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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关注中国政治发展，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是笔者最近数年的主要研究事务之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导向，就是“除旧布新”——除斯大林式的“旧”社会主义体制，布现代规范政治体制之“新”。这是本书力求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脉络上凸显的论述宗旨。
——中国最有演讲魅力的教授 任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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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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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旧布新》作为重要的一部政论随笔，作者基于自身在中国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的积累，能够流畅地探讨关乎国家改革前景的各类问题，通俗又不乏学理，理性而不乏激情。本书力求凸显改革的两个脉络：历史脉络与现实脉络。从历史脉络角度编选的文章，主要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演变着眼，观察和分析中国现代转型走到今天的种种变化和结构面相。这是本书上编“新旧兼综：中国政治转轨的复合结构”所收文章的主旨所在。从现实脉络角度编选的文章，则着重刻画近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描述并分析改革开放走到一个聚焦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十字路口之时，中国改革的现实处境与可能前景。这是本书下编“新旧之间：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抉择”所收文章的关注核心。全书重在表述一种将中国的改革推向纵深地带的主观意图，力求在表达这一愿望的基础上，展示笔者心中希冀的、且正在凸显的现代中国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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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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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1999年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合作研究员，2010年任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兼任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兼职或客座教授，数家期刊的学术委员或编辑委员。目前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中西政治思想和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研究。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1992）、《伦理政治研究——从先秦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1999）、《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儒家伦理及其现代处境》（2003）、《权利的召唤》（2005）、《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2004）、《后革命时代的公共政治文化》（2008）、《政治哲学讲演录》（2008）、《为政之道：1978－2008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综观》（2008）、《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2012）、《社会的兴起——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问题》（2013）、《复调儒学——从古典解释到现代性探究》（2013）、《拜谒诸神：西方政治理论与方法寻踪》（2014）。主编或合作主编著作与教材数种，被誉为“中国最有演讲魅力的教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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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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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国家，在决断关头
上编新旧兼综：中国政治转轨的复合结构
一、政治转轨的成因
停滞，在现代化的起点上
为现代筹备：15世纪前后中西会计的差异及其影响
革命建国与民权政治
“五四”反思与中华文化重建
在世俗之上：“信仰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价值
活性的传统——在《原道》十周年纪念会议上的发言
二、政治转型的主题
难以贯穿的逻辑——民族—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困局
以公平追求效率，以效率成就公平
精英兴废与国家盛衰
