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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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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分子最深刻的认识和反省。
热爱自由者最好的灵魂解放读本。
确立知识分子的精神坐标，捍卫知识分子的基本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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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独立知识分子》是何怀宏教授思考和评述古今中外知识分子品行、思想、精神的记录。
全书共分三辑，分别为“观念的人”“西方哲人”“中国士人”。
何怀宏先生通过向读者介绍中外古今的著名的思想家如苏格拉底、维特根斯坦、萨特，陈布雷、王小波、史铁生、张承志等人，评述他们的思想，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思想、著作，传递了“独立为知识分子第一义”这一基本观点。在这本《独立知识分子》中，何怀宏先生主张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其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体现在知识分子不畏惧行动精英的权力，不谄媚大众和舆论，具有精神创造能力，字里行间中流露出对国家社会的关怀之情和对新一代知识分子所寄予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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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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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有著作《生命的沉思──帕斯卡尔评述》、《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道德?上帝与人》等，译著《沉思录》、《道德箴言录》、《正义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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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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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丛书总序
知识分子，以独立为第一义（代序）
第一辑 观念的人
观念的力量
与真理为友
谨慎对待精英与民粹
思想精英与行动精英
对思想的权力
大众时代的来临
第二辑 西方哲人
三足鼎
一个特立独行的哲学家
政治的荆棘与哲学的冠冕
梭罗和他的湖
迟到的四季
哲学家的个性和思想
萨特的意义与局限
阿隆、萨特、加缪三人谈
必要的反省
悼念诺齐克
反省的人生
罗尔斯的思想遗产
寒夜之思
第三辑 中国士人
世纪初的忏悔
“殉道”还是“殉清”？
梁启超的信仰根底
为什么忧伤？
永远的少年
因德而死，责尽而亡
鲁迅与耶稣
折断的翅膀
精神的低吟
精神的外在限制
内心优雅的人
送铁生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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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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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知识分子丛书总序
