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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斯融合了文化人类学与史学,通过单一年度的棱镜,映现出站在“现代”门槛的世界图景。1688年是一个非凡的年代。这一年,彼得大帝建立了他的行将改变俄罗斯乃至称霸欧洲的政权;路易十四在他辉煌的凡尔赛宫展示着法国的国力;康熙大帝在紫禁城统治着大清帝国。这一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斯图亚特王朝倾覆了。
这一年,牛顿完成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并继续为现代科学的发展而努力;洛克完成了《人类理解论》,决定了此后西方几百年的思想走向;莱布尼茨周游列国、寻方明君,想为天下人谋福利。1688年,令人难忘的还有松尾芭蕉的俳句、石涛的画作、胡安娜的爱情咏叹调……
通过书中令人神往的故事、扑朔迷离的世界图景,威尔斯向我们展开了一幅细致入微的历史画卷,展示了权力、金钱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紧密联系的,以及人的信念如何开始引导世界走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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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小约翰·威尔斯,美国著名学者、畅销书作家,南加州大学历史教授,专攻东西文化交流史。在东西方学术界和大众读者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代表作有《1688年,当中国走向世界》、《胡椒、枪炮、战地谈判:1662-1681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名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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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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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巴洛克序曲:1688 年,1 月 3 日
第一篇 木质帆船时代
第一章 白银帝国
第二章 光怪陆离的非洲·
第三章 奴隶,运奴船,新边疆
第四章 丹皮尔和土著人
第二篇 大公司经营的世界
第五章 好望角
第六章 岛屿世界
第七章 帕尔孔
第三篇 遥远的三个国度:俄罗斯、中国、日本
第八章 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
第九章 劫后余生的大师们
第十章 康熙大帝统治下的清帝国
第十一章 传教士在中国
第十二章 金泽、江户、长崎·
第十三章 井原西鹤和松尾芭蕉
第四篇 欧洲宫廷的世界:凡尔赛宫、伦敦、阿姆斯丹
第十四章 太阳王和他的女人
第十五章 祸起萧墙,光荣革命
第十六章 跨海越洋的回声
第十七章 百年自由
第五篇 欧洲的文风和思想
第十八章 文字共和国
第十九章 阿普拉·贝恩
第二十章 牛顿、洛克、莱布尼茨
第六篇 伊斯兰世界
第二十一章 大苏丹统治下的国度
第二十二章 麦 加
第二十三章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
第二十四章 英国人、印度人及其他
第七篇 犹太人:放逐、希望与家庭
第二十五章 明年耶路撒冷再见
第二十六章 愿你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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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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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年,大清帝国相当平静。消息灵通一点的人士听说中俄关系一直不太顺利,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崛起,打得喀尔喀蒙古人往长城一带逃难。但都好遥远啊!长江中游的武汉虽有军队因遭解甲而闹叛变,但也很快平息下来。
上了年纪的人,记得的却是很不一样的情景。50
