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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影响世界大半个世纪的心理学巨著！大众心理学创始人勒庞最巅峰作品！
●勒庞的经典著作《乌合之众》曾被广东省委推荐各级领导干部12种必读书。
●苹果、微软、IBM、迪斯尼等世界500强企业管理层都在学习的超强领袖法则！
●相较于《乌合之众》，本书在延续大众心理学的精髓之外，还详细讲解了勒庞独创的“领袖心理学”：身为领导，如何才能全面有效地领导一切？怎样才能轻易掌控复杂的局面？本书既适用于高层管理，也同样适用于政治、经济。所以，你也可以把这本书看作《乌合之众》的完美升级版！
●《秘密》《不抱怨的世界》《谁动了我的奶酪》等全球知名政治、经济、心理、成功、管理法则均围绕本书延伸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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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世界级心理学之父勒庞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勒庞以对群体心理特征的研究而著称。在19世纪20年代，他的思想达到了巅峰。他的预知令人震惊，他在作品中预见了20世纪所有的心理学和政治发展。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坚持要会见勒庞，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也曾是勒庞最狂热的读者，不仅通读了勒庞的全部著作，还将勒庞制定的规则付诸实践。可以说，勒庞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大师，他把心理学带到了世界的最高端。
在本书中，为了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特征，勒庞援用了集体行为的三大基本准则：非理性和集体冲动强于理性和个人冲动；人的行为更容易受到情绪推动，而并不是按照理性计算。同时，勒庞还认为，各种潜在性格构成了心理，稳定不变的人格仅仅源于稳定不变的环境，在不同环境的压力下，每个人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潜在性格特征都会以不同方式表现。当然，仅凭环境因素这一点，还不能将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心理转型合理解释。同样重要的还有“心理感染”因素。心理感染是“个人依照周围众人的意志行事”，强大的集体凝聚力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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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古斯塔夫?勒庞 Gustave Le Bonl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他自1894年始，写下包括《乌合之众》《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法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战争心理学》、等一系列社会心理学著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至今仍在国际学术界有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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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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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当 前必须研究的心理学原理
第一章 情感的、集体的、神秘主义的力量在国家生命中所发挥的作用
第二章 多种形态的人格
卷二 现代德国的发展历程第一章德国的崛起和发展
第二章 德国哲学家眼中的国家定义以及历史阐释
第三章 德国的经济发展历程
第四章 现代的德国心理
卷三 引发战争的起因
