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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承钧先生译《多桑蒙古史》,在原书的基础上,加了许多精审的考订。全书条贯清楚,便于读者了解蒙古民族建国大势;附注丰赡,详于资料来源,又是一部很好的资料索引书。
这是一部用法文撰写的蒙古史,参用了大量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史料,对蒙古民族在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活动史实作了详细叙述,在中外学界享有盛名。此书开我国系统翻译和研究蒙元史的先河,亦与中国史籍有互补互校之功,为研究蒙元史必读之著。
內容簡介:
多桑精通欧洲诸国语及土耳其、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语,又得以利用巴黎所藏东方文献,全面地检查了有关蒙古史的穆斯林文献,充分利用了波斯、阿拉伯以及拉丁、亚美尼亚等各种文字史料,并利用了宋君荣、冯秉正翻译的汉文史料,用法文著成四卷本《蒙古史》。在时间上述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空间上并言中国以外诸汗国,尤详于窝阔台、贵由、蒙哥三汗经营西域事,对十三四世纪时蒙古民族向中亚、西亚的发展,以及达到东欧各地的活动史实等进行了详细记述。他把丰富的原始资料组织到系统而完整的叙述中,并标明出处,因此,长期以来此书一直是学者们了解蒙元史全貌和有关资料(特别是波斯、阿拉伯文重要史料)的主要参考书。其第一卷初版于1824年,后又据施密特的《蒙古源流》德译本、俾丘林的《元史》前三卷俄译本作了较大补充,全书于1834至1835年在海牙—阿姆斯特丹出版。经冯承钧先生译成汉文后加以补证。全书附注丰赡,参用大量中外史籍,都为研究我国元代与蒙古民族活动史实的重要参考资料。
關於作者:
本书作者多桑(Constantin
d’Ohsson),国际著名的东方学家。所著《蒙古史》,一经出版,即获得很高评价,为中西学者所广泛使用。
本书译者冯承钧,中国历史学家、中外交通史家。因其通晓多国语言文字,并精通中国史籍,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历史语言学和考古学等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毕生研究中外交通史和边疆史,遂在史地研究考证方面卓然成家,被学界称为“中西交通史”这门崭新学科门类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名人评多桑、冯承钧:
霍渥尔特:多桑研究蒙古史,其书甚佳,述事载言,莫不旁证博引,而后论之,吾书大都以此书为根据。
邹振环:在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冯承钧是完全可以同严复、林纾、马君武、伍光建齐名的第一流翻译家。而且他在史地翻译的考订精审方面,不仅马君武、伍光建不能望其项背,即使严复、林纾与之相比,就如朱杰勤先生所说:“他们好像椎轮,而冯先生好像大辂了”。
俄国东方学家巴托尔德:汉学家们的蒙古史著作无一能与多桑书相匹敌。
內容試閱 :
多桑(C.
d’Ohsson)是一位著名的东方学家,1780年生于君士坦丁堡,历任瑞典的外交官,1855年死在柏林。他精通突厥、阿剌伯、波斯及西方诸国的语文。这部《蒙古史》是用法文撰写的。著者凭借他的丰富的语文的知识,参用了大量的阿剌伯文和波斯文的史料,对蒙古民族在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活动史实作出了详细的叙述。全书出版(第一册1824年初版,全书四册,1852年出齐再版)以后,欧西各国盛行一时,获得了资产阶级历史学界很高的评价,并为中西学者所广泛使用。
