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甘于平凡的勇气
》
售價:HK$
49.5
《
存在与结构:精神分析的法国转向——以拉康与萨特为中心
》
售價:HK$
52.8
《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与多模态技术应用实践指南
》
售價:HK$
108.9
《
石油帝国的兴衰:英国的工业化与去工业化
》
售價:HK$
97.9
《
古典的回響:溪客舊廬藏明清文人繪畫
》
售價:HK$
437.8
《
根源、制度和秩序:从老子到黄老学(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HK$
121.0
《
索恩丛书·北宋政治与保守主义:司马光的从政与思想(1019~1086)
》
售價:HK$
75.9
《
掌故家的心事
》
售價:HK$
85.8
|
編輯推薦: |
《圆桌内参》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书。
中国的一线企业家、学者选定他们认为值得阅读的文章,亲笔写就推荐理由,并针对文中的具体事例和观点,随文批注。《圆桌内参》内容覆盖中国商业人群最为关心的三个部分:经济大势、思维革命和生意本质。
推荐者的学术声誉和挑剔精准的眼光,极大降低了寻觅有价值信息的成本。推荐不意味着赞同,点评给出的也会是一个不同于文章的思路。一篇文章有多种读法,在这部多链接的书中,你看到的绝不止是那些值得阅读的文章,你可以知道,这些中国商业精英人群当下关心的问题,试图解答的方式,以及寻找解决方案的路径。因此,它值得一读再读,深看细磨,必能得出非同一般的阅读心得。
|
內容簡介: |
《圆桌内参》的内容为19篇文章,每篇文章都有推荐人,提出推荐理由和在文中做批注。它的来源是正和岛邀请的诸位学界、商界和政界的知名人士,包括王石、吴敬琏、任志强、周鸿、陈志武、田溯宁、郭广昌、张维迎、钱大群、卫哲、刘永行等,向正和岛的岛民推荐文章,并做私家批注。
全书通过各界大家理性地批判、建设性地表达,实现了各方思想和观点的对话与交锋,碰撞出更多思想的火花,发掘更具创造性的价值。读者从这一系列文章中,可以清晰看到企业家们当下关心的问题,试图解答的方式,以及寻找解决方案的路径。在互联网深度影响的出版时代,内容本身的价值下降,但选择内容的价值在凸显,而这本书正呈现了这种价值的实现。
|
關於作者: |
正和岛,国内第一家专注企业家人群的高端网络社交平台、最低信任成本的人脉金矿,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原《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于2011年创办,旨在通过把有信用的企业家聚在一起,共同构筑一个更值得信任的商业世界。《决策参考》作为“越重要的人越需要”的正和岛月度特供读物,最大的特点是所有文章均由相关领域最具判断力的重量级人物推荐、点评、批注。
|
目錄:
|
大势:
王 石 推荐《既得利益者能否成为改革者》
陈志武 推荐《年轻人口迅速萎缩,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
钱大群 推荐《迎接大爆炸式颠覆》
任志强 推荐《国家为什么失败》
沈国军 推荐《马云、王健林“1亿赌局”背后的内部对话》
吴敬琏 推荐《国企改革下一步朝哪儿走?》
田溯宁 推荐《大数据,一场管理革命》
思维:
刘永行 推荐《重温王永庆经营理念:为何平凡却出奇伟大》
鲁冠球 推荐《稻盛和夫论不景气:在萧条中飞跃的大智慧》
郭广昌 推荐《芒格论决策:永远别愚弄你自己》
蔡洪平 推荐《当心!那些围剿财富传承的天然陷阱》
伊格纳修斯 推荐《伟大的公司如何思考》
王文银 推荐《扒开李健熙的头脑》
生意:
周鸿 推荐《遗失的乔布斯访谈》
张维迎 推荐《一个买卖人的爱与怕》
卫 哲 推荐《李艾科是怎么搞垮惠普的》
何享健 推荐《郭台铭不愿公开的150分钟谈话》
姜汝祥 推荐《华为内部的“十大隐性杀手”》
李天田 推荐《如何把产品做简单》
|
內容試閱:
|
推荐人:王石(万科集团董事长)
推荐语:社会迁跃仅仅靠“运气”吗
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E?O?威尔逊的研究对象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膜翅目昆虫蚂蚁。在对它们的社会结构进行多年研究之后,威尔逊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一次社会平衡的被打破,都只是为系统提供了一个再次建立平衡的机会。但很遗憾,这些新的平衡相对于老的平衡,大多数都是次优的,比以前还不如。能实现向上迁跃的新平衡非常少,是难得的运气。
张维迎教授的演讲里多次提到了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历史,论述了既得利益者回应甚至引领社会变革的原因和结果。在这个话题上,我们中国人也有切身的喜悦和悲哀:一百多年前,由既得利益阶层主导的清末洋务、维新和立宪运动以失败告终,国家走向冲突和战乱。三十五年前,由邓小平主导的以界定产权和市场竞争为核心的经济改革,让中国首次真正融入世界,成为现代化国家。如果从西方坚船利炮敲打国门开始算,这个历程已经足足走了一百七十年之久!