第一章 引起战争的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
第二章 种族间的怨恨
第三章 德国的扩张姿态与报复心理
第四章 神秘主义对引起战争的作用
卷四 关于战争的近因
第一章 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和外交谈判周
第二章 英国一开始时的反战情绪
第三章 有关英国国内心理的变化
第四章 外交谈判中，德、奥、俄、法各自发挥的作用
第五章 大众心理影响了战争的起因
第六章 奥、德、俄三国君主意志的作用
第七章 结论：到底是谁想要发动战争？
第八章 德国和各国国内关于战争原因的看法
卷五 战争方面的心理因素
第一章 战争手法的改变
第二章 新型情感和新型人格的出现
第三章 作战勇气及其起源于形式
第四章 战争中由于缺少远见和心理学错误导致的后果
第五章 源于心理学错误的战略错误
卷六 德国在作战时用到的心理战术
第一章 德军作战的心理基础
第二章 德军在战争中的原则
第三章 中立国家对于德国战争手段的看法
卷七 未知变量对战争的影响
第一章 现代战争的结果
第二章 战争报道的不可靠性
第三章 马恩河战役假说
第四章 和平问题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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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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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两条战线
1915年秋天，古斯塔夫?勒庞完成了《战争心理学》一书。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已经波及法国，法国人民也渐渐对战争特有的负担、节奏与艰辛习以为常。不管是平民还是士兵，都屈服于斯多葛主义那种屈从现实与放任自流的状态：有时候对迎接胜利怀揣希望，有时候眼看战争苦难继续。虽然法国人民对下一轮“大推进”将要带来的胜利与和平满怀期盼，不过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当年秋天，局势很是清晰——至少还有一个冬天才能摆脱战争。9月下旬，在香槟战区，法国又发起一轮新的攻势。然而，同阿图瓦与弗兰德斯的春季攻势一样，西线的僵局并未因此而打破，没有办法实现年内结束战争的企盼。虽然这样，法国人民的信念并未因香槟攻势失利的苦涩和失落而动摇。他们坚信：法国将不计代价夺取最终的胜利，并继续为之战斗！奋战到底的士兵们、出于道德义务为祖国奉献力量的平民们、为担当起引领全民的特殊使命的知识精英与道德权威们，都在寻找关于法国参战的合理解释。正是基于以上背景，勒庞撰写了《战争心理学》。
在刚开战的前几个月里，法国的作家学者们纷纷参与笔者称之为“知识运动”的宣传活动，进行公共演讲并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言论。他们在国际舆论战场上，和德国人展开激烈的交锋，反驳德国人自称对战争并无责任的言论；在对内及对中立国的宣传里，他们都详细地论述了法国必须战斗的原因以及会继续战斗，直到最终胜利的到来。
法国人在进行上述活动时，发现了两个问题，同时也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德国学者们为什么在开战头几周内表现奇怪：93名最杰出的德国学者,为什么公然违抗众所周知的现实，抛出一份颠倒黑白的宣言？这分明与他们客观公正的学术作风大相径庭。在这份臭名昭著的《93宣言》中，德国学者们全盘否认了德国一切罪行：蓄意挑起战争、侵犯比利时中立地位、残害无辜平民、违反国际法、故意无视既定公约等。这彻头彻尾的谎言激怒了法国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决心列出所有罪证，让一切针对德国的指控都变得不容辩驳。
因为《93宣言》的出现让法国知识界开始考虑：这些世界知名的德国学者为何背弃学术声名抛弃真理，竟然开始捍卫谎言？同时，第二个问题继而被法国人发现：又如何解释法国在香槟攻势失败后处在空前的不利地位，反而体现出坚忍不拔的意志与非凡的决心？问题一让人心生疑惑，问题二却让人心生敬畏。在战争动员下,德国学者发表《93宣言》的行为让人唾弃；面对战争，法军表现令人意外，但两者都令人深思。
