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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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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大饥荒，母亲却说她能吃上大米。生产队，其实很民主。改革开放的制度之变，是农业进步的根源？农民并不这么认为……我们从来不缺少大历史和常识，却鲜少看到农民自己感受的“小时代”。我们说他们无知，他们确实无知，因为不知道自己可以信赖什么；我们说他们隐忍，他们确实隐忍，因为伤痛从未将他们打倒，因为填饱肚皮、活着比这感受更真、更重。如果他们有信仰，一定很简单——如何活着，且幸福地活着。为了这简单的信仰，你永远无法想象，那看似愚钝、木讷的脑袋中藏着怎样惊人的智慧和幽默；你永远无法想象他们这一辈人怎么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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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不了解农民，如何理解中国？
倾听中国最后一代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的声音
一部当代农民的微历史
《农民何谓》以作者与自己的农民父母的一场绵长而深入的对话切入，紧紧围绕于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庄和一个平凡的中国农村家庭近60年的风雨历程，从吃穿住行、婚丧嫁娶等最为日常的话题进入，以每一个时段中国的巨大社会变迁“呼应”，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时代中国最为底层的生活画卷，与那鲜活的生命历程。
我爸经常笑起来：“现在再说这些，就跟说古一样了！”他没吞字，的确是“古”。可这个“古”其实一点儿都不远，就发生在过去的几十年；我则经常感到惊诧，原来很多事，都与所谓的“常识”相反。
……
1958年，当地是大丰收，隔年人们却开始挨饿。我爸的肚皮饱受煎熬，但我妈却说她能吃上大米。
生产队，其实很民主。队长和会计，需要面对一年一次的“海选”。可它并没能刹住“吃喝风”。
改革开放，我想当然地认为制度之变，是个发动机。我爸妈却坚持技术条件的改善，才是农业进步的根源。
宗教信仰，被看作寻找内心支柱的路径。可在农村，它在受到欢迎的同时，却遭遇了最朴素的质疑：圣水能灭害虫吗？
……
我不回避苦难，也并不掩饰自己对农民的偏护。因为我觉得，那些大的社会变动，像极了抡圆的鞭子，鞭梢儿打人最疼，而农民就处在这个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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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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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朔，本名王学永，1978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电视策划人，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副制片人，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研究员。敬畏文字，笔耕不辍，笃信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曾任新民网特约评论员，发表多篇有力度的文章，出版《北大在1919：九零后的崛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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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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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城与乡