再想想我们的北方巨邻,如果当年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能克制一些,与沙皇达成和解与合作;又如果当年的孟什维克运气能够好些,俄国或许能够避免近一个世纪的残酷清洗和动荡,避免社会和许许多多个体本不必付出的代价。一个开放、稳定的俄国,显然大大有利于全球安全,对俄国、中国甚至全世界人民来说,上个世纪本可以有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我们人类社会的近代历史,或许能够为威尔逊的蚂蚁社会的“运气”提供一点解释:自上而下的、全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的变革,运气就好些;自下而上的、过程中要掀桌子的变革,运气就差些在这里,我不愿意将这种进程简单描述为“革命”或“改良”,因为这种二元话语体系其实规制并束缚了我们对社会进程的想象。我们需要有更包容、更含蓄、更容易说服其他人的话语方式来讨论“社会转型”问题。
张维迎教授说理念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我很同意。参与到他人中间也好,引领他人到我们这边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认清我们所肩负的使命,并且正视它、理解它、响应它,改善作为社会细胞的我们自己,以及我们身处的单元、组织和社区,从最基本的公共生活开始,建设开放自觉、训练有素的公民社会。
正如我在亚布力论坛上提及,在金沙江漂流时,我沿途目睹,滔滔江水是如何由一股股细流汇聚而成。如果希望中国的明天更加民主、公平、光明,就要从自身做起,从每一个小处参与和建设公共生活,承担责任,面向未来。
既得利益者能否成为改革者
作者: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大家普遍认为既得利益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一点也不错。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甚至领导的。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变成改革者,我们是没有希望的。
(边注)
如果既得利益者
不能成为改革者,
我们是没有希望的。
为什么既得利益者可能变成改革者?
观念引领变革
第一,理念的力量。人的行为并不完全是由所谓的物质利益支配的。两百多年前,大卫?休谟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人类本身及所有的事物都是由观念所支配的。纵观历史,许多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革引起的,我举几个例子:
华盛顿没有当皇帝,当总统也只当两任,是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他的利益。邓小平在“文革”之后发起改革,包括废除终身制也是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利益。我们讲到法国大革命,其实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旧制度下的贵族。启蒙运动是贵族性质的,知识阶层当中好多人来自贵族,《百科全书》的160位作者中有30位来自老贵族,几乎所有的启蒙运动期间的沙龙都是在贵族家庭中进行的,都是来自贵族阶层。最初大革命是贵族自身努力的结果,受到威胁的精英们,在困境中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他们就为大革命提供了灵感。
再看,创造和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很多人是旧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孩子,他们接受了新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再看一下历史上废除黑奴运动,好多是由白人发起的,最早反对黑奴制的是天主教会。在18世纪,1775年,美国费城成立了第一家反黑奴协会;1781年起英国成为反黑奴的一支重要力量,英国内部的飞鹰派就是推动废除奴隶者的重要力量,1783年英国贵格会向议会请愿废除了奴隶制,1833年英国政府终止了殖民地的贩奴贸易。
最不安全的人,其实是特权者本身
第二,既得利益者之间是有博弈的。我们一谈到既得利益,大家好像经常觉得它们是一个整体,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其实不是这样的。既得利益者分成好多小团体,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远大于统治者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他们之间的斗争可能是生与死的问题。我举几个例子,首先,现代民主制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教分离,即教会和统治者斗争的结果。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宣布收回国王任命主教的权力,而这时神圣的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就罢除了他教皇的职位。这个斗争一直到格列高利七世的继任者最终在1122年与皇帝达成协议,教皇有任命教主的权力,而教皇也承认皇帝有世俗统治权,因而形成了政教分离。
(边注)
既得利益者
分成好多小团体,
他们之间的
利益冲突可能
远大于统治者
和被统治阶级
的利益冲突,
他们之间的
斗争可能是
生与死的问题。
法国大革命是贵族相互斗争的产物。革命前,法国最重要的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的矛盾,而贵族之间也有很多矛盾,比如亲王与宫廷贵族的矛盾、老贵族与新贵族的矛盾、乡村贵族和城市贵族的矛盾、军事贵族与司法贵族或叫穿袍贵族的矛盾。即使在革命时期,保守派、君主派和共和派都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之间的矛盾推动了法国民主制度的建立。