年前,大股的农民军活动在华北平原上,至于在后追剿的明军,也同样有些不受控制。嗜血的乱军在攫掌大权之前,曾在富庶的四川盆地停留过短短一阵子。盛产稻米的江南,则因时政隳败不堪,北方义军南下,激起佃农、农奴群起暴动。至于南部沿海地区,握在沿海掌握海军大权的督抚的手里,是否支持明室,多半要看是否于己有利。明朝帝国的东北边疆,有一支民族"女真",本是明朝的藩属,此时也已重整旗鼓,改叫自己为"满洲",正逐步占据汉人的城市。
1644 年,北部的义军攻下北京,但不过 10
个星期便又遭清军逐出。清军声称入关是为了平乱,也要替殉国的崇祯报仇,但后来却宣布建立他们自己的"大清"。清兵入关的动荡,蔓延极广但时间不长,到
-107- 了 1650 年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牢牢握在清廷手里。17 世纪 70
年代,几位先前变节投靠清廷的汉人将领作乱(三藩之乱),又陷中国数省于动荡,但最后终究败亡。明朝遗民最后一位反清的大将,盘踞台湾的延平郡王郑成功之子郑克塽,也于
1683 年投降。
儒家一般认为孔子之道,夷狄可教,只有几位像王夫之这样的人除外。他们知道中国周边有小国如高丽、越南、琉球,同样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他们也知道日本以前就是这样,如今,他们对
17 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虽然所知不多,但掌权的幕府将军爱读《易经》,一心要在掌统治大权的武士阶级里注入文雅一点的规矩,他们绝对见怪不怪。满洲继承的则是中亚的治术,和蒙古人、奥斯曼的传统没多少不同。但他们在
1644 年前,就已标榜自己具有中国政治传统的嫡传身份——虽然未必服人。
1688
年,当朝的清帝已经迈入年号康熙的第二十七年。"康熙"虽只是"年号",当作朝代系年之用,但中国一般皆以年号称呼皇帝,我们自然随俗。满文是康熙皇帝的母语,但他接受过很好的汉文化教育,也学得很认真。他和臣子在朝中日日商讨朝政,都有详细的记载(《起居注》)。而康熙朝的记载里会出现"有治人、无治法"这类儒家常见的古训,自不为奇。所以,我们知道康熙和臣子常花许多时间商讨各官位的人选,比较各人的优缺点,想用什么办法把脱序的官员拉回正轨,但又不至于毁了他的前途。
从公元 11
世纪以来,科举考试便一直是中国的社会精英将活力和野心注入朝廷中枢、服务社稷的首要管道。1688 年 4
月,从全国各地来的数百名士子,齐集京师参加"会试"。这些人都有幸挤过科考最难过的窄门。通过地方的考试(童试,院试)后,就有"生员"(秀才)的封号,小有社会地位,也可以减免税赋,但还没有做官的资格,也不是就此一劳永逸。秀才此后还是必须苦读不辍,定期参加复试。下一步则是最困难的:每三年就有数百名士子齐聚省会(参加乡试),关在贡院一长列的小考试间(号房)里,几天几夜埋首回答纵贯经史子籍暨治国之术的题目。这么多士子齐聚省城,可是难得的盛事。赴试的人忙着交换学问、政事的意见。没事的人忙着看榜,打赌谁会上榜。每一回科考的录取率可能低到百中只取二三人。在乡试里考中"举人",就可以
-108-出任低阶官员,或到京城参加"会试"。士子未必个个是富家子弟,清寒子弟进京赶考的路费往往还得靠人济助;而济助的人,一来是敬佩他的学问,二来是巴望他哪天直上青云,会记得当年的贵人。
会试是在京师里的孔庙里举行,就在紫禁城东(顺天贡院)。考会试还是一样,士子一概关在贡院的小号房里写一篇又一篇的八股文。考过的人获颁"进士"头衔。最后一关叫做"殿试",从命题到评选,皇帝都亲身参与,决定上榜的名次。高中前几名者,立即名扬名下,可能获派出任京师学术机构(翰林院)的要职,各方皆寄予前程似锦的厚望。
1688 年 4 月 28 日,读卷官将该年 176
名录取的进士以及前十名的名单,进呈予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心里早就有数,除了一一垂询排名前几名的考生人品如何,还点名同乡的大臣回答。有一份考卷还没拆封,康熙皇帝就认出来是查嗣韩的考卷,他说他先前看过查嗣韩的墨卷。查嗣韩出身中国东南部的浙江望族。查家曾参与反清复明的运动,备受地方敬重。康熙皇帝看了几份考卷,和大臣讨论优劣,便将查嗣韩从第四名拉到第二名。但这样一来,前三名就全是浙江人了,他觉得不太好,就再琢磨了一下。第二天,新科进士由人引进太和殿,向皇帝行磕头礼(三跪九叩的大礼),皇帝高坐在龙椅之上,在殿内的阴影里几乎看不见身影。
虽然儒家古有明训,但治国可不仅是知人善任、尊儒向善就好。苍生住在大地之上,以大地为生。君主还需要征收徭役,以应维持社会秩序之需。君主也要剿匪平乱,保护人民的身家财产。君主要视可教者,给予受教之机会,充实仓廪以备荒年。维持运河畅通,注意灌溉、防洪。徭役的负担既不得过重,又得兼顾损益平衡。中国政治家讨论到这些问题时,自然会去援引中国君主从公元前
200 年的汉朝即已试过的各种做法,论其优劣。
清廷当时有一项政策的挑战,历史就更久远了。早在公元前