知识分子应如何定义？有人说知识分子是一个职业；有人说知识分子是一种身份；有人说知识分子是追求真理的人；有人说知识分子是批判社会的人。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在所有这些定义中，我最喜欢法国大知识分子雷吉斯?德布雷的定义。据他说：“知识分子需要投入、表态、传播，这和作家不同，作家只是满足于写小说或诗歌；与艺术家也不同，艺术家需要创造艺术作品；和学者也不同，学者寻求的是真理。而知识分子就是一种干预性的态度，走出自己的办公室和实验室。比如雨果，当他写《世纪传奇》时，他是作家，但当他写《死囚末日记》时，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这部作品的目的是在法国取消死刑，或者是写拿破仑三世的时候，就是为了打倒拿破仑三世的专制制度。还有画家库尔贝，当他画《奥尔南的葬礼》的时候，他是一位画家；但是当他加入巴黎公社，主持讨论摧毁拿破仑树立起来的旺多姆圆柱的时候，他就是知识分子，当然他也为此入狱。我们还可以举一些例子，科学界的约里奥?居里或者是萨哈洛夫，当他们为核工业能源工作的时候，他们是科学家，但是当他们加入法国共产党的时候，或者是主张维护人权的时候，就是知识分子。萨特在出版《词语》的时候是一位作家，但当他主持罗素法庭批判美国入侵越南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位知识分子。”
这套丛书取名知识分子丛书，就是在德布雷意义上取的。这套书的作者都有各自的专业，在这套丛书中，他们都写了一些超出自己专业之外的文字，在公共事务上发言，批判社会，关注与社会的发展有关的议题。我编这个丛书有两个遴选标准：第一，要有思想。第二，文字要好。
为了这两个标准，我大费周章。如果论文字好，首选王小波、李零和冯唐。他们的文字都是我最喜欢的。借用冯唐评价文字好坏的标准，这三个人的文章我看的时候都曾大笑。在我京郊的住所，我读李零的文章笑倒在榻榻米上。冯唐的文章也曾大笑多次，差点诱发哮喘。小波的当然早就笑过。还有崔卫平佐证，她对我说，读小波的东西不能在地铁这样的地方，因为你一旦大笑，别人会以为你发了神经病，所以她说，她是和十几岁的女儿一起坐在家里床上看的，看着看着就笑倒在床上。
我相信，这里选的知识分子作家都是中国当代最好的写作者。他们敏锐的思想、独到的视角和美好的文字是我国文坛的最佳收获，也是当代汉语写作中的最高境界。我请他们每个人自己选出自己最得意的文章，每人十万字。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估计十万字是人们耐心的极限，请不要让我后悔应当把每本字数定在八万。可以放心的是，这些作者都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他们的文章不是写出来的，更不是逼出来的（没的写硬写），而是“流”出来的。因为心里太满，冲动太强，所以不得不“流”出来的。相信读者会从作品的字里行间看到作者写作时内心的快乐，这将是一位读者所能祈望得到的极致。
可惜的是，由于各不相同的原因，这套丛书最终无法收入李零、秦晖、吴思、葛剑雄等人的文字，遗憾之至。
李银河
2012年9月30日
精彩书摘：第一辑 观念的人
观念的力量
影响我们的行为、活动和历史的因素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制度，三是思想文化。而每类又可再分出两种。属于自然的两种：一是人类共居的地球，二是各民族、群体所居的特定地理环境。属于制度的主要有两种：一是经济制度，包括生产、生活、交换、分配等方式；二是政治制度，包括权力运作、法律、军事等机构和活动。属于思想的两种：一是比较稳定外化、为一个群体共有的文化、风俗、心灵习性，二是比较个人化、经常处在争论和辩驳之中的思想、观念、主义和理论。那么，这三类，或者更往细说，这六种哪一个对人类的生活和历史具有更重大的影响？或用习用的话来说，是地球或者地理环境，还是经济或者政治，抑或人们的心态或者思想更具有“决定性”？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说观念起了巨大的作用时，并不是说它起的都是好作用或者说起了作用的观念都是正确的。推介《进步的观念》一书的比尔德说：“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由观念支配，既有正确的观念，也有错误的观念。英国的一位智者断言，观念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支配力量，与其中的错误程度恰好成正比。”而吊诡的是，过度引申和扩张的单线“进步观念”可能也恰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这样的观念：它最真实的成分往往不那么引人注意乃至显得无力，而它最有力的部分却是不那么正确或周全的。
总之，我们不想夸大观念的力量，但它们的确还是起了巨大的作用，尤其在某些巨变的时期：这时其他条件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但由于人们的想法变了，也就酿成了社会巨变，虽然这里也可以进一步追溯说人们的想法改变是其他条件变化累积的结果。
不过，对学者和思想者来说，可能还是会更为关注思想观念，就像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克顿1895年在其就职演说中说：“我们的职责是关注和指导观念的运动；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但知识者自然也得常常警惕这种对思想观念的偏爱，警惕自己不要逾越某些界限。观念不仅在接受的个人那里常常是滞后的，它的社会结果是滞后的，对观念及其后果的认识也是滞后的。我们往往要通过一个观念的后果才能比较清楚地认识这观念。而除了时间的“中介”，我们还需注意作为人的“中介”，观念往往是通过少数尤其是行动的少数而对多数人发生作用。企望由自身在当代即实现某种理想观念的“观念人”往往要在实践中碰壁。
