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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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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十四卷本八册的《盛世危言》，这是郑观应甲午战后出版的政论集，其中关于“商战”的命题甚至在百年后还引起了学界和商界的重大反响。郑观应不是第一个提出提高商人和商业地位的政论者，但无疑他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表述提出了一种解决中国甲午战后困境的方案。在主张“商战”的同时，还倡言议院，革新弊政。第二部分是关于道教的七封函札，从中可以管窥郑氏道教思想。第三部分是《长江日记》，详细记述了1893年郑观应作为招商局帮办从上海到重庆巡查各分局的情况，其重点在于三峡风光、人文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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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人物简介
郑观应1842年7月出生于广东香山一个亦儒亦商的家庭。早年科举未成，即循乡人之迹而北上上海入为买办，三十三岁时成为后来中国航运业巨头之一的太古轮船公司的总买办。与其乡人不同，郑观应终身服膺儒、道，强调“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在其寻找富强之道上，他希望通过“商战”，通过改革当时的弊政，以求“能富而后可以致强，能强而后可以保富”。也许正是这样一种思想，使得他后来离开洋行而服务于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等洋务派创办的企业，并因《盛世危言》一书而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商人。辛亥革命后，因荐主盛宣怀的失势，他在轮船招商局内也难有作为，转而热心教育。1921年6月病逝于轮船招商局公学宿舍内。
编者简介
任智勇，1973年出生于浙江永康。先后入中国人民大学、柏林洪堡大学、北京大学求学。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方向是晚清海关史、财政史。著有专著《晚清海关再研究：以二元体制为中心》，发表《道光、咸丰朝的粤海关监督考》、《晚清海关二元体制沿革考》、《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赔款的偿付》等十余篇论文。
戴圆，1978年出生于湖南冷水江。1997年开始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北京印刷学院，现为社科部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发表《中央苏区粮食调剂局的建立》、《郑观应和他的同乡们》等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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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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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盛世危言
邓华熙奏稿
《盛世危言》彭序
《盛世危言》郑序
《盛世危言》陈序
《盛世危言》初刊自序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
《盛世危言》卷一富国
道器
学校
西学
考试上
《盛世危言》卷二富国
考试下
吏治上
吏治下
通使
游历
《盛世危言》卷三富国
商务一
商务二
商务三
商务四
商务五
商船上
商船下
保险
商战上
商战下
《盛世危言》卷四富国
税则
捐纳
开矿上
开矿下
技艺
农功
藏书
《盛世危言》卷五开源
议院上
议院下
公举
公法
日报上
《盛世危言》卷六开源
日报下
训俗
铁路上
铁路下
电报
邮政上
邮政下
《盛世危言》卷七开源
银行上
银行下
铸银
纺织
垦荒
旱潦
赛会
修路
《盛世危言》卷八强兵
练将
练兵上
练兵下
民团上
民团下
水师
船政
《盛世危言》卷九强兵
海防上
海防中
海防下
边防一
边防二
《盛世危言》卷十强兵
边防三
边防四
边防五
边防六
边防七
边防八
江防
炮台
火器
《盛世名言》卷十一强兵
间谍
巡捕
建都
廉俸
典礼上
典礼下
刑法
罚赎
弭兵
《盛世名言》卷十二节流
禁烟上
禁烟下
传教
交涉上
交涉下
条约
入籍
教养