2000年,古代的大政治家大禹就曾治水,开渠疏浚,引水入海,救溺于天下。之后,大禹因之获继任为帝,任内分九州,"任土作贡",调查各地的土质、田地、贡赋、产物等。1688
年,有位大学士在当廷论政时提到《禹贡》一书,皇帝反驳这是"不知黄河之性,故有是言"。不过, -109-
传说里大禹号令众人、疏洪治水、百折不挠的干才和毅力,于当时苦思 黄河、大运河治水难题的官员而言,却另有深意。
黄河流经的高原满布黄土。由于水性不驯,不时改道,泄出河水挟带的大量黄泥沉积在华北平原。孔子时代之前的统治者,曾先以筑堤防洪的方式排干部分平原的水,开发农地,然后才疏导黄河流向。结果,淤泥大部分沉积在河道里,终至河床高过周边平原。明清时期,情况又因大运河的运输重要,而益显复杂。江南盛产稻米,盈余即由大运河北运京城。而大运河、黄河、往南一点的淮河,以及洪泛平原区的连串浅滩湖泊,都有复杂的水流互动。因此,整区的水系都得时作监测,集中管理。但到了明朝末年,这方面的工作愈益荒废。淮河的入海口因之淤积日高。下游的水道又未见疏浚,河床和水道愈积愈高,洪泛也因之而日益频繁。1677
年,清廷决定治水,封靳辅为河道总督,负责疏浚筑堤的工程。但水患不去,以致靳辅的做法颇遭非议。
也因此,1688 年 4 月 8 日、9
日,康熙皇帝决心直指问题的核心,召集与闻黄河治水的几位官员,齐集御前。众臣当中,以京师巡抚于成龙批评靳辅最力。他指责靳辅没有疏通主要河口,任令洪泛肆虐淮河、长江之间的富庶地带。劳役也过重。靳辅还把官府征税丈量多出来的无主民田,没收作军方屯田之用;屯田的钱粮本作军用,目前转作治水。于成龙说,如今江南之人对靳辅只想"食伊之肉"。靳辅则回答,这是为了打击地主滥权占地。御前的这场诘难辩论,全在康熙掌握之中。他追究细节,点出大臣无知之处,提醒大臣他这位皇帝可是曾在南巡期间亲自走过几处主堰的。康熙一再点明臣子应该顾全大局,不能只是顺应地方舆情,因为地方居民才不管洪水改道是否淹没邻县。大臣有错遭皇帝指正,就马上跪地磕头谢罪。最后,看来是靳辅应该为推行屯田政策、不得民心,未将主要河口疏通,负最大责任而革职,但皇帝暂缓发落。康熙说,等继任的人做了六七年,看他治水的成绩再来定靳辅的罪吧。
康熙 1689
年第二次南巡时,再度巡查了江南的水系,在看了靳辅做出的成效,工程又极艰巨后,便将靳辅复职。靳辅河道总督一职,一 直当到他 1692
年去世为止。靳辅在 1688 年时地位不稳,是因为他和大 学士明珠有牵连。明珠那时刚失势。康熙当然知道政治风向的影响,但
-110-他也看重人才和事实,碰上难缠的水患更是如此。现代世界早期的君主,都知道藉仪式示惠或施威、彰显王者的威仪有多重要。康熙在这上面,和同时代的奥朗则布、路易十四不相上下。但在中国,因儒家重礼法的思想,而使仪典多加了一层审慎、自觉的色彩。康熙自幼浸染汉满两方的礼教,展现出来的便是礼遇良臣的英主和孝感动天的孙子。
1688 年 8 月 9 日,康熙皇帝召见福建水师提督、靖海将军、靖海侯施琅。施琅在 1683
年率军攻克台湾,平定中国最后一处反清复明的组织势力。康熙将他自己颈项上的有里蟒披领一件,脱下来挂在施琅脖子上。8
月 10
日,康熙再召施琅至乾清门。乾清门是一座游廊状的建筑,一般用作非正式御门听政使用,位于紫禁城外朝的大殿后面。康熙皇帝还从他自己的盘子里,挑了些东西赐给施琅吃。
这是极大的优遇,写《起居注》的人仔细记下。皇帝只要一有机会,一定不忘要大臣知道,他对替他好好做事的大臣有多好,他自己对人的判断、对情势的掌握又比他们强多少。君主知人善任之明,是儒家治国之术的准则之一。但康熙喜翻自己的记忆库自夸一番,却是这位皇帝独有的性格特征。他老爱提醒大臣他知道谁的缺点,记得谁做的错事,但还是准他留任官位。也因此,皇帝的缰绳拉得不紧,大臣最好时刻感念于心,却又要随时提高警觉以备考核、监督——这便是康熙朝中臣子或将军的命。康熙皇帝再次召见施琅时,就特别赐这位老将进入他就寝的内廷乾清宫。这里除了皇帝、后妃、太监,一般不准外人进入。《起居注》里接下来记的就是这样:上问曰:"尔有陈奏否?"
施琅奏曰:"臣任福建水师提督,只承皇上天威洪福,海疆宁 静,无烦圣虑。"
上曰:"尔前为内大臣十有三年,当时因尔系闽人,尚有轻尔者,惟朕深知,待尔甚厚。其后三逆反叛,虐我赤子,旋经次第平定;惟有海寇游魂潜据台湾,尚为闽害。欲除此寇,非尔不可。爰断自朕衷,特加擢用。尔果竭力尽心,不负任使,奋不顾身,举六十年难靖寇,殄灭无余,此诚尔之功也。迩来,或有言尔恃功骄傲者,朕亦颇闻之。今尔来京,又有言当留尔勿遣者。朕思寇乱之
-111-
际,尚用尔勿疑,况今天下太平,反疑尔勿遣耶!今命尔复任,自此宜益加敬慎,以保功名。从来功高者,往往不克保全始终,皆由未能敬慎之故,尔其勉之。更须和辑兵民,使地方安静,以副朕爱兵恤民并保全功臣至意。"
施琅奏曰:"海寇荡平皆赖皇上神谋睿算,授臣方略,得以成功,臣何力之有焉。臣御将束兵,素为严谨。皇上设兵卫民,臣敢不仰体圣怀,和辑军民耶?况闽中实臣桑梓,臣无不加意抚绥。臣蒙皇上天恩最重,既锡以内大臣,又加封侯爵,子孙世袭,皇上亿万载无疆之天下,臣子孙亦享无疆之福。又蒙皇上解衣衣臣,推食食臣,臣蒙亘古所无特典,惟有矢心效力,誓死图报而已。但臣孤踪独立,心直口快,以致获戾于人者多,全赖皇上始终保全。臣年老力衰,封疆重大,恐精神不堪料理。"