知错能改之谓善——从中国古典政治文化看问责官员复出
三、政治发展的动力
中国发展路径：从左右为难到左右逢源
网络问政与中国政治发展
微博问政助推执政方式变革
危机治理：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思考
四、政治变迁的态势
公众的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参与
转轨中的基层政治结构
农民工权益保护要均衡权益与利益
环保的绩效困局与政治保障
五、政治理念的商榷
为了清醒的读书
尊重民权：评高全喜“人民的堕落”
化约的政治经济学：评高全喜“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
美国政治没有秘密：评高全喜“美国现代政治的‘秘密’”
为革命谢幕的“立宪时刻”
台湾转轨的阐释：评朱云汉等《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
澄清苏东变局：读《从“东欧”到“新欧洲”》
下编新旧之间：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抉择
一、年度观察2010
2010中国政改：顺产的倡导与难产的实施
勉力崛起的大国：从2010年中国的政局看
二、年度观察2011
2011中国政改：问题的持续与期盼的继续
2011，推而难动的中国政改
三、年度观察2012
以周期论改革
在真正的大转型到来之际：资本主义危机与社会主义改革
改革的真假之问
打黑除恶与国家暴力的正当运用
钓鱼岛事件与中国民族主义
四、综合观察2013
确立强者政治思维的理性之道
为民族唤魂
窘迫的民族主义——在国家认同与怨恨记忆之间
中国的政治结构与改革出路
“关键在于落实”：以党内民主重建统治合法性
破除心魔、重建共识与推进改革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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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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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的崛起，呈现为两个大的历史断面：1949年的历史断面，显现了自身发展衰颓、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国家状态的终结。1978年的历史断面，显现的则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寻找到富强之道，重新建构国家实力的状态。前一断面的意义当然不容小觑；后一断面的价值更是值得重视。但前一个断面仅仅凸显了国家独立自主的政治画面，而国家的富强之道隐而不彰；后一断面虽然展现了国家富强的道路，但中国能否在这一道路上披荆斩棘、开辟新路，从而真正完成民富国强的现代转型重任，显然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艰苦努力的绵长过程。
在比较现代化的宏大视野中，现代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先发内生的现代化国家树立了现代典范，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交相作用的现代体系呈现给当今世界各民族国家。但对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来说，是不是认同这一现代典范，已经是一个各取所需、欲迎还拒的复杂状态；而且即使认同这一典范，究竟如何切近地将自己的历史文化、政治传统和转型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并顺畅地推进自己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也是一个充满着戏剧性的艰难转变过程——在某些现代要素的外部供给和内部需要的基础上，后发现代国家的局部转型常常可以迅速获得引人瞩目的成功。然而从总体上讲，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要想实现整体的现代转变，既充满艰难险阻，又存在无尽变数。因此，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随时随地需要对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决断：在每每遭遇这样的决断关头时，后发国家要么突破转变瓶颈进入现代国家行列，要么眷顾转变前夕的体制好处而打回衰变原形。这种国家决断，是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在国家建设中最难以妥善解决的难题，但也是这样的国家无法回避的国家建设宿命，更是这类国家官方、学者与民众受到严峻考验的国家建设的头号问题。
无疑，中国崛起了；同样无可怀疑，中国还处于国家建构的艰难转型时期。中国的崛起，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国家的经济能力有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提升。如果说现代国家的发展是由经济作为引擎的话，中国的崛起在这里就获得了最强有力的证据。只是现代经济的发展不再是简单依靠经济因素就可以长久维续下去的事情。无论是人们解释“西方的兴起”、还是关注“中国的崛起”、或是总结“拉美的失败”、抑或分析“日本的停滞”、讨论“美国的衰落”，无不将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社会甚至传统、习俗纳入到论述中间，否则得出的结论就绝对地不可靠。只有在这样的综观分析视野中，人们才足以论断一个国家在国家间竞争中的优劣处境，并将这个国家的发展前景凸显出来。就此而言，中国经济总量的做大固然可喜，但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遗留下来的大量未决问题，也已经突兀地摆在了国人面前，既不容国家政策的制定者轻忽，也不容学者们轻率地处置，更不容民众轻快地否认。事实上，中国是不是能够处理好诸如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处置好经济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寻找到粗放型经济之外的崭新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和明显制约中国的当下发展，以至于它们随时在敲打国家领导人、社会精英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心门，要人们给出合理的解释与解决的方略。