古斯塔夫?勒庞的《战争心理学》,针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答疑解惑，同时，这些回答都是根据过去他已有著作中阐述的原则进行的。现在看来，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加入本就议论纷纷的公共讨论中，而是利用心理学规律更充分有力地解释德国学界为何这样癫狂、法国人为何这样充满斗志以期改变原来讨论的性质。勒庞坚信，只有通过心理学的研究才能解释集体行为的原因，所以否定了现存的一切解释，并认定它们是不准确的，并不具有说服力，同时没能认识到在政治家、知名学者和普通士兵的集体行为中，“那种感性、神秘、共同的力量”所扮演的角色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为弥补上述提及的不足，《战争心理学》在书中引入了心理学原理，同时也让勒庞本身的学术地位更加根深蒂固——某种程度上，当时的勒庞是被边缘化了。在1914年以前，一直是笛卡尔主义与新康德理性主义学派占据学术界主导地位。勒庞一直试图在他的作品中表示集体行为是非理性（却是真实的）力量的产物这一观点，然而这与当时统领法国学术与教育界、并限制勒庞学术成就的理性主义思维是不相符合的。一名学者若要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成就学术名誉，要么是通过在巴黎大学获取教职的方式，要么是获准加入法兰西学院的五个学院之一。勒庞在这两条前进道路上持续地受到阻碍。不管是在巴黎大学或是巴黎任何一所与之相当的教育机构，他都没能获得教职，也没能被选入法兰西科学院。逐渐地，出于对这种被学术界放逐与边缘化的处境的厌恶，他不得不加入法国知识界的大讨论中。所以，由此看来，《战争心理学》的出版，不但是针对国外的敌对势力，而且是反驳国内知识界的主导思想与个别人士。
粗略看来，《战争心理学》一书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很多法国学者们写作出版的相关内容并无太多不同。本书中，勒庞经常不留情面地直接称德国人为禽兽，或许相较于同类作品流露出的反德倾向更加明显，不过也不算过于突出。实际上，当时法国学界的流行趋势就是反德，在勒庞的书中只不过形式更加多样化，抨击德国人的论据也更加繁多。在此书中，勒庞肯定了德国应该肩负起战争爆发的责任，对德国的战争暴行加以谴责，也对德国学者软弱且毫无原则的态度进行了批评，同时，对德国人服从政府权威时体现出的奴性和在欺凌弱小时暴露出的残暴加以深刻地刻画，这和当时很多同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作家的做法是相同的。勒庞还谈到，利用大学、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爱国社团，普鲁士加速了德国军事化进程。在法国人著作中普遍提出的一点，普鲁士王国寻求在德国全境和欧洲大陆占据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根本原因。
另外，勒庞还在书中提出了另一些看法：1914年之前，德国的科学家们备受全世界尊重，但实际大多是派生与模仿的产物；尽管德国的教育那么严谨苛刻，但缺少自省是其一大弊端。勒庞相信这是德国更注重小节而缺乏全局观造成的。同时，是“组织性”帮助了德国在全球工业和技术制造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而不是聪明才智——在现代世界中，这一点很有用，毕竟是现代德国大量成功的原因，但是也不值得太过赞扬。
所以，虽然《战争心理学》一书中很多观点看似和法国其他学者相同，但是过程分析却很是不同。在一些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上，本书对其提出质疑，而不仅仅是点头附和。假如读者细心的话，就能在书中看出勒庞认为1914年德国发起的战争并不是有意为之，同样，他不相信是理性计算让德国引发了战争，对德国哲学催生了泛德主义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这一观点亦不赞同。当然，同很多法国评论家相同，他从很多中立信息中搜寻证据来证明德国确实对比利时和法国平民犯下暴行。勒庞还敦促读者考虑到“心理传染”在当时的恶性影响来解释德国知识分子们的集体谎言。
很多法国学者在战争刚开始那几年都相信德国宣战的原因是其坚信自己有统治欧洲的权力。在领土扩张主义和自负情绪持续发酵的情况下，德国最终不断推进前线并压迫邻国。德国在1914年的巴尔干冲突问题转化为世界大战的原因解释上，很多学者倾向于强调泛德主义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影响，像加布里埃尔?阿诺托（GabrielHanotaux）、列维?布吕尔（LucienLevy-Bruhl）和夏尔?安德勒（CharlesEndler）等法国学者。