上曰:"为将尚智不尚力,朕用尔以智耳,岂在手足之力?尔 其勉之。" 施琅于
1696 年过世。1688 年时,施琅的影响力在沿海的福建依然 不小,甚至作新尝试,在 1688
年遣使到马德拉斯。这件事后文我们会再谈到。但这时,他大部分时候还是待在乡间的王府里享清福,他在地方上的势力也开始得和新设的海关及康熙朝中其他官员分享权力。
据《起居注》里的记载,召见结束后,康熙还因施琅年纪大了,在 他走时要侍卫扶着他。 -112-另有一场更肃穆的仪式和政治的戏码,在
1688 年初即已开始。为了太皇太后圣体违和,1688 年 1 月 3
日,天刚破晓,康熙便亲率一大列诸王、贝勒、贝子等及文武官员,自乾清宫内廷,穿过紫禁城的重门、内院,出城后往南走一英里多,穿过大街,要到天坛致祭。队伍里人人徒步前往,以示虔敬,连皇帝自己也是,这是很罕见的事。
天坛的圜丘是大理石砌的高台,没有梁柱,只有四周一圈大理石栏杆;内圈又再围了两圈大理石栏杆。不过
14 天前,皇帝才亲自来天坛 "祀天",行冬至节的祭典。这是皇帝一年行的祭典里最庄严的一刻。从公元前 1000
年起,中国的君主就自称"天子",奉"天命"治理天下。但天命,上天对王朝的眷顾,却不是不会变的;只要天子治国无方,个人无行,也会失去天命,王朝因之败亡。依中国人的看法,明朝亡国,就是因为天命改了,才在
1644
年将康熙的父亲(顺治)送上紫禁城的宝座。因此,皇帝冒着酷寒在破晓时分出现在天坛,是以"臣子"的身份来的,甚至是来恳求施恩的。天下的权柄最终不是在他,他天子的权位,最终还是要看上天对他的评判。但这里面另外还有一层意思,一样也很古老。古代的人不像我们看得那么清楚:天子礼拜上天,就表示天子是天、地、人三方交会的唯一枢纽。四季风调雨顺、农时不辍,就看皇家的历法是不是正确,就看皇帝或他的臣子是不是依四时变换行祭祀和礼拜。我是猜康熙那时候也不会真的有谁在担心这皇帝在冬至来的时候若没好好拜,这冬天就不来了;但这里还是隐隐藏着忧虑和责任,万一有事情出错不好。
不论是冬至还是 1 月 3
日的那场特别典礼,官阶品第的细节——朝服、冠带、各人站的位置、行礼的次序——全都只为一件事。皇帝一人站在天坛顶的中央,其他人全站在他身后或低阶的台面上。皇帝跪地磕头——三跪九叩,面前有一块牌位,深蓝的底色上有汉文和满文的金字,写的是"皇天上帝"。祀官高声读出皇帝的祝祷,皇帝再次叩头。
只是,这两次行的礼性质大不相同。1687 年 12 月 25
日,皇帝敬爱的祖母太皇太后(孝庄皇后)病了,病得很重。皇帝大部分时候就待在太皇太后身边,昼夜席地而坐,衣不解带,寝食俱废,检视方书,亲调汤药。12
月 31
日,康熙决定祛灾解厄,祈求上天保佑,因此下令天下大赦,大部分的人犯都可以减刑。现在,他又亲自步行到天坛来祈求上天增加祖母的寿命。他的祈祷如下:
维康熙二十六年,岁次丁卯,十二月朔乙巳。嗣天子臣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曰:臣仰承天佑,奉事祖母太皇太后,高年荷芘,藉得安康。今者疹患骤作,一旬以内,渐觉沉笃,旦夕可虑。臣夙夜靡宁,寝食捐废,处治药饵,遍问方医,罔克奏效。五内忧灼,莫知所措。窃思天心亡爱,覆帱无方。矧臣眇躬,夙蒙慈眷。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臣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
-113-
报。值兹危贻,方寸溃迷,用敢洁蠲择日,谨率群臣,呼吁皇穹,伏恳悯念笃诚,立垂昭鉴。俾沉痾迅起,遐算长延。若大数或穷,愿减臣龄,冀增太皇太后数年之寿。为此匍伏坛下,仰祈洪佑,不胜恳祷之至。
-114-
这份祈祷文在中国历史里的回响,跟冬至祀天的祭礼一样又长又深。世上每一支传统文化都很重视家族的长幼秩序,但没有一支传统文化像中国文化一样以孝为百善之先。每一位读过中国古书的人,都看得出来康熙此举是公元前
1000 年的回声:周公在侄子成王病笃的时候,也曾祈求上天折他阳寿以代。
但康熙是满人,不是汉人。1688
年时,他对中国经典虽然已经相当熟稔,不时摆出中国传统卫道的架式,也常潜心研究中国古籍,但他的母语到底是满洲话,他的祈祷文也是满汉两种文字并陈。另外,太皇太后是蒙古人,是蒙古皇族博尔济吉特家的人,也就是征服世界的成吉思汗暨几个兄弟的后裔。她和姑妈都嫁给了皇太极,皇太极是满族统一中国的开国第二位皇帝(太宗)。满族入关前的势力扩张,满汉势力间的合纵连横,主要都是他在擘划、筹缪。在他那早时候,满族所谓的
"朝廷"还是大草原上设的大黄帐子,上朝见皇帝的人群集营地宴饮、狩猎、赛马。
若康熙有意要把他满人的传统完全丢掉,做个道地的汉人皇帝——显然他也没这意思,那他一定会激得满朝的满族贵族和蒙古藩属出现异心。1688
