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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它是一个维护蒋家王朝统治的情报组织；它是一支使日伪汉奸闻风丧胆的特务班底；它是一台令无数正义人士蒙难的杀戮机器，它就是军统。
它集神秘与恐怖于一身，它的兴盛与没落随着那个风云变幻时代的终结而被封缄入历史的长河……
这是一段真实的军统兴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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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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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讲述国民党军统局兴衰史的图书。本书在参考许多图书资料的基础上，对国民党军统局的历史沿革、行为举措、人物行迹等以专题形式做了非常详尽的梳理叙述，既揭露和批判了专制体制下军统局实行特务政治的反动本质，又对其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些行动行为给予了客观公允的评述；既揭露和批判了戴笠等军统人物的所作所为，又坚持不丑化不贬低、不溢美不抬高的原则，从多层次多角度反映了这些人的行迹。是一部内容全面丰富、史料翔实可信、取材繁简得体，且富有新意、知识性和可读性较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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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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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平，祖籍山东招远，生于北京。1984年从事新闻工作。现为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特邀委员；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理事；中华全国法制记者协会、北京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北京作家协会等会员。已出版有长篇纪实、人物传记、散文随笔集、诗词集《谁该向中国忏悔——抗战胜利反思录》《蒋氏家族全传》《鬼才范曾》《张大千》《文化名人大写意》《听雨楼随笔》《燕台旧墨》《朱小平诗词集》等二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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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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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
楔 子
第一章 党务系统里的调查科
第二章 徐恩曾靠顾顺章案起家
第三章 徐恩曾失宠内幕
第四章 复兴社与军统
第五章 戴笠和军统的膨胀
第六章 蒋介石的驾驭术
第七章 用暗杀手段排斥异己
第八章 残暴与罪恶
第九章 腐化敛财与钩心斗角
第十章 纵横捭阖
第十一章 在抗战中坚持反共
第十二章 与日本间谍的博弈
第十三章 大锄奸
第十四章 境外追杀汪精卫
第十五章 斩首行动
第十六章 大策反
第十七章 军统在战时的经济管制
第十八章 中美合作所
第十九章 美国各方对中美合作所的争夺
第二十章 大肃奸
第二十一章 利用叛徒
第二十二章 为军统卖命的张国焘
第二十三章 叛徒特务的下场
第二十四章 蒋、戴之间的斗法
第二十五章 戴笠之死
第二十六章 军统、保密局的机构
第二十七章 渗透军队
第二十八章 从忠义救国军到交警总队
第二十九章 保密措施知多少
第三十章 军统内外的称谓
第三十一章 中共与军统的较量
第三十二章 残阳夕照
第三十三章 海岛余音
第三十四章 “十三太保”和“十人团”的结局
主要人物简表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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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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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句充满哲理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历史是由史料组成的。史料浩如烟海，历史学家的思想和学识，决定了史料的爬梳、分析、研究、整合，才可以给人们以正确的历史本质和真实，而非不加分析的堆砌。我不是历史学家，但一直对清末至民国的历史兴趣盎然。