关于中国蒙古王朝——元代——的历史,我国有着极其丰富的文献史籍。《黑鞑事略》《蒙鞑备录》《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等书和明代官修的《元史》,都是研究蒙古史的头等史料,其中《元史》更是记载蒙古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国历史的最详尽的巨著。这些史料早已为中西学者所重视。但是,十三、四世纪蒙古民族活动的历史有着世界性的意义,他们不仅统一了全中国,并且还远远地向西方发展,达到东欧各地,建立了察合台、钦察、伊儿三大汗国,给予这些地区各国家、各民族的社会发展以极大的影响。因此,全面地了解和研究我国元代和蒙古民族活动的历史,西方文献的参考是十分必要的。多桑的这部书以及这部书中所引用的著作,如剌失德、朮外尼和瓦撒夫的书,都是值得参考的资料。
这里应该指出,多桑的《蒙古史》是有很大的缺点的,除了译者在序言内指出的史料编纂方面的错误和疏漏之外,主要的还是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所共有的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它只是比较有系统地叙述了一些历史事实,而对于这些历史事实却没有也不可能有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评判。但多桑这部书,正如冯承钧先生在序文中所说的,在剌失德的《史集》以及其他波斯、阿剌伯文的许多著作没有译出以前,还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不少有用的史料。今天我们重印这部书的原因也就在此。
多桑的书卷帙颇巨,出版百余年来,全部译成东方文字的只有冯承钧先生的汉译本。日本田中萃一郎的日译本,仅完成了前三编。冯先生翻译此书,因为上下两册分期译完,有些译名未能统一,他生前提起,每引为憾事。中华书局要求将先生的译本整理重印,为了便利读者,我就本着先生生前的愿望,除了将两册的译名尽量力求一致以外,并在后面增添了译名对照等表。在今天中亚史料未能大量译出之前,我想对于研究蒙古历史的人,这部书会有一定的帮助。
陆峻岭1958年9月于北京
译序(一)①
一部《元史》,历来囿于“正史”成见的人皆说不好,所以陆续改编了些《续编》《类编》《新编》《译文证补》《蒙兀儿史记》《新元史》。这部历史好像是犁然大备,其实不然。修史首重在搜辑史料,而修《元史》尤须要通晓几种外国语言;不解外国语言,不但不能搜辑外国史料,而且不能解释本国史料。更有进者,外国语言不可偏重一种,《译文证补》就犯这种毛病。此书虽然引用了许多“西域书目”,好像他是全凭译人口述而“笔受”的。不仅未见波斯语、阿剌伯语种种撰述,而且多桑的书好像也是从霍渥儿特(Howorte书转录的。洪氏证补《元史》之功固不可没,可是他有一种成见误人不浅,他说西方语言无某音,不及汉字译音之备,此说很不可解。若说用标音字母译写的名称,不及音义有变化的汉字之备,未免很奇。他在《译文证补》里面,根据译人的口述,改了许多《元史》固有的地名人名,比方《元史》译Heri作也里,《元朝秘史》作亦鲁,皆有译例可寻,可是洪氏根据晚见的Herat译作海拉脱,似乎只知其一不知有二了。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他这种创译,苦了后来续修《元史》的人。所以《新元史》的阿儿浑,在此人本传中作阿儿浑,而在《旭烈兀传》同《西域传》中又作阿儿衮,这种毛病皆是不能径读西书所致。