在很多学者看来，德国的侵略性并不是近期的历史导致的，而是至少来源于一个世纪前的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哲学传统。显然，将战争归罪于泛德主义者及其政治盟友的投机主义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泛德主义的渊源根本不能深究这种解释。拉维斯（ErnestLavisse）、布特鲁（EmileBoutroux）和许多其他法国学者认为，泛德主义的创始人是费希特和黑格尔，而德国的侵略应该由泛德主义负责，所以，1914年爆发的战争应该由费希特和黑格尔负责，其哲学传统是德国军国主义的根源。
在勒庞看来，以上观点既不具备说服力，也没有充分理由。虽然德国应对战争负责，这一观点他是认同的，但他不认为1914年8月时德国的本意是希望战争爆发的。他承认，曾经他也因为爱国主义冲动，“和法国多数人一样认为德国在找借口向我们开战”，但是他因为现有证据的存在而予以重新检视：当他再度认真研究这些资料时，“突然灵光一现，得出以下结论：虽然德国无法避免地导致战争，但是战争真正爆发时却并不希望如此”。尽管勒庞知道明白这一点的人是少数，但是仍然毫不犹豫地指出：索邦大学的教授们关于德国有意挑起战争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当然，他自己也曾说过：“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我是法国唯一持此观点的，直到最近我看了巴希（Victorbosch）的作品，才得知他也持同样观点。”
我们要相信德国的行为完全出于理性计算，才能相信德国是利用了1914年危机并故意挑起世界大战这一观点。在勒庞看来，此种观点是“现代最具灾难性的错误之一”。实际上，德国如果是理性的，就会选择和邻国和睦相处。因为在权衡利弊后，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要想更好地服务于德国的经济与政治利益，此种方法才最靠谱。所以，参战的决定不是出于理性思考的，我们可以看到，战争让德国失去了之前市场的同时还让先前习惯其存在的民族开始反抗。勒庞看来，也许德国会出于理性考虑而停止战争，所以结论是这样的：德国的动机完全不是索邦大学的学者们所认为的，出于深思熟虑的理性考虑。
另外，德国的侵略根本源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勒庞也对此存疑。在看完如《战争心理学》一书后，读者便会发现勒庞曾在里面提到：在从黑格尔开始的德国传统哲学中确实有证据能证明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主义正当性的存在，但是勒庞经过一番分析后发现，他并不能认同哲学（无论是黑格尔的还是他人的）是德国军国主义的根源。在他看来，黑格尔哲学是德国侵略精神的症状，而非根源。德国哲学家们在对军事力量的推崇中，也只是在学术上将已经确立的军国主义倾向正当化、合理化。勒庞是这么说的：“这些理论构建理性基础的任务已经由哲学家们开始承担，因为历史告诉过我们这些理论是非常有用的。”在提到黑格尔和尼采时，他承认是他们“激起了国人最不切实际的期许，特别是那种征服、屠杀和掠夺的天性”，然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如果不能支配这些天性，就只好予以赞美”。勒庞的观点是，思想并不产生行为，与此相反，行为来自“天性”，然后促进思想的发展。也许在德国军国主义的出现中，哲学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但不是优先的和主要的因素。
若狂妄哲学和理性计算都不能够引发德国1914年的侵略行为，合理的解释又在哪里？其中勒庞的想法是：战争并不是“任何一国刻意计算的结果——甚至不是德国，而是人类激情与情感超越理性计算的力量体现”，那些心理学理论，尤其是那些已经在先前著作中提到的那些理论，足以解释战争的起因和特征。尤其是他援用了集体行为的三大基本准则：非理性和集体冲动强于理性和个人冲动；人的行为更容易受到情绪推动，而并不是按照理性计算；神秘主义的信仰比理性主义的思想更为强大。的确，“神秘主义和理性……各自属于完全不相关的领域，这是因为神秘主义信仰是由于暗示或心理传染，却从来不是来自推理”。因此，想要解释国家在战争时期的行为，要是单单依靠理性，就会误解人们动机的本质。勒庞的思维更倾向于在“集体的、情感的和神秘主义的力量”中找到将欧洲拖入战争的解释和说法。
