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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讲述了众多民国人物鲜为人知的野史掌故，史料丰珍，评述简明，颇有风趣。作者长期致力于江浙一带文化历史、风土人物的钩沉发掘，对于民国时期各个方面的掌故，十分熟悉。书中所用材料均自旧书旧报纸中挖掘，有资料之独特性，文字能见他人之不能见，言他人之不能言。
追求民国史料的真实与铺陈民国文化的想像，是如今“民国类”图书的两大分野（即史料派和印象派），本书即是典型的“史料派”写法，冷静理智，没有过多的抒情与铨释，文风硬朗坚定，观点鲜明犀利。
以独有的眼光评衡民国的人事、风物，是此书最值得读者关注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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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乃是作者历年来阅读民国报刊资料时，挖掘的鲜为人知的民国人物掌故轶闻的结集。
作者将民国时期一些重要人物的经历，借助旧时报纸的报道，还原成一个个有趣的故事。民国离我们不远，但我们对这个时代缺乏了解。通过作者的叙述，我们发现，那时的报纸真是有趣，娱乐八卦有之，文人之间的辩论斗嘴亦有之。作者并未对书中撷取的人物作过多的情感渲染，只是将这些人一生中的几个关键点白描出来，其他都留给读者去细细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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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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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恽 ，苏州人 1966年生，供职于苏州杂志社，藏书家、文史学者，尤以研究民国文史最为擅长。著有随笔集《蠹痕散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文史集《古香异色》（海豚出版社，2012年）、《秋水马蹄》（金城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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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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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天地生人
胡适·周氏兄弟·钱锺书
鲁迅抄袭疑案本末
蔡元培推迟参加殿试的真实原因
吴藕汀大骂蔡元培
民国人为何不喜胡适
李超琼日记中的胡适之父
柳亚子南明史料的奇遇
林损辞职的真正原因
张资平在南京的生活
“抄袭家”徐枕亚
吴湖帆因画失和
“痴子”朱梁任之死
不吃饭的萧退闇
王韬的无奈与自解
崔颢的“黄鹤”与“白云”
苏州状元缪彤
沈德潜如何得罪了皇帝
经学大师俞樾在苏州
第二辑 野有遗闻
冯玉祥拟访“张一鹿”
曹汝霖笔下的“沈崇案”
褚民谊与采芝斋争产案
于右任与虎丘致爽阁
曾国藩遣散湘勇
林则徐三游焦山
黄金荣与木渎灵岩寺
谁喊出了第一声“毛主席万岁”
《围城》中范懿的原型
听杨绛谈苏州往事
杨绛的小妹
鲁迅谈藏书与著述
高冠吾修复寒山寺
五面间谍袁殊与《中国内幕》
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
顾颉刚的“房事纠纷”
颜文梁教训理发师
“最早的”科学小说《梦游天》
虎丘捏相
读《侯岐曾日记》二则
第三辑 只关风月
吴三桂的“女婿”
天阉尚书潘祖荫的豁达
“皇二子”袁克文的隐秘情缘
胡兰成为何夸赞佘爱珍
郭沫若与高语罕的三角恋
关露的鼻子
上官云珠：乐益女中的韦亚
纪果庵与路培华
端木新汉的爱情
周瘦鹃的风花雪月
“皇后”虞漱芳