比如研究民国史和国民党史，即离不开隐蔽最深的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历史，特务如同军事一样，也是政治的延续和手段。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在蒋介石国民政府政权执政的20多年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因而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警政等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起到维护专制独裁的“党国”的重大作用。军统毫无疑问在政治层面是蒋介石专制独裁的忠实工具，其本质就是用于维护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其性质就是反共反民主，其手段就是集法西斯之大成。中共隐蔽战线杰出领导人、与军统做过长期斗争的周恩来，早在《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文中，就对军统等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活动做过本质的准确分析与批判。诚如周恩来所说：“……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他们用法西斯的手段对待革命志士，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国民党政权延续了2000多年封建制度的一些特征，同时也延续了唐、明、清直至袁世凯、北洋政府重视特务机构以稳定其统治的做法。其罪恶、残暴的特点更是集封建社会和纳粹德国、美国等特务组织之大成。
因而研究民国史、国民党史，亦离不开其特务组织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组织是国民党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一部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历史，就是专制、黑暗、残暴的罪恶史。
近些年来，对民国史、北洋政府、国民党史的研究有所拓展，但对国民党史和民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研究却差强人意。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中统组织（包括汪伪特工组织）的档案，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或销毁、或移存台湾，至今没有完全开放。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出版了不少描述国民党特务组织和领导人的“传记”、“纪实”，甚至“揭秘”、“演义”类书籍；近年更有不少有关影视作品问世，虚实难以分辨，戏说多于事实，泥沙混淆，完全不可看做是信史。大陆和台湾两地还出版了不少原军统、中统骨干的回忆录，这些固然填补史料之不足，但亦存在着掩盖罪恶、文过饰非、史实错误、前后矛盾的瑕疵。我个人认为，如果不能核对档案撰写，仅凭记忆、好恶，必然出现失误，尤其口述史料，更应谨慎引用，应该与文献史料互为对证与鉴别。大陆出版的一些特务头目的出版物，因其身份在新中国成立后已成为战犯，除在世者亲撰外，逝后整理出版者故实则为“交代材料”，唐纵、沈醉等遗留的日记，尚可有一定参考价值。
还有，军统、中统因其性质——其定性当然不容粉饰——应当是被历史所否定的。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军统等组织被国民党作为一种非常方式用以抵御日寇的侵略，才使这一本身维护独裁的秘密组织投身于抗战的烈火硝烟之中。因之对其的评价更充满了复杂性。
2005年8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在讲话中曾特别指出：“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军队与老百姓相结合，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前方斗争与后方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使猖獗一时的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据说，在同年10月台湾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赞成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的观点，即国共合作赢得了抗战胜利。
那么，“隐蔽斗争”无疑包括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情报组织对日寇的浴血斗争，这一点愈来愈得到认同。当然，夸大或不谈或贬低“隐蔽斗争”在抗战中的作用都不是符合历史的。当然，军统的抗战丝毫没有改变它一贯反共的性质。
