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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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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集以时代为序，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为五代至明天启年间，下部为明崇祯至清末。包括了戏曲、小说、画谱、方志等多个领域，单面版式一页一图，双面版式两页一图，版本约250种，图版页数约1000页。每种版本标明书名或作品名全称、卷数、册数、类别、编撰者、校勘者、画家、刻工、书坊名及刊行时代、风格特征等，专集开头冠以武林古版画论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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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杭州旧称之一为武林，其称谓最早出自班固的《汉书》，据记载：“武林山，武林水所到之处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1
武林山即现今灵隐、天竺一带群山之总称，而武林水即现今西湖。至今“武林”仍是杭城的重要地名，如武林路、武林广场等即是。明清两代杭州刊刻的版画或书籍里大都冠以“武林…”或“虎林…”，加之，版画史学者们对杭州刊刻的版画以“武林版画”的定位，故本专集仍沿用其称谓。
杭州作为六大古都之一，有它的历史沉迹，距今五千年左右的良渚文化就产生在这里。作为都城，五代十国时期，杭州曾经是一个地方政权吴越国的首都之一，越国的首都即今天的绍兴（吴国的首都即今天的苏州），持续时间达七十余年。至南宋，杭州升为一个朝代的首都，持续时间达
一百五十年之久。元、明、清三代杭州仍然是我国东南一带的重要都市，在经济、文化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专集大致根据宋代至清代杭州刊刻的版画为主，并将其管辖周边的诸如绍兴、肖山、宁波、海宁、金华、台州、温州等地区的历代刊刻的版画作品适当地也纳入武林版画，主要是考虑到这些作品许多都拥有共同的特征，同时排除吴兴（湖州）地区刊刻的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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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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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林古版画概述
早期武林版画
《一切如来心秘全身利宝箧印陀罗尼经》
《大随求陀罗尼轮曼陀罗图》
《弥勒菩萨像》
《文殊菩萨骑狮像》
《普贤菩萨骑象像》
《灵山变相图》
《大随求陀罗尼经咒》
《大随求陀罗尼经咒》梵文
《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
《妙法莲华经》
《大字本妙法莲华经》
《细字妙法莲华经》
《梅花喜神谱》
《河西字慈悲道场忏》
《梁皇宝忏》
《妙法莲华经》
《西湖游览志》
《宁波府志》
明万历武林版画
《西湖志类纂》
《西湖志类钞》
《孔圣家语图集校》
《帝妃春游》
《雅尚斋遵生八笺》
《三遂平妖传》
《新刻历代圣贤像赞》
《刘雪湖梅谱》
《神器谱》
《痴符四种曲》
《西湖志摘粹补奚囊便览》
《新刊剪灯余话》
《鼎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
《文会堂增订不求人真本》
《新刊京板工师雕镌正式鲁班经匠家镜》
《顾氏画谱》
《北西厢记》
《顾氏画谱》
《风流绝畅图》
《图绘宗彝》
《新镌海内奇观》
《元本出相北西厢记》 141
《元本出像南琵琶记》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
《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
《李卓吾先生批评玉合记》
《李卓吾先生批评玉簪记》
《李卓吾先生批评幽闺记》
《李卓吾先生批评红拂记》
《李卓吾先生批评金印记》
《李卓吾先生批评古本荆钗记》
《李卓吾先生批评明珠记》
《重刻订正批点画意西厢记》
《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
《大雅堂杂剧》
《吴越春秋乐府浣纱记》
《重刻吴越春秋乐府浣纱记》
《吴骚集》
《新校注古本西厢记》
《四声猿》
《徐文长点改昆仑奴杂剧》
《吴骚二集》
《□□□□□□□橘浦记》
《牡丹亭还魂记》
《精选点板昆调十部集乐府先春》
《青楼韵语》
《柳浪馆批评玉茗堂紫钗记》
《新刻赵状元三错认红梨记》
《修文记》
《月露音》
《小瀛洲十老社会诗图》
《元人百种曲》
《顾曲斋元人杂剧选》
《西湖游览志》
《新刊徐文长先生批评唐传演义》
明天启武林版画
《集雅斋画谱》
《新镌绣像批评韩湘子全传》
《新镌批评出像通俗奇侠禅真逸史》
《彩笔情辞》
《筹海图编》
《东西天目山志》
《碧沙剧》
《挑灯剧》
《玉茗堂批评红梅记》
《玉茗堂批评异梦记》
《镌于少保萃忠传》
《镜湖游览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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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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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杭州西湖雷锋塔坍塌，发现的《宝箧印经》，题记则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即雷锋塔），永充供养。”刊署时间为“乙亥八月”，即宋太祖开宝八年（975）。1971年，在浙江绍兴城关镇出土金漆塔一座，发现藏经一卷，卷首刊记“吴越国王钱俶敬造《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永充供养。”刊刻时间署乙丑，即宋太祖乾德三年（965）。此经扉页画与雷锋塔所出的构图等稍有不同，但镌刻较雷锋塔的精细，且墨色精良，观之清晰悦目，品质已趋明朗美观的特征。此外，据记载1924年在杭州雷锋塔发现的尚有《弥陀塔图》一幅，绘佛经故事，刊记“香刹弟子王承益造此宝塔，奉愿闻者无罪，见者成佛，亲近者出离生死。□□□植含生明德□本时丙子（976）□□弟子王承益记”，也是较为精致的作品。
以上所发现的佛教版画说明一个问题，首先是政府的重视使得版画有所发展，使得印本流传之广；1
其次比较上述几件版画作品不难看出，吴越地区刊刻的版画也是在朝着精良的一面逐渐发展变化的。
版画发展到宋代有了长足的进步，北宋的汴梁就是当时有名的刻书中心。靖康之变后，宋室南迁，改杭州为临安，成为南宋王朝正式的都城。据考，靖康之乱中，有北方不少名肆及版刻艺匠大批南下，给杭州雕版业增添了活力。杭州在北宋时已有书坊，南渡后私人书铺更多，纷纷设立，称为经铺、经坊或经籍铺、经书铺、文字铺。可考的有二十余家，如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临安府众安桥南贾官人经书铺、临安府修文坊相对王八郎家经铺、行在棚前南街西经坊王念三郎家、杭州大街棚前南钞库相对沈二郎经坊等。这些坊肆大都以刊刻佛教版画为主，对版画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杭州刻书业的评价，宋叶梦得撰《石林燕语》云：“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2
叶梦得的这段评价主要是针对当时各地版刻业在选材方面的评价，但杭州在具体选材方面未言及。
宋代武林刊刻的版画是以佛教作为主要表现内容的，1954年，在日本京都清凉寺发现了北宋雍熙年间（984）雕印的《弥勒佛像》、《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灵山说法图》四幅作品。这几幅作品据说是由宋时来中国的日本僧人奝然携归，贮之佛脏，才得以流传至今的。其中《弥勒佛像》一幅，左上角题“越州僧知礼雕”，越州即绍兴，知礼为天台名僧；右上角题“待诏高文进绘”，高文进，五代著名画家高从遇之子。这几幅作品风格统一，图版线条细致、流畅，且尺寸也较为一致，佛、菩萨的造型有唐人佛画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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