所以我想将多桑这部《蒙古史》翻译出来,此书出版虽已有一百多年,然而研究蒙古史的人,仍不能不拿来参考,因为《世界侵略者传》《史集》《瓦撒夫书》等书没有完全译本以前,终不能不取材于是书。案多桑书共有七卷,前三卷述成吉思汗至元亡时的事迹,后四卷专言伊儿汗国的史事,并附带言及钦察、察合台两汗国。其第一卷业经田中萃一郎译为日文,译文还忠实,可是有许多人名地名未取元代载籍的固有译名比对。第二、第三两卷记成吉思汗以后之事,然多取材于中国史书的译文,所本的汉籍,以《续通鉴纲目》《元史类编》两书为最多,偶亦采用《元史》。然而于《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等书皆未引用,当然说不上《黑鞑事略》《蒙鞑备录》同元人文集中的许多碑志、行状、家传了。所以我译此书,先从后四卷译起,将来如有余暇,再译比较西方材料较多之第二卷。
多桑书所本之书有二三十种,也有人名地名不统一的毛病,尤其使人讨厌的,就是他叠床架屋式的译写方法,然而也无可如何,不便用新式译写方法将他改正。霍渥儿特书第四册的索引译写单简,可以取来对照。
我原想用白话翻译,不用“史书文体”,可是渐渐不知不觉地受了史书文体的支配,然而我始终力避用“典”。我的目的惟在将此书原意译出,供他人作史料参考之用,所以对于译文只求忠实,不去锻炼字句。在别人看起来,我译的这部书或者比从前的译文退步,然而我觉得译文通畅的地方,容或有点削足适履;文义涩滞的地方,容或确可比对原文;所以宁愿拖泥带水,而不愿钩章棘句。
从前编纂《元史》的人,除开屠寄以外,皆有译名不一贯之病;所以我在翻译中,对于人名地名,颇为审慎。凡人名地名皆以《元史》《元秘史》两书为主,两书所有的,选用一名。两书所无的,地名一项,尽先采用唐、宋、明人的译名;人名一项,元代载籍中有同名的,如帖木儿、不花、阿里、忽都不丁、阿合马、亦思马因、阿老瓦丁、马合谋之类,虽非本人,亦用旧译。元代载籍中无可比附的,则务求合乎元人的译法,不敢以今人的读音,认作元人的读音。元人的译法在不明语学的人看起来,好像不对,比方将-l读作-n,就是一个例子。殊不知这种代替方法,从前也有,而在元代竟成一种通例,所以译sultan作算端,Djelal-ud-din作札阑丁,Iltchikada?作宴只吉带。这皆是翻译本书所用的正例,然而有时因为下述种种理由,不能不用变例。
元代除开一个最短期间用八思巴字母外,始终用的是畏吾儿字母。畏吾儿字母中无代表g-、h的字母,所以蒙古文中多缺此种写法。唐时突厥语的莫贺咄,移植到蒙古语中,应读若bagatur,可是在蒙文《元秘史》中写作把阿秃儿,则成ba’atur;在《元史》中更简作拔都鲁,则成batur。又一方面,阿剌伯字母中不常著录韵母,所以有许多名称写法不一,姑就此把阿秃儿一字而言,本书竟有写作Behadir者,我当然不能按着字面翻译,而将他改作八哈都儿。此变例一。
伊斯兰教人的名称,无所谓姓,加之名字相同,要使许多同名的人有别,所以在名后加一别号,如用职务官称之类;再不能判别,则于名后注某人之子,如Ibn
Ali,犹言阿里之子之类;或者还要加上一个地名,如报达人,朮外因(就是《译文证补》的志费尼)人之类。然而也有无从判别的,所以我将这类的译名,略为变通。如《元史》中的Argoun,是种族名,是军名,亦是人名,《元史》为判别这些名称,将他写作阿儿浑、阿鲁浑、阿里浑、阿剌浑几种写法。我也仿照这个例子,皆分别著录原文于下,可是也有不能分别的地方,本卷中有三个秃儿罕可敦Tourkan
Khatoun),究竟是二人是三人,无从知之,此种名称只好用一贯的译法。此变例二。
本卷中有些译名,看起来好像是变例,其实是正例。比方钦察汗国侵入波斯的统将名唤Nogai,《译文证补》将此名译作诺垓,其实此名也是蒙古时代的一个通常名称,与他同名的人,在《元史》中颇不少见。我们姑将《元史》的译例来解说。《元史》我所指的当然是未遭乾隆校刊劫的《元史》)定宗后名唤斡兀立海迷失,就是西书的Ogoul
Gaimisch,可见海字对gai。蒙古人的官号Noyan,在《元史》中写作那颜、那演、那衍,可见那字在元时读若no,对照起来,Nogai应该译作那海,而不应改作诺垓,这类例子很多,姑举其一,以概其余。
