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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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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持续繁荣，成为世界上多数国家艳羡的对象，但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指出，尽管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但传统的增长模式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中国经济正面临关键的转折点。《中国经济新转型》即是针对中国当前紧迫的转型问题应时而出的，书中所涉议题非常广泛，从宏微观经济调控机制、人口的发展趋势，到环境保护及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等各个方面均有涉及，其中不仅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还深入考察了未来经济增长条件的变化，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制度改革建议，具有较高的理论和政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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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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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如何指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它又能给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提供怎样的建议？在外汇和资本管制领域，在劳动力市场领域，在社会福利体系领域，在银行与公司治理领域，以及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又是如何运作的？在人口与环境的严重制约下，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在考虑这些方面的发展时，针对这些领域需要提出怎样的政策建议与制度改革方案？可能的政治经济改革又将发挥怎样的关键作用？《中国经济新转型》集合了国内外顶尖经济学家，对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以及未来不确定的经济前景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论题的广度与深度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学者们所达成的共识是，中国经济新转型的内涵在于市场机制的进一步深化，而这种市场机制是由私人激励驱动的，是基于法治的，并辅之以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以此来追求稳定与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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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日]青木昌彦：1938年生，国际经济学会前主席、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客座教授，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1998年获得国际熊彼特学会熊彼特奖。
吴敬琏：1930年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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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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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作者简介
引 言 青木昌彦
第一章 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崛起 吴敬琏
第二章 中国投资和GDP增长繁荣：何时以及如何结束？ 德怀特H. 珀金斯
第三章 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 楼继伟
第四章 人口红利何时消失：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蔡昉等
第五章 适应真正的大变化：1989—2009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 迟巍等
第六章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 朱迪斯巴尼斯特等
第七章 健康、教育与1950年以来中国的人口转型 卡伦艾格斯顿
第八章 中国的社会保险与家庭消费 白重恩等
第九章 中国工商银行的首次公开募股 富兰克林艾伦等
第十章 污染与碳排放控制的环境成本与效益 曹静等
第十一章 多层级制度中的政治竞争：来自中国的证据 李星等
第十二章 中国结构性问题的制度基础 许成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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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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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经济史上，中国的工业化兴起及其作为一个经济强国的崛起，是一次革命性的事件。然而，人们如今正逐渐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经济正面临一个转折点，即经过三十年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后的另一次转型。从长期看来，这次新转型的本质可以在发展经济学与人口学的新概念与框架下得到诠释（例如，Hansen Prescott，2002；Galor，2011；Aoki，2012）。经过从马尔萨斯阶段（1911年至20世纪40年代后期）转型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及随后政府主导的初始工业化阶段（20世纪50年代早期至70年代后期），诸如人口红利（Bloom Williamson，1998）以及国内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迁移等有利的人口因素，确保了高增长时代的来临。
