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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推荐一：从石器时代，历经汉唐宋元明清，直到当代中国，梳理总结中国城市发展演变的脉络，剖析城市发展变化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
推荐二：全书收录百余幅精细地图，直观呈现城市的历史面貌，带你重游千百年前的中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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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是难得一见的图文述说。读者从中可以发现，历代城市的性质、功能、结构，以及整个城市体系的空间拓展形态和分布，竟是中国文明的演进及其在空间拓展过程的写照。
薛凤旋教授参考了大量中国的文献材料，以及西方相关的资料和发展经验，将视点时而交错于历朝的重大事件、经济状况、科技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军事和政治体制的变迁等作为营造城市和城市化的动力的细节之间，时而聚焦在中国的独特城市观与城市演化的特点上，其中不乏迥异于西方观点的精辟论述，以及从城市看历史和文明演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本书亦系作者累积三十年教研经验的一次专题总结。他精心研制的百余帧历代城市地图，是全书内容的精髓所在。读者只要图文互相参照，自能领悟中国的历史、文明和城市发展在世界文明之林中，所透露出来的独特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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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薛凤旋，原籍福建，1947年出生，在香港长大和受教育。他毕业于香港大学，取得地理学学士学位及硕士学位；1974—1977年就读伦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获博士学位。1977—2007年在香港大学任教三十载。2008—2012年担任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奠基所长。
薛教授专著及编著共约四十本，国际学术论文逾一百篇，主攻城市、区域发展、基建和发展策略研究。著作包括：《北京：从传统国都到社会主义首都》《中国的大都市》《中国区域发展报告》《香港与澳门》《香港发展地图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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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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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薛凤旋
第一章 中国城市文明的起源及其历史分期
中国文明与城市的土生性
多元的先民文化
中国何时跨进文明门槛？
第二章 由原始村落到仰韶晚期的初城
原始文明
仰韶晚期的聚落
一、姜寨一期
二、大地湾二期
三、城头山初城
初城的性质
第三章 龙山时代的城邦
什么是城邦？
龙山时代的社会
龙山聚落和城市
城市结构和功能
龙山城邦国
第四章 夏代：青铜时期的城市文明
中国文明最早奠基于夏代
夏代开拓了中国文化新纪元
夏代的地域空间组织与城市体系
一、核心地区
二、周边边远地区
夏代的城市文明
其他夏代城市
夏代——奴隶社会封建帝国的开始
第五章 青铜器的高峰：商代城市文明
中国有现存文字历史的第一个朝代
商帝国和商文明
一、仁 君
二、新的国家统治制度
三、税制、货币、贸易和法典
四、经 济