所以，我们需要特别注重时间、时段、注重历史。我们将试图回顾。柏拉图说一个人的“学习就是回忆”，而一个民族的学习大概要更多地来自回顾，这种回顾也似乎更有可能、更有意义、更容易着手。但我们将立足于现在来回顾，甚至于关照未来进行回顾。我们是在一个历史的巨变时期之后——但也可能还是在这之中——来回顾。的确，我们只是从一个侧面，即从观念的历史来回顾。但我们也意识到观念在一个历史巨变时期的特殊重要的力量。
总之，中国在20世纪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现在也许可以做一点回顾整理——回首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对这些观念的认识和实践。我们也许必须离得足够远才能对观念的性质和分类，尤其是观念的成果或后果，看得比较清楚。而今天当风暴的尘埃基本落定，我们也许的确有条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
与真理为友
真理也并不是要使人愉悦的。真理甚至常常使人苦恼，使别人苦恼，自己也苦恼，因为它常常意味着与习惯的生活轨迹或统治方式不合。与真理为友的人于是时常不得不与权力为敌，当权力越过自己的界限而变成一种肆虐的权力的时候。这种对峙状态并不是他有意而为，更不是他乐意如此，但肆虐的权力却常常逼迫他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要么放弃真理而服从权力，要么坚持真理而遭受迫害。
背负真理的人的担子因此常常是重的，他一方面感受到真理的美丽和确定无疑，另一方面，他又必须是坚定踏实的，必须像马丁?路德所言那样：“我就站在这里”，“这就是我的立场”。
然而，看见真理的人还是快乐的，虽然他只要不离弃自己的同胞，就得像柏拉图《洞穴的寓言》中所说，在看到阳光之后仍然回到黑魆魆的洞穴中去，回到以影子为真实的同伴那里去，告诉他所看到的真相。虽然他将为此付出代价，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但那曾经瞥见过真理的人们，却往往再也不愿以任何东西来换走这种使他不再安逸的却弥足珍贵的滋味了。
谨慎对待精英与民粹
民粹观念在今天相当弥漫，并不需要很突出的代表。无需代表，这恰恰说明它已成为一种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基本氛围。我们都受这种气氛左右，都努力想成为“平民主义者”或至少不与之为敌，这是和古代很大的不同。在古代，稍微有些文化知识的人都是很欣赏精英，或者说渴望成为精英。那时候也不忌讳说自己是精英，羡慕精英或者渴望成为精英。但是在今天弥漫的一种气氛里，谁都怕说自己是“精英”，别人要是把“精英”戴在自己的头上，马上就否认，唯恐避之不及。
这种气氛的弥漫自然和毛泽东有很大关系，但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当年老百姓在下面喊“毛主席万岁”，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说“人民万岁”，非常庄严地挥手，这其中的意味是很不一样的，领袖自然和人民有别，不会也不必自己喊自己万岁，领袖不包括在“人民”之内，代表“人民”又高于“人民”。毛泽东认为他能够看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他对现实的“人民”其实是不满意的，要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他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一方面要推翻过去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英雄历史观；另一方面心里又非常强调反潮流，认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所以说，我们经过这百年来的演变，精英意识和民粹观念表面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但骨子里有没有改变还很难说。比如八九十年代有人批王朔是痞子，太俗，太平民化，后来王朔却批起金庸、港台文化和雪村太庸俗或媚俗来。雪村是一个歌手，他父亲是一个少将，但他把自己打扮得比平民还平民，挎一个黄书包，骑一辆破自行车，是要积极地表现自己没有任何精英的血统，没有任何精英的特殊身份，比老百姓还老百姓，比底层还底层，但骨子里还是精英一个。我们很多情况下其实都是“民粹”为表，“精英”为里。