《盛世名言》卷十三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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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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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郑观应（1842年7月24日—1921年6月14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雍陌乡。本名官应 关于郑观应的本名，除了夏东元外，大多数学者都以“郑观应”为其本名，其实这是他的俗名，他的官方和家族称呼都是“郑官应”，只是现在“积俗难返”。参见邓景滨：《郑观应考证两则》，载《岭南文史》，1994（2）。，又名观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等，中年后别名罗浮待鹤山人。作为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在近代思想史和经济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代开始，就陆续有学者对他展开研究，如邵循正等著名历史学家就曾对他进行了专题讨论。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夏东元适逢其时地在洋务运动的研究脉络中对郑观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了《郑观应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以及在《郑观应传》基础上补充修订成的《郑观应》（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书中所言一时成为不易之论。而其学生易惠莉也出版了《郑观应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直接以郑观应为主题的研究论文更是达到了300篇以上。这些多少可以表明郑观应在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而郑观应的名著《盛世危言》更是不仅在清代就被多次盗版翻刻，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还至少有九个出版社出版过《盛世危言》。 按照费成康先生的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1年，先后有上海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蓝天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等七个出版社先后出版过《盛世危言》。就编者所见，此后还有2002年辛俊玲评注的华夏出版社版、2006年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版。此外，海峡对岸的台湾也至少有1968年大通书局版和1976年学生书局版这两个版本。此次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之邀，我在此再次选编郑观应文集。时与势移，当我们在21世纪重新审视郑观应时，我们对“泰西”已经不再陌生，对发展经济已经不再那样焦急渴望，对促进政治革新的种种举措也早已耳闻目睹。我们这个时代已然不再需要对郑观应等当年了解西洋的人进行顶礼膜拜——虽然他们的忧国忧民情怀依然值得尊敬。在今天的我们眼中，郑观应已经褪去光环，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不再需要为他文过饰非，只需要还原一个历史中的人物。作为选集，总需要对原著者的生平做一个介绍，以便读者了解原著者，了解文字背后的他的故事。鉴于夏东元诸位先生已然有了非常详尽的传记，所以在这里，仅就自己所理解的郑观应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一、郑观应和他的时代现在研究人物的学者都非常清楚一点：历史人物不能离开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即使英雄人物也是如此。郑观应无法比英雄更高一筹，所以我们只能把他放在历史的情境之中去理解，所以对郑观应的介绍的第一部分就是他和他的时代。在阅读关于郑观应的史料的过程中，我个人以为他的出身和他的交际圈对他人生的轨迹影响莫大，下文也就分成两个部分进行介绍。1.出身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使得郑观应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有了特殊的际遇，他的人生轨迹和人际交往也大抵与此有关。他的父亲郑文瑞很可能在咸丰初年（19世纪50年代初）曾在上海做过买办，不久后回到故乡担任塾师。这样的经历，使得他并不排斥经商，而他的孩子们在科举未成之后也相继被他送到上海学做买办。郑文瑞“既商亦儒的人生道路影响了郑观应的人生经历” 易惠莉：《郑观应与他的家族》，载《岭南文史》，2002（3）。。