冶铜技术的发展和传播
商的疆域和城市体系
二里岗的城镇体系
在都城300公里内的区域性中心
沿边地区的区域性中心
商的属地和独立的方国
结论：商代已建立封建特色的中国城市文明的根基
第六章 由封建社会转变成工商业城市：周代与战国的发展
历史的分水岭
三代的理想：周王朝及其统治理念
一、封建制度
二、宗法制度，加上祭天地和祭祖先结成一个新宗教（儒教）
三、井田制度与城乡分别
《考工记》与中国城市规划
一、规划的原则、程序以及城市理想结构
二、宗 周
三、成 周
战国时代：铁器时代开始——封建被新中央集权所替代
东周和战国的新城市文明
一、临 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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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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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唐代：儒家模式的黄金期
魏、晋、南北朝的分裂至隋唐的大统一
王位继承的内争、外戚与宦官之专权，最后导致了汉室的衰落。旱灾和水患亦相继令帝国的农业经济疮痍满目，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中的黄巾和五斗米道蔓延广大地区，令各地将领和侯王自保，或如曹操等“挟天子以令诸侯”，最终起而问鼎，汉家天下从此四分五裂，开始了公元220—280年的三国分立（图8.1）。晋朝（或西晋）在公元265—316年间短暂地统一了中国。然而，西晋不久便遭越过长城而来的北方民族匈奴、鲜卑、羯、氐和羌侵略而弃守中国北部。这些北方民族在中国北部建立起新的朝代，并且日渐汉化，如汉化了的匈奴族在掠夺洛阳之后所建立的北汉。自公元304—384年，他们在中国北部先后建立了16个小朝廷或小国。同时晋朝退守淮河流域以南的南中国至公元420年，史称东晋。
随着晋室南迁，儒家文化的核心也跟着南移，依靠只控制半壁江山的汉族王朝，即东晋、宋、齐、梁和陈（公元310—481年）。与此同时，北方的小国逐步被强大的北魏所吞并。北魏的先祖是东胡的分支——鲜卑中深受汉化的拓跋氏。拓跋氏提倡胡汉通婚，尊孔崇儒，兴复礼乐，并将汉族的士族门阀制度推广，将胡汉士族定为九等，根据家族名望任官。北魏国都平城的建设，也严格地依循《考工记》。这种采纳儒家理论、以汉代为典范的士族官僚体系，导致高效率的行政，使北魏日渐强大。在北魏统治的后半期，王室更迁至洛阳，以之为新都。括言之，南北朝的对峙说明了万里长城并不能将民族分隔，汉与非汉的政权与分野只是观点与时代的角度问题而已。在亚洲大陆上，文化与民族的融合从未间断，而农业和畜牧经济的地域分界线也从来是模糊的。十六国时代说明了北方的民族在采纳儒家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融合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
在南中国，儒家思想亦和本土的道家思想、“进口”的佛学融合。此时，道家已世俗化而成为道教——一个本土宗教。然而一些南朝君主，特别是梁朝的皇帝更笃信佛教。单在梁朝首都建康（今南京），便建有480所佛寺，有僧侣10万人。在北朝，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亦往往推崇佛教，以避免过分倚重儒学。遗留至今的云冈和龙门佛教石窟，显示出当时北方学佛的现象。
在南北朝的分裂和战乱时代，中国总人口从西汉时的峰顶跌至公元221年的最低——1410万。北魏较长期和有效率的统治曾使北方人口在公元476年回升至3240万；在相近的公元464年，南中国的人口仍只有470万。后者似乎没有包括蜀国的约200万人（图8.1）。