年初,蒙古已有公侯在叛变边缘;他们若和俄国人联手,对清廷就特别可怕了。只是,孝道并非汉人专属的美德。就像康熙皇帝几个礼拜后跟臣子说的:"但人孰无祖父母、父母?"满族人、蒙古人、汉人对血缘关系的看法,或许未尽相同,但敬爱长辈无论如何对每一方都很有吸引力的。特别在这件事上,汉人会觉得皇帝为孝道的传统美德立下最好的范例;满族人会觉得太皇太后像是大清入关前到入关后这段光荣历史的表征,而皇帝对这表征还有特别的敬意;蒙古人则觉得皇帝对出身同族的祖母感念至深,与有荣焉。
这件事还跟朝中的政治形势有比较直接的关系。从 1679
年起,康熙朝政就把持在满族的大学士明珠一帮人手里。那几年,许多官员大肆敛财,卖官之事时有所闻,皇帝要派官的时候,也不时受限于明珠那一帮人摆在他眼前的名单。而康熙反制明珠势力的一条可行之路,就是靠朝中的汉族士大夫,他们已经在上疏指责明珠一帮人的腐败无能。只是,他们的指责都深植于纯粹汉人的传统,满人、蒙古人插不上脚,而他们指责的方向又常偏向理想的空谈而不切实际,几乎像是直接指向了皇帝,令人不快。此外,康熙也看不惯汉族士大夫讲究才学、人脉的复杂政治手腕。至于另一条制衡明珠的门路,则是索额图。他是领侍卫内大臣,17
世纪 60 年代大力支持康熙,但在 1679 年遭罢,权力尽失。不过,索额图仗着他和皇后的关系(他的侄女是康熙的皇后),和康熙 13
岁的太子特别亲近。只是,朝政全抓在一位皇亲国戚的手里,不太明智;尤其皇太子任性、浮躁的脾气,这时也已经看得很明显了;这位皇太子最后还因此而被废、遭囚。康熙因太皇太后之病而焦急忧虑,不仅可以提高他在朝中每一派系里的人望,也可以增加他的权势,而不必转换派系。而对太子,或对任何有意暗助太子反抗皇帝的人,康熙的孝,都是很重要的身教。
这不是说康熙的焦急、哀痛都是在演戏。他 7 岁丧父,9
岁丧母,由祖母抚育、教导,在他 15
岁决定亲身视事、罢黜摄政时,也是祖母大力指点、支持。他真心敬爱祖母;我觉得他真的认为若不是祖母,他不可能成为明君有所作为。
1 月 12 日和 14
日,文武群臣见康熙侍疾过劳,一起跪在太皇太后宫外,奏请皇帝节哀。皇帝不肯。宫中政事几已停摆,皇帝这三个礼拜 只听政一次。太皇太后于 1
月 26 日至 27
日近午夜时去世。皇帝"擗踊哀号,呼天抢地,哭无停声,饮食不入口"。到了早上,王公大臣再度跪请皇帝节哀,举古书恭请皇帝稍抑哀痛,善自珍摄,因为天子贵为天地祖宗所付托,天下臣民所仰赖。皇帝则回答说,他读古书里的帝王居丧,持服以
27 月易为 27 日,唯有魏孝文帝例外。魏孝文帝是公元 5 世纪末时人。由于他早年即失怙恃,父母的音容记忆不全,从来没有机会
尽孝,至为遗憾。因此,他要为太皇太后鞠养教诲持服 27 个月。
诸王大臣当即表示不可。皇帝服丧对他执掌政务、听政,召见、准判,似乎不算是太大的障碍,只要节哀、保重就好。真正会有问题的,好像是在"仪礼"上面。皇帝必须亲自主持的典礼许多都是"吉礼",
-115-包括冬至节的祀天,还有定期上郊庙祭拜祖先。这些在服丧期间都不可以举行,因为服丧不吉。大臣说,这些祭礼若因皇帝服丧而未得举行,
"即太皇太后在天之灵,亦必不安。"皇帝还是昼夜号哭不止,群臣只见皇帝健康日差,容颜日减。而且依礼,他们还应该和他一起哭号、持服。2
月 2
日,是中国阴历的正月初一,一般是一年最喜气的日子。但现在不得庆祝,皇帝还在诸王、大臣敦请之下,才勉强下诏要"王以下辍哭一日"。之后,哀痛又起,"以月换日"的问题也还在僵持。康熙一度还说出:"朕前所谕岂可食言?"但最后在
2 月 6 日终于软化,放弃他服丧 27 个月的念头。
2 月 12
日,文武百官恭送太皇太后梓宫安奉于紫禁城外(朝阳门外)殡宫,在北京的东北角。康熙在隆冬的酷寒里,徒步护持灵柩前行,一路痛哭甚哀,成群王侯、大臣、公主、王妃、大臣妻子于梓宫行经路旁,举哀跪迎。皇帝沿途哭声不停,又教文武百官担心他哀伤过度。棺柩送到梓宫安奉之后,康熙要在梓宫寻一小室暂居,但群臣力劝他依国家定例回紫禁城去。他同意,但不进他平常住的舒服处所,而要在内门(乾清门)附近架帐篷住。那里可能可以挡下一点蒙古大草原吹下来的北风,但应该还是很冷。
皇帝几乎天天都应该要上朝见大臣听政的,但自从他 1 月 3
日走远路到天坛去,到现在已经一个半月了,他只听政一次。2 月 24
日,他开始上朝听政,而一上朝,马上就要处理黄河下游水患的沉痾。然后在3 月 9
日,大骂一干大臣九卿诸臣结党营私,部院衙门官员对此又不发一语,置身事外。最后把明珠和他走得最近的一班人都革职罢官。康熙才刚重新上朝视事,就有此突兀之举,应该是宫中的政治势力有了一番重组。看来明珠的势力基础一定有一部分是在他和太皇太后还有太皇太后家的关系上。太皇太后一死,他就出现了弱点。康熙继续整肃朝廷里的政治新局,再将明珠余党革职。至于先前因政争而获罪的人,有几位获赦,索额图就重返朝政,负责和俄国人议和这件绝顶重要的大事。这一派任给了索额图不小的权力,但他此后一年半的时间,也全耗在离京师很远的地方,忙着和俄国人打交道;至于康熙皇帝,就在京城里继续巩固势力。
5 月,康熙护送太皇太后灵柩到东陵,即北京往东约 60 英里外的 -116-
地方。群臣以皇帝尽孝竭诚,古所莫睹,史册所未见。他这次扶灵东 陵,离京 20 天。6
月,他又去了一次,群臣劝阻,以暑热不宜劳累至此。11