勒庞非常沉重、痛恨地指出情感因素对每一参战的国家都构成了一定的影响，因为他意识到了所有的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并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此，一些国家是由于职责、荣誉或者是骄傲，另一些则是由于种族、仇恨和过剩野心。例如，英国人民奋起反抗保卫比利时出于道德义务，并不是出于经济利益；法国则是认为有必要捍卫受到侵害的东欧盟国和国际条约。与之相反，德、奥两国并不是出于如此高尚的情感因素，德国是出于对自身命运的非理性信仰，而奥地利则是出于对塞尔维亚的刻骨铭心的仇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任何国家的权衡之中理性均不占据任何地位。
引起七月冲突从而转变为欧洲战争的并不是理性，而是各国在心理上的短视。在一系列的外交交锋中，每个国家都暴露出心理洞察力不足的缺点。举一个例子，奥地利和德国没能看到将驱使俄国保卫塞尔维亚的心理因素，所以即使参战也完全相悖于俄国的最根本利益。德、奥还错误地断定英国将对比利时中立地位的破坏不闻不问，但是英国做出的一系列的反应不是出于经济利益，而是出于荣誉。勒庞认为，德国最糟糕的判断就是没能预见到英国全民对尊严的重视和对荣誉的在乎。
勒庞认为，最终将欧洲拖入战争的是德国对自身“上帝所赋予的优越性”的神秘主义信仰，他将其特征定义为“热爱超自然力、热爱神秘、蔑视经验、相信上天的力量作用于世俗现象”。尽管心理误判和情感力量使各国的行为完全脱离、甚至违背了理性。但他认为：“导致德国最终发起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神秘主义。”德国的神秘主义已经有一些确立的内容：德国人经过上帝的精心挑选，注定以后将要统治整个欧洲。在19世纪时受到历史学家特赖奇克（Treitschke）和兰普希特（Lamprecht）的推崇，这一套信仰似乎已经得到证实——在德国工业的军事扩张和惊人发展。德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也鼓励人民群众相信上帝选了德国统治整个欧洲，因此德国人愿意忽视所有理性的个人利益，并且全力追求履行天赋使命的机会，就如同受到催眠一样。
在当代德国神秘主义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无论学术领袖还是政治家都不能免受影响。在勒庞看来，这明显体现在起草《93宣言》的那些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行为中。勒庞与许多法国学者一样，非常愤恨于这些德国学者狂热地、一致地不顾事实为德国的暴行找借口的错误行径。那些在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哲学理论中找到德国侵略原因的法国学者还认为，德国沙文主义的文化传统也解释了德国学者为何能够快速集结起来捍卫祖国。这种文化传统更强调服从而不是学术独立，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需要之上，并正当化一切不合法、不道德、不名誉的事物，最终导致《93宣言》的出台。勒庞却直接否认了上述观点，并基于心理原则给出解释。他承认宣言的签署者“在某些情况下深负名望”，但也毫不犹豫地指出这些人“展现出最奇怪的推理缺陷与对他国心理的全然无知”。勒庞如此解释《93宣言》现象：“德国人（关于战争起因）的看法反映出，基于暗示和心理传染的信仰丝毫不受论证的影响……即使是最高智力都不能阻止一个人成为这种信仰的奴隶。”勒庞在《93宣言》中证实了他很早以前即在书中指出“当置身于集体影响中，即使是最睿智的人都会失去一切判断力”，如果不是这样，又该如何理解为何那么多颇有成就的学者能够全然不顾事实，抛弃一切独立判断力，力争德军并未犯下任何暴行呢？
关于德军暴行的争论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也在激烈进行。布莱斯委员在英国议会用耸人听闻的细节报告了德军的罪行，这些故事过程如此可怕，甚至导致一部分读者认为其是否真实可信。
直到最近，历史学家们通过重新研究这些事实，终于找出一切原因和证据，来探寻德国评论家们为何承认针对平民的行为并非“暴行”。约翰?霍恩等人得到了证明，关于针对德军的许多指控都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同时德国对此的否认也并不是没有任何根据和理由的。德军的士兵们因为真心相信平民大多不是无辜的旁观者，所以他们一致认为对平民的行为正当。平民往往是游击队或士兵伪装而成的，这是普法战争的经验教训告诉他们的。所以，在1914年8月行军经过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时，德军并非因为他们是残暴的野兽才杀死了许多乡村牧师和村民的，而是认为这些平民对他们的生命构成威胁。