引子 村庄
天人（20 世纪50 年代—60 年代中期）
死亡012
饥饿021
半个地主032
留下040
河049
食物057
生活065
公私（20 世纪60 年代中期—1977 年）
生产队076
“文革”087
结婚097
社队工业105
新房113
国家（1978—2000 年）
粮食122
镶牙130
倒驴136
生男生女143
电视151
嫁女159
大学167
今昔（2000—2012 年）
病176
信仰184
偷窃192
丧礼和婚礼200
土地207
后记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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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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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
语言，是有黏性的。
我至今把乡政府叫作公社，把村委会称作大队，甚至提醒儿子该去上幼儿园了，“育红班”这个词儿有时还会先在脑袋中转个圈儿。这么土的人，固然属于极品。可不可否认的是那个时代的影响之深。
前文写过，如果公社是总部，那么大队是事业部，生产队则是分公司。普通农民，是生产队的员工。我好奇的是，生产队是怎样运转的呢？
北司徒村，共一个大队，九个生产队。其中张北司徒占据三个，即一、二、三队。我家被划入了二队，我爸做过这个队的会计。
爸爸：“队是怎么分的呢？划片儿。街南街北，这么分。到现在也还是这样。”
我：“每个队多少人？”
爸爸：“每个队那时候一百一十来人，村子小。现在说不清，一共八九百口，没以前那么准。”
生产队的概念，如今依旧在。只不过它有些徒有其表，唯一的功能，也只是在分配土地时利于协调。反观当年，它的建制相当完备。核心管理团队如下：
队长，一人。副队长，一人。会计，一人。保管员（负责仓库），一人。出纳（负责现金），一人。把式（正把式赶大车，副把式负责犁地等），正把式一人，副把式四至五人。饲养员（负责骡、马、牛等的照料），二人。
一天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
晨起，人们吃罢早饭，开始三三两两向所属队的集合点聚拢。这个松散的“上班”行为，有一个金融专业的名字“上市”。看人头攒动，队伍整齐，队长和会计等开始分配工作：你们去种瓜，他们去种豆。
等等，是不是该有个准确的时间点儿？其实没有，生产队里连块表都没有。不过当时人似乎很自觉。究其原因，无外乎领导严格，工资计件，人也本分。
夏天，稍有例外。因为天太热，人也要午休。早晨，可以日出而作。但中午，则有些不可捉摸。几点出发，全在领导者的掌控。一般估计，应该在下午两点钟左右，负责人敲响大钟通知人们上工。
爸爸：“估计三点来钟，差不多都到了。男男女女，好几十口子。再去干活。”
妈妈：“去了先不干活儿。干吗呢，抽烟儿。这叫查头（音，也可能是‘茬头’）烟儿。”
爸爸：“什么叫查头烟儿呢。就是都来了，看看是不是人齐了。齐了之后，咱坐一起商量下，干什么？怎么干？然后才干活儿。”
我妈说完这句话，利索地点着一支烟。她们这一代的北方农村妇女大多是烟民。往前看，小脚老太太，并不会驾驭旱烟袋；往后看，新潮摩登女郎，也不会轻弹纸烟卷。我想这个查头烟儿，可能是主要促成因素之一。
爸爸：“一个好‘把式’，可了不得。那时候种地，讲究多了去了。比如三清。”
我：“什么叫三清？”
爸爸：“什么叫三清呢？就是耪地，三下儿，把庄稼周围弄干净了。”
耪地，用锄。锄的外形，像大号儿的铲子。只不过锄头倒转，朝向使用者。锄地之时，人弓腰塌背，倒退而行。锄头铲起一层薄土，斩了草也除了根。因为要借太阳暴晒提升效果，才会有“锄禾日当午”。