苏州的月亮和苏州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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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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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日常坐在叶圣陶故居的廊下看天，饭后到古典园林网师园里散步，平素读读书，写写文，基本就是我三十五岁后的生活。一晃已经十年多过去了。
燕居，闲居之所也，《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九回所言“南一间算个燕居，北一间作为卧室”正是这样的所在。道古，说掌故也。刘大櫆《焚书辨》：“李斯恐天下学者道古以非今，于是禁天下私藏《诗》、《书》、百家之语。”看来，道古对于专制统治阶级颇有点不便，其实不然，道古未必一定就非今，非此即彼的思想未免幼稚。道古固然可以誉古，以间接地非今；道古也可以非古，以间接地誉今。李斯辈大可不必紧张，进而一禁了之。更多时候，我的道古，犹如白头宫女，絮叨天宝故事，这就相当于野史，为现代生活添加一点谈助而已。对于我来说，燕居可以奋笔，道古无非遣情，当然现在笔是不需要了，改作敲击键盘，形式上颇似弹琴鼓瑟，也算得风雅。
这几年，出版了《蠹痕散辑》、《古香异色》，也编了几种书，成绩寥寥，无可称说，日前检电脑中文，差不多又可以成集，于是“老三”就在燕居道古间诞生了。
是为序。
黄恽
2013年10月10日
胡适?周氏兄弟?钱锺书
谢泳先生有一篇文章讲钱锺书为什么不谈论鲁迅，文章写得很长，引用了很多资料，却忘了一个很重要的材料，即钱基博发表在《光华半月刊》（第四期）上的写给钱锺书的两封信《谕儿锺书札两通》。其中一封信，钱基博明确警告儿子：“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如以犀利之笔，发激宕之论，而迎合社会浮动浅薄之心理，倾动一世；今之名流硕彦，皆自此出，得名最易，造孽实大！”他明告儿子不要向胡适、徐志摩学习，胡适、徐志摩都是迎合时流之人，不是真才实学之人。
钱基博笔下的胡适、徐志摩，其实正好代表着新派人物中的学者和文学家，他们在钱基博眼中，不是值得儿子效法的对象。周氏兄弟虽然是章太炎的弟子，却并不是传承章太炎学问的人，在当时，也属于新派人物，因此，在钱基博意中，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去效仿他们。
说起来，钱氏父子都是老派的学者，钱锺书在出国留学前就一直写作旧体诗，交往的人物很多都是东南高师、无锡国专的人物，他受的影响也都来自老派学者方面的，如柳诒徵、唐文治、陈石遗、冒鹤亭、陈柱等。钱锺书作为一位学者，主要著作也用文言完成，他的留学，目前看起来，只是为他的学术寻找可以比较印证阐发的材料和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钱锺书的学术（诗论《谈艺录》和经史子集研究《管锥编》）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扩展和深入，是打破地域打通世界的学术，不过，他的出发点还是中国的传统。他留学英法与其说是为了学问，不如说是打开了眼界，掌握了更多的工具（语言）。
胡适却不是这样。胡适留学，其实是学会了研究学术的新方法，运用到后来的“整理国故”中，就让国人耳目一新了。胡适是懂得一点西方民主精神的，这是因为他的虚心好学、接触广泛，而钱锺书感兴趣的就只是学术和文学，在西方民主政治方面并无多少研究。
再来看看周氏兄弟，这两位其实是封建士大夫的延续，如李慈铭的后身。他们也去留学，却并不关心什么政治体制，他们留学日本的时间较早，时代思潮是反满，张民族大义。虽然周二娶了日本妻子，他们在日本接触的人却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在中国人的圈子里。这点也与黄遵宪、郁达夫等诗人不同。兄弟两人的性格，虽然周二表面显得稍微平和点，两人的内心却都是刻而不宽容的。周二的关注多在文化，所以他主要是个文化学者；周大呢，识人，有思想，却不是现代的思想。他们与陈西滢的争论，更多是一逞刀笔之快，与杨荫榆之争，更多是不喜欢这个老处女的行政。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其实就是没有什么是非，口舌之争、派系之争而已。却因此得罪了无锡人，钱锺书就是无锡人，且是杨荫榆的侄女婿，又是旧派文学家的嫡派子弟，对周氏兄弟怎么会有好感？