还有些译名,可以说是正例,也可以说是变例。旭烈兀有个儿子,在此书中(第五卷)写作Coungcouratai,《译文证补?阿八哈补传》写作空库斡台,《蒙兀儿史记?世系表》作空古斡台,《新元史?旭烈兀传》作空古斡儿,然在《台古塔儿传》又作康廓而拉台,其实皆被多桑叠床架屋的译写方法所误。案:元代的蒙古人,常用些部族名称作人名,仅在后面加上一个接尾词,大概男名加“台”,女名加“真”。这些用部族名称而自名的人,并不是本部族的人,比方南家台或囊加歹,并不是中国南方的人,马札儿台也不是匈牙利人,乃蛮台也不是乃蛮人,不过取其名而已。此处的Coungcouratai也是此例。多桑所取的材料来源不同,写法因之有异,其第一卷后附注所引《史集》诸部族名,有Councarat,就是此人名之所本,也就是《元史》所常写着的弘吉剌,此名在《辍耕录》中作瓮吉剌,在《辽史》《金史》中作王纪剌、广吉剌,用新式写法,应作Qongirat或Ongirat。头一字何以有时用声母,有时不用声母,我现在还不能答覆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拿畏吾儿字母来解释,因为辽金时代蒙古人还未用畏吾儿字母,可是第二个字的韵母在汉译皆用-i,所以我将这个人名更正为弘吉剌台,这个译名初视之好像未遵原文,其实我有我的理由。
本书有若干地名,我明知有误,然而未能确证其误以前,只好随他。比方旭烈兀进攻木剌夷时,有个地名作Khar,按照霍渥儿特《蒙古史》所引Quatremère译本《史集》,此地名是Khowar,则即是《元史?西北地附录》之胡瓦耳。然而我不敢改正,仍然译作哈儿。又如本书中之若干地名,似乎应该“名从主人”,不应用欧洲语言的名称。比方埃及不应名曰埃及,而应名曰密昔儿Misr;美索波塔米亚Mésopotamie应改作Djézireh。可是我是译书,而不是在考订,所以也不便改他。然而有时也有点变例。阿剌伯语名阿母河曰Djihoun,此河元代本有阿梅、阿母、暗木等译,所以我习用旧称,不用新译。本书称阿母河以外的地方曰Transoxiane,原意犹言“乌浒水外”,译用这个名称,未免太僻;若用康居的名称,未免太古。元时在此地设阿母行省,可是这个行省所管的区域,好像在最初时西及波斯,东兼《元史?西北地附录》之途鲁吉Turki,不能将这个名称代表两河之间的地域。考此地阿剌伯语之原名作Maveraun
Nehr,此言河中,西辽时于其地置河中府(见《湛然居士集》及《西游记》)。我所以将此地译作河中,其地既在西域,决不致同蒲州发生混解。
译名一贯之重要,取下面所引的一段《新元史》观之,就可知道了。《新元史》卷256(12页)云:“西里亚,埃及属国,以他木古斯为都城,埃及与蒙古隔绝不通使命。宪宗初,西里亚酋纳昔儿商拉哀丁耶思甫取埃及之塔木司古司之地,后为埃及苏而滩哀倍克所败,纳昔儿乃割基纳斯列母克渣及纳蒲列斯海岸以请平。”案:此处的他木古斯同塔木司古司,明明是一个地方,不知为何用两个译名。此城就是我所翻译的大马司。此城古称同现在英文仍旧袭用的名称,固是Damascus,然而我只能从原书法文名称之Damas而译作大马司。《新元史》的纳昔儿商拉哀丁耶思甫,就是多桑书的Nassir
Salah ud-din
Youssouf,我翻译的纳昔儿撒剌丁亦速甫。《新元史》的译法,除开“商”字外,尚可勉强对付,可是后面的“基纳斯列母”,要叫元朝的人读起来,势须作kinasremou,同多桑书的Jérusalem未免相去太远了。况且这是基督教人的圣地,通常译作耶路撒冷者,不知为何发生这样的讹译,大约是翻译的人太无史地常识,而撰修的人未能校对原文所致。由这一方面看起来,可见修《元史》不仅仅要通晓与《元史》有关系的若干语言,而且还要抛弃汉字古今读音不变的成见。其实我于此道不敢自认高明,我原想等待伯希和所译写的蒙古文《元朝秘史》刊行后,考究元代的读音,再就考究的结果,来整理元代载籍的译名。那晓得等待了十四年,除开片段的发表外,全书尚未出版,所以于译此书时,不敢自认译音之必是,将所有的人名地名皆附注原文于下;然不能遍注,只以初见者为限。有时一名两三注者,或因原名有详有略,或因一名写法两歧,或因前后文相距太远,所以一再著录。