英国在19世纪之前的宪政建设,主要是贵族和国王、国王和教会,以及贵族之间斗争的结果。我要特别举一个例子:在19世纪中期之前,西方国家创办公司都是一种特权,也就是说你只有得到国王的授权,或者议会的授权,才能建立公司,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建立公司的。那么,这时在精英当中就形成了不平衡,最后通过精英斗争,任何人都有权注册公司,英国是在1844年完成,法国在1867年完成,美国在1850年完成。
(边注)
在专制体制下,
既得利益者
虽然有特权,
但是他们
没有人权,
真正感觉
最不安全的人,
是特权者本身。
西方的法治和民主,首先是在贵族内部实施的,也就是说贵族内部有了法治,有了民主,然后才推动了整个社会。他们那时先贵族内,后贵族外,为什么贵族要实行法治和民主?因为在专制体制下,既得利益者虽然有特权,但是他们没有人权,他们其实在相互摧残,普通百姓在专制体制下感到不安全,但真正感觉最不安全的人,是特权者本身。他们有时候是人上人,而突然之间就可能变成阶下囚,他们认识到,还是应该用权力保证每一个人的利益、每一个人的安全,实行法治后,统治者换了,被换下来的统治者,仍然需要安全感;但在旧体制下,即使你能够平安着落,着落之后你仍然没有行动的自由,这就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最终要实行法治,要实行民主的理由。
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办法
第三,改革是避免革命最好的办法。英国真正的民主化是从1832年通过的第一次议会改革开始,此前英国爆发了持续的暴乱和群体性事件,包括大家都知道的卢德运动。历史学家一致认为,1832年法案的动机,就是为了避免大的社会动荡,“议会改革”并不能满足大众对民主的要求。1838年之后,英国工人阶级就发起了改革议会的宪章运动,提出了男性普选权,废除议员薪酬制等建议。这个运动持续到1848年,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对之后的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改革压力越来越大,到1867年,英国议会终于通过了第二次议会改革,将选民人数从136万扩大到248万,从而使得工人大众成为城市选区的主体。这一改革的法案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使得政府认识到如果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1884年通过的第三次改革法案,使原来只适用于城市选区的投票规则,适用范围扩大到乡村选区,使得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有60%的成年男性有了普选权。“一战”之后,英国在1918年通过了《人民代表法案》,这个法案将投票权扩大到年满21岁的男性和年满30岁的女性纳税人,这一法案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因为十月革命之后英国也担心发生革命,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民主化改革。
纵观历史,我们看到英国的民主化过程尽管有一些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但社会不稳定的威胁是英国建立民主制度的主要驱动力。也正因如此,英国的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一次的让步只是满足威胁者、闹事人的要求,1832年只要买通了中产阶级就可以有和平,选举权扩大到中产阶级,当新的威胁出现之后,再进一步地让步。
(边注)
既得利益者
是否真的
能变成改革者,
取决于他们是否
有足够的聪明智慧,
是否有足够的
勇气和领导力。
我讲的这三个理由,统治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只是一种可能。第一个因素是理念,后两个因素是利益,但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能变成改革者,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聪明智慧,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领导力,是否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对老百姓的民主化要求,有些非民主国家的政府习惯于用武力镇压的方式,或者一开始得过且过敷衍了事,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开始改革,但为时已晚。
华盛顿去世前,他要求他的妻子玛莎去世之后,把他所有的277位奴隶都解放了,但是玛莎在第二年就把所有的奴隶都解放了。有人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想生活在那些盼望我死的人当中。华盛顿解放黑奴,是因为理念,华盛顿太太解放黑奴是因为利益,她觉得自己受到威胁,她有危机感。历史证明,在一个大的历史变革当中,统治者最好有华盛顿的理念,如果没有华盛顿的理念也应该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如果既没有华盛顿的理念,也没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事情就麻烦了。
(边注)
如果既没有
华盛顿的理念,
也没有
华盛顿太太的
危机感,
事情就麻烦了。
本文为经济学家张维迎在2013年2月22日亚布力论坛上的演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