中国的崛起，自此受制于国人对国家现代转变中未曾解决好的基本战略问题的决断。
这一决断，首先是对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总体决断。无疑，在中国现代转变的初始阶段，中国人坚韧地选择了令自己曾经十分痛苦、难以适应的市场经济。30年的计划经济，曾经是中国人习以为常、至今仍然使部分人无比眷恋的经济形式，供给制曾经给人最大的“低级”满足。市场经济则使中国人陷入竞争性获得生存发展资源的“高级”烦恼之中。在低级满足与高级烦恼之间，中国人终于觉得选择令人心神不安的高级烦恼还是好过“不患寡而患不安”的低级满足。问题在于，当中国人选定市场经济作为自己的经济资源获得基本模式的时候，未曾明白这一经济形态所需要的相关支持条件。尤其是国家政策的决断者曾经将这一经济形式视为孑然独立的经济形态，想象政治与社会维持原有状态不变，仅仅依靠市场经济把中国从贫穷状态推进到富裕境地。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地带的推进，这一想象已经成为幻想：当人们面对庞大的市场财富的时候，不公平的分配、权钱的勾结、权贵资本主义的成型，让社会处于分裂的边缘；而国家权力体系的老化、法治化状态的迟滞、公平正义的政治体系建构的迟缓，导致国家的政治整合能力的下降。对前者，一些人曾经简单地认定，只要继续推进市场经济，分配不公就可以顺带解决；对后者，一些人也相似地认为，只要强化国家能力，它就足以解决看似困难的政治问题。今天看来，那些由政治家凸显的操作化幻想，与学者们提供的理论性幻想，均已成为国家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障碍。
中国已经不能再在不确定的、因此具有某种跳跃性选择便利的国家哲学境地中迟疑徘徊了。国家需要明确地选择足以支持其长期发展的总体战略。那种自淫性地认为中国可以跳出现代典范的“三界”之外，不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法门”之中皈依现代正轨的幻想，可以休矣！只有围绕现代典范的基本原型展开中国国家战略决断的运思，中国才有希望真正实现国家的崛起，完成艰难的现代转型。否则，中国就会自己将自己打回“落后就要挨打”的困窘原形。
为此，在国家战略的决断中，几个基本问题的抉择极为关键。其一，中国的国家形态必须转变。当下的中国国家形态是政党国家，而不是现代典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形态。政党国家在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中，是最容易迅速积聚起国家资源并组成反抗性国家的国家类型；同时也是其建国后自如地聚集国家资源、运行举国体制并实现国家推动的发展方式的国家形式。但它最大的不利是党在国上，因此政党的管理难题必定日益凸显，政党与国家的法治化治理难以理顺，政府的有效运转难以轻装上阵。因此，将政党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就不是一个支持谁或推翻谁的政治选择，而是一个怎样能有效组织国家运转的行政选择。执政党必须经历严峻的心理考验，才能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对自身政党华丽转身的决定性意义。
其二，中国的基本政体选择刻不容缓。从1949年迄今，中国的政体都是战时政体。这意味着中国的政体既具有适应战时千变万化条件的灵活性，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政体还未坐实在稳定的法治框架中。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大国，选择了单一制的政体形式，但单一制的运行已经笨拙如牛。如何从联邦制的国家体制中引入活化中国单一制的政体要素，需要深入研究。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选择了民主集中制度，但这一制度似乎不足以供给国家运行的基本秩序。规范的现代国家基本上是宪政民主的国家。确认宪制、分权制衡、民主决策、权利共享，是一个现代国家足以成为强大国家的政体前提。因此，中国人必须动心忍性，促使国家落定在宪政民主的政治平台上。而不能在诗性的政治超越动机上敌视现代民主政体，耽误民主国家建设的有限时机。
其三，中国的国家要素结构方式必须重组。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国家权力通吃的政治建构。市场和社会完全不足以跟国家抗衡。因此，国家的发展也就单纯地依靠国家权力体系提供的动力。显然，在市场释放价格动力、社会发挥自治作用的情况下，它们与一个被规范起来的国家权力体系共同作用于国家发展，其对国家发展提供的动力，要比单纯依靠国家权力推动国家发展的动力强劲、深厚得多。为此，国家怎么有效地让渡出市场空间，而不是打压市场力量，就成为国家自我规范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国家如何退出它长期占据的社会空间，真正让公民有一个自治的天地，从而使公民不至于单纯依赖国家、缺乏起码的公民自治能力，而具有与国家积极互动的社会政治理性，也就是国家必须审慎对待的问题。一种单凭敏感的政治直觉拒斥独立市场与自治社会的政治决断，远期来看，对国家具有极其严重的危害。