过去谈军统、保密局的书籍，有演义成分居多者，而且对一些其领导人如戴笠私生活过多渲染，甚至无限捕风捉影，造成认识混乱，本末倒置。甚至只侧重军统暗杀的种种“揭秘”，也不乏真假莫辨。如中共领导人王若飞、叶挺、邓发等“四八”飞机失事，目前史料没有确证是军统所为。四川大学著名的费巩教授失踪案，尽管当时社会舆论怀疑是特务所为，但并没有确证。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尽管有军统特务参加，但并不是军统局发出的命令，而是云南地方警特人员的行为。又如当年轰动一时的施剑翘行刺孙传芳案，也有坊间文字传说是戴笠提供帮助。经我考证完全是讹传。凡此种种的推论形成文字，完全背离了历史真实。诚如沈醉先生所说，就连军统档案“也不是可信的”，“这类档案经过多少年之后，人们还得费一番考证工夫才能推断出来”。加上军统、保密局、中统作为特务组织的隐秘性，更是不易发掘史料。我曾读过一张政法单位办的报纸，整版刊载一位曾是“锄奸团”成员后参加军统的刑满释放者的专访，绝口不提“锄奸团”后来成为军统外围组织，抗战胜利后又为军统、保密局卖命的事实，将自己美化成抗日志士。“抗日锄奸团”固然是热血青年自发组织的抗日团体，但后来毕竟成为军统外围组织，受军统领导，也被军统、保密局利用于反共，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无须隐讳。
另外，军统、中统一些骨干在解放战争中被俘成为战犯，他们所写的交代材料，并非全部是信史，一是记忆有误，另外有些事实也并未如实写出。沈醉与徐远举在军统监狱曾审讯过中共地下党员江姐，行刑过程只谈了钉竹签，并未谈要扒光江姐的衣服以迫使其就范。这还只是细枝末节，沈醉、先大启（中统省调查室主任）在改造期间，从未写过江青、张春桥与特务组织的关系及被捕的经历，在粉碎“四人帮”后，才写成材料公布。即便是多年在军统工作的将级特务，如沈醉、文强、章微寒等，所写回忆也有一些细节上的不同。这就需要细致研究取证，以免以讹传讹。另外，关于叛徒特务的情况，沈醉先生有所顾虑，也很少提及。
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写有关隐蔽战线与军统斗争的电影剧本，始接触有关公开出版的军统史料，后来又与军统老人沈醉等相识，并对其进行过采访，还有过写沈醉传记的积累。只因沈醉先生女儿沈美娟大姐出版了《我的父亲沈醉》，才放弃这一题材。1990年，我与友人合著的《蒋氏家族全传》出版，其中有关军统、中统的章节均由我撰写。因为军统早期学习过中共特科（“特务”这一称谓实际上还是中共首先使用的，1927年5月，为应对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军委成立“特务工作处”，以保卫自身安全与特殊的军事行动工作。国民党本身特务组织称之为“调查机构”）和苏联政治保卫的组织方法，后又仿效德国纳粹特工组织，故由此上溯，也研究了有关“契卡”（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别委员会，后改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格伯乌”（苏军总参情报局，克格勃前身）、德国“盖世太保”（帝国保安处）及党卫军的史实。因为复兴社和军统确曾向上述机构学习过，康泽还仿效党卫军建立了“别动队”，军统的交警总队也确有党卫军的痕迹。近年不断发现的或台湾方面公布的有关史料也在我浏览、研究之列，当然必须加以甄别。
军统与“契卡”“格伯乌”“盖世太保”以及美国情报机关是不同的，后三者在国内没有像中共那样有组织的对手。军统在某些方面如电讯侦破技术等还青出于蓝胜于蓝。在与中共较量期间，中统还一直担负着与日寇侵略者的斗争，是上述情报组织所不可比拟的。在这本书中，我不惜篇章突出中共隐蔽战线与军统的较量，这是过去一些有关军统的书籍未谈及或很少反映的。中共的隐蔽战线斗争艺术、中共地下人员坚贞的革命信仰、超强的政治素质，就连军统、中统也不得不恐惧并佩服。
另外，军统不仅仅是一个特工组织，还担负着经济秩序管控的任务，尤其在抗战期间，军统趋于公开化，在缉私、经济管制、交通检查、税务、海关、邮检、航空及对日伪的经济战等方面，全面负责管制，虽然军统参与了抗战，但使得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得到巩固。本书特辟专章予以介绍，使之可以窥见军统的另一面。另外，对军统在抗战中的锄奸、策反、肃奸及军统渗透军队、警政和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等方面所起到维护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作用，也作了系统的揭露。对从军统到保密局的机构沿革、保密措施乃至称谓等细节，亦有专章叙述。我觉得“军统内外的称谓”可以提供给影视剧编导作为参考，免得其胡编乱造。因为在此之前，我没有发现有关的研究者肯下工夫对此加以钩沉。
另一方面，针对加入军统、中统的中共叛徒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本书也有系统叙述，也许对今天仍有警示作用。这也是以前有关书籍中少见的。
军统作为蒋介石最残暴的反共工具，其罪行必须要秉笔直书。国民党政权的专制独裁、贪污腐化是它的一个典型特征，这也是它失去民心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军统作为国民党政权统治的主要支柱之一，也毫无例外受到腐蚀。军统由于有种种特权，从上至下贪污受贿、腐化享乐成风，在某种程度上更甚于国民党政权的其他部门，而并非如军统所标榜的“革命团体”、“清白家风”等说辞。过去一些有关军统的书籍多揭露戴笠的腐化享乐，其实军统的中高级领导人甚至一般特务，都存在敛财腐化、钩心斗角的歪风邪气，本书也辟有专章予以揭露。
对于书中所涉及的人物，作者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既不美化，也不丑化，更没有添枝加叶。对于一些所谓“秘闻”，如无信史资证，概不采用。对于一些所谓“谜团”，则尽量利用新发现的有关史料加以丰富，如戴笠坠机之谜，直到今天也仍悬而未解。我的一些个人心得或可抛砖引玉，供专家和读者参考。