我们经常处在精英与平民的困惑之中。比方说薛涌，最近他有一本书叫《草根才是主流》，他一直非常强调美国社会政治的民主性质和平民性质，但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即便在美国实际上也主要还是精英在打理，他还有另外的书叫《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叫《精英的阶梯》，其中谈到美国社会和教育是如何培养精英的。如果不是自己，也要让自己的孩子出众，这也是人之常情。
谈到“主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肯定不会赞成“精英主义”，但是难道要赞成“民粹主义”？或者还是讲“精英和大众”的关系比较客观一点。这两者的新关系在近代特别突出。在古代，在某种意义上，精英和大众是拉开距离的，一般来说大家都知道大众就是大众，精英就是精英，多数就是多数，少数就是少数，从孔子一直到梁漱溟都非常明确，永远有这么一个差别，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到了近代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要求精英和大众结合、打成一片。但一旦谈到这两者的结合，矛盾就凸现出来了，因为结合有多种方式，也不排除有一种结合是以多数人民为号召，甚至为幌子，实际上是一种更厉害的“一人统治”，比如8亿人都比不上一票起作用。
思想精英与行动精英
精英与大众的分别乃至龃龉日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和争议，但我这里主要感兴趣的是精英内部的划分和歧异。有一个事实，即从对历史的确产生了真实的、能够在上面署名的一种影响看，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更偏向于“观念的人”，一种更偏向于“行动的人”。前一种人主要是通过思想和艺术影响世界；后一种人主要是通过政治权力和军事暴力影响世界。这两种人在人世间当然都是属于少数，而历史前台的演员就主要是他们。
两者之间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是否掌握着巨大的政治或组织的权力，这也是一种使观念现实化的力量。思想家是思想的生产者，他们重视思想的纯粹性、彻底性、一贯性；他们往往是孤独的，只有很少的一些朋友，他们常常是安静的或不得不安静的，偶涉权力，也常常是失败。而政治家则必须和权力、和人群打交道的，常常是必须妥协的、紧迫的，也是看起来很热闹的。思想者在世时常常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只要他的书在、文字在，他就还可能“东山再起”、“死灰复燃”，甚至在其死后再在某种程度上（永远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的“死”甚至是一种使其思想现实化、使“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的一种最好或最可能的方式；而想做一个政治家的人如果没有在生前达到权力的高位，没有完成无论是好还是不好的一定的“功业”，那么，他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就是注定的了，你说他“本来有可能做成什么”没有多大意义，甚至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人，历史上根本不会留下这些失败从政者的名字。所以，一个思想家当世不成功并无大碍，只要他的思想的确有力且能够通过文字等形式保留下来；但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如果当世不成功就可能什么都不是，行动者也不容易使自己停下来。这样，行动者就很可能为了成功、为了夺取和保持政治权力而考虑使用一切手段，甚至有时候改变或扭曲自己本来信奉的理论也不在话下。
对思想的权力
奥维尔的《一九八四》被公认为是对一种极权统治的乌托邦社会的描绘。最广义的权力（power）也许包括那种对别人的最温和的影响力，包括知识说服人的力量、思想吸引人的力量、人格感染人的力量、艺术打动人的力量等等。福科提出过“知识—权力”的命题，谈到过知识者的权力，然而这种权力决不可与对知识及知识者的权力，对思想及思想者的权力混为一谈，不可与政治的权力、暴力的权力、强迫的权力、压制的权力混为一谈，不可因为要反对前一种权力（或以反对一切权力、一切影响力的名义）而就放过乃至纵容后一种权力。两者显然相当不同，不是一回事。我们现在要谈的《一九八四》中的权力也就是这后一种权力，这是一种极端膨胀的权力，这种权力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入到人的思想观念。
在这个社会中，人是没有私生活的，无论在工作场所、宿舍，还是公共场所，他都处在电幕的监视与控制之下，也就是说，他的生活永远暴露在他人的眼光之下，他永远不会感到自己是在独处，他所有的闲暇都被填满，甚至可以说除了满足生存需要的活动，他根本没有自己的闲暇，他处在各式各样的组织的控制之下，必须参加各式各样的集体活动：从社会运动到中心站的邻里活动。他在政治生活中就像一个自身不知何故被安装在此处，甚至不知道自己工作意义的部件，他们在经济生活中是被配给的，在文化生活中除了有组织的活动（歌咏、体育等）之外不可能有个人的嗜好，甚至最隐秘的性生活也同样和政治、国家紧密联系起来，被看作是对当局的一项义务，任何与众不同的行为都受到怀疑，任何反映了个人癖好的物件都可能给物主带来危险，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下，从而他也就只能够为他人生活。权力的控制无孔不入。