但如今这个发展阶段即将结束。简而言之，要求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而非其数量的扩张，正成为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动力。这种基于人力资本发展阶段的转变是中国得以维持人均收入增长的关键，尽管这种增长比过去三十年要慢。同时也是避免在发展经济政策领域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而引起的发展停滞的关键。众所周知，这种转型时期很快会与另一种转型时期相结合，即以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水平来划分的后人口转型时期，这两种划分标准都将导致人口抚养比率的增加。这种人口变化正是中国经济在过去六十年里快速发展的内生结果。这可能意味着这些变化也同样孕育着他们所提出的迎接挑战的希望之种。但外界普遍认为，要很好地利用这个希望之种，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度和体系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因此，为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家们似乎需要一个适当的时机去思索中国经济在过去取得的非凡成就，去分析它的现状以及去认知它所面临的挑战，这也是为了能够前瞻性地商议出政策决策和可能的制度建设，以此来迎接挑战。本书展示了关于这个研究议题的一系列成果，这些成果在选题的广度与分析的深入度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本书作者都是来自中国的顶尖经济学家以及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各自领域的权威学者。书中涵盖了以下选题：现代经济科学如何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它能给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给出怎样的建议？在外汇和资本管制领域、劳动力市场领域、社会福利体系领域、银行与公司治理领域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如何运作？在人口与环境的紧急制约下，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在考虑这些方面的发展时，需要提出这些领域或其他领域中的何种政策提议与制度改革方案？可能的政治经济改革将发挥怎样的关键作用？正如许多章节的作者所提出的，一次新的转型会需要市场机制的进一步深化。这种市场机制是由私人激励带动、法律法规管制，并辅之以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以此来追求稳定与平等。
我们将在本引言的剩余部分根据所收录文章的研究领域给出本书的大纲。
综观中国经济
第一章，“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吴敬琏在国际经济学会第十六届国际会议上的讲座。吴敬琏被公认为是当今中国最受尊敬的资深经济学家。过去的三十年中，他在政策研究与探讨方面，在对年轻一代经济学家的教学与培养方面，以及在与外国学者的学术交流方面都起到了代表性的作用。他在这篇文章中生动地描述了中国的经济学领域在三十年萧条之后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逐渐复苏的过程，以及这种复苏如何奠定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他详尽讲述了用现代经济学武装并与国际同行结盟的中国学者明确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同时概述了能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他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早期模型刚建立时就主张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会成为中国未来高速增长的驱动力。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现代经济学于社会发展中在具有历史意义的特定领域中所起作用的不朽见证。然而，通过分析了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他还指出这种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混合实行是一种过渡性体制，这样可能推进到一个基于法治的更成熟的市场经济，也可能后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甚至是裙带资本主义。他警告说，如果国家不采取显著的进步改革来阻止后一种路径并使中国在走市场导向、法治与民主的道路上受挫，那么中国将被隔离在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前一种路径之外。
第二章，“中国投资和GDP增长的繁荣：何时结束、如何结束？”，该文的作者是在中国经济和发展经济学上具有西方领先权威的学者德怀特帕金斯。他注意到迄今为止中国在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长一段时间里（长于三十年）享有近两位数的GDP增长率。然而，他认为这种国家高增长率在未来不会持续下去。事实上，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的GDP增长率将在未来十年内放缓——甚至可能在接下去的几年内放缓。在他成果贡献的开始，帕金斯注意到所有达到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它们赶上最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之前的很长时间内，大多都减缓了增长速度——这种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大多数国家在其人均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在1万至1.6万美元范围内时增长速度放缓。供给方面来说，中国的情况是在2000至2010年间GDP增长率的维持需要将其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提升至之前未曾达到的水平，而他认为这似乎不太可能。需求方面来说，中国的家庭消费水平在GDP中所占份额的非常低，而投资水平在GDP中所占份额的却非常高。这一较高的投资水平是由大量的住房建设项目和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所支撑。而这些项目尽管已取得了较好的业绩和较快的增长，但却会伴随公共投资领域需求的饱和而放缓。