钱锺书也是个尖刻的人，在私下议论中一定可以和鲁迅的尖刻媲美，只是当时鲁迅被抬得很高，他不想站出来成为大家瞩目的反周人物罢了。不过，钱锺书也从不放过可以表明自己看法的机会，一言半语，点到而已。在钱锺书眼中，知堂的文学论是浅陋的（见《新月》的书评）、粗放的，甚至可笑的，不过，他对鲁迅却尚不敢这么说，因为鲁迅还是高明的，只是内心不服膺。不服膺的原因有家庭影响，有自身傲慢，有无锡与绍兴的恩怨，有旧学传统，有更广博的文化视野，也有相同的性格！
与鲁迅和钱锺书相比，胡适在学术上的成就相对要低一个层次，因为他不能深入。在学术方面，钱基博看不起胡适，钱锺书则更看不起胡适，胡适性格开明宽厚，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理想，这些均为鲁、钱不及，却也为鲁、钱所不屑。
因此，钱锺书不评论鲁迅是很正常的，他们不属于一个学术体系，钱对鲁迅不怎么感兴趣，且有先入为主的恶感，后来，鲁迅这种尊崇的地位，也使得钱锺书绕道而行。即使钱锺书要评论鲁迅，也最多是一言半语的讥嘲，就像鲁迅也不会对钱基博生出好感，即使要评论钱基博，也最多是一言半语的讥嘲。记得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就曾对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表示过一点不屑。（鲁迅这样说：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话，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评”得连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颓废”了。）
鲁迅在谈到陈独秀和胡适的不同时，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武器库的比喻，觉得胡适不怎么坦荡，有机心。鲁迅看人稳准狠，胡适此人懂得待价而沽，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末会成为蒋介石眼中可以竞选总统的一员。试想，胡适如果是个单纯的学者的话，他会成为蒋介石眼中一只棋子么？当胡适的一只眼在关心学术的时候，另一只眼却在关心政坛，可惜的是，中国当时的局面，非胡适可以大展宏图，因此他也算不得志。
柳亚子南明史料的奇遇
这里谈的南明史料，是指南社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在抗战中潜心写作《南明史纲》的手稿和相关史籍资料。
1939年夏，柳亚子愤于日寇全面侵华，决心以死相抗。他有感于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与南明历史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为砥砺全民誓死抗战的决心，他把自己在上海的居所命名为“活埋庵”，蛰居其中，杜门谢客，准备以余生写成《南明史纲》，以昭诫世人。
柳亚子埋头于明末各种正史、野史间，钩稽索赜，伏案不辍，同时又时刻关心着时局的进程。看到日渐严峻的战争形势，他作好了以一死殉家国的打算，才五十多岁的他毅然立下了遗嘱：“余以病废之身，静观时变，不拟离沪。敌人倘以横逆相加，当誓死抵抗，成仁取义，古训昭垂。束发读书，初衷俱在，断不使我江乡先哲吴长兴、孙君昌辈笑人于地下也。”11月，上海已成孤岛，柳亚子不为敌伪的嚣张气焰所动，仍然固守家中，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这时，何香凝领导的国难救护队和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纷纷前来做柳亚子的工作，规劝他迅速离开上海，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一死虽然可以警醒世人，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活着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当时阿英先生（钱杏邨）仍留居上海，化名魏如晦，写作剧本《碧血花》（一名《明末遗恨》），借此唤起民众的抗战热情。他受地下党的委托，也来到活埋庵中，恳挚地劝说柳亚子，要他离开上海这个随时可能变作战场的地方。