本书不是研究专著，因而力求言简意赅，避免冗长，当然可能会有一些舛误之处。说其是一本民国史普及读物，似乎更恰如其分。
也许，读者掩卷仍然会问及：除了上述，还会有何目的？我想引用中共隐蔽战线杰出的创始人周恩来当年对沈醉的一番话来说明。
1961年2月2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沈醉等特赦人员，希望沈醉“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地写出来”，将“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士等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揭露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大家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艰苦奋斗几十年，牺牲多少人才换来今天的红色江山”。“如实地把这些写出来，这就对后人起了反面教育的作用”。周恩来还再三叮嘱：“写这些东西，一定要真实……不要避讳，知道什么就写什么，过去有些同志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同你们打交道，那也是值得歌颂的”（沈醉：《军统内幕?前言》）。我写这本小书，可以说基本遵循了周恩来在50多年前的这番话。这些语重心长的话其实并没有过时，似乎也可以成为写作此书的宗旨。另外，戴笠坠机摔死后，周恩来曾说过：戴笠不死，中国革命的进程还要推迟四五年。由此可见，戴笠及其领导的军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最危险、最凶恶、最残暴的敌人。据民政部2009年不完全统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浴血斗争中，英勇牺牲在战场和刑场的英烈多达2000多万人，仅有176万人记录在各级人民政府编辑的《烈士英名录》中。其中有多少英烈被军统枪杀、暗杀，至今也没有准确的记录。周恩来的“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何其沉痛之言！
鲁迅先生说得好：“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当年不可一世的军统、保密局、中统在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但是历史绝不能忘记和淡化，革命前辈的鲜血不能白流。读史可以知兴替，中国的前途必然会更加开放、富强、昌盛、民主，作为中国人也应该知道往昔，珍惜现在，憧憬未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刘小晖女士将近一年的约稿催促，没有她的执着，我不可能完成这本书。更要感谢吴志实先生对本书的关心和支持。还要感谢友人靳扬对此书的录入、清改、照片遴选等繁琐工作所付出的大量劳动。
朱小平
2013年3月9日初稿于北京顺义
2014年3月25日定稿
文摘
第二章 徐恩曾靠顾顺章案起家
“顾顺章叛变案”是调查科在成立伊始时所侦办的一件重要案件。
这里，很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继任的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徐恩曾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电机科，后又赴美入康里奈斯大学学电机专业。他表面颇文质，戴近视眼镜，不爱多讲话，给人的直接印象是一个白面书生。但他与陈果夫有亲戚关系，遂经人介绍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科长。因徐恩曾对于文书管理、健全规章制度、编制密电码等方面有一套办法，加上他常以美国联邦调查局为范本，向陈果夫、陈立夫提出改进调查科特务活动的建议，因而颇得二陈的欣赏。
陈立夫担任调查科科长这一职时间并不长，不久即由吴大钧和叶秀峰相继担任。1929年12月，徐恩曾暂时代理调查科科长，几个月后正式任职。此后一直干到1945年2月，历时15年，成为蒋介石最得力的鹰犬。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军统特务组织对中共的威胁最大，其实由于分工不同，中统特务才是共产党最凶恶的敌人。据统计，解放以前白区所有暴露和破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主要是被中统特务组织破坏的。据统计，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领导机构被中统破坏14次，被捕党员、干部24800余人。其中总书记三人：向忠发、陈独秀、瞿秋白，中央委员40人，省市委干部829人，县级干部8199人，一般干部党员15765人。1931年至1935年，被中统逮捕叛变的共276人，其中有中共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委员卢福坦、徐锡根，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李竹声，军委秘书白鑫等。中共著名领导人瞿秋白、罗亦农、彭湃、恽代英等牺牲。白区工作损失近百分之百。中央特科（成立早于军统）被迫无法立足，埋藏于中统的高级内线杨登瀛被捕，打入中统任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胡底等因顾顺章案被迫撤离，从此失去高层情报来源。可见中统对中共白区组织的危害之大。中统人员还曾随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围剿”，参与抓捕、审讯共产党人，如瞿秋白等就是被中统人员负责劝降、审理的。