公元581年，杨坚迫使周静帝下诏禅位，自立为帝，建国号隋，是为隋文帝。在统一北方之后，文帝灭了南方的陈国和西面的蜀国，结束中国自晋末以来的分裂局面。在隋（581—618年）统治期间，两代君主的文治和武功都是历史上少有的。炀帝努力安定边疆和拓展版图，多次征伐吐谷浑、突厥和高丽、越南北部，重开丝绸之路。此外，他们还完成了巨大的基建。其中重要的包括长300公里的广通渠，连接潼关和首都大兴（西安）；以及长2800公里的大运河，连接杭州、洛阳和涿郡（北京）（图8.2）。建设这两条运河就动用了360万名民工，即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除了这两大项目，还有修筑长城和建设新都城大兴等，使本来在慢慢恢复元气的农业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引起广泛的农民暴动，缩短了隋代的统治。然而这些巨大工程却使后代得利，特别是它的继承者——唐代。隋代还恢复了传统的礼乐制度和汉魏以来的官制，使君主专权的三省六部的中央机构得以确立；沿用府兵制，而对军队的指挥系统和兵役制度作了调整，使皇帝权力扩大；又开始科举考试和贡士，放弃“九品中正”体制，并建立了县佐必须回避本郡、任期三年、不得连任等规定，使用人制度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些都被唐代继承。
唐代的开国君主李渊是有鲜卑血统的关陇大族出身，其祖父为北周八大柱国之一，死后封唐国公。在隋时李渊为太原道安抚使。隋炀帝被杀后，李便建立唐朝（618—907年）称帝。在唐的文治武功下，中国政治统一，国力强盛。开元天宝之际，其疆域东起安东（朝鲜），西至安西（中亚），南起日南（越南），北至单于府（蒙古），计有边区少数民族的羁縻府856个，本土郡府328个，县1573个（图8.3）。有唐一代不但开创了儒家文明的黄金时代，而且还通过对外交往向亚洲乃至欧洲推广。其实隋是唐的先行者，而唐则使它们得到落实。比如，唐如隋制，在国内重要城市建设官仓、官立学校、法典；并将传统的礼乐制度发展至历史的新高峰，通过礼乐制度，明确了不同身份的人的不同社会地位。唐代所定的贞观、显庆和开元礼，涵盖范围远超三代的礼制，由君主到百姓都要了解礼和行礼，改变了早期“礼不下庶人”的局面。通过真实意义的“礼治”格局，从天人关系、君臣关系、官吏之间关系，以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等申明了统治的合法性。官学体系和科举致仕的体制，更在大儒孔颖达和颜师古的官定五经正本及其解释，即《五经定本》及《五经正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这对儒学的影响比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为重大。不但儒家思想和行为规范成为社会主流，科举制度亦彻底打破了士族贵族垄断仕途的局面。到玄宗时，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职已主要由科举出身的新官员出任。不过，唐代的崇儒并不构成对佛、道的排斥，后两者更不时受到皇帝的大力支持，多次资助和鼓励高僧出国以求佛经（图8.4），使佛道两家在唐代进入全盛时期，显示出儒学的包容性和实用性，在中国形成了佛教四大门派（包括在本土形成的禅宗）。按公元854年的统计，唐代有佛寺4600座，圣地4万处，僧侣26万人。西方学者认为唐代是东亚文明由中世纪转入现代社会的转折点，而唐朝亦成为东亚的政治和文明核心，为周边地区如日本、新罗、南诏、吐蕃、越南、回纥等仿效。通过丝绸之路，唐文明亦传播至地中海沿岸。在盛唐时（752年），中国人口回升至6000万（表8.1），其主要原因除了国家的大统一外，还要记功于儒家礼教统治的推行。
唐代政府体制与社会
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确定了以儒家思想治国的总方针：“偃革兴文，有德施恩，中国既安，远人自服。”唐朝的皇帝因而有远见地将儒学提升至国家宗教的高度，又大力推广教育，不但提高了百姓对统治者的认受，也为国家培养了忠心、可靠和高效的官员。它也使国家避免过分地倚重军人，同时还削减了高门大族的影响。
第二任皇帝太宗在公元630年诏命天下普建孔庙，又令地方官员定时祭孔。十年之后，太宗恭亲祭孔以树立天下表率。公元647年，太宗更下令将儒家22名先贤列为圣贤，并立石于孔庙之内，接受拜祭。自此，该习惯延续至今。祭孔之外，祭天地和祭祖先亦奉为皇帝和主要官员的重要职责。这些礼仪，使皇室家族扩大成为包括主要大臣、官员的融汇传统天人（包括人地）关系、祖先崇拜以及儒家等级宗法观念的“大一统”的“政治大家庭”。这就成为“以民为本”、“以文治国”的“礼治”的具体写照。城市是这些礼仪的展示平台，因而“礼治”所包含的考虑就成为城市功能和其主要土地利用区划的原则。