上面的这些分析是基于战争期间备受关注的一些材料：从被俘或阵亡的德军士兵处收集的日记和战地手记。法国学者们因为受到《93宣言》的刺激为质疑德国人对种种事实的否认而成立了一个战争资料研究委员会，并极力证明：那些在法国、英国、比利时流传的关于德军暴行的故事虽然可怕，但却是真实的。这一问题，有两本宣传册。第一本题为《德国的战争理论与实践》发表于1915年，其中关于德军暴行的这些资料主要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或许清楚这些证据不够中立，在之后又发表了事实证据来自德国方面，主要是1914年9月间被俘或阵亡的德军士兵日记的宣传册《德国人之暴行》。德军确实焚烧了村落、屠杀了平民、处决了战俘并残酷对待妇女儿童是这些自证其罪的材料所反映的。德国学者对于这些证据坚称德军未犯任何暴行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因为“德方很难否认自己士兵所述事实”，勒庞从德军士兵的日记中引用了一些事例，关于德军暴行的材料很多都来自以上手册，以直接反驳德方对此的否认。就此而言，勒庞希望基于非本土的资料来源建立论据的可信度和公正性研究方法与许多其他法国评论家一样。在整本书中，勒庞便以彰显法国学术态度的客观和公正，将很大论述重点都放在与法国毫无关联也不具偏袒性的资料来源上。此外，关于德军行为是否暴行的争论他也希望基于以往作品中提出的心理学规律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畸变，此次争论正好给他提供了这一机会。
勒庞引用其有关民族性格是内在与不变的理论，来说明德军为何如此轻视关于士兵行为准则的既有规定。他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提出国民性格是“构成种族天性的无意识因素”的产物。与许多法国的民族主义者一样，他也相信在同一国家中成长的所有个人，在某些方面基本相似，是由于负载了同样的历史，受到同样理念的激励。尽管任何国家中，“种族天性”不能被完全忽视：“即便在智力和学识上最不相同的人也拥有非常相似的天性、激情和感觉。”尽管个人可能由于教育与成长方式不同、家庭影响不同而彼此大不相同。
勒庞认为种族“纯洁性”不过是荒谬的虚构概念，这个关于“种族特征”的概念与20世纪其他种族主义者不同。虽然如此，他坚称人的个性具有“相当固定的心理内核”，也是由若干遗传而来的核心因素组合而成的。以德国人为例，虐待、残忍、蔑视文明的行为深深地根植于其集体心理之中。勒庞认为，德国仅仅是因为德国人未能完全驯服自身原始的、残忍的天性，所以在对比利时的入侵“在各个方面都与公元头几个世纪中的事件相似”，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认为文明的进步能够通过开发我们的智力来转变我们的情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此类事情从未发生过。社会约束，这仅仅是伪装并不能隐藏一些民族的野蛮本性，这些本性会随着约束的小事而重现。”勒庞否定了多数学者的乐观倡议：德法将在战后出于对国际准则的共同尊重而建立持久、和平的关系。因为他坚信德国人永远都是“法兰西民族与法国文明不共戴天的敌人”。
***
除了对以上德军暴行与德国学者的谬论感到震惊之外，让人更加惊讶于法国士兵们所表现出的刚毅与勇气。法国知识界嘲笑过去法军反对共和的倾向，经历过1871年惨败之后的阴影，害怕法国会因为自负而堕落，如今却为全民面对战争爆发所显现的决心而震惊。倾向于从宗教角度寻找原因的评论家们认为，自1914年8月起，一场“奇迹”已经改变了法国。但是所有人都一致同意，在面对战争挑战时，法国士兵们展现出一种在和平年代从未出现的精神活力。
法国的社会评论家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最后几个年头中，常用出生率下降，或离婚率上升等事例来证明法国确实正在走向衰落，哀叹现代社会的道德腐败并以此来鼓励生育者们，他们纷纷哀叹：已婚夫妇为了舒适生活而选择不要孩子，以便在蓬勃发展的消费社会中满足种种私欲。他们忽视了国家需要，因为一国只有当人口持续增长时，才能承担自我防卫的职能。还有许多评论家认为，法国公民也对彼此之间的责任与义务漠不关心。爱德华?毕瑞森（EdwardBerenson）指出，在战争爆发之前几年中，不断攀升的离婚率被视为当代法国道德败坏、不负责任、社会腐朽的一大症状，从而成为了引起全国警觉的话题。
关于法国的道德败坏问题，勒庞本人是非常关心的。虽然鼓励生育者们关于“国家实力完全基于人口出生率”的这一主张他并不赞同，但是和很多保守派评论家相同，他也认为法国国力即将衰弱。1895年，他曾写道：“我们无望地看到，当今这代人所受教育的结果——大量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们由学校培养出，未来法国衰落的道路已经铺就。”然而，对于“成千上万的人抛弃奢华与安逸的生活，投身于危险和贫困之中，像古代最威武的勇士一般奋勇战斗”又该怎么解释呢？
