子文(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赴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了外蒙古问题,他还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谒见斯大林。听说,斯大林曾对他说:“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进步会比任何国家都快,中国人民是很优秀的。”又说:“一切在于国力,什么条约都是靠不住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被任为东北外交特派员,曾和苏方多次折冲。以后,他一直控制“三青团”,成为国民党一个派系的首脑,做他父亲的得力助手。
那时,我先任复刊后的上海《大公报》总编辑,不久又重回《文汇报》主持“笔政”,宣传民主,反对内战,和他所走的道路南辕北辙,自然不会再见面了。
1948年金圆券发行时,上海《文汇报》早已被封,我已赴香港创办和主持《文汇报》,曾对金圆券出笼的内幕尽情揭露,算定它的寿命不长。蒋奉命任上海经济专员,曾大张旗鼓,声言要雷厉风行大打“老虎”,而真正的“老虎”如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之流,却乘机倒买黄金、外汇,大发其财。金圆券这个怪物,果然不到三个月就“寿终正寝”,他也只得偃旗息鼓,转移阵地。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在“三大战役”后急转直下,南京政府土崩瓦解,蒋介石于1949年1月宣告“下野”。他陪着他父亲退居溪口,历涉故乡的名胜、山水,直到4月底才离开。那时,百万雄师已渡江驰骋于江南平原。他们父子在上海解放前夕离沪,还去舟山、定海等处作最后的勾留。后来,在成都登机飞往台湾。
30年来,云天阻隔,只知道蒋经国的权位日益上升,由行政院副院长而院长,最后继蒋介石任国民党总裁和“总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最高权力的“台湾当局”。而海外传来消息,说特别在他当政以后,台湾的经济颇有“起飞”,与韩国、香港、新加坡并称亚洲的四只“小老虎”。看他对张学良的态度,和传来的有关他的一鳞半爪的言行,似乎他比老蒋灵活些了。
作为一个有过一段交往的旧相识,我对他颇有一点这样的想法:他是否能在晚年,把台湾海峡这条隔绝的绳子抽掉?他还可以及时回来看看大陆的景色,重新欣赏四明的山水,和故乡父老重叙旧谊呢!看他青壮年时的经历和他强烈的民族感情,看内外情势,我以为是可以做得到的。
听说他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不向历史交白卷》。我很欣赏这个命题。作为一个有抱负、有骨气的中国人,向历史交的卷子,我认为,首先应该“写”出为子孙万代打稳基业的“文章”。
今天的中国,是站起来了,和旧中国,是不能相比了。这已为国内外亿万同胞所共睹。但应该承认一个严峻的事实:我们的国力,还不够雄厚。
如何争取时间,将国防和国民经济各部门,都以现代先进的技术装备起来,把国家建设得更富强,使人民生活得更自由、富裕,这是每一个中国人今天的头等大事。在这一极其光辉的考卷面前,过去的是非、恩怨、荣辱,算得了什么!
我觉得,就大陆这边来说,35年来所走的道路,虽然有曲折,但总的说来,是走的“阳关道”。我们并不说那边走的就是“独木桥”;反过来说,也应如此。这些,不妨留待历史来评断,继续让事实来考验。根本的一点是,我们都姓“黄”,都是炎夏的子孙,是骨肉同胞,应该在共同的民族旗帜下,共同“写”好这篇急不可缓的“文章”。在祖国统一这个大前提下,其他的枝节问题就好办了。不妨有一段时期,各行其是,互相观摩,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也就是邓小平主任最近在会见美国专家和学者时所说,中国统一以后,台湾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可以实行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双方互不伤害。这样,力量不仅不对销,而是一加一等于二,更加强大。待到水到渠成,自然万流归宗。到了那个时候,大家可以自豪地说,对历史交了一份辉煌灿烂、情文并茂的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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