读者还要注意的,不仅多桑书所著录的名称不一致,或有误写而必须考订的地方,而且他所本的史料,也不免讹夺。现在姑举一例来说,《史集》记载从大都赴上都的道路有三,第二路经过一城名曰Djodjou,此城附近别有一城名曰Simali,后一个名称就是长城附近的洗马林堡。可是Klaproth,Yule,Blochet诸人皆说前一地是涿州,在音的方面固然可以将就,在地理方面可就难了。现在从燕京到多伦西北八十里之古开平府,何至于假道燕京西南一百几十里的涿州,足证剌失德Raschid书传抄有误。伯希和在《亚洲报》1927年刊)说是抚州之误,这种考订是不错的。可见不仅读多桑书要审慎,就是读他所本诸书的原文或译文,也要审慎。本卷中所言的狮符,明明是虎符之误,新修《元史》的人过于重视西方载籍,常将虎符改作狮符,然则《元史?兵志》“佩金虎符符趺为伏虎形”的记载,竟成狗矢了。
1933年6月1日冯承钧识
本章注释
①这原是本书下册的译序。后面的一篇原是上册的译序。
译序(二)
多桑书共有七卷。我前以为西域三大汗国的史事,在旧籍中颇欠缺,在新编中亦多疏误,故先将后四卷迻译。后来看见田中萃一郎所译的前三卷,我又觉得全书仍有翻译之必要(田中的译文我在《大公报》图书副刊第十四期中已有评),遂又将前三卷转为汉文。翻译时间既有先后,前三卷同后四卷的译名不免有若干不能一致的地方。比方Mohammed先译作谟罕默德,后在前三卷中概从唐译作摩诃末,就是一个例子。全书译竣,我想将后四卷取回整理,不意原稿清样统已制成纸型,势须大加挖改,末后只好听他。前三卷有新式标点,后四卷无,也是因为这种关系。①
我从前在第四卷序中说过,多桑书同《元史》一样,也有译名不一贯的毛病。因为他所本的伊斯兰教撰述,文字不著韵母,而声母音点有时脱落,常易相混,所以不特相近的韵母有时误用,甚至难于互用的韵母,也能混淆不分。声母之误如果无他书可以对勘,竟至无法考订。比方主儿勤之误作Bourkines,错了一个声母,那牙勤误作Boucakines,竟错了两个声母,一个韵母。他最使我感困难的,就是对于c,k,g,kh,gh等声母毫无分别,例如他译写的gan,对音可作干gan,又可作坚g?n,且可作罕ghan,khan。这种困难有时还可以用前后文去补救,例如Togan,不难认识是脱欢。可是他有时又将o同ou两个韵母互用,写作Tougan,则未免使人犹豫不决,因为蒙古人也有名唤秃坚的。像这一类的困难不计其数,我自信尚未能完全将他解决。
此外有些译名,好像与对音未合,其实不然。我在第四卷序中曾引证过若干变例,比方将-l读作-n,畏吾儿字母中无代表g,gh等声的字母,就是两个大变例。此外尚有若干为前序所未及的,条列如下:
突厥语发音之y,在蒙古语中常变作j。比方突厥语驿站作yam,蒙古语改作jam。突厥语法令作yasaq,蒙古语则改作札撒黑jasaq。讹答剌城的守将,杀成吉思汗使者的那个人,剌失德书名亦纳勒出黑Yinal?uq,号哈亦儿汗Qayir-khan,而在《元史》则作哈只儿只兰秃Qajir-Jinaltuq。除以蒙古语语尾之-tuq替代突厥语语尾之-?uq外,两个y皆变作j,一个l变作n。这种例子举不胜举。
蒙古语同西域语常将b变作m,若乞卜察黑Qib?aq之变作钦察Qimcaq,哈卜哈纳思Qabqanas)之变作憨哈纳思Qamqanas,是两个很显明的例子。
蒙古语对于发音之r-,常叠用其后之韵母,比方Ros之作斡罗思Oros,Riazan之作也烈赞?r?zan,也是两个很显明的例子。这种译法同古译相反,比方《宋高僧传》卷三有阿真那Ratnacina,竟将发音的R-简单删了,大约是汉语同蒙古语无此发音,所以读音或增或减。
发音之A-有时省略,比方Abu Sa?d之作不赛因,Abu B?kr之作不别,是见于《元史》的变例。可是也有帖木儿的后人Abu
Sa?d在《明史》中写作卜撒因的。看这个例子,足见收声之-d偶亦变作-n。但是这种变例的收声不常见。