1931年春，徐恩曾亲自领导指挥，利用共产党叛徒在武昌破坏了中共湖北省委，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等悉被杀害。随后，中统又利用叛徒在汉口逮捕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武汉市市委书记尤崇新。尤叛变后又被特务带领，于1931年4月在汉口江汉关轮渡码头指认了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保卫组织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在此之前，顾顺章生活已很腐化，而且谁的话也听不进。上海中共中央地下党领导人中，只有周恩来还能够批评他。因顾顺章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知道机密太多，所以他的叛变危害极大。本来顾顺章曾去过苏联专门学习政治保卫工作，但因周恩来发现他有个人野心，加上追求个人享受，便将他调出特科。这次因中共中央要护送张国焘等人到鄂豫皖根据地，中央指派他到武汉布置秘密行走路线。顾顺章完成任务后却不立即返回上海汇报，竟到处招摇，还独出心裁化名在汉口新市场当场演起了魔术，进而被叛徒认出。其实，顾顺章即便不被叛徒指认，也迟早会被调查科特务逮捕。因为在此之前，调查科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公开职务是行营侦查处副处长）已获得情报，称有某重要中央地下人员，以耍魔术为名在武汉活动。但是，调查科并不知顾顺章在中共地下党内的具体职务，连叛徒尤崇新指认他时，也只是大喊：“就是他！他是上海暴动的总指挥！”因顾顺章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担任过工人纠察队队长。顾顺章被捕后，特务们才发现，顾顺章早已准备投靠国民党，他在家里已经写好了一封给蒋介石的信，所以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他并且提出：必须直接面见蒋介石。因为顾顺章知道在国民党特务组织中有地下党员在要害部门工作，他也明白中共中央特科（下设有“打狗队”，专门处决叛徒，直接归周恩来领导）的威力。所以，据说当时顾顺章虽然叛变，却什么也不太肯交代，只要求面见蒋介石，并一再要求不要发电报，以免泄露。
可惜，特务们虽然答应了他的要求，还是向南京调查科发电报获得同意之后，才由一连宪兵及特务押解乘江轮驶往南京。特派员蔡孟坚先乘飞机赶到南京。如果特务们不发电报，而将顾顺章用飞机押解南京，那么共产党中央所受的损失恐怕就无法计算了。后来到台湾的蔡孟坚写过一本回忆录，大发感慨，说如果听了顾顺章的建议，必建奇功，一举全部破获中共中央组织。
顾顺章临走之前为表示忠诚，已将武汉中共的交通机关、鄂西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驻武汉办事处等悉数出卖，甚至一艘江轮上做工友的地下党员也被指认给了特务。
江轮到达南京后，因不能靠岸，只好派小船将顾顺章接到南京中山路305号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室。顾顺章马上说：这是上海地下党在南京的秘密通讯处，请迅速逮捕徐先生（指徐恩曾）身边的机要秘书钱壮飞，钱壮飞是地下党员！徐恩曾如闻晴天响了一个焦雷，惊恐万状，马上下令搜捕钱壮飞，但钱壮飞已不知去向。
原来，钱壮飞是奉周恩来之命打进调查科内部的地下党员，其目的就是保卫上海地下党中央，并掌握国民党的种种机密。钱壮飞由于机敏干练，才华出众，加上又是徐恩曾的同乡，所以愈来愈受重用，一直做到了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重要职位。当时，徐恩曾的好多机密电文、文件、函电均由钱壮飞处理，包括按调查科规定的由徐恩曾亲译的绝密电文也常常因徐恩曾沉湎于酒色，而由钱壮飞代庖处理。所以，尽管调查科早就知道中共中央地下机关就在上海，但由于钱壮飞的保护，在顾顺章叛变之前却一直没有暴露过。
这次顾顺章被捕，由武汉发给徐恩曾亲译的电报，是钱壮飞首先看到的，但因时间万分紧急，他译好电文交给徐恩曾后，马上奔赴上海直接通知了周恩来。周恩来亲自指挥了两天三夜，才得以使上海所有中央重要办事机关、与顾顺章有过联系的负责人和关系单位全部转移、搬出。等到徐恩曾率特务赶到上海，却晚了一步。尽管他也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但他没想到将中共中央及上海市地下党的一切机关、组织、负责人一网打尽的计划却基本落了空。只有少数一批来不及转移的机关如赤旗报社、保卫组办公处及个别接头处等受到查抄破坏。尽管周恩来做了详尽布置，但连他自己也险遭毒手，他常去办公的地下办公地点，也被中统特务破坏，而特务们赶到时，周恩来刚刚离去10分钟！由于顾顺章领导过中央特科，不少行动组地下党员（这些行动人员大部分是苏区红军战士，身经百战后调到上海搞地下保卫行动）被捕，大多数人被杀害，但少数人受顾顺章影响也叛变革命，并参加中统成为骨干力量，继续在顾顺章的带领下破坏上海地下党组织。