与中国崛起的国家战略携手出场的则是中国的国际战略。中国对自己国家的国际战略的整体决断，对于中国如何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尤其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登上国际舞台，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不能不承认，近代以来，中国就未曾理性制定过自己的国际战略。这不是中国人愚笨所致，而是中国人的近现代处境注定的事情。“弱国无外交”，这是现实主义支配下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个最直截了当的断言。即使中国在崛起的初期，国家领导人也在尽力选择一种不挑衅现有国际秩序的前提条件下做大做强国家的进路。在“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国际关系理念指引下，中国一向以二等国家的国际理念处理国际关系。这些理念自然都有它出台的历史依据。但就今天中国的国际处境来看，再以“弱国自认”为前提去处理国际关系，恐怕就会使中国的国家利益受到损害。一个GDP已经稳居世界前三位的国家，任由你怎么“藏富装穷”，国际社会也不会将你拒斥在国际事务之外，也不愿让你免除必须承担的国际义务，更不会失去在你这里获得所需资源的契机。因此，中国与其继续做隐形大国，不如挺身而出，以大国的姿态进入国际社会，既承担国际责任，也借此促使自己国家优化国家结构，以便塑造一贯的国家形象，有力担当起中华民族的国际使命。
中国的国际战略决断问题就此鲜明凸显出来。
中国的国际战略决断，同样需要抓住几个基本要点：首先，一个现代国家的国际战略，必须首先以夯实的国家战略为前提。国家战略，既涉及前述的国家基本制度建构问题，也涉及国家自觉地以何种形象出现在国家社会的问题。前者是一个较为单纯的国家建设问题，后者则是一个国家内部建设与国际形象建设相互关涉的问题。在中国还是一个弱国的时候，中国人习惯于以一个落后挨打的弱国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发达国家对我们的历史欺凌，也可以道德化地要求西方国家偿还历史“欠债”，更可以以自己的欠发达减少支付国际组织的费用份额。但今天中国不能再以这样的国家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了。国家的历史怨恨应当被国家间的宽容理解精神所替代，国家的道德化思维应当被国家间的利益交易所更化，国家的国际退缩政策应当被进取性的国际政策所改变。总之，中国应当以更为自信的姿态进入国际社会。
其次，中国的国际战略必须兼综国际利益与国家利益。就国际利益的国家维护来讲，中国不能以一种世外桃源般的特殊主义心态进入国际空间。普世价值、全球规制、基本制度，我们都没有必要采取一种硬性的排斥态度。需知中国古代的国家哲学——儒家哲学，就是建立在普世主义的基础上的，现代中国“向西方寻找先进真理”的时候，也怀抱着一种普世主义的情怀。特殊主义常常是弱国自我维系其自恋情结的理念，它畏惧交流、害怕“拿来”、拒绝学习、恐惧融汇。特殊主义从来不支持大国崛起，或者仅支持扭曲的大国崛起。就此而言，建立适合中国崛起的普世主义国际话语，就成为中国官民共同努力的事情。而就国家利益的国际维护来看，中国必须首先融入现有国际秩序之中，进而在现有国际秩序中找寻矫正不利于自己国家利益的国际规则。一种外部的指责态度不足以改变国际规则，因而也就不足以维护国家利益。“合纵连横”的外交方略不仅是一种外交政策，更是一种外交思维。
再次，中国的国际战略应当有更为系统的理论支持和更为巧妙的外交手段支撑。由于中国缺乏自己的外交理论，因此在利用别国的外交理论的时候，常常无法保证自己的国际话语的逻辑一致性、政策连贯性和理论自洽性。为此，在中国决断自己的国际战略的时候，必须将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研究放置到与已经先行的国际经济、国家贸易与国际金融同样重要的位置来对待。而且，必须承诺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与国际关系的实际处置之间相互尊重的状态。高超的国际关系处理技巧与高妙的国际关系理论联袂出场，是一个成熟的现代大国的标志之一。没有成熟的国际关系理论指引，一个国家对国际关系的处置常常就会陷入一种前后不一的经验陷阱；没有高超的外交手段，一个国家的理论家就不足以概括出高妙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两个方面，都是中国需要加大力度补课的。
无疑，中国正面对国家战略与国际战略同时决断的艰难时刻。这一艰难决断，既受到中国发展态势的催迫，也受到中国政治运行周期的紧逼。就前者言，中国市场经济向纵深的推进，在在需要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宽松的国际环境的支持。就后者论，决定性地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处在自己两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段时期，无疑需要以反思的姿态检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国家方略与国际政策的实效，同时需要草拟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的国内外政纲。前者是中国发展态势注定的国家决断问题；后者是国家政治核心力量的运行周期决定的内政外交反思。前者之长期而持续的动力、与后者当下而切近的推进，都显示出国家正在进入一个决断的时期。申述这一“不进则退”的国家决断逻辑，就是推动决定性影响国家前程的人们勇于在决断关头体现出内在的政治勇气，在关键的历史时刻率尔推动国家的进步。
中国发展至今，进则有理，退亦有据。近十来年，不同主张的人们既强力申述了推进中国社会向现代规范状态进逼的理由，也强调了维护某种刚硬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态的依据。两种主张都有强大的理论论证，也都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持。前者可谓“进”的选择，后者可称“退”的道路。进退之间，“两强相遇勇者胜、两勇相遇智者胜”的历史教诲再次回响在我们的耳畔。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领导人必须以巨大的勇气、高超的智慧引导国家前行。这不是个人喜好的表达，这是历史的深沉召唤。
因应这一召唤，学界中人自然应当沉潜思考、深刻反思，以提出负责任的国家决断方案，并提供给国家领袖以决断的智性支持。这正是一批学者聚集在一起申述“中国向何处去”的看法最直接的动力。看法容有乖谬，见解或有失误，对策抑或“怪诞”，但对国家忠诚的赤子之心或可启发关注国家决断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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