唐承隋制，强化了中央集权式的官僚体制。中央机构主要有三省、六部和九寺，三省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是：吏、户、礼、兵、刑、工；九寺是：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另外，设立御史台以为中央的最高监察机关。在地方政府方面，基本上是州（府）县两级制。
因为“以文治国”，国家的主要功能乃是通过皇帝和各级官员身体力行，推广儒家道德观点和教育百姓。在中央和地方层次，唐代建立了一个教育网络。中央在国子监下设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二馆（崇文馆、弘文馆），收皇族、大臣、官员子弟约8000人。地方州县设官学，学生达6万多人。同时，政府亦“任立私学”。这些学校的毕业生，通过公开考试（制举、常举）而出仕为官，使士（或儒家知识分子）替代了名门望族的血亲关系，成为人才选拔的主要办法，是世界上最早全面落实文官制度的国家。
上述是唐代儒家统治模式的主要内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因而完成了它的第二次历史性的复兴。随着唐朝版图的扩大，以及宽容的外交政策，这一儒家统治模式亦为周边国家所景仰和模仿。日本的“大化改革”（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基本以唐朝的体制为依归，奠定了日本至今的文明主流。
由于皇室有鲜卑血统，因此，在文职和军队中任用非汉族的少数民族成为唐代的种族和文化特点。不但边区的都护府是如此，朝廷中亦有不少少数民族官员。是以，唐朝不但对外来文化包容，本身亦是东亚社会的典范：一个双向的开放的社会。
唐初，突厥是亚洲最强大的民族，管治了回纥和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图8.3）。公元582年，唐兵破突厥，使之分裂为东、西突厥，并于公元657年完全消灭了西突厥。唐朝对朝鲜半岛（靺鞨）、西藏（吐蕃）、西部回纥的征伐都取得了胜利，将不少边境地区建成羁縻府州，归中央管辖。又或赐姓封王，使来朝贡，承认唐朝的宗主国和皇帝的天可汗地位。唐帝国因而西越葱岭，与中东和印度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初唐行使府兵的民兵制。适龄男丁出当兵役，三年检点一次，21岁入役，60岁免役。府兵是均田制下的农民，平时种地，农闲时操练。玄宗以后，由于年年战争，加上均田制败坏，人口流失，遂以募兵替代府兵，并将沿边分成九区，各由一节度使领兵。其后节度使又被授以地方政治和经济大权，发展成为强大的割据势力。唐代武功的关键之一是唐初皇帝对战马的喜爱，并建立了强大的骑兵。国家在北和西北边区建立了大型战马养殖场，在7世纪时的高峰期共养马70万匹，包括了阿拉伯和吐蕃的良种马。其后由于吐蕃和突厥多次侵犯，破坏了这些养马基地，导致马匹流失，最终削弱了唐军的攻击能力。
在农业方面，南方的发展，特别是一年两造（早熟）稻米，以及插秧（即先育秧苗，长大至某程度才正式种下田里）的普及，使稻米增产，可达每亩年产400斤。北面的黄河平原地区，粮食产量也比以往增加四分之一，虽然亩产仅103斤。由于中央政府、军队和大部分人口都集中于北方，大规模的南粮北运成为帝国的必要工程（表8.2）。南北大运河成了沟通长江流域和中国北方的粮食通道（图8.2）。公元735年的记录显示，在之前的三年，大运河共运输粮食700万石。运河上繁忙的交通，也促进了河两岸城镇的手工业和其他商品的生产和贸易，包括与外国的进出口活动。此外，唐朝亦将前朝的驰道扩充为一个总长5万公里的全国驿道系统。这个以长安为轴心的干道网，每30公里路程便设一驿，驻有官员检查往来人员、货物，收纳关税（图8.5）。全国共设驿站1643个，中央和地方政府亦向合资格人士发给通行护照。安史之乱（755—763年）后，中国往中东和印度的陆路重新阻塞，南中国沿海的商港因而兴起，成为新的中外贸易门户。