除此之外，当时中共蒙受的另一大损失就是顾顺章供出了已被国民党关押一年多、即将被保释出狱的恽代英。恽代英曾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中央委员、上海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只是被敌人以为是嫌疑犯才被捕的，中共中央一直在千方百计营救他，他自己也一直没有暴露。在即将保释出狱时，顾顺章将恽代英供出。由于恽代英有秘密通道与中共中央联系，以顾顺章在党内的地位，所以知之甚详。他甚至知道恽代英的化名、牢房监号，致使恽代英被查出。这件事是一件大事，所以徐恩曾非常兴奋，直接面报二陈并转报蒋介石。蒋介石下令尽可能诱降，因恽代英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地位和影响。但恽代英虽受酷刑并不屈服，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下令予以枪决。
这次由于顾的叛变，恽代英被查出遇害，上海一些党中央机关被破坏，一些地下党员被捕、被杀。在蒋介石的心中引以为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但是钱壮飞逃逸、中共首脑机关转移等重大失误，蒋介石并不知情。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也是中统特务头目的张道藩就警告知情者：“这是党内大事，只能告知立夫先生，切不可径向蒋公报告！”又再三叮嘱“不可多事”。这些重大失误终于被陈立夫压下而没有汇报给蒋介石，反而夸大、吹嘘成果，使蒋介石极其高兴。
蒋介石亲自召见徐恩曾，发给奖金，并极为鼓励。蒋对徐恩曾说：有共无我，有我无共。共产党是心腹大患，必须放手大干。只求确有实效，一切（指人力、钱）不成问题。借此机会，徐恩曾也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和支持，使调查科加以扩大发展。调查科开始扩充编制，开办特工训练班，成立特工总部，在全国各地、各省市、各铁路设立肃反专员和特务室。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调查科从此走向了一个新阶段。从刚开始草创时的十几个人、二十几人，发展成以后的约20万人。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还成立、扩成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调查统计局，成为蒋介石最亲近、最得力的特务组织。徐恩曾也由此成为中统特务组织的实际领导人，成为蒋介石的亲信，成为危害中国共产党最凶猛的一条鹰犬。
也是从此时起，徐恩曾领教了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可怕。恽代英烈士就义前毫无惧色凛然大义高呼“共产党万岁”，并引吭高唱《国际歌》，给徐恩曾留下了极为深刻、恐惧的印象。以后无论何时，徐恩曾只要提及此情此景，就会惊恐而言：“共产党人的可怕就在于此！”所以徐恩曾从此领悟了蒋介石总强调共产党是“心腹大患”的指示的深刻含义。
中统特务组织一贯重视中共叛徒，他们认为这是破坏共产党组织的一个极其有效的办法。确实，因叛徒而导致中共组织破坏占很大比重。所以，蒋介石曾亲自接见过一次顾顺章，但蒋介石本人也很瞧不起屈膝投降的叛徒，尽管顾顺章准备了一肚子计划要诉说，但蒋介石只是站着和他说了几句话，什么“归向中央很好”、“戴罪立功”之类，根本没有给顾顺章进一句话的机会。所以，蒋介石以后多次给中统、军统做过很具体的指示：对共产党的叛徒，“只可利用，不可重用”。
顺便提一句，顾顺章的下场并不美妙。尽管他想尽一切办法、绞尽脑汁想继续破坏党的组织，但等特务们发现他已无油水之后，还是被一脚踢开。特别是发现他想投靠军统戴笠手下时，徐恩曾便动了杀机。顾顺章之死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因顾顺章想投靠军统，引起徐恩曾的愤怒，在1935年指使中统干将顾建中，以开会为名，给顾顺章扣上“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的罪名。顾建中拔出手枪，立将顾顺章当场击毙。另一种说法是，中统借口顾顺章图谋不轨，欲行刺国民党权要，由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奉命在镇江执行枪决，由当时的省秘书长罗时实监斩。还有一种说法是由中统申报，经蒋介石于1935年手谕：“顾顺章既怙恶不悛，着即枪毙可也。”最后一种说法比较可信，因为顾顺章毕竟不是无名鼠辈。私自枪杀，万一蒋介石查询此人，恐怕不好交待。但无论如何说法，顾顺章油水被榨干、再也没有任何作用时，被一脚踢开则是事实。
但顾顺章的叛变最终还是给中共带来了恶果。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像杨登瀛、钱壮飞在敌人内部时的稳定状况了。那时周恩来从容不迫，竟还在白色恐怖中为苏区办了多期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可到了1932—1935年期间，中共白区党组织蒙受了以前不曾有过的巨大损失。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央局，连年遭到中统的破坏；共青团中央、全国赤色总工会也受到破坏；中共江苏省委，几年中差不多每年要被破坏一两次；导致中共中央无法在上海立足（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执行左倾路线），被迫撤出上海。
徐恩曾忠实执行蒋介石的指示，使调查科受到蒋介石的宠爱，从而变为调查处，成立了特工总部，后又正式成立中统局（正式名称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调查统计局）。