而要使这种全面的控制充分生效，就必须使这种控制深入到人心之中，通过控制人的思想、意识、感情、记忆、希望、欲求、感觉、念头来控制一个人的外在行为和活动，在这部反面乌托邦小说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也许就是这种控制了。
大众时代的来临
这里所说的“大众”、“反叛”、“权力”都还需要一些解释。在加塞特看来，社会总是由两部分人构成，而与精英相对而言的“大众”是指那些并无自己独立见解的人们，它和下层或劳动阶级的概念并不重合，而人们习惯上认为的上层倒是出现了不少“伪精英”或“伪知识分子”。当然，这也正是“大众时代”来临的一个征兆。加塞特的“精英”概念也不是指出身和地位，甚至也不像帕雷托的“精英”概念那样强调能力和成就，而主要是指那些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个性、对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赋予自己以某种使命的人们。当然，天赋和能力、性格的因素可能也还是会在考虑之列。这样的“精英”概念当然就不易从客观上进行判定和研究，它更多地将是一个自我认识和意识的问题——虽然这在实践上倒颇有意义。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一种划分在历史上可能始终是存在的，一个人云亦云的惰性的、无名的“大众”也始终是存在的，在传统社会也一直是属于多数，为什么到了现代社会就出了问题？
在加塞特看来，问题就在于到了现代社会，本来在后台的“大众”走到了前台，就像“惯坏了的孩子”一样试图颐指气使。“大众人”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由自由权利和工业技术的发展调动起来的各种生命欲望（常常只是物欲）的急剧增长，另一个特点是，他们同时并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并不知道维持这种发展以及平衡需要怎样的智慧。由于19世纪自由民主和工业技术的长足发展，欧洲的人口也从过去上千年大致都维持在1亿左右而迅速增加了几倍，再加上工业化及城市化，所以，触目所及，就能很容易地看到一种可称之为“麇集”的现象。
当然，大众所掌握的这种权力主要还是一种社会的权力而非政治权力，但今天的政治精英必须十分地重视他们。过去开明的统治者可能也关心他们，但只是像家长一样关心，而现在的政治精英必须重视他们自己的欲望和意见，重视他们自己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当然，精明的统治者也还是能操纵他们，甚至玩弄他们于股掌之间，以“大众”的名义独揽大权。
第二辑 西方哲人
三足鼎
在《名哲言行录》的开首一卷，讲述了一个有关一件礼物在“最智慧的人”中间传递的故事，这个故事有多种讲法，从拉尔修的记述我们可以辨认出六个版本：
1.
一些伊奥尼亚年轻人从米利都渔夫那里买下了他们的捕鱼器，但就那个构成捕鱼器一部分的三足鼎（tripod）应当给谁却争论不休。最后，米利都人把这个问题诉到了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而神给出了这样的谕示：应当给“最有智慧的那个人。”于是他们把它送给了泰勒斯，而泰勒斯又给了另一个人，如此直到它转到了梭伦手上，而梭伦认为神是最有智慧的，于是又把它送回了德尔斐。
2.
阿卡狄亚人巴绪克勒（Bathycles）死的时候留下了一个碗，碗里有这样一句训谕：“应当把它送给那个通过其智慧行善最多的人”。因此人们把它送给了泰勒斯，然后又传送给了所有贤者，最后又回到了泰勒斯手上。而泰勒斯在狄狄马又把它献祭给了阿波罗。
3.
克娄苏国王的一个朋友从国王那里得到了一个金质酒杯，以把它赠给希腊人中最有智慧者；这个人把它送给了泰勒斯，然后泰勒斯把它送给了其他人，后来又传到了喀隆手里。喀隆则在彼提亚人的阿波罗神庙前问了这样的问题：“谁比我更有智慧？”神答道，“密松”。从他那里这个碗又开始在“智慧者”（the
Wise Men）中间传递。
4.
阿戈斯人提供了一个三足鼎，要把它作为对德性的奖励奖给希腊人中最有智慧者；斯巴达的阿里司托得姆（Aristodemus）被判定为胜利者，但他却让给了喀隆。
5.
佩里安德送了一艘满载货物的船给米利都的僭主塞拉绪布罗，而这艘船在科斯海失事，后来某些渔夫找到了那个三足鼎。不过斐洛狄库（Phanodicus）认为，它是在雅典人的海域找到的，一些渔夫发现了那个刻有“送给智慧之人”字样的三足鼎，人们召开了一个集会，据说彼亚斯的养女们走进集会，述说了她们的不平常经历，并宣告彼亚斯有智慧。于是那个三足鼎就分派给了他；但彼亚斯看见它时，却宣称阿波罗是有智慧的，从而拒绝接受。
6.