第三章，“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的作者是楼继伟。正如吴敬琏在第一章中提到的，在80年代，年轻的楼继伟在改革方案的设想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及随后的90年代后期作为国家财政部副部长时，在设计和实施中国的财税改革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代表，他对本书的贡献是明确了在以下六个方面开展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社会保障体系、个人所得税、户籍（户口）制度、为解决公平与社会正义问题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责任，以及对资本账户管理和货币政策领域的改革。特别地，他强调未来五年里对稳定有序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追求将为以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为代表的中国金融业改革起到推动作用。楼继伟认为，我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背负着大量的外汇储备负担，这会对中国国内金融市场与伴随资本账户可兑换而实行的货币政策产生不相匹配风险。
第四章，“人口红利何时消失：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该文的作者是蔡昉和赵文。蔡昉以提出描述中国经济转型本质的一词“未富先老”而为人所熟知。本章给出了计量经济学的结果，结果显示在1982—2010年间，实物投资贡献了中国GDP的增长的约四分之三。然而，除非伴随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否则不断增加的实物投资势必会受到规模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时期中，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换句话说，额外的人口增长来源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由生育率较高和婴儿死亡率降低而导致的快速人口结构转变。但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达到了峰值，中国经济正在耗尽这种红利进而迫切需要寻求新的增长点。为此该文敦促将政策取向转向鼓励全要素增长率的增长，同时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险与人口结构变化
此方面的研究包含了聚焦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力问题的四篇文章：劳动力市场动态、人口结构动态，以及社会保险与福利体系。这些选题都与中国的新式复合转型息息相关，这种转型是指在人口老龄化与人口劳动年龄缩减的情况下基于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发展阶段。
第五章，“适应真正的大变化：1989—2009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作者是迟巍、理查德弗里曼和李宏彬，该文对过去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内城镇劳动力市场的运作进行了计量经济学研究。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新兴劳动力市场受到了供需变化与制度变迁的冲击。文中采用了1989年至2009年间的中国城镇家庭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市场在工资结构与工作类型方面报以了实质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反映了发达经济体中劳动力市场所进行的调整。然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与发达国家相背离的一点是在或多或少的有利条件下就业市场中同类者的收益与职业岗位正快速收敛。就这一点来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比其他国家的显得更有弹性。作者指出了三个可以解释这种情形的相关因素：（1）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2）较高的员工流动率；（3）中国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相对不成熟。
第六章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朱迪斯巴尼斯特、戴维布鲁姆和拉里罗森伯格，探究了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影响。通过记录中国已经开始并将逐渐深化的人口老龄化的主要转变，作者们评估了相比现在未来不那么有利的人口状况是否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制动。为此，他们对中国的人力资本、社会保障体系、卫生筹资、就业趋势以及其他关键方面的近期数据进行了分析，强调了中国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阻碍与优势。该文建议中国可以通过逐步提高城镇地区的退休年龄的方式，通过持续提高劳动力教育与技术的水平的方式，通过将老年人的家庭支持与将养老保险制度向农村与县镇地区的推广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将一些高收益率的理财工具调整为保本型以此应对未来的退休的方式，以及通过调整独生子女政策的方式去适应人口老龄化。他们指出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中国不一定会出现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因为这个国家有潜能去更好地利用其现在和潜在的劳动力来应对劳动力需求。他们还指出，中国可以更高效地去雇佣那些现已失业的，没有充分就业的（即从事边际产出较低的工作的），或者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受挫的人们。总之，通过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中国未来几十年内在管理其人口老龄化方面会有相当好的前景。
第七章，“自1950年以来健康、教育和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型”的作者卡伦艾格斯顿，从历史与比较的角度聚焦于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她认为，中国自1950年以来在人口健康与教育方面，以及这两个方面对人口结构转型的相互影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的飞速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但未被赏识的作用。此外，借助于21世纪中国经济向基于人力资本的内在增长而转型的驱动力，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可能变得更加至关重要。文章的第一部分描述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的预期寿命前所未有地增加的决定因素，以及过去半个世纪里中国在人口结构、流行疾病和人力资本方面的转型。第二部分讨论了改革时期人力资本的发展，包括对中国教育回报的研究，健康教育梯度方面的研究，以及通过扩大人力资本差距而出现的社会挑战。特别地，她描述道在1980至2006年间实现额外一年学校教育的回报率估计在8%至13%之间：这足以比的上许多中等收入或高收入国家的情况。但中国2010年8.2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却比美国1950年所达到的还要低。她还认为在新式转型下，社会可能会期望对控制感染性疾病的医疗系统以及人口健康急性病的治疗进行重新定位。