柳亚子潜心研究南明史，有很多史籍来自阿英的提供，其中一部分还是阿英收藏的海内孤本。两人素有同嗜，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一谈就是半夜，当时的上海夜色如磐，而两人却沉浸在近三百年前南明小朝廷的血雨腥风之中。江海关的大钟敲响了午夜的钟声，两人回到了现实，不禁相对黯然。活下去，并要记住！柳亚子猛然懂得了阿英的来意，告别时，阿英担心柳亚子是因为要继续借用他的书籍才滞留上海，就慷慨地说：“亚子先生，除了关于延平王（郑成功）的一部分，我要写《延平春秋》，还须留用外，其余的你一概带走好了。”柳亚子紧紧地握住阿英的手，久久才道出一句话：保重！
12月12日半夜时分，柳亚子带了全部南明史籍和手稿，携全家乘亚洲皇后号客轮离沪赴港。抵达香港后，他僦居九龙德成街，后又移居九龙柯士甸道117号二楼，与许世英、杜月笙为左右邻。他把自己的寓所取名“羿楼”，以后羿射日自居，表示与日本侵略者不共戴天。在此期间，他把大部分精力都倾注在《南明史纲》的写作上，他的《南明史纲初稿》开始在香港《大风》半月刊连载，茅盾主编的《笔谈》第七期刊出了他的《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一文，对自己一年来的南明史研究进行了客观而详尽的回顾和总结。
正当工作顺利进展之时，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香港，炮声隆隆，硝烟四起，处在九龙的羿楼首当其冲。翌日凌晨，一夜无眠的柳亚子不得已化装成老年佣妇，在炮火纷飞中，与家人逃离了羿楼。因为事起仓促，他的南明史籍和《南明史纲》手稿，没有来得及带出。柳亚子在《怀念阿英先生》一文中满怀悲痛地说道：“在我，这真是生命以外最大的损失，而对于阿英先生也真是一万分对不住他的。”因为有些阿英借给他的南明史籍都是罕见的孤本，再得的可能几乎没有。
1942年初，柳亚子漂洋过海，冒着危险乘坐帆船经过八天八夜，辗转来到广东海丰的马贡，终于重新回到了祖国大陆，又或步行或乘船，跋山涉水来到战时的文化名城桂林，已是那年的6月7日了。他在《羿楼旧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一文中说：“除了生命和眷属都侥幸无恙外，羿楼藏书的损失，对于我是一个不可磨灭、不可回复的创伤。”在桂林，他时刻关心着羿楼中南明史料的下落，每有从香港来的人，他总忘不了向他们打听。有人误传羿楼已毁于炮火，他的一切书籍和文稿可能都已化为飞灰，柳亚子悲痛万分，接连写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还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和《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三文，表达了他“泪枯才尽”、“不胜其凄然”的心情。是啊，这些南明史料，其物质的代价即慢论（其中有几种还是孤本），精力与心血的所耗已至为可观矣。无怪乎柳亚子会这么痛彻心肺，甚至为之意志消沉。
所幸的是，羿楼安然无恙，南明史料也安然无恙。
原来日寇占领香港后，柯士甸道117号二楼成了日本民政部情报班班长黑木清行的官邸。真是射日之志未遂，反成敌寇巢穴。柳亚子留下的手稿和史籍却在一个近乎传奇的情况下经历了又一次易手。
黑木清行抗战前在天津从事情报工作，七七事变后任华北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是一个老牌特务。他是中国通，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在北方交游甚广，无孔不入。这次黑木清行被派驻香港，一直忙于情报工作，虽然占据了羿楼，却并不知道这里曾是柳亚子的居所。
王瑞丰，原名王念忱，字瑞丰，山东周村人，是著名记者范长江夫人沈谱的姻戚，抗战前与天津商界、军界和新闻界都曾有过接触。七七事变后，王瑞丰一路南下来到香港，恰值港九战争爆发，他身陷战火，一时难以脱身。
王瑞丰在同乡家中结识了正到处打听《大公报》张季鸾先生下落的黑木清行，由于战前两人同在天津待过，一见就颇投机。危急之中不妨从权，王瑞丰就想走走黑木的路子，看能否在他身上想办法离开香港。于是，王瑞丰登门拜访，黑木倒也很重交情，热情招待故友。席间，王瑞丰无意中发现书房的玻璃书橱中有双清馆主（何香凝）的一幅梅花，下有柳亚子的题诗。
这里莫非是柳亚子的羿楼？
书橱中这重重叠叠的书籍，莫非就是柳亚子的南明史籍和手稿？
想到这里，他简直心跳欲狂。
王瑞丰爱好文艺，早就仰慕柳亚子的为人，早些日子，他知道柳亚子也在香港，还曾托人请柳亚子在纪念册上题诗。1937年前后，他作为新闻记者和张耀辰在孙殿英部工作过，后来出版过一部《蒙荒万里》（1945年中央书报社发行），论者把这本书与范长江的《塞上行》评价为当时描写内蒙的“双璧”。王瑞丰在闲暇时间常常阅读在香港出版的《大风》和《笔谈》，因此非常清楚南明史籍和柳亚子手稿的价值。但是，在侵略者的鼻子底下哪能轻举妄动？此事非同小可，切不可操之过急，必须从长计议，他在心底暗暗告诫自己。