最后一个说法是说这个三足鼎由赫费司托神制作，然后把它当作礼物在佩罗普斯（Pelops）的婚礼上赠送给了他。后来它被送给了梅涅劳斯（Menelaus），而后又连同海伦（Helen）一起被帕里斯（Paris）夺走，而海伦把它扔进了科斯海，因为她说它会引起争斗。此后，一些勒柏杜斯人（Lebedus）在附近买了一个捕鱼器，得到了这个三足鼎。他们跟渔夫就它争论不休，还把它诉到了科斯，但他们仍旧不能解决争端，于是他们把这件事报送到了他们的母邦米利都。米利都人向科斯派出了使节，但使节遭到了蔑视，于是米利都人向科斯发动了战争；很多人做了战争的两面派，神谕则宣称，应当把这个三足鼎送给最有智慧的人；而后争端的两边都采纳了泰勒斯的意见。它被传遍了每一个贤者，后来泰勒斯把它献祭给了阿卡狄亚的阿波罗神庙。
这些故事在讲述这件东西的来历、它究竟是什么，究竟是谁先得到它，传给了谁，最后怎样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但是，我们当然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点：例如它们都是说应将这一珍贵的东西献给“最有智慧的人”；而这些被认为是这样的“智慧者”的人谁都没有接受而推让给别人；最后是把它献祭给了神。所以，它们仍是同一个性质和寓意的故事，不同的说法可以用来互相印证和补充。
这些说法各有典据，拉尔修都照实直录。这种著述风格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看作是史著的一个缺点，因为作者不作判断，不根据批判性的考察作出取舍。但有时候这也是一个优点，尤其是对久远的故事，又尤其是对这样一个有关智慧和哲学的故事。一个故事可以有很多种讲法，就是同一个故事也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我们得容忍历史，当我们自己也参与了历史，当我们读到了我们熟悉的人的回忆，以及哪一天当我们自己也撰写回忆录，我们就知道历史是多么难于做到像兰克所说的“如实直书”，而我们知道这其中许多叙事将被后人视为信史。如果哪一天你听到你自己的故事，而且也有不少版本，你听着它就像听别人的故事，你更对历史不敢掉以轻心。拉尔修的书一开始就记录了一个故事的几种版本，也许有助于使我们知道不要轻信故事的唯一性。我们在后面还会不断读到一件事情的多种说法，这提醒我们要认真对待历史，同时，对个人身后的历史评价倒也许不必太在意。
所以，即便作为一个史家，在年代久远、材料不足而无法判断究竟哪一个更真实的情况下，有时这样处理也还是恰当或可取的。而它们显然本来就还有传说乃至神话的成分。拉尔修可能还作了一些取舍，所以他说“关于这个故事我们就讲这么多。”他也许还是省去了一些他认为不重要的说法，但毕竟又保留了一些不同的说法。而这一多元化的处理还可以看作是有哲学意味的。
引述这些故事是帮助我们思考智慧尤其是哲学的智慧以及智慧者的性质。这样的故事出现在这里，出现在一部哲学史的开端看来不会是偶然的。它反映了最早的哲学家对于智慧以及自身的认识。在好几个故事中，被认为是“第一个哲学家”的泰勒斯都是主角：他第一个得到三足鼎，最后这三足鼎又回到了他的手里，最后他将它献祭给神。
这里是有一个珍贵的东西——其中四个故事说是三足鼎，一个故事说是一只碗，还一个故事说是一只金杯。据说一个铜制的三足鼎就可以换12头公牛，所以说其物质的价值也还不菲，当然，它更是荣誉和优秀、卓越的象征。这样的三足鼎并不是唯一的，类似的三足鼎也奖给在体能和诗歌戏剧的竞技方面的优胜者。据说赫西俄德就曾得到过奖给诗人的三足鼎。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也记载了一个三足鼎的故事，说是在古代为阿波罗举行的运动会中，他们给予优胜者的奖品是青铜的三足鼎，但开始是规定这些三足鼎不能拿出圣堂之外，后来是有个叫阿假西里克斯的男子在比赛获胜后却把它带回了自己的家里而沿习成例。
