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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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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论集》收入著名学者李时人先生近十年来论文三十九篇，其内容主要是围绕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的，是作者我致力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产生的认识，也是作者论述中国古代小说和中国古代小说史问题的理论基点。《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论集》给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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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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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人，1949年3月生于辽宁锦州。1968年高中毕业。1980年由工厂工人破例录聘为徐州师范学院古代文学专业教师，从事本科教学，1986年越级晋升为副教授。1989年调入上海师范大学，1992年晋升教授，1995年被批准为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兼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负责人。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学术方向主要为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明清文学。至2013年9月培养博士研究生36人、硕士研究生65人。学术研究工作始于文献考据而长于理论思维和论辩，出版有各类学术著述15部（其中主编4部），发表论文逾百篇。独立编校断代小说总集《全唐五代小说》五册出版，被誉为“文化积累工程”。最近十年编撰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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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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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言短篇小说与科举选官制度论略
唐代“诗人小说”现象及其文学史意义
小说观念与《全唐五代小说》的编纂
唐张文成及其小说《游仙窟》
译经、讲经、俗讲与中国早期白话小说
宋代历史文化及文言短篇小说的流变
《三国演义》：中国古代的“亚史诗”和“亚经典”
《三国演义》：史诗性质和社会精神现象
《三国演义》第一回浅说
附：孙吴政权与江东世家大族
《水浒传》的“社会风俗史”意义及其精神意象
关于《西游记》
百回本小说《西游记》概说
《封神演义》的多维阅读
《金瓶梅》：中国十六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
西门庆：中国“前资本主义”商人的悲剧象征
关于冯梦龙研究
《醒世姻缘传》第十四回
李渔小说创作论
蒲松龄与科举——从《司文郎》谈起
《子不语》：才子“志怪”书
出入“乾嘉”：李汝珍及其《镜花缘》创作
《镜花缘》中的“女儿国”
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兴衰及其研究刍议
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小说”史论——从西欧中古时期的“骑士传奇”谈起
关于中国小说史上仿作和续书问题的思考
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泛论
古代“禁毁小说”散论（六篇）
古代短篇小说散论（五则）
关于古典长篇小说“主题”的概念和研究方法
关于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主题研究”的思考
关于《红楼梦》及其它古代小说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道路与理论建设
关于古代小说研究的一点思考
二十世纪古代小说研究的回顾（三篇）
中国古代小说与越南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
越南汉文古籍《岭南摭怪》的成书与渊源
中国古代小说与朝鲜半岛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
新罗崔致远生平著述及其汉文小说《双女坟记》的创作流传
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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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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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言短篇小说与科举选官制度论略
唐代实行的科举选官制度造就了一个不同于往古的读书士子人群，也造就了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作者和读者群体；在科举选官制度下形成的唐
代士风一一科举士子所共同体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精神心理、文学风习等，是中国散文体短篇小说在以往叙事艺术积累的基础上得以成熟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决定了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精神内容和美学风貌。从隋王朝开科取士，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发布上谕停罢科举止，“科举选官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延续了1300年。“科举制度”是以农业经济为的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其在“制度”层面上制定了社会成员上、下层之间及“知识精英层”内部流动的“规则”，又使中国古代社会的‘精英层”始终处于不断吐故纳新的过程之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承负起整合社会关系体系和维系社会内部平衡的功能，成为保证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敦育以及其它社会活动正常运行的一种调节机制。16．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之始，就注意到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从1615年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us
Trigault,[577—1628根据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一1610日记等材料编纂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出版开始0，到19世纪中叶，欧洲出版的介绍中国科举制度的书籍达100多种。19世纪西方各国纷纷建立“文官考试制度”，当然首先是西方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但与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的影响肯定不无关系②。
由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优于欧洲中世纪的贵族世袭制、君主恩赐制，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机会均等”，契合了西方近世以来所提倡的“平等”原则，所以一些欧洲的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都曾对这一“中国的文官制度”表示赞扬。但科举制度对中国历史的作用实际上是双重的：既是中国长期稳定发展的一种保证，也是中国逐步走向衰弱的根源之一；既有利于古代政治的清明，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体制性腐败”；既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也使教育走向僵化；既选拔了大量才智之士，也虚耗了无数古代学子的光阴，从而从整体上削弱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创造力。特别是科举制实行的后期，愈来愈成为科学文化进步的障碍和人性解放的桎梏，在中国尚未建立起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文官考试制度”以前，就不得不仓猝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为一种“制度文化”，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
以往我们在审视中国历史文化时较多注意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却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科举制度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所起重要作用的研究。假若我们尝试一下从制度文化的角度来关照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一一包括文学现象，也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十多年前，我在编校《全唐五代小说》时，就感觉到了从科举制度的角度来研究唐代文言小说是一个有意义的选择。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恐怕绝不仅仅是人们所常提到的“举子以小说行卷”之类的简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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