不久，王瑞丰发现黑木对他相好的女人辛子言听计从。他就趁黑木不在，试探着请辛子允许他拿些藏书回家翻翻，聊解寂寞。辛子哪懂什么史籍，毫不迟疑地打开橱门，随便取了一册《柳亚子自撰年谱》手稿给了他。
看到黑木和辛子对这些书籍并不当回事儿，王瑞丰心中有了底，勇气倍增。过了一天，他又专程再访羿楼，直截了当地向黑木清行借书，黑木“慷他人之慨”，不过借花献佛，一口允诺。由于书籍手稿太多，王瑞丰先挑柳亚子的手稿，如《吴日生传》《江左少年夏完淳传》《周之藩传》等，捧了一大摞回了自己的家。本欲趁热打铁，终惧过露形迹。王瑞丰只得强耐焦急的心情。
勉强过了三天，王瑞丰正待再赴“魔窟虎穴”，事情却有了出乎意料的变化，黑木清行突然携辛子去了马尼拉，房子改由他的至亲八木田和香港交际花张莉莉留守。变起仓促，王瑞丰又惊又喜，喜的是柳亚子的手稿已经无虞，惊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做？或许一切又将从头开始。
为了剩下的书籍，王瑞丰开始有意结交八木田。然而，张莉莉常常邀请外人在羿楼开舞会、派对，直闹得柯士甸道117号沸反盈天、门庭若市，还把室内的书籍字画随手赠人。王瑞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故意挑起八木田对张莉莉的不满。一天，张莉莉不在，八木田和王瑞丰说起张莉莉的行为，不胜恼怒，就对王瑞丰说：与其让她随便送人，任意糟蹋，不如挑你喜欢的都拿去吧。此言正中王瑞丰下怀，当下不敢怠慢，即刻检出所有南明史料，叫上车子，捆载而归。君子有成人之美，八木田之谓也。至此，柳亚子的南明史料除了被张莉莉小有损毁外，绝大部分都安然无恙地转移到了王瑞丰家里。王瑞丰滞留香港，却无意中做了这件好事，真可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至于他和侵略者的一次次周旋，我们自可略迹原心，存而不论。
为了保护好这批珍贵的南明史料，王瑞丰花了几十元日本军票，定制了几套夹板，把它们珍藏好。同时四处打听柳亚子的下落，以便完璧归赵。1944年初，王瑞丰终于获得离开香港的机会，这批南明史料却无法带走，只得随同家具什物，存放在一位知己朋友的家中。临走之际，他打听到柳亚子在澳门的消息，急忙托人带信，哪料到柳亚子此时早到了桂林，自然没有联系上。
王瑞丰到了上海，把自己收藏柳亚子南明史料的经过写成文章，刊在1944年9月16日出版的第55期《古今》半月刊上，以期引起柳亚子或他的朋友的注意。上海和桂林两地相隔千里，加之上海还沦陷在日寇手中，关河阻隔，没有确切的消息证明柳亚子是否了解这事。不久，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王瑞丰与他的香港朋友也失去了联系，南明史料不知下落，也许真如柳亚子所料——终付劫灰了？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王瑞丰在《古今》发表文章之后，几十年过去了，1982年，柳亚子先生的哲嗣柳无忌为父亲编《柳亚子文集》，在编《南明史纲》的时候，他特意写成《寻书，柳亚子旧藏南明史料》的启事，刊在当年5月11日的香港《大公报》上。柳无忌怀着这批南明史料也许尚存留人间的希冀，写了这份启事，希望有人能提供相关的线索。启事刊出后，杳无下文。
后来，柳无忌整理父亲留下的书籍手稿时意外地发现，柳亚子的南明史料居然并没有多大遗失，也就是说柳亚子在香港九龙丢弃的南明史料，经王瑞丰保管后，最后竟然全部回到了柳亚子身边。他在编者按中就此假设说：“此文（指王瑞丰《柳亚子南明史料收藏记》——引者注）发表时，柳亚子尚在重庆，当然没有看到。但于1945年底自渝返沪后，会有友人把王氏的文章告诉他。经过这条线索，柳亚子可能找到了王氏，从而取回这些遗落在香港的‘南明史料’。”
柳无忌的假设果然不错，随后，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中文图书馆查阅南明史料中的《夏太史遗稿》时，发现了一条柳亚子的跋语：
此册与《玉樊丙戌集》两册，太平洋战后，落日本情报部手，盖余香岛寓庐，自署羿楼者，为日人所占据也。山东王念忱仗义取归，依余题署制夹板，仍自港携沪，归余赵璧。呜呼，王君诚可谓义薄云天者矣！??余以此二册经历艰辛，颇拟赠诸北平图书馆，以公同好，且志王君之高谊于无穷云。
跋语写于1949年7月4日，可见在此之前王瑞丰已与柳亚子取得了联系，一方面王瑞丰完成了对南明史料的精心保管，另一方面，柳亚子的“爱宠”失而复得，两人顺利完成了交接。当时，柳无忌早已移居美国，对此事一无所知。