安史之乱（以藩将边区节度使安禄山和史思明为代表的地方军事叛乱）再一次导致人口南迁，不但削弱了北方豪门世族的影响，也加速了南方农业的扩张。当南方的贸易与文化发展至高峰时，中唐（780—850年）亦倚重于南方。朝廷因此在南方建立了数个专营事业，其中盐的专营提供了国库年入的一半，而茶叶专利则贡献了年纳的十分之一。大量的商品流通和贸易活动导致在9世纪末“柜坊”和“飞钱”的出现，这都是最早的支票。商人在京售完货物后，可将现款交给进奏院，在回乡后凭进奏院的“公据”取款。此外，还有私办的“使换”，也具备同一功能。自中唐以后，在南方一些大城市如广陵（扬州），商贸活动已冲破坊门，开始沿街设店，同时也出现了夜市和城外的定期集市——草市等。商业的繁荣，使自周代以来对城市基层住民和工商业活动严格管理的行政体制——坊市制度，开始崩溃。
唐代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
城市作为行政中心以及为农业地区服务的中地，自然也随着人口南迁和南方农业的扩张而在南方长足发展。在中国的西部、北部和西北边区，节度使的设置以及羁縻府、州的建立亦促使当地城市化。我们可以通过汉、唐两代南方城市的数目和密度的比较体会出来（比较图7.2和图8.2）。表8.3亦将东汉和中唐的城市空间分布作了相应比较：
中唐的城市比东汉时增加了约五百座，新增城市主要集中在南方的长江和珠江流域，特别是在剑南道，即现今的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在公元740年时，该处共有314座城市，是北方总额的一半。唐代的城市化显示出如下的新规律：
一、南方涌现新型大都会
它们即建康（南京）、江陵（荆州）和益州（成都）三大都会，及京口（镇江）、广陵（扬州）、寿春（睢阳）和番禺（广州）等港口城市。中唐时，益州和广陵的税收，包括盐、茶等专利收益占了全国岁入的九成。
二、运河城市
自隋统一中国后，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迁回北方，隋唐的人口增长也随之以北方为重。运河的兴建，特别是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解决了南北之间人口与农业生产地域不协调的矛盾。大运河亦成为延至清代而不衰的新增长带，使两岸的城市都繁盛了起来。在中唐，这些城市包括了四大都会：楚州（淮安）、广陵（扬州）、苏州和杭州，七大商贸城市：华州（华县）、陕州（陕县）、汴州（开封）、宋州（商丘）、泗州（盱眙）、润州（镇江）、常州，以及28个州治（图8.3）。
三、长江沿岸城市
水利和灌溉之利是长江沿岸重要城市发展的主因，特别是在长江与大运河交汇的那一段。中唐时，这些重要城市包括十大城市和二十座州治。较出名的有江陵、益州、建康、广陵和润州。
四、东南的海港城市
自六朝以来，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港城市因应与东南亚的贸易发展而兴起。中唐时，吐蕃与突厥一度阻断了丝绸之路，印度及中亚商人被迫由海路而来，开通了海上丝绸之路，使东南沿海城市如广州、潮州、泉州、福州、温州和明州（宁波）发展为海港城市。一位阿拉伯商人于公元879年记载：广州城内有12万名阿拉伯人、犹太人以及基督教和祅教人士。
在长江口的北岸，也有重要海港城市如广陵、蓬莱（德州）、明州、卢州和平州。
五、行政及军事重镇
正如前述，大部分城市都是各级行政区域的治所。但在边区，却设有具行政和军事功能的11个镇。唐代的省级区域府和州约等于汉代的郡。这个最高层次的区域的总数在唐代有明显的增加，特别是在淮河以南（图8.3）以少数民族为主的边区，一些较低的聚落被提升为羁縻府或州以强化边区的防卫，因此它们的数目很多，甚至比一般的府和州多。如在公元740年，后者只有317个，而前者却有856个。
中唐以后，一些在城市之外或农村地区的贩卖农、林、牧产品的“草市”，由于贸易和人口较大而被提升为县，并成为县治。政府在这些地方设有管理机构。这是中国最早的基于交通便利地区商贸发展而形成的城市。因而商贸活动首次成为城市化以及建市的新动力，并且使这类活动不受城中官市的限制，而在大街两旁设栏店，甚或离开城的局限而沿大道、运河和大河的两旁伸延。后面的案例，即唐末的扬州，见证了这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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