爸爸：“干活儿，人家还讲究步伐（方言念作chɑ）。割麦子的时候有分工。前边儿，是打腰儿的。后边儿这个，你这一步儿，就是割一把。然后几步儿，刚好够一捆。还得负责拾铺儿。你差了不行。”
收麦子，看似简单，实际讲究最多，也是最累人的农活儿。“打腰儿”，即把割下或者拔起的麦子拴成个“腰带”。“拾铺儿”，则是把腰带扎起来。两人配合，属于流水线作业，效率显然提高，但协调也是考验。
妈妈：“那时候还有剪子股儿。什么意思呢，一把头儿朝东，一把头儿朝西。搭起来，不会散。能割的，这一攥就攥到这么多，到这儿。”
我妈的右手，指向了左肩的位置。这种描述，很容易让人脑中响起革命歌曲，“大生产呀么呼嗨……”这也提醒我，对于生产队的工作氛围，我有些先入为主了。
夕阳西下，人们担锄荷犁而归。
爸爸：“晚上老开会。队长，会计，保管员，出纳，把式什么的，坐一块儿，商量一下，看有什么事。”
我：“干吗叫把式参加？”
爸爸：“得指望人家吃饭呢！干活儿主要靠他们。”
把式相当于什么呢？或许可以叫作业务骨干，也可以称为“大腕儿”。记录好工分，讨论待分配的物品，商量一下种地事宜，这是会议的几个主要内容。
我：“你们活儿多吗？”
爸爸：“挺多的，杂事儿多。那时候什么都得分，连点柴禾都得分。还得组织大伙讨论工分儿。”
我：“讨论工分儿？”
爸爸：“对。你比方说，把工分儿定了。全体社员，分成五六个组，对一对是不是同意。分组，还得把当家户族的分开，打散了，别都在一个组啊！”
我惊诧于这种民主方式。公开，可以纠错；评议，可以防伪；家族分割，则可以断私。这既是相互的监督，实则也是对上的约束。讨论工分，实际是确定每个人的计分标准。毕竟年纪有长幼，性别有男女，同样的工作时间，但工作效率的差别需要体现出来。于是，大家分成小组讨论决定。
我：“多大（年龄）可以去干活儿呢？”
爸爸：“你愿意去就去呗。条件儿不好的那个，有十二三（岁）就去的。像那样的，就给计个四分，满分是十分，分好几等。”
我：“地主富农，工分儿和分粮食吃亏吗？”
爸爸：“不吃亏。一辈儿是一辈儿的，按劳分配呢！那时候设计得其实挺好。”
这种分组讨论，还用于选举。
我：“我看规定，队长和会计要一年一选，真选吗？”
爸爸：“选啊，真选。”
我：“有被选下去的吗？”
爸爸：“有。”
我所提到的规定，来自《农业六十条》。它规定了民主办队的原则，其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和其他管理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或者监察员，都由生产队社员大会选举，任期一年，可以连选连任。”
我：“怎么提名候选人呢？”
爸爸：“没有候选人！随便选。比如说，你们这个组，商量一下，队里谁适合当队长，写下来。最后一汇总，就定了。”
我：“那不选乱了吗？一百口人，谁都可能当队长会计的。”
爸爸：“乱不了。怎么会乱呢？一个生产队，就跟一个大家庭似的。我每回选都是全票，嘿嘿。”
我爸很得意，我还是没太明白这种大民主为什么会运转如常。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农业六十条》条款设计考量相当周密。也无怪乎毛泽东将其视作得意之作。
我：“你使劲儿干活儿吗？”
妈妈：“我反正就是拉着锄走，才不弯着腰儿耪地呢。”
我：“哈哈。”
妈妈：“该干的时候也都卖力气干。”
我妈先卖弄了下“小聪明”，但继而又强调并非是散兵游勇的状态。惰性，是件难免的事。但究竟有多少主观因素，则无可讨论。为何人们会表露出一定的懈怠，我想原因之一，在于农业生产的非标准化特征。种玉米，不同于生产螺丝，后者可以日复一日大量生产，但种地则要相机而动。总体而言，它的管理难度，要难于工业。
我：“哪个队富一点吗？还是说三个队都一样？”
爸爸：“就咱二队好。那时候分麦子，一家儿差不多能分100斤，那俩队才60斤。”
我：“为什么？”
爸爸：“队长抓得紧呗。”
全村土地，按照优劣分大块儿，各生产队再在其中分小块儿。总体而言，肥沃程度并无区别。产量之差别，在于“干部”的不同。但社员，并非自由身，他们不可以从一队跳到二队。这实际上把这种竞争的效益冲销了。
我：“粮食等怎么分？”
爸爸：“上边儿规定，比如今年是工六人四，那就是说工分儿占六成，人口占四成。每年比例都不一样。”
我：“我看规定中有奖惩，干得好的，要奖励，干得坏的，要处罚。有这个嘛？”
爸爸：“没有。”
平均主义，是所有管理机构活力的破坏之源。但它的确存在于生产队之中。至于为什么，我爸难以解释。我的理解，或许和标准难定、不好评判相关，又或者待分配的东西实在过于贫乏。多与少之间，是饱与饿的区别。