蒙古语尾之-n增删无常。若阿勒赤Al?i亦作按陈A?lin,河西转为合失Qa?i,也可变作合申Qa?in,月忽难Yohunan又可作月合乃Yohuna-i,这个月合乃在《元史》卷134误作月乃合,诸本《元史》皆然,可是此人的神道碑实作月合乃,这个名称大概也是从突厥语转贩而来的,在蒙古语中则变作朮忽难Juqunan。
蒙古语常读t作d,比方将tarqan读作答剌罕,将ta?r读作答亦儿,就是两个很明显的例子。这种读法好像不是蒙古语所独有的,从前汉译tarqan曾作达干,Trküt曾作突厥。
上面所说这些变例,不但是译多桑书所应知道的,就是读《元史》也是应该知道的。至若我所用以译写的汉字,我很想适合当时的读音。因为翻译非汉语的人名,固然要求一贯,可也要注意当时的读法。我曾说过,如要整理《元史》译名,必须备具几种条件:(一)要名从主人;(二)要了解西方北方几种语言;(三)要明白汉字的古读,尤要知道元人的读法。从前整理《元史》的人,好像多未备具这三个条件,所以愈改修愈使人迷离不明。比较以前的整部成绩,只有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实录》微合第二第三条件,可是他常将《元朝秘史》的译音译写近代西方地名:将契丹改作乞坛Qitan,还可以说是乞塔惕Qitat的单数;将波斯作珀儿昔阿Persia,也可勉强对付;可是将埃及作额只魄惕(Egypte,而不用名从主人之例,作密昔儿(Misr等类的译法,未免过于刻舟求剑了。但是比较其他改修的《元史》,总算强多了。在学界种毒最深的,要首数《元史译文证补》的译名。洪氏丝毫不问上述的三个条件,同元代译名的那些变例,对于《元史》名称妄加改窜:比方译Catchoun作哈准,而不用元译的合赤温或哈赤温;译Noqai作诺垓,而不用《元史》屡见不鲜的那海或那怀,自以为新,其实错了。古人翻译,很明了汉字的读音,比方《圣武亲征录》中由西夏攻至汴梁的蒙古将,译名作三木合拔都,后又作三合拔都,此人的原名是Samuqa
Ba’atur,翻译的人用“三”(古读sam,今粤人尚作此古读),照顾到第二个字的发声。这种译法就是从前佛经的译法,也就是《元朝秘史》的译法,不像今人随便用本人乡土的方言,同似识非识的汉字,译写外国语言名词之乱。所以《元史》中的译名虽不统一,除开过于省译之名称外,皆不难复其原名。至若《元史译文证补》一直到《新元史》的译名,能够还原的恐怕很少。
我所用的标准译字,多从《元朝秘史》,然而并不认定《元朝秘史》是一部完全不误的译文,其中也有些传写的错误。比方将你沙不儿Nisabur写作亦薛不儿Is?bur,将亦剌合Ilqa,Ilaqa写作你勒合Nilqa,可以说是音点不明,致有此误。可是杀乃蛮王子古出鲁克(屈出律)的地方作撒里黑昆Sariq-qun,证以近来发现的蒙文《秘史》残本,实是撒里黑豁勒Sariq-gol之误。如此改正方与蒲犁县之土名相合。这类版本的错误,《秘史》中尚有不少,所以我虽采用此书,可不绝对盲从。
旧译名除开过于省译的名称,像忽亦勒答儿Qu?ldar《元史》作畏答儿的例子外,我皆尽量采用,决不自出心裁,妄易新翻。元代载籍所无之人名地名,而有旧译者,则用元代前后之古翻,如隋唐之范延,《明史》之帖必力思之类,亦不别用新名,不用今读之字译古名,也不用古读之字译今名。凡原名初见者,皆附西文原名于下。可是对于多桑书所采乾隆时妄改的名称,根本既有错误,西文译写之名除不误者外,概从删弃。好在多桑书的精华全在伊斯兰教著作,他所转贩的那些汉籍副料(以《续通鉴纲目》为最多),应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整理。