1858年，当郑观应十七岁应童子试未成时，他没有和岭南等地众多的士子们一样选择再考，而是去了上海投奔叔父准备去洋行当买办。因为，当时在上海的诸多为外商服务的中国人都是开埠后从广东跟随而去的广东人。而且“出于对广东买办特别是香山买办的信任，开埠初期的上海外国商行，大都愿意雇佣香山人做买办” 胡波：《香山买办与开埠后的上海社会》，载《史林》，2004（4）。。郑氏家族的诸多亲友更是为郑观应铺垫了前途。可能是因为前途只有成为买办一条，郑观应别无选择，只有努力学习英语，努力学习经商手段，积累经商经验。到了1859年，在同乡亲友（曾寄圃和徐润，他们都是宝顺洋行的买办）的帮助下他转入宝顺洋行工作，并于次年成为买办。1867年，按照惯例，他在担任买办之余，又和亲友投资公正轮船公司。当宝顺洋行停办后，他又由于在那里的工作经历，在1874年成为新创办的太古轮船公司总理——因为身为创办人之一的总船主麦奎因原是宝顺洋行的船主，他很欣赏郑观应。在上海的长期工作，以及在赈灾过程中的表现，使郑观应开始与江浙士绅关系密切起来，甚至与名声甚好的经元善、谢家福 根据现存的谢家福所藏的兰谱，可以确定他们结义的时间是在光绪五年（1879年）农历六月左右。参见黄鸿山：《江浙洋务集团内部关系考——以谢家福所藏郑观应等人兰谱为中心》，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6（2）。等人结义为兄弟。在同宗——在淮系有相当地位的津海关道郑藻如郑藻如，字玉轩，又字志翔，广东省香山县人。他于光绪四年（1878年）经李鸿章推荐担任津海关道——直隶总督的主要外交助手，光绪七年（1881年）后先后出使美国、秘鲁。与郑观应在上海“旦夕过从”的时间应是在他担任上海制造局会办的1878年。参见《香山县志列传》卷11，19页，1924年刻印本，转引自武曦：《〈盛世危言〉的成书、增订及版本》，载《文献》，1980（2）。的揄扬之下，郑观应还与淮系巨头李鸿章、盛宣怀发生了联系，尤其是盛宣怀几乎影响了他后半生的人生轨迹。在盛宣怀的影响下，郑观应先后三次加入轮船招商局，其间还入主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也就是说，他和同乡亲友徐润、唐廷枢等人一样“洗白”了自己的身份，从一个买办转变为洋务企业的核心经理人。洋务企业的管理者拥有亦官亦商的身份，这样的身份又转过来使得他拥有了更多的资源。作为一个广东籍的名人，郑观应与很多广东人都发生过联系。后辈中更著名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作为晚辈同乡都曾和他发生过联系。他虽然不同意康、梁激进的变法措施，但还是给予了一定的帮助；而孙中山则是由他推荐给盛宣怀并转荐给李鸿章的 关于郑观应与孙中山的来往可参阅吴相湘：《孙逸仙近代思想与郑观应、容闳、严复、胡适之比较》，载《广东社会科学》，1996（6）；张苹、张磊：《郑观应与孙中山关系析论》，载《广东社会科学》，2003（3）。这些研究多少都有左袒孙中山的嫌疑，而且研究者没有说明孙中山在得到郑观应诚意的推荐后何以飘然而去，为何此后二人没有了任何来往。。当郑观应晚年想回广东养老时，却卷入了粤汉铁路风潮。最后离开广东而客死上海，可能也和这段经历有关。2.他和他的朋友们当1858年来到上海的时候，郑观应只是一个在洋行工作的低级职员，与他来往的只有一些亲友。在这些亲友中，有几个人对他后来的职业生涯影响甚大。如徐润，作为他的表亲，不但给了郑观应很多经济上的支持，教会他商界的很多事宜，而且提携他进入了与其后半生几乎相伴的轮船招商局；如郑藻如，作为他的同宗，虽然在血缘上可能不是很近，但因为是同学并在上海再次相遇，加上两人有共同的兴趣，关系更为密切。当郑观应成为太古轮船公司总理后，因为刊印了《易言》等书籍，参与了赈灾等公益性活动，获得一定的声望而逐步扩大了自己的交际圈子。在赈灾过程中他结识了一些江南的著名士绅，如经元善等人，进而与经元善、谢元福结为兄弟。这种交往无疑有助于提升他各方面的声望，无论是乐善好施还是博学多闻、精通洋务、心怀“大清”。个人以为，他第二、三本时事评论性的著作《易言》和《盛世危言》刊行后之所以能取得远比第一本《救时揭要》要大得多的影响，与经元善等人的揄扬有较大的关系。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没有任何功名的多少有“汉奸”之嫌的买办是很难得到士大夫们的认同，而经元善等人良好的名声，他们的认同有助于郑观应打开局面。从后来经元善在经、郑二人交恶后所说可看出，他们对郑观应相助确实多多。当然，在得到盛宣怀提携后，郑观应对经元善也多有关照。如前文所述，郑观应除了结交经元善等人之外，还经过同宗郑藻如的介绍与淮系的“大佬”李鸿章以及淮系的“财神”盛宣怀发生了联系。从现有资料来看，尚不知初始见面时郑观应对盛宣怀的观感如何，但从日后的一些行为来看，盛宣怀无疑对郑观应的“知洋务”方面的能力，尤其是对企业的管理能力是非常欣赏的，他很快就通过各种方式（如薪酬、职务等）邀请郑观应离开太古轮船公司到他所控制的企业中任职。而郑观应在离开太古轮船公司之后的经历也几乎都和盛宣怀有关。郑观应先后应盛宣怀之邀在上海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任职，其能力也不负盛宣怀所望，每到一个企业都能有所成就，有所改革，多能在一定时间内使企业变得更有效率。二人在经营洋务企业中相得益彰，一个控制企业的大方向，一个负责具体的经营。