月,他又去了一次,这次是把刻有太皇太后徽号的石碑送去。中国皇帝治国,一直强调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君父式道德辞令,但其实和苍生的距离极远。所以,在康熙《起居注》里看见他居然曾和黎民有直接的接触,还真是让人吃了一惊。康熙在
11
月出北京城后,见路旁的沟内有一具尸体。《起居注》里没写是被杀、病死还是饿死。康熙最不忍心的是尸体未得殓葬。这在讲究孝道的人,特别是康熙自己还大张旗鼓做孝行表率,最注重的就是这点。康熙便下令从他的内帑里拿五两银子,要地方的总甲百姓买棺将尸体入殓。众百姓跪谢皇帝:"圣上惠爱小民,泽及道路死尸,诚亘古未有之仁政。"村中老幼匍匐道旁,莫不欢呼感诵泣下。
-117- -118- 1688 年 3 月 11
日,北京西北角的中国人围在街边看一支送葬队伍走过。队伍和一个月前送太皇太后灵柩出紫禁城比起来,当然逊色多了,但另有它惹人注意、突出的地方。队伍里有一列高官由佟国维领头。佟家据说一家人占了半朝的官。康熙皇帝的母亲就是佟家的人。佟国维有一女(佟佳),在宫中嫔妃里相当得宠。佟家兼具汉满两族文化,历代于汉满两边社会中发挥作用,后来在
17 世纪 70 年代藩镇作乱时, 因平乱有功而在朝中攫掌大权。
官员肃立一旁,静待死者的黑漆棺木抬到街上,放在一顶白幡下面,白色是中国人治丧的颜色。一个个吊丧的人边哭边向棺柩跪拜,送葬的队伍逐渐成形。先是一队吹鼓手,后面跟着一群人扛着铭板,上面有亮金的大字,写着死者的名讳和官衔:南怀仁,钦天监监正。之后再跟着大队旌旗和一具大十字架,走在左右两列神情肃穆的华人基督信徒当中,这些人每人手里捧着一支点燃的蜡烛,还有一条手帕拭泪。十字架后是很大一幅圣母圣婴像,圣婴手里捧着地球。死者遗像旁有皇帝亲撰的圣旨,写在一面大黄锦缎上面;遗像和圣旨旁围着一群华人基督信
徒和传教士,全穿着丧服。棺木慢慢往前移动,由 60 个人抬着,后面 跟着一列朝廷派出悼唁的代表,一队骑马的内侍和官员。50
人的大马 队好安静又有秩序,肃穆庄严,在最后面压阵。
从第一批西洋传教士到我们现在,外国人若要打入中国社会,就一定要有个中国味的名字,既要有他原名发音的大概,又要能点出他到中国来的使命。这位"南怀仁",原名费迪南德
·费比斯特,比利时佛兰德来的传教士。"南",是他名字里的一个音;"怀仁",表示服膺中国儒家最高、最难的道德标准,需要完全无私、常怀恻隐、不断反省才能做到。这样的道德要求,由他这样一位传教士拿出来标榜,不论于他自己还是他带领的华籍皈依信徒,都不至于脸红。
南怀仁是马泰罗 ·里奇(利玛窦)、约翰 ·亚当 ·沙尔 ·冯
·贝尔汤若望(1591-1666)之后到中国的传教士中杰出的一位。三人都极擅长糅合科学、技术、俗家知识的巧劲儿,争取在中国皇帝面前有好表现,进而为基督传教士在中国境内活动,开拓出隐忍默许的空间。利玛窦在晚明大儒里颇引起一阵骚动,他的名声、学问,还有他带来的欧洲钟,都替他在晚明朝中打下了一块稳固的立足点。1610
年他死时,明朝皇帝还赐他一块墓地,后来几位传教士也跟他葬在一起。南怀仁的棺木就是要送到北京阜成门外的二里沟下葬。汤若望以灵巧身段安然横渡晚明的农民起义和清军入关等剧变,甚至还在清初顺治朝中赢得年轻皇帝的宠信。顺治便是康熙的父亲,清朝入关后第一位皇帝。但在顺治死后,晚年的汤若望却还是遭清廷下狱,差一点就被处死。汤若望历经明清两朝,以欧洲高人一等的算学和天文观测,奉命掌管钦天监,替皇帝编历书。他死后也葬在二里沟。
南怀仁 1623
年生于比利时西佛兰德的科尔特吉附近的小村,一直念耶稣会学校,但有一年是在詹森会(利尼利斯
·詹森所创立,强调宿命论、否认自由意志且认为人性本恶,被罗马天主教作为异端所谴责——译注)控制的鲁汶大学念书,很不适应。通过耶稣会的见习课程正式成为会士后,曾想到南美传教,下过一点工夫,但还是在
1657 年决定前往中国。1660
年他已到北京,此后除了陪康熙两度御驾亲征而出关外,未曾离开过北京。汤若望一死,传教士于中国的处境颇为危殆,三位耶稣会教士在北京因软禁而身心憔悴,其他教士则被限定不得-119-离开广州。之后,1688
年的圣诞节,清廷突然派来太监,召北京的传教士进宫,为年轻皇帝解释天文和历法。传教士见 16
岁的小皇帝头脑那么灵活、求知欲那么旺盛、政治手腕又那么娴熟,惊奇不已。而传教士也以卓越的天文知识顺利通过宫中数次考验,促使政敌遭到罢官,传教士重获宫中重用,再掌钦天监。
康熙对耶稣会、对传教士的学问和技术,真的很有兴趣,也是个人的兴趣。接下来 20
年的时间,传教士便常在拂晓骑马到郊区的宫里教皇帝天文、物理、数学。皇帝也学了点西洋乐器,很喜欢传教士做的喷泉流水和机械玩具。传教士还替皇帝监制了几具小型加农炮,用来对付南郭叛乱的藩镇。传教士在汉满双文化的宫廷里领了几个人改信基督;宫中内侍和嫔妃到他们教会去时的冷嘲热讽,他们得耐心相待;皇帝尖刻质疑他们"三位一体"的矛盾时,更得尽力解释。传教士先前就当过葡萄牙、荷兰特使的通译,现在则必须参与清廷和俄罗斯议约。传教士讨厌这些不堪的俗务,觉得和自己传教的使命有冲突,但