就这问题而言，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勒庞给予了解释。在受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激进个人主义教育的一代人为什么能够抛弃自我放纵和物质享受，积极响应号召参战？就此，他引用了《乌合之众》中阐述过的三大原理：环境决定论、心理感染和集体的遗传（或种族）特性。
20年前，此书还未开始写的时候，勒庞就已经说过：“各种潜在性格构成了心理，因为环境的突然变化这些因素会得以显现。”人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战争时期，这条规律变得特别突出——当时的新环境，让国民先前潜伏的性格特点浮现而出。在勒庞看来，“一场漫长的战争有能力改变我们精神生活的平衡”，所以，结论是这样的：在战争中，一个个体的性格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甚至“其可能做出使身边人甚至本人都感到震惊的举动”。既然个人会因为环境因素而变化，同理，国家也是。法国在1914年的表现显然符合这一论点：抛弃了反教权政治、国际主义的倾向以及自我放纵的习惯，竟然拥抱政治信仰、爱国热情和自我牺牲。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很是可怕，但似乎也证明了勒庞的结论：稳定不变的人格仅仅源于稳定不变的环境……在不同环境的压力下，每个人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潜在性格特征都会以不同方式表现。
仅凭环境因素这一点，还不能对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心理转型有个合理解释。同样重要的还有“心理感染”因素。在勒庞看来，心理感染是“个人依照周围众人的意志行事”，同时，他认为这也是士兵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仅靠心理感染这一点，强大的集体凝聚力就此产生，这是军事行动的必备要素。不管是兵营中、训练场，还是前线战壕里，“集体精神”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士兵们，演变成“根据集体而不是个人的意志去感觉、思考和形成观点”。
这一说法本身也体现出，“心理感染”有时也可能是消极的。也曾经让德国的知识分子界误入歧途从而严重误导德国士兵们。同样的，法国军队也深受其影响。从前线的信息来源中，勒庞也找到了相应证据，确认心理感染因素也影响了法国士兵们的勇气。虽然这样，但是勒庞认为：士兵们在心理感染与天赋秉性结合时能够发扬出前所未有的英雄主义精神。
虽然出于保守与审慎的态度，勒庞对群体因“极易过度反应”而感到不安，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尽管黑暗危险的力量可能为其所有，但是也有英雄主义、奉献精神和最崇高的美德存在于其中。实际上，他们“甚至可能比孤立的个人更倾向于展现这些美德”。在得到恰当引导和足够的激励下，“克制、自我牺牲、无私奉献”等精神可以由此展现。所以，在有关群体的分析上，勒庞相信，群体能影响个人甚至改造其性格——而且这改造也是正面的。集体中的个人极有可能受光荣、名誉和爱国主义等情感追求所影响，甚至足以驱使他为之奉献生命……强大的无私奉献精神常常由集体主义本身激发。数百万人在1914年离开家庭和日常生活，成为法国军队这庞大集体的成员的事实就能充分地证实这一论点。
在勒庞看来，“战争和革命”这一不稳定的历史作用力会取消那些在世界和平和国家稳定时期约束个人的“禁令”。德军最原始的野蛮天性从这些禁令释放出来，开始肆意放任。如果是战争的缘故，让德军士兵从社会禁令中解放，那么法国和英国士兵为什么没有产生相同结果呢？勒庞在解释法国士兵没有成为一个危险的群体却成就了一个英雄的群体时，又一次引用民族性格理论。由于不同国家的公民都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一套不同的核心信仰，所以相同刺激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士兵倾向于恐吓平民，而法国与英国士兵则不太采取这种行为的原因了。英法士兵“受到了社会约束的长期影响，以至于他们的感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稳定”，这与德国是有所不同的。勒庞估计，要使野蛮天性被成功遏制，需要经过社会长达几个世纪的对自我约束的培育。