在第八章“中国的社会保险与家庭消费”中，白重恩和吴斌珍就新引进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影响开展的实证分析进行了报告。他们着重关注了这个制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至于医疗保险制度，他们利用一个近期出台的中国农村地区医疗保险项目的准自然实验来考察保险范围是如何影响家庭消费的。结果显示，平均意义上，医疗保险范围比非医疗相关的消费增加了超过5%。因此，文章对广泛持有的、认为中国较低的消费率起因于社会保障的不发达，这一观点给出了实证支撑。在社会保障方面，他们强调了较高的工资税率是如何影响家庭消费的。通过利用2002—2006年间九个省的城镇家庭调查数据，他们发现当工资税税率增加一个百分点时，家庭消费下滑约3.2个百分点。这个定量结果可以为中国当前关于社会保险如何集资的政策辩论提供了重要背景信息。
银行与公司治理
在始于2007年夏天的金融危机之前，“华盛顿共识”的观点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该私有化。有大量证据表明公有制银行效率低下并且受迫于政治压力。然而，自金融危机开始以来，中国公开上市的国有银行提供的证据表明，银行的公有制具有显著优势。在危机最严重之时，按市值衡量的世界上最大的三家银行均为中国的银行。这些银行并没有收到金融稳定方面问题的影响，并且帮助中国经济渡过了危机。第九章，“中国工商银行的首次公开发行”的作者是富兰克林艾伦、达里恩黄、钱俊和赵梦欣。他们聚焦于中国最大银行工商银行的首次公开发行。工商银行的首次公开发行是直至当时历史上最大银行的首次公开发行。它为一个国有银行如何在新市场上经历私有化过程并从一个完全国有银行向部分国有银行的转变提供了很好的例子。这个过程是中国政府努力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培养其银行部门满足国际标准、以及让金融机构转向市场化运作方式的初步成功。这同时也为金融机构如何将公有制优势与私有制优势相结合提供了很好的例子。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在2011年国际经济学会年会的系列论文150-II卷和150-III卷中也有相关论文（Svetlana Andrianov，Panicos Demetriades Anja Shortland，2012；Justin Lin Lixin Xu，2012），对公有制银行在处于发展阶段经济体的价值提出了类似观点，而这种观点是具有超前意识的。
环境控制的经济成本与经济效益
中国飞速的经济增长同时也造成了环境的恶化，对此的控制被认为是构成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明显约束。环境的恶化不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关注，也引起了整体上全世界的极大关注。于是较近期的政策关注是控制碳排放的国际压力。针对于此，中国在从2006至2010阶段的“十一五“规划中树立了严格的环境目标。在第十章“污染与碳排放控制的环境成本与环境效益”中，曹静等学者考察了这些政策的成本与效益。经济活动、能源使用、排放物、空气质量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复杂联系需要一个综合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作者们描述了与研究人员在将多行业经济模型、详细的污染排放清单、先进的大气模型和健康评估工具融合在一起的一些环境科学领域合作的过程与结果，这些领域将多行业经济模型、详细的污染排放清单、先进的大气模型和健康评估工具融合在一起。他们发现，在“十一五”规划中引入的二氧化硫与节能减排政策，实现了他们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的首要目标，从而避免了对公众健康与庞大GDP净效益的巨大损害。他们还给出了关于适度碳排放税的引入，特别是在最初的几年，将引发GDP成本的定量预测；但是，如果收入通过降低现有税率而反向循环，那么对GDP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会很小并且其带来的健康收益将超过GDP的减少。
政治体系的基础：过去与未来
关于中国经济的政治体系基础，集中分析了作为一方的中央政府与作为另一方的省政府或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第十一章，“多层次等级制度中的政治竞争：来自中国的证据”的作者刘崇、李星、翁翕与周黎安，研究了不同层次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经济增长目标。通过利用一个包含五年与年度政府发展规划的大型数据集，作者们记录了两个有趣的典型事实。第一，官方的经济增长目标往往会由于规划的逐级向下分解而被放大。第二，对负责行政管理的每一层级来说，已实现的经济增长率通常比经济增长的目标更高。他们对此通过一个基于不同层次的政府同时开展政治竞赛的模型提供了解释。
最后，在第十二章“中国结构性问题的制度基础”中，许成钢强有力地指出，过去三十年里刺激中国增长的单一政治体制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产生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在这个论点上，他把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描述成代表政治与个人控制权的高度集中但却代表行政与经济事务的高度分散的“分权式威权制”（RDA）。正如前面章节所描述的那样，这种制度为区域竞争与区域试验奠定了制度基础。然而，他认为这种极其强大的机制既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中国面对的大多数经济结构问题与社会经济问题，都是“竞劣”的区域竞争的结果，各区域政府通过压制公民权利等方式来寻求更多租金、掠夺更多土地，以此来展开激烈竞争。他警告，任何缓解这些问题的政策补救都会引起体制内各级政府利益的内在冲突。
如同本卷这部分中作者们所描述的一样，作为一方的中央政府与作为另一方的地方或省级政府之间的集权与分权的独特而复杂的组合可能会巩固历史与文化的根基（参见150-Ⅲ卷国际经济学会年会系列论文：Aoki，2012；Rosenthal Wong，2012；Ma，2012）。以下这些实际上反而是各种各样的当代经济与社会问题：房地产泡沫，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区域差距，以及与显著区分城乡居民的官方户籍制度相关的社会分化。同时还出现了各级政府在税收与公共支出方面的严重利益冲突。因此，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还需要相互补充，才能够展开有效并有益的新转型（参见青木昌彦，2012；楼继伟，第三章）。寻求这种解决方案肯定会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与政策讨论，也希望本书能够为此提供足够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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