1668 年起传教士重新打入清廷,在其他省份为传教士打开了传教之路。他们在宫中的优遇,基本可以保障其他教士在地方官府的待遇。到了
1688 年时,宫中已经间歇讨论过几次天主教地位的问题,最后终于在 1692
年,由康熙皇帝下诏(康熙保教令),宣布天主教不违背中国社会的善良风俗及文化传统,大清子民可以合法信奉。
南怀仁的棺木抬到了墓地,教士念祈祷文,行罗马天主教的下葬仪式,然后跪下听佟国维宣读皇帝圣旨,赞扬南怀仁对清廷的贡献,致上皇帝哀悼之意。托马斯
·佩雷尔
1645-1708)神父代表答礼,表达传教士的哀悼,传教士对皇帝下圣旨、派要员致唁感谢。传教士后来知道,皇帝对他们这番道谢的感言大为快慰,便再追赐南怀仁谥号,赐银在他坟上建碑,将皇帝的圣旨刻在大理石碑上。-120-
1688 年 3 月跪在南怀仁墓前的传教士,有五位是新来的人,没能在 1688 年 1 月 28
日南怀仁去世前抵达北京,因而无法接受南怀仁神父的祝福。(南怀仁的葬礼拖了六个星期才举行,最可能的理由是皇帝正在为太皇太后服丧,因此不得在这期间举行这类公开仪式。)这五位新来的人都是法国人。他们到北京时,传教士在中国朝廷的最后一位开路先锋也正好去世。这
1688
年的头几个月就成了转折点。直到这时,传教士派到中国的人都是欧洲的天主教徒,但都得听葡萄牙国王的号令行事,因为葡萄牙国王依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订的条约,由葡萄牙和西班牙二分天下,而将亚洲的天主教传教划为自己的保护区。这几位法国教士虽然是注入了新鲜血液和人力,但也对葡萄牙的独大地位形成挑战。而他们的学问和文才,在天主教到底该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老论战,日后也会引发新的转折。
耶稣会从利玛窦开始和中国文化交流,为我们点出了现代世界早期全球互动的一些现象。欧洲航海路线愈伸愈远的网,带他们遇见了一支支前所不知的民族;这些民族,有许多就被欧洲人硬塞进了他们先入为主的人种划分法。像他们认为美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民族是"野蛮人",偶尔是有"高贵的野蛮人"(法国哲学家卢梭语),但还是以食人族、次等人为多;印度教徒和佛教徒所拜偶像,有很多还是魔鬼的偶像,信的灵魂转世说可能是从毕达哥拉斯那里学来的。但他们的中国经验,都放不进他们依欧洲、地中海历史所得来的划分法。中国的文人官僚体制不以上帝或众神为道德的指导,而是古圣先贤;中国的秩序、富庶、繁华,在欧洲先前的异族见闻录里都找不到先例。利玛窦深感他的中国文人朋友学识之丰富、道德之严正——他的中国文人朋友对他的感觉也一样——以致认为中国的精英传统和基督信仰大部分应该是相容的,不必作大变动。尤其是儒家,可以视作中国俗家或民间传统之大成,像圣保罗将早期基督信仰连上了希腊文化;也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以天主教的热忱,赞叹希腊、罗马文化且辛勤研究一般,利玛窦他们浸染的就是这样的文化。
利玛窦在中国入境随俗的调适,行中礼、用中国语的做法,绝对少不了敌人,连耶稣会内部也有。但这个问题都只在教士间作拐弯抹角不下结语的讨论;直到大本营在菲宾的多明我会和圣方济各会士在
17世纪 30
年代末期也进入中国,才有了变化。他们还把他们对利玛窦的谴责直接送上罗马教廷。头的教廷没有独立的中国资讯来源,不管哪一方新送上他们对中国状态的解释,一概同意,结果发出一道道矛盾的谕令,解决不了事情。教廷召集
17 世纪 60
年代后期曾在广州被关的教士开会,也只弄到些许薄弱的了解,而且还被天分很高的多明我会论战高-121-手多明戈 ·费尔南德斯
·纳瓦里特给驳了回去。他从广州偷溜出来,想办法回到欧洲,以巧妙的战术写书抨击利玛窦,还在教廷里奔走游说。1688
年,什么都没解决。接下来的 15
年,就只看见欧洲爆发了一场"中国仪礼之争"的大论战。后来教皇还派了特使到北京伸张教廷于中国传教士暨信徒仪礼的管辖权,惹得康熙大怒,一举粉碎南怀仁一批人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脆弱的亲善关系。
不过,17 世纪 80
年代虽然有管辖权和利玛窦调适说的争议,天主教于中国的宣教前途似乎还是有很大的成长机会。法国人为了扩大他们在中国传教的角色,很快就拟定计划,要派一队法籍的传教士到中国来。这些教士绝对独立。为了拉高他们在北京的人气,选择的标准也以数学、天文暨相关领域为优先。此外,法国人还拿那时候人们对资料、地图的极大兴趣,作很妙的巴洛克式发挥,说他们派的教士不归教会官方管辖,是因为他们不是到中国去传教的,而是到中国去为法国科学院作科学观测,搜集地理和天文资料。 六位传教士就这样在
1685
年从法国布列斯特上船出发;同船的还有暹罗特使、肖蒙骑士、舒瓦齐修道院长,他们要到暹罗的大城去(参见第七章)。1687
年,六位中有五位坐上一艘中国大帆船,继续往中国去,在 7
月抵达宁波。康熙很高兴有传教士来了,懂数学、天文,还带来科学书籍和仪器,便召他们进京。出现在南怀仁葬礼上的那五位新来的教士,就是这五位法籍教士。其中一位,让