也许英国读者会对这一解释感到满意，但是对于法国而言呢？具有革命与起义狂暴历史的法国，在公民中培育出所谓的“社会稳定性”是基本不可能的事情——这被勒庞视作文明行为的必要前提。我们从最近的历史中可以看出，法国都不具备内部稳定性和自律性。实际上，在1914年的时候不会有国家比法国的历史更为动荡和缺少约束力。勒庞也研究过1789年的大革命，了解到本民族倾向于绕开社会约束并放纵追求“原始的野蛮”。他在《乌合之众》一书中用环境决定论解释了国民议会（1792—1995）的野蛮属性：解释了在国民议会中由于革命带来的“环境突变”导致最野蛮的成员中竟有原本非常温和的人——在普通情况下，他们是平和、高尚的公证员或法官。他也在《战争心理学》一书中指出革命主义的其他方式：由非理性、神秘主义和暴力激发的泛德主义激进表现。理性不是产生革命追求的原因，而是由那些“与智力毫无关系的情感的、神秘主义的、集体的力量”所塑造。在勒庞看来，虽然“这场悲剧（法国大革命）的主角总在试图寻求理性”，然而“操纵着演员的秘密力量却来自于理性主义之外的其他源头。”
法、德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很多相似的地方。1914年，德军总参谋部在发动战争时，运用了100多年前拿破仑在1796年进攻意大利时运用过的战术，首先下令军队调离近期攻占的地区。除此之外，两国还有别的相似之处，勒庞在承认它们的基础上还予以强调。在他看来，士兵个人对平民的行为不是德国暴行，德国的暴行在于“之前便确定的作战手段的结果……是基于恐怖”。如果在一个法国人面前提及“恐怖”一词，会不可避免地联想到罗伯斯庇尔、雅各宾主义和种种1793—1794年间的惨剧。勒庞非常清楚这一点，因为他是这么定义“恐怖”一词的：为君主和革命者所使用的技术手段——目的是震慑敌人并令其迅速投降。
所以，勒庞在运用国民性格理论解释法国军队的英勇表现时，便无可避免地产生内部逻辑矛盾。因为其论证的核心有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他一方面认为德国人和法国人同样容易受到心理感染和环境变化的影响，对战争爆发做出不同反应的原因是继承了截然不同的集体性格造成的——德国人嗜血、残忍、放纵，而法国人爱国、自制、稳定。但是，他也承认，1793—1794年期间，法国也出现了和1914年德军犯下的相同的恐怖行径。
另外，虽然勒庞一直在强调德国和法国是截然不同的，德国总是不理智地渴望占据统治地位，法国却代表着文明与秩序。虽然这样，他还是用事例证明法国军队的先辈们曾和德军一样，暴力、嗜血并缺乏理智。综上所述，法国人在1914年表现出的荣誉感、勇气和正派还是不能用勒庞的集体行为理论来解释。
所以，读者会在《战争心理学》中发现，1914年的德国与大革命高潮时期的法国被勒庞拿来做了隐晦的对比。勒庞并不是唯一用了此种方法的人，许多学者都在战争期间采用了相似方法。这些各种各样的形式到底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呢？尽管勒庞对保皇派的反革命倾向持中立态度，但是共和派的政治理念却留下了许多恶果。他担心，一旦战后开始流行“民主社会主义”，法国必定灭亡：“像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海牙公约和其他一切可能改变国际关系的理念，这些大而化之的广义概念，从未起到过任何影响。”虽然他对于宣称理念都已“永久破产”时非常自信，但对共和派知名学者们希望在战后将其恢复这一事实也极其了解。阿方斯?奥拉德（AlphonseAulard）和维克多?巴希（Victorbosch）在1915年基于康德哲学上提出，战后的法、德两国能够达成和解，同时建立长久的和平。而在勒庞看来，康德基于国际合作的永久和平论不过是无稽之谈，于是将持有这些观点的人划向了德方阵营。所以，当他将雅各宾派和德国知识分子看作一丘之貉时，他是隐晦地把将自己视作革命后代的法国学者们同时诋毁。
虽然在这本书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在帮助我们理解勒庞这一点上非常重要。乍看之下，似乎这本书仅仅概括了其他学者早已论述过的主题，然而，实际上它是在试图颠覆而不是附和当时所谓的“正统”看法。不仅是对法国众多权威学者们提出质疑，勒庞更是指出他们的政治原则与某些讨厌的德国做法非常雷同。他还批评那些更为保守的人：这些人的爱国主义，致使其失去了学术上的进取心。所以，勒庞的朋友们拒绝在战后帮助其入选法兰西学院的任一委员会也不足为奇。虽然《战争心理学》一书中的观点为其赢得了一些追随者，但是他的对手也因其中含蓄的指责而反增不减。勒庞并未在20世纪初统领法国学术文化的理性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潮的战斗中赢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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