凡是有国民党省市党部、铁路公路特别党部的地方，都有中统的调查室或工作区。省市党部除定期拨经费外，无权干涉他们的特务活动。除此之外，社会各个角落都有他们的外围组织和情报人员。由于中统特务组织极端秘密，比军统组织更隐蔽，所以危害也极大。中共地下组织因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抗战前，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等被捕牺牲于雨花台，即为中统特工总部所为。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的瞿秋白被捕后，也是由中统部门过问、审讯后遭到杀害的。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如田汉、丁玲、阳翰笙等的被捕，也是中统特务直接经手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被捕、被害，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茅戈被捕，均为中统所为。抗战以后，中共各省的领导机关，一些地区的特委及县委，很多都被中统破坏。徐恩曾自认最得意之作是1942年中共南方工委被破坏一案。中统组织秘密打进工委，逮捕了工委负责人廖承志以下多人。徐恩曾的这些“成绩”，多次受到蒋介石的召见与嘉奖。徐恩曾成为蒋的重要亲信，在中统组织领导的位置上干了十五六年。但最终也被蒋介石一脚踢开，这其中有何缘故呢？
第三章 徐恩曾失宠内幕
蒋介石用人从来都是本着“人才兼奴才”的原则，本来对于中统局特工首脑徐恩曾，自以为培植了一条最忠实的走狗。从干特务工作来说，徐恩曾确实是不枉其才（虽然他本人曾留学美国专学电机工程，归国后曾任国民党第一任广播电台台长）。他长期领导中统，捕杀共产党人，为蒋介石及其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忠心耿耿的奴才程度，蒋介石也是极为满意的。
但1945年，即徐恩曾担任中统领导职务的第十五年，蒋介石却突然颁下“撤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的手谕。1月30日手令下发，2月1日上午９时即举行交接仪式。徐恩曾最主要的职务中统局副局长（与军统局一样，正局长皆由他人兼却并不管事）丢掉了，其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半个月之后，他所兼的交通部次长被免去。1945年5月，他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一职也落选。对于徐恩曾的被撤职，当时，一般人均感到莫名其妙。中统局一度人心惶惶，连工作都无法进行。其实原因很简单，他的一些所作所为引起了蒋介石本人的严重不满。
徐恩曾极贪恋女色，本身已有两个老婆，后来又爱上中共叛徒费侠。此人早年留学苏联，后与中统特务组织挂上了钩。徐恩曾如果光与费侠勾搭倒也罢了，不料爱之弥深，徐恩曾非要与费侠结婚不可。作为主管国民党党务和中统局工作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一致认为不妥，他们怕费侠曾为中共党员，多少会影响徐恩曾，于特务工作不利。因之他们力劝徐恩曾以事业为重，不要与费侠结婚。不料徐已被费侠的姿色深深迷住，竟向陈氏兄弟表示：如果因此不能做中统领导人，也要与费侠结百年之好。二陈被弄得无可奈何，只好上报蒋介石。蒋也认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竟因此事召见徐恩曾询问：“你驾驭得了她吗？”徐恩曾仍坚持己见并表示毫无问题，蒋介石见他意甚坚决，也只好默允。
这件事徐恩曾虽然拂了蒋介石意愿，但因徐恩曾对蒋忠心不二，且反共坚决，又颇具才干，蒋对他的这件婚姻之事虽有芥蒂，但并无影响。
真正引起蒋介石不快的是在徐恩曾兼任交通部政务次长之后。1941年以前，蒋介石一直认为中统开展工作还可以，但后期在反共活动上却远远落后于军统，就是因为徐恩曾不像戴笠那样，甘心始终如一地以搞特务工作为己任。1941年徐恩曾经吴铁城推荐被任命（兼任）为交通部次长以后，蒋介石专门予以召见，谆谆叮嘱他：派你担任交通部次长，目的是要你在全国范围内在交通方面布置一个完整的调查网（“调查”是国民党专用术语，意即特工侦查）。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是让徐恩曾借交通部次长的便利条件，强化中统在铁路、公路、轮船、飞机等各个系统的特务统治。
但徐恩曾却有些昏了头。他一直想利用中统的势力向上爬。他内心深处也一直对做特务工作的阴暗于心不甘，总想担任公开职务。他在担任交通部次长以后，还到处联络、疏通关系，为争取当经济部部长而奔走，致使中统的业务工作漏洞百出。蒋介石早有觉察，他认为徐恩曾不听指挥、不务正业，才导致中统落后于军统。况且，徐恩曾能当上中统负责人，是陈氏兄弟的功劳。本来徐对二陈是感恩戴德的。但后来徐恩曾为了向上爬，逐渐疏远二陈，投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怀抱，并倚靠吴取得交通部次长一职。二陈以为，中统得到交通部次长职位，对中统特务工作发展有利，尚隐忍不发。待徐恩曾再欲争夺经济部部长职位时，便引起陈氏兄弟的气愤，因为陈立夫恰好也想争取经济部部长的职位。当他们看到徐恩曾的离心倾向后，在蒋介石面前就不再为徐恩曾说话，并还推荐他人为徐的继任。
1943年开始，徐恩曾到处组织写有关经济问题的计划，直接送给蒋介石，希图引起蒋的注意，争取当上经济部部长。但蒋认为徐恩曾并不懂经济，如果按他的计划办，只会“徒生滋乱”。这实际是蒋对徐的轻微警告。不料徐利令智昏，不思收手，更利用中统职权千方百计找经济部的问题，以打击经济部部长翁文灏，迫使其下台。