·弗朗西斯
·热尔比隆(张诚),负责的是搜集地理资料,未几就有机会恣意驰骋他的想像。那时,一批高官由索额图和皇帝的舅舅佟国维带领,即将出发去和俄罗斯使节见面;俄罗斯使节去年冬天就已经在色楞格辛斯克等候了。先前挡在清廷和俄国人间的语言障碍,现在俄国人找到解决办法了。俄国使节现在一定带一位波兰秘书随行,他可以把俄国这边讲的每一句话译成拉丁文,再由北京这边的传教士把拉丁文译成汉语或满语。这样一来,就势必需要两位传教士跟着去了。其中一位是托马斯
·佩雷尔(徐日昇),他在北京已经待了 15
年,因为教皇帝西洋音乐而特获宠信。雀屏中选的另一位,就是热尔比隆。
1688 年 5 月 30
日一大清早,热尔比隆来中国还不到一年,到北京也不过四个月,就加入了清廷这支七八十名官员加千名骑士的壮盛队-122-伍,从北京出发往北去,还有皇帝的"太子"送行。这位太子,应该就是康熙
13 岁的王储;他性格不稳,品行不佳,先前把他父皇搞得在太皇太后生前、死后数度真情流露孝思不匮。
而在一路四个月穿越北亚草原的旅程里,热尔比隆这位法国科学院派出来的科学研究员,一秉仔细观察的精神,致力扩充人类的知识;每天都像伦菲斯及后文会陆续提到的汉斯
·斯隆、克劳德
·佩罗、洛克、莱布尼茨等人如出一辙,详细记下一行人每天走的距离和方向、田野的自然景观、动植物,还有风土人情。头几天,他记的是北京北方谷地里的一座座碉堡和衔接碉堡的绵延高墙,"忽焉沉入峻谷,继而攀上高峰。"他在惊叹工程浩大之余,也觉得盖出来的结果对奇险山势原有的防御力没增加多少,也注意到许多据点的兵力实在薄弱。
6 月 2
日,队伍到了宝安。"这座城有两道城墙,全由砖造。四周的土地是我一路走来所见最好、最肥沃的谷地。种的谷物和其他作物,品质都很好,虽然土壤有点干。这里的中国人知道怎么作灌溉,他们把附近的泉水引进他们挖的渠道,再用人力把水引进田里。"在下一座城里,有位富商为佟国维办了一场盛宴,热尔比隆听人说连乌兹别克和波斯都有商人来这里做生意。这一带全在清廷治下。地方官纷纷前来拜见佟国维和索额图。地方居民依皇帝命令,定期贡献牛羊给这支远征队伍提供给养。
6 月 7
日,热尔比隆第一次看见蒙古人的营地,用一大段话说明蒙古包是怎么盖起来的,至于当地人的贫穷和粗野,就简略带过。而他在喇嘛面前想必也没有用处。所谓"喇嘛",是藏传佛教的高僧,一般认为喇嘛是神灵或圣师转世而生。"蒙古人对喇嘛之虔敬,难以想像。"而他也认为清廷对喇嘛的礼遇,纯粹是为了蒙古政治的考虑,还很笃定说这喇嘛一到了北京,一定马上就会习惯要穿好衣服、买最漂亮的女奴,买女奴的藉口还会是"买回去作男奴的老婆"。从
6 月 15 日到 17
日,一行人在呼和浩特扎营。那时呼和浩特已经是很重要的蒙古大城市,如今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热尔比隆陪佟国维和索额图到呼和浩特最大的喇嘛庙,看见他们对寺里一位据称是菩萨转世的人顶礼膜拜,大吃一惊。他们在这位"僭称为神"的人面前匍匐跪拜,对方则将手放在每个人的头顶,每人还轻触那人的佛珠。这位"活佛"穿了一件华美的黄色袍子,镶多色的边,和天主教士穿的圣袍没多大不同,但天主教士的-123-袍子盖住全身。热尔比隆则在活佛伸手端茶的时候,注意到活佛在袈裟底下的手臂是光的,他其实只披了件朴素的红黄二色袈裟在肩上。参拜后的餐点,吃的是很不错的米和汤,但也有很恶心的干果、油渍渍的饼、半生不熟的大肉块。他们在庙里逛了逛,庙里有些地方看来很干净,装修得很漂亮,热尔比隆也看见有另一个孩子也被人尊为活佛。
热尔比隆一路上定时测量太阳的高度,算他所在的纬度。常说晚上有多冷,到了正午又有多热。离开呼和浩特之后,大队人马就几乎是笔直朝正北方走,希望这样可以遇上喀尔喀蒙古王谢图汗。往呼和浩特路上常见的零落树木和田地,这时不复再见。倒有许多野兔、羚羊、野山羊、野雉、野鹅,士兵每天都打猎。热尔比隆有次还很高兴吃到了软绵的野雉蛋卷。队伍后来分成三路。再走下去,就看见零星的喀尔喀部落的帐篷了。看那样子好像比南边那些蒙古人还穷。而他们要给队伍里数百匹马和骆驼找水喝,是每天的难题。
7 月 8 日,一支分队走过一块境况悲惨的喀尔喀人营地,约有 25到 30
顶喀尔喀人的蒙古包架在那里。有些人是从更远的北边,为了躲避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入侵大军而逃到这里。就连老喇嘛,也就是喀尔喀汗的兄弟,据说也往南逃了。翌日,这支分队回头往南走,去和另两支会合,好让指挥官商量这新形势。7
月 22
日,他们和索额图带的那支分队会合,从皇帝那里接到了命令,要他们回北京,再去信给色楞格辛斯克的俄国使节,重新安排会面的事。这让大家大松一口气。天气好热,马匹愈来愈累、愈来愈瘦,北边悬宕的形势更增加了那年夏天要走到色楞格辛斯克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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