郑观应也一直保持了对盛宣怀的忠诚，甚至不惜害了自己的结义兄弟经元善，使得后者戊戌维新后出逃到澳门时被捕。直到1902年，郑观应应长期交往的王之春之邀到广西任职，出任左江道。这也是他唯一的一次正式出任官职。可惜王之春很快被弹劾，郑观应也被迫离职。这段经历对郑、盛二人的关系损害很大。盛宣怀开始直接表达不满，不同意他离开轮船招商局，到郑观应离开广西后也只给了他一个小小的粤汉铁路广东购地局总办的职务。可能是之间的相互需要，不久之后二人关系有所恢复，这种交谊一直延续到盛宣怀离世。二、郑观应和他的“道”现在的中国近代史学界大抵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自此以来的170余年的历史也基本上被认为有一条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向（无论是强调政治正确的革命史观还是看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开明的现代化史观，其实大体都认同这一点）：符合这条路向的就是进步的，不符合者则是逆潮流而动。郑观应则恰好在一段时间内处于时代的前沿（例如他主张立宪，主张设议院，而这一点中国近代一直没有成功，所以他就是先进的），因此在我们现在的思想史研究中他也占有了一席之地，甚至是重要的地位。考察到目前为止的郑观应思想研究，我们会看到加诸他身上的诸如“伟大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实业家”等一大堆头衔，而对于研究的内容有时会不禁感慨一个人的思想居然可以如此细分数十块：经济思想、爱国思想、教育思想、国防思想、妇女思想、福利思想、吏治思想、外交思想、议会思想、科技思想、法律思想……观点和思想的混淆一至于斯。研究者中的严肃者也大抵谈论他的经济、政治方面的理念，对于他和同时代的思想者之间的承继关系以及他思想的核心却甚少涉及。鄙意以为，郑观应似乎和陈炽等同时代的思想者一样希望富国强兵，他在经济方面的“商战”思想一时成了郑观应思想的代名词，他在政治方面主张“设议院”则成为他政治正确的重要注脚。与其他人相比，郑观应多了在外国企业（洋行）和国内企业（洋务企业）长期工作的经验。从这种经验出发，他对生产经营有了与他人不同的更为直观的见解，更重视企业在“全球化的时代”（虽然他自己没有用这个词）对国家经济和国民生活的重要性。这是他“商战”思想的由来。但无论是商战还是设议院，其实都是他的细枝末节——是“器”，而不是“道”。在仔细翻阅郑观应的有关文献时，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只谈论他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而他的哲学观或者说世界观却极少谈到，在不得已涉及时，也是《春秋》笔法，绝不直面评价。鄙意以为，至晚从19世纪70年代起，郑观应其实已然是一个道教徒 郑观应在一篇文章中称自己“求道已五十年”，而且文中提到的“毒炸弹”、“飞行机”、“潜水艇”应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武器，故推断他是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修道，而有此思想则可能更早。参见《上张三丰祖师疏文》，见《郑观应》（下），47~48页。在另一文中，他自称“自幼好道，博览丹经，长复遍游海岳，备尝艰苦，获闻性、命双修大道”（《焚香祷告老祖师火龙真人疏文》，见《郑观应集》（下），70~71页）。，而早年的私塾教育则又使他在道家的养生思想中混杂了儒家的经世思想。在《盛世危言后编》自序中，郑观应写到：《危言后编》首卷言道术，即正心修身、穷理尽性，至命之学也。二卷至十五卷言道治，即齐家治国、安内攘外，自强之说也。而中外贤哲所论炼金神术、医学、地理之秘，有关于世道人心者，亦略采其要义，附以所闻。如果说这段话多少有些含糊，没有直接表露他的道家思想，那么《盛世危言后编》中匡庐山观妙道人戴公复 根据吴国富的考证，这位戴公复就是清末民初的著名画家戴振年，字公复，号白阳子，江西大庾人，曾在广东任过知县。参见吴国富：《郑观应学道经历探幽》，载《中国道教》。2012（3）。根据他的考证，我们可以知道《郑观应集》中收录的很多函件其实就是与戴公复个人的信件，而不是给其他人，如本卷中收录的《答戴君伯阳论道术书》。所做的序则更为直接地表露了郑观应的各种议论背后哲学层面的思想：前著《盛世危言》，首篇论道器，盖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可变，而道不可变也。今著《危言后编》，首论道术，亦与前编所论道器同。惟世人只惜其前、后编所论中外利弊、富国强兵诸策法良意美，未见诸施行，而不知所论道器、道术，皆为修身之本，性命之学，即抱朴子所著内、外篇修己致人之意也。余恐解人难索，庸儒误以为异端，谨述先贤陆子潜虚之言以解之。……或谓：“郑子所论中外利弊、富国强兵诸策，批郤导窾，目无全牛，实为用世之要务。若《道术》篇所论备言性命之学，修仙之法，近于遁世，与用世适立于反对地位，列为首篇，毋乃失其轻重？”岂知物有本末，修己方可治人，以道淑身者乃能以道淑世。济一子云：欲学神仙，先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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