有一次，中统特务发现经济部某职员有共产党的嫌疑，徐恩曾得知，如获至宝，马上下令重庆区中统特务到经济部抓人。谁知逮捕行动受到经济部大多数职员抵制，逮捕行动失败。翁文灏十分愤怒，认为不通过部长抓人太不尊重人格，马上到蒋介石那里告了徐恩曾一状。
蒋介石本来已对徐恩曾窥测经济部部长职位、不安心本职工作十分不满，而且中统作为秘密特务机关公开捕人亦不利于蒋的统治形象。蒋介石先下了手令，对徐恩曾大加申斥，警告徐恩曾不得滥加捕人，捕人应由有权机关办理，中统局只是党务机关，等等。
确实，徐恩曾下令公开抓人违反了中统的一贯做法，这也可见徐恩曾欲倒经济部部长翁文灏的急迫之心。蒋介石后来犹不解恨，又亲自召见徐恩曾，将其大骂一通，勒令他将执行这次任务的中统重庆区区长及具体人员一律撤职，扣押查办。
这件事的风波仅平息一两个月，即1943年冬，一向与中统有矛盾的军统将徐恩曾第二个老婆王素卿在成都放高利贷、做投机生意、逼死人命的不法行为，一股脑密报蒋介石。蒋介石在中统、军统、宪兵等各单位召开的“甲种会报”会议（这是由蒋介石本人主持的军、警、宪、特高级首脑情报会议）上，痛斥徐恩曾“你应该好好管教管教”。蒋一贯对部下不听指挥不务正业和贪污最为不满，这是借徐恩曾老婆的不法行为再次申斥徐恩曾。
1944年4月，在一次“甲种会报”上，蒋介石向特务情报机关负责人询问河北、山东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及中共抗日武装情况，因徐恩曾精力都用到钻营官位上去了，事先没有充分准备，一时张口结舌，顾左右而言他。戴笠则精心准备，口若悬河说得头头是道，蒋介石大发脾气，严责徐恩曾没有集中精力办事。
随后在国民党的一次中央全会开会期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忽然发现一条标语，赫然大书：“总裁独裁，中正不正”。徐恩曾不敢怠慢，马上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严令徐恩曾必须彻查予以严办。虽然徐恩曾动员了庞大的特务网，费时日久，始终未能破获此案，也无法向蒋介石交待。这更引起了蒋介石的愤怒，他又一次严厉斥骂徐恩曾：“在我们的心腹重地，出现这等事，既未能事先加以防止，事后又不能查出究竟，实在有忝职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蒋介石1944年秋在一次“甲种会报”上再次严厉责问徐恩曾，“共产党造谣言，说我与护士同居，破坏我的威信，你为何不对我报告”？“《新华日报》天天登载反对我、反对党国的言论，你为何不负责任，听任其发行传播？这充分表现了你的腐败无能”！措辞之严厉真是前所未有。
当时重庆广为流传着蒋与某女如何如何的流言，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徐恩曾认为“没有报告的价值”，主要怕报告了蒋会恼羞成怒，又要彻查。据说流言都是从蒋的侍从人员中传出来的，徐恩曾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中共的《新华日报》，不惟中统，连军统、三青团等单位一直在拼命破坏，同样不能阻止《新华日报》的发行。曾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
某一次军统重庆稽查处处长陶一珊，在戴笠面前夸口，他已有办法让《新华日报》第二天不在重庆露面。他的办法是让军统特务带领流氓打手分别在各要道路口把《新华日报》报童的报纸全部抢光。第二天，报纸果然没有来，陶一珊正打电话向戴笠报功时，报纸却到了——只不过比平常迟到而已……这说明，军统办不到，中统也不可能有更高明的办法阻止报纸的发行。但蒋介石只单拿徐恩曾加以痛斥责骂，这足以说明问题。徐恩曾此时才有所醒悟，但为时已晚。
其实，蒋介石不光当面加以痛斥，在一些书面文牍中也常常加以训斥。如1944年蒋介石的美籍顾问拉铁摩尔访问解放区，归来后写了报告呈蒋介石阅，内容叙述解放区如何振作，组织如何之好，特务汉奸在此无任何活动缝子可钻等等。蒋介石看得心头火起，批阅给徐恩曾看，警告他：“如再因循泄沓，尸位素餐，将来死无葬身之地矣。”
还有，蒋介石很重视对汪伪集团的打入、联系工作。但徐恩曾是个亡国论者，曾哀鸣：“我们拿什么来同日本人打？枪炮不如人，训练不如人，工业更不如人……”与汪精卫的卖国言论如出一辙。所以，中统在这方面成绩不如军统。虽然戴笠也反共，但他在抗战问题上却属于黄埔系少壮派主战阵营，对锄奸、联系策反汪伪很卖力气，所以这一点也导致蒋介石对徐恩曾的失宠。
另外，军统、政学系等一直与中统钩心斗角，不时在蒋面前打小报告。蒋介石早已不信任徐，竟先后安排了邹学峻、顾建中两个副局长牵制，这也违反蒋介石在特务系统中只委任一个副局长专司其职的做法，可见蒋介石对徐恩曾早已不放心了。加上二陈的见弃，徐恩曾的倒台终于不可避免。
最终导致蒋介石对徐恩曾极大厌恶而终下撤职决心的导火索是因徐参与中印缅边境交通走私，并放纵她的前妻利用中统特权假借抗战物资运输大发国难财。军统局因一直与中统有矛盾，故戴笠一直千方百计搜集徐的不法行为。之前徐的前妻走私劣迹军统局已呈报给蒋，蒋还曾告诫过徐恩曾，要他严加管束。这次蒋极为震怒，终下决心。
这个坚决反共15年之久的中统特务头目，最终被蒋介石一脚踢开。徐恩曾后来办过“机械农垦公司”、“中国打捞公司”，发过投机财，但政治上却很寂寞，除竞选过一次“国大代表”外，闲极无聊时常常在家里放电影、开舞会。不过徐恩曾很聪明，他赋闲后并不再钻营复职。因为他深知蒋的性格，如果再去拉关系，很可能会引起蒋的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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