问题在于，作为一个珍贵的奖品的“三足鼎”在奖给运动员，甚至奖给诗人时都不仅会被坦然接受，甚至还要努力竞争；当获得它以后，那也是真正的荣誉。而如果它作为智慧的象征奖给一个人时会发生什么情况？智慧和其他才华、德性究竟有何不同？尤其是它作为最高的一种智慧——哲学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将其和另一个故事进行比较。在佩琉斯和忒提斯的婚礼上，未被邀请参加的女神埃里斯想报复众神，引起争端，偷偷到宴席上丢了一只金苹果，上写“送给最美丽的女神”，结果，宙斯的妻子赫拉、女战神雅典娜和爱与美女神阿芙罗狄忒三个立即发生了争执，后找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裁决给阿芙罗狄忒，最终导致了漫长的毁灭特洛伊的战争。这种对“最美丽者”的竞争也与对“最智慧者”的推让形成对照。看来，对何为智慧、谁拥有智慧也远比对美丽的形体、身体的技能甚至艺术的才华更难于判断，那可能需要一种更高的智慧。
这自然与古希腊人对智慧的性质，尤其是最高智慧的性质的理解有关，据拉尔修说，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术语、并称自己为“哲学家”或“智慧的爱好者”的毕达哥拉斯说，“除神之外，没有人是智慧的。”所以，哲学只是“对智慧的追求”，而不是对它的占有，后来自称拥有智慧，并试图用它来挣钱的“智者”（sophists）就反而不是“哲学家”，而“爱智者”（philosophers）才是“哲学家”。
所以，我们很可以想见，如果有哪个人把这个“三足鼎”留下，他在这一点上马上就显得不智了，无论他本来有多么睿智，甚至他本来确实是最智慧的人，但他一旦接受它，就不再是“最智慧的人”了，其原因就在他接受“最智慧的人”的礼物的这一刻，他的行为表明他并没有认识智慧本身的性质，没有认识智慧在自身乃至人那里的限度。
智慧是谦卑的，智慧必须是谦卑的。智慧不能够僭越自己的范围。作为人的智慧所不及的领域，我们或者把它归之于神，或者只是径直承认自己的界限。不管那一面是什么，我们这一边的界限却是清楚的。我们得承认我们的认识能力有一个面临黑暗或我们所不能见的“光明”的边界。
谁将拥有这个三足鼎？没有谁能拥有，没有谁敢拥有，甚至当它似乎是众望所归的时候也是如此。这就是哲学最早告诉我们的，你只能去爱智慧，你不能占有智慧，就像你不能去占有那个三足鼎，一旦占有，甚至只是试图占有，它的象征意义就离你而去，你只能去爱它所代表的，有时是痛苦地去爱，有时是快乐地去爱。
但是，像泰勒斯这样的哲人拒绝“三足鼎”是不是还有另外的考虑？
必要的反省
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一书的中译本甫出，即引起相当的注意。但据我读到的报刊上的书评，有些似倾向于把它笼统看作对知识分子或人文知识分子整个阶层的否定和批评，而对作者为什么提出这一批评的历史背景、理解和区分亦分析不够。所以，我想也许我们还有细细阅读这本书的必要。
《知识分子》初版于1988年。为什么作者恰在这个时刻提出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作者这样写道：从世俗的知识分子开始取代旧式的神职人员，成为人类新的“引路人”和“导师”，至今正好是大约两百年。对于那些力图教导人类的知识分子，我们有必要查看他们当中的一些个案，考察他们是否具有完成这一任务的道德的和判断力的资格，特别是考察他们对待真理的态度；他们寻找证据和评价证据的方式；他们对待特定的人，而不是对待人类整体的态度；他们对待朋友、同事、仆人，首先是他们对待家人的方式，同时，也涉及按照他们的劝告会带来的社会的、政治的后果。
也就是说，作者这本书所要着力考察和批评的，并非知识分子的全部，而主要是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种类型──即一种导师型的知识分子，而且是一种试图将自己的思想观念付诸实践，力图影响社会、彻底和大规模地改造社会，创造新人的这样一些激进导师型的知识分子，当然，这样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现代也最具特色，最有影响。
总之，这是一种历史清理，也是一种自我清理。这也是时候了。被思想观念激荡了近二百年的社会已经相对定型，而且从纪年上说又即将面临千年一遇的世纪，可以说是一个恰当地进行自我反省和清理的时刻。
作者选择了十来位知识分子进行剖析，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鼎鼎大名，例如卢梭、雪莱、托尔斯泰、布莱希特、萨特等，他们不仅对西方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乃至通过他们也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相当熟悉他们的思想言论。