我：“工六人四，还是工四人六，这是谁定的？”
爸爸：“公社里？不太清楚，反正每年不一样。那时候都听公社的，让怎么着怎么着！”
我：“他们管那么多吗？”
爸爸：“好家伙！那帮人，狠着呢。你以为你想种什么种什么啊？那一年，一个副队长带着人，准备种点豆子。结果公社来了一帮人，到这儿就问，谁让你们种这个的？！副队长就稍微哼了一下。结果，立马下令：绑起来！怕死他们了。”
在《农业六十条》中，明确提出了公社要监督生产队执行有关计划，并且标明，“在调整的时候，只许采用协商的办法，不许采取强制的办法。”但显然在执行时，硬度被强化了。
我：“为什么那时候人那么害怕‘上头’？”
爸爸：“什么东西都是公家的。张后头，仨队。一个队，一辆大车。就在咱们家前边那个地方。以前是马房。养着几个牲口。”
提到这个地方，我不自觉地摸了下嘴角。很多年前，我们一群孩子曾经去那个闲置的马房探秘。在里边，大家找到了一辆大车架子以及房顶上的马蜂窝。车架子，实在无力搬动。于是，就有人起意捅马蜂窝。我逃跑不及，被一只马蜂轻轻地吻了一下，留了个疤痕。
爸爸：“过八月十五，宰个牲口，得兽医站里去批。牲口老了，或者病了，可以杀了，弄点儿肉给人们分分。我记得，就在某某家院子里。先把牲口捆上，都准备好了。结果，你猜怎么着？没人敢去捅这一刀，兽医站签字了都不敢！”
的确，人财物全部被集中到了集体手中。换言之，权力高度垄断，往往跨越本来设定的界限，人们却无力去对抗。
我：“那时候这些小干部，腐败吗？”
妈妈：“腐败呗。没听说吗？‘大干部偷，小干部搂，社员缝个大兜兜。’人们瘦的都走不动，那些小干部们，脖子上的肉，全都一颤一颤的。黑白吃喝。”
我爸倒是一直精瘦。他身处的是生产队这一级别。有大民主的监督，似乎情况好很多。但对于当时的吃喝问题，他也没有回避。
爸爸：“那时候，晚上不是商量事儿吗？等到人们走了，就剩下队长、会计啥的，几个人就说，喝点儿吧？就炒点儿白菜帮子，不然就炒点儿长果子（花生），去药店买点儿酒。”
显然，在晚间的全体会议后，还有一个闭门会。喝小酒儿的，主体是管理层。按照架构设计，“高层”彼此之间是存在监督的。队长，负责管理和监督，但在财务上不能越俎代庖，与此同时，会计也受出纳和保管员的牵制，因为他们分别掌管着金库和粮库的钥匙。不得不说，这牵制了彼此，防止了腐败的发生。但这个简单的吃点儿，喝点儿，算不算腐败呢？
我：“你不吃鸡蛋，是怎么回事？”
爸爸：“那是有一年，咱们村儿，一个大队，九个小队，共十个队的会计，把我们弄去集训。在邻村儿，住一块儿。吃什么呢？也没什么好东西。就收鸡蛋。那个大铁锅，整整煮了一锅。一下子就吃坏了，最多的一个人吃了三十八个，我吃了十八个。吃伤了。”
我不禁眉头一皱。一为嫌弃这种吃喝，另外也想起自己吃鸡蛋的经历。多年以前，当地突然传言姑姑送熟鸡蛋给侄子以驱邪避灾。一个姑姑贡献的鸡蛋数量是 十八个（或者是十九个）。按照要求，侄子要一顿吃完。我采用了点到为止的策略，每个上边咬一口交了差。即便如此，已经痛苦不堪。补充一下，我有两个姑姑。
妈妈：“那时候也没什么吃的，就是收点儿鸡蛋呗。”
毫无疑问，此时的人们，普遍生活在温饱线的边缘。鸡蛋“盛宴”，已经在说明这个“干部”阶层的优越。在生产队中，有彼此相熟的人用选票约束干部，这个大队组织的会计集训，谁来监督呢？那些骄横的公社干部，又是谁来监督呢？
我更担心的，是他们干出贪污的事，中饱私囊。
爸爸：“那个绝对没有，就是落点儿吃喝。吃也吃不着好的，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不敢。毛主席那时候，可和现在不一样。法律严，严在哪儿呢？从前犯点儿事儿，吓死你！”
我：“生产队当时有多少钱？”
爸爸：“哪有什么钱？到了后来才有了一点儿，钱是不敢动的。买酒什么的，其实就是偷着弄一点儿粮食卖了，不敢随便搞。”
我大致明白了，那个晚间会议后的小酒会，保管员也要参加。民主，让他们不能过分，但却很难根除一些私利。
我：“‘文革’的时候，有生产队队长会计啥的挨斗的吗？”
爸爸：“没有。都是穷人出身，干吗斗他们？！”
我和一位老人聊天，谈到当时各级干部的权力之大，他说：“要不毛主席几年就搞一次运动？”我觉得这句话，很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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