多桑书所引剌失德书很多,而剌失德书同《圣武亲征录》并出一源。在剌失德书未直接转为汉语以前,我觉得多桑书是一部很好的参考史料。比方《亲征录》所载木华黎率王孤、火朱勒、忙兀、弘吉剌、亦乞剌五部,以及契丹、女真之兵南侵中国一文,其中的火朱勒部,久之未详其对音为何,今观多桑书,知为Qo?iqol。然则《亲征录》原译或是火失火勒矣。剌失德书(Berezin本数见此名)说是每十人队中挑选二人组织成的军队,此说颇类真相,因为此字的字根是qos,突厥语犹言双也。此姑就以多桑书校正中国史录而言。反一方面说,也可取中国史料校正多桑书。兹举一例为证:多桑书第一卷第二章有个部落,名称曰亦勒秃儿斤Ilturkine,后在附录中亚部族表中,又作亦勒都儿斤Ildurkine,检《元朝秘史》卷六相对之文(叶本31页),王罕有个使臣名亦都儿坚Idurg?n,后(49页)同一人又作亦秃儿坚Iturg?n,也是一名两种写法,姑不问究竟是人名抑是部名,要可以《元朝秘史》的名称改正多桑书之误。
我译多桑书时,很想作一种互证的工作,所以在第一卷第二章中用力很勤,可是费时也很久。如此做下去,恐怕几年也译不完,后来只好译而少证。
我在本序中所用的译写方法,除引用多桑原文外,皆用新法。因为多桑书之叠床架屋的译写方法太累赘,并可发生误会。比方谷儿只王Lascha,《蒙兀儿史记?西域传》误读作辣思伽,其实应作剌沙(承袭此人王位的鲁速丹,就是剌沙之妹,然而新修的《元史》迄未认清是何人,《蒙兀儿史记》误作剌沙之甥女,《新元史》误作剌沙之弟妇,大约是习于中国观念,以为只有弟媳妇摄政,那有姑奶奶当权,是不特不明西史,而且并Howorth《蒙古史》的世系表亦未寓目)。若是用新法写作La?a,就不致于发生这类的误读了。我译多桑书常想将他的译名修改。可是他的写法无一定标准,有许多名称很难判别,末了只好听他,仅在汉译名中略为变通。所以dji常译作“赤”,而不作“只”。再者多桑的译名皆作“法语化”,比方蔑儿乞惕已经是蒙古语表示多数的名称了,应该写作Merkit,可是他写作Merkites,另外又添了一个法语多数,弄成画蛇添足。要是遇见一个翻译匠,一字一音地当作英文读去,恐怕最博识的考据家也无从考见真相了。这也是读多桑书应该注意的一点。蒙古语表示多数的语尾固然是-t,《元秘史》写作“惕”,可是因为采用别的语言,或因他种原因,有时多数作s,r,l,《元秘史》写作“思”、“儿”、“勒”。比方南家思Nankiyas)、速勒都思(Suldus、巴鲁剌思Barulas,用“思”而不用“惕”,札剌亦儿Jala?r,塔塔儿Tatar,用“儿”而不加“惕”,撒儿塔兀勒(Sarta’ul就是回回),用“勒”而不改“惕”,皆可为证。我还疑心有用-n字作多数的。晃豁坛Qongotan的多数固作晃豁塔惕Qongotat,乞颜Qiyan的多数固作乞牙惕Qiyat,为甚么乃蛮Naiman不作乃马惕Naimat呢?元代固有乃马台Naimatai、乃马真Naimajin的人名,这不过是蒙古语变化的属格,不足证明他是多数。检遍《无秘史》,竟未发现乃马惕的写法,不论单数多数,皆作乃蛮。要说乃蛮是数目字(此言八),为甚么朵儿边Dorb?n,此言四,亦是部族名)有朵儿伯惕Dorb?t的变化呢?若要解决这个问题,非比较阿勒台Altaiques系语言不能得到答解。我所举的这些例子,无非使人知道蒙古语多数不仅用惕,切莫仿效《蒙兀儿史记》,不但将蒙古语的多数一概变作惕,而且将非蒙古语的多数,甚至将梵语的多数,一概变作惕。
我这些批评,并不是在摘人之短而见己长,不过是因为有几部书已经具有“威权”。我译本书撰者C.d’Ohsson的名称,不敢规规矩矩译作朵松,而仍用旧译的多桑者,也是受了这种威权的影响。这些具有威权的撰述,不能说全书皆好,当然有些缺陷,我无非指明这点缺陷,使参考的人不致沿袭其误而已。除开此点以外,我以为别烈津本的剌失德书未重译以前,《元史译文证补》一书是可以参考的,《成吉思汗实录》《蒙兀儿史记》二书,也是治元史的人离不开的佳作。
我译此书也不敢说好。从前在评田中所译多桑书一文中,曾经说过:“多桑书中错误散见,欲改之则与原文异,不改则与事实违,无论何人译是书,终不免吃力不讨好。”所以多桑书出版逾百年,尚无一人敢有翻译全部的勇气或傻气。我今竟敢将此书全部转为汉语,只望读者谅我胆量之大,不敢望读者誉我译笔之工。
1934年4月10日冯承钧识
本章注释
①此次重印,已将前三卷与后四卷译名加以统一,后四卷也改用了新式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