以卢梭为例，作者认为他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第一人，是他们的原型，在许多方面也是他们中最有影响力的。卢梭相信他对人类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爱，并富有超卓的天分和领悟力来增加人类的福祉，相信自己没有卑劣的情感。在知识分子中，卢梭第一个反复宣称自己是“人类的朋友”。然而，卢梭对他五个孩子的命运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往往一生下来就送出去了，以后完全不管，他甚至从未记住过他们的出生日期。他还总是要求别人帮助他，并以这样一个理由来支持这个原则：因为他是世上无与伦比的，所以任何帮助他的人，实际上都是在为自己谋利。他意识到自己的天才，认为他有权利得到别人的帮助。而另一方面，也许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他可以不承担任何社会义务，因为“我的幸福观是……决不做任何自己不乐意做的事”。
雪莱也有同样的问题。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时，雪莱的专心致志令人吃惊，但他又是冷酷无情甚至是野蛮地清除那些阻挡他道路的人。同卢梭一样，总的说来他爱人类，但对特定的人他常常是残酷无情的。强烈的爱使他燃烧，但这是一种抽象的火焰，可怜的凡人靠近时常常会被烤焦。他总共有七个孩子，他们有三个不同的母亲，但他甚至从来没有使用过法庭允许的那种看孩子的权利。他到处借钱，向各种各样的人借钱，对其中多数人从来没有还过。他把观念放在人之上。和拜伦一样，他总是以为对于性行为的通常准则，自己永远有一种豁免权。雪莱的爱情是深沉、诚挚、热烈甚至是持久的──但他的爱情总是变换对象。他是那种崇高的利己主义者，有一种强烈的道德化的倾向，他认为对于他的决定，别人不但有义务服从，而且要欢呼，别人没有这样做时，他立即就表示气愤。他有许多孩子气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能把最伤人的辱骂同要求得到恩惠结合在一起。雪莱是个极其敏感的人，他对别人的感情却似乎十分迟钝，除了自己的观点，他缺乏能力看到别人的观点，也许他能够想象性地同情整个阶级、能够抽象地感受整个人类的苦难，然而，却难于通过想象深入到同他每日交往的那些人的头脑和心灵之中。同样，托尔斯泰对自己的非婚生子女也并无怜悯之心，从不考虑他们的各种权利，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温和的屠格涅夫不仅承认自己的私生女，而且想方设法地以恰当的方式把她教养成人。
作者据此向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究竟是爱抽象的理想、理念──比如说人的理念，还是爱具体的人；是仅仅爱远方的、抽象的人类或人群，还是就从自己身边的人，包括从自己的亲人开始？这也是全书批判性考察的一条主线。
所以，在我看来，这本书并不是一本泄愤的书，一本只是揭露黑幕的书，一本因为对某些人或某些现象不满而必欲诋之而后快的书。虽然它在某些地方对某些人物确实还不够公正，还存在偏颇和苛刻之处，看不到如雪莱、卢梭感人的另外一面，也低估了理想主义的意义，但它基本上还是一本认真思考的书。作者也是知识分子营垒中的人，他所作的批评亦可视作一种自我反省。这种批评是一种内在的批评而不是一种外在的批评。它不是一种来自社会其他阶层（例如政治家或社会其他阶层）的反智论的批评；它也不是一种虚无主义的、非道德主义的批评，而是一种意欲知识分子更认真地审视自己的道德观点，确认和承担某些基本道德规范和做人起码准则的书。我想，仔细地阅读这本书并不会使我们得出整个怀疑和否定知识分子，怀疑和否定清明理性和健全道德的结论；相反，它可以鼓励知识分子更清楚地认识社会和我们自己，更负责地承担起对自己和对社会所应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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