如今，柳亚子先生早已逝世，王瑞丰也已湮没无闻，两人再也没有留下有关的材料。南明史料弥足珍贵，然而更珍贵的是王瑞丰与柳亚子等人为南明史料所倾注的那一份心血。
吴三桂的“女婿”
清初，苏州发生了一件类似灰姑娘与王子的故事，哄传一时，市民艳羡。不同的是，他们的角色颠了个倒，是一个落拓男子忽然之间娶了王女，飞黄腾达，享尽荣华富贵。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古籍中也有，就是卢生的黄粱一梦，它是古人虚构了用来警世的，却不料在苏州真的发生了。
王永康，他就是苏州的“卢生”，故事的主角。书上记载，他娶了平西王吴三桂的女儿，变成了王府的东床贵婿。
征战一生反复无常的吴三桂，因为擅自把清军引入山海关，历来被舆论严谴；又因为晚年反清，成了清政府不能容忍的逆犯，因此，清朝的文人也不愿意多谈他，要谈，也多是陈圆圆和他的花边新闻，关于他女儿女婿的记载十分少见。吴三桂与王永康的翁婿关系，历来未引起疑问。我一向颇关心这件事，却发现相关的资料很少，只是在说到拙政园的沿革时，会提到王永康这么一位主人。康熙年间吴三桂再度起兵反清时，王永康和他的妻子都已去世，没有受到株连，至于他们是否有儿女则无人提及。
生活于乾隆、道光间的钱泳，他所著的《履园丛话》有几处说到王永康，很可能是关于王永康的最详细的记载了。然而，也正是钱泳的这个记载，引发了我对王永康与吴三桂之间翁婿关系真实性的怀疑。
《履园丛话》“王永康”条这样说：
苏州王永康者，逆臣吴三桂婿也。初，三桂与永康父同为将校，曾许以女妻永康。时尚在襁褓，未几，父死，家无担石，寄养邻家。比长，漂流无依，至三十余犹未娶也。一日，有相者谓永康云：“君富贵立至矣。”永康自疑曰：“相者言我富贵立至，从何处来耶？”有亲戚老年者知其事，始告永康。时三桂已封平西王，声威赫奕。永康偶检旧箧，果得三桂缔姻帖，始发奇想。遂求乞至云南，无以自达，书子婿帖诣府门，越三宿乃得传进。三桂沉吟良久，曰：“有之。”命备一公馆，授为三品官，供应器具，立时而办，择日成婚，妆奁甚盛。一面移檄江苏抚臣，为其买田三千亩，大宅一区，在今郡城齐门内拙政园，相传为张士诚婿伪驸马潘元绍故宅也。永康在云南不过数月，即携新妇回吴，终未接三桂一面。永康既回，穷奢极欲，与当道往来，居然列于公卿之间。后三桂败事，永康先死，家产入官，真似邯郸一梦，吴中故老尚有传其事者。
钱泳这个人，一生游幕四方，多识贵官显宦，博学多闻，他的《履园丛话》以“叙事具体翔实”为后人所重。他虽然是无锡人，却多记苏州掌故，《履园丛话》实在是了解清初苏州的一本重要笔记。上引“王永康”条，虽然不是他亲历亲闻，却是得诸吴中故老，可信度还是相当高的。
具体来看，王永康与吴三桂女是襁褓时就由吴三桂和王永康之父订了婚，且互有缔姻帖，说明王永康和吴女年龄差距不大。然而，当时王永康年幼并不知晓，后来家庭变故，“父死”，“寄养邻家”，因此到了而立之年，他也不知道有这件事。后来有知情的亲戚告诉了他，于是才找到缔姻帖。再看吴三桂的反应，“沉吟良久”，可以理解为在回忆往事，也可以理解为他在考虑怎么妥善办理此事。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平西王的女儿自然不会耽搁到老大三十。很明显，吴三桂早已忘记了这件事，女儿也早已出嫁了。如果女儿还在等着出嫁，他就根本不必“沉吟良久”，而应该是“欣喜若狂”，长出一口气：女婿终于来了，女儿终于可以出阁了。所以，吴三桂的反应，说明他思考的是：婚帖是真的，女婿找上门来，我该怎么办？
看来，吴三桂不想负上背盟负义、嫌贫爱富的骂名，他“命备一公馆，授为三品官，供应器具，立时而办，择日成婚，妆奁甚盛。一面移檄江苏抚臣，为其买田三千亩，大宅一区”，不过是在履行一个承诺。但吴三桂有两件事做得很蹊跷：一个是居然连女婿长什么样也没兴趣，根本不与他见面；一个是也不多留故人之子，对自己的女儿也一无留恋，立马为他们置产置地，远远打发回了苏州。综合上面所说，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答案，即王永康所娶的女子根本不是吴三桂的女儿，吴三桂是找了个女子李代桃僵，作了掉包之计，远远打发走只是为防日后人多嘴杂，夜长梦多。
王永康也不是傻瓜，这是一场双方都知晓真相的假戏真做。他用缔姻帖换取了名义上的吴三桂之女，因此草乌鸦变了凤凰男。吴三桂把一个冒为己女的女子嫁给了王永康，换来了信守诺言不负故人的美名。
王永康就这样带了新妇回苏州享他的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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