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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最显著的特色是“兼蓄并收”，把许多有条理有系统的思想，用科学的方法，找出他的派别和来踪去路，为初学的人理出一点头绪。”所遵循的是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同步进行的的立场，
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将中国引向民主宪政的政治道路，实现真正的政治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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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作者高一涵曾于安徽高等学堂受学堂总监严复之教益，又于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六年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主攻政治科，得受专门系统的西方政治学教育，“通晓西方政治思想”。
他深谙英伦自由主义传统和西方近代政治主义思想，能透入西方政治观念的核心，较深入了解西方政治观念和思想，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是代替我国封建政治制度的最符合理想的好制度”，所以“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于1919年至1926年，历时七年，以成此书，被指定为大学政治学系必读参考书，于19世纪20年代被编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八。
本书所论及的有关现代国家理念，现代公民意识，官治、民治、法治、党治，宪政民主，自由、民主与法律、道德的关系，对政府官员的监督、监察制度化等等理念，都有独到的理论树，时至今日，仍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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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高一涵（1885—1968），安徽六安县南官亭人。原名永浩，别名涵庐、梦弼，笔名一涵。十四岁中秀才，二十六岁毕业于安庆安徽高等学堂，二十七岁自费赴日留学，与陈独秀交好，成为其主编《新青年》的主编之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三十一岁于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获政治学士学位后回国。同年八月，应李大钊之邀北上共办《晨钟报》，三十三岁加盟北京大学编译处，后任中国大学、法政专门学校教授。1927年春夏后，历任上海法政大学、吴淞中国公学教授、社会科学院院长。南京解放后任南京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等职。1968年逝世，葬于南京雨花台公墓。
他是少有的具备深厚西方政治学素养的专业人士，扮演着思想家与启蒙者的双重角色，是继严复之后的又一学院派思想启蒙大师。著有《政治学纲要》《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等书，译有《杜威的实用主义》《杜威哲学》等书，另出版诗集《金城集》。
新文化运动中追求现代民主政治者有两派，一派转向马克思主义，一派仍坚持西方传统民主主义理念，吴汉全评论说：“高一涵属于后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且极具代表性。”
名人评高一涵：
章士钊：当时，高、李齐名，海内号甲寅派，胡适之曾屡道之：高谓皖士高一涵也。
吴稚晖：把人物与甲寅联想，章行严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陈独秀。
胡适：甲寅派的政论文，在民国初年几乎成了一个重要文派……这一派的健将，如高一涵、李大钊、李剑农等，后来也都成了白话散文的作者。
吴汉全：高一涵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学家，对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五四运动”的发展，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尤其是政治学的建立有着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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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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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自序
中卷自序
第一编 希腊政治思想史
第一章 希腊政治哲学发生时代
第二章 柏拉图
第三章 亚里士多德
第四章 希腊晚年的政治思想
第二编 罗马政治思想史
第一章 罗马的政治组织
第二章 鲍里贝士
第三章 谢雪卢
第四章 孙里嘉（塞内加）
第五章 摇罗马的法家
第三编 中古政治思想史
第一章 中古的政治和宗教的情形
第二章 《新约》和基督教父
第三章 自九世纪到十二世纪的政治思想
第四章 阿奎拉圣太摩士
第五章 亶特
第六章 马献僚和奥铿
第四编 近代政治思想史（上）
第一章 十五世纪的政治情形
第二章 教会的议会运动
第三章 马克维尼（马基雅弗利）
第四章 宗教改革
第五章 十六世纪的反对君政论
第六章 布丹
第七章 旧教派的辩护家和法学家
第八章 乌托邦派
第九章 格老秀斯
第十章 英国詹姆斯一世以前的政治思想
第十一章 英国共和时代的政治思想
第十二章 浩布思
第十三章 洛克
第十四章 十七世纪下半期大陆上的政治思想
第十五章 十八世纪上半期的政治思想
第十六章 孟德斯鸠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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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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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自序
研究思想史本来就是一桩难事，而研究政治思想史尤其是一桩难事。为什么呢？因为：
一研究社会科学和研究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只能以事实变理想，不能以理想变事实；社会科学却能以理想变事实，不能以事实拘理想。就因为政治思想可以变更政治情状，所以政治思想家对于同一个问题，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各人有各人的解决方法，后来便生出议论纷歧的结果。
二自然界的变迁进化大概都有事实可见；独人事界的变迁进化，由于事实者很少，由于心理动作的地方很多。故别种科学在十八世纪以前都已成为科学，独社会学发达在自然科学之后，多半要仿照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他，才有点头绪。欧洲直到十九世纪才成为创造政治科学的时代，故从前所有的政治思想，都不大合乎科学的律例。
因为这两层原因，所以常常使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人发生许多困难。
但是凡事有因必定有果，有果也必定有因。譬如太空中一片浮云浮沉舒卷，好像是很能自由；可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起来，浮沉舒卷都不能离开因果的关系。因为浮云遇着热才上，遇着冷才下，受空气回旋之力才舒卷。因为有浮沉舒卷的因，才有浮沉舒卷的果，并不能够自由自便的。
政治思想也是这样。无论哪一国哪一时代的政治思想怎样纷歧，怎样复杂，但总有个派别可以找得出，总有个来踪去路可以看得见的。因为我们所研究的思想只是有条理有系统的知识，并不是胡思乱想的废话。所以政治思想史的功用：就在把许多有条理有系统的思想，用科学的方法找出他的派别和来踪去路，为初学的人理出一点头绪。
大概每种政治思想总都是时势的出产品，断没有一种思想是“无病呻吟”，或是没头没尾的从天空中掉下来的。政治思想多半是时势的写真或反动，由时势产出思想，复由思想造成新时势；再由新时势产出新思想，更由新思想造成新时势。我们如果承认这层道理，便可找出历史上政治思想变迁进步的蛛丝马迹。
我以为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人可以用科学上分析的方法，寻找每派思想所受的影响。每派政治思想所以结胎成形，都不外下列的三种影响的构精：一社会的影响，二宗派的影响，三个性的影响。
一 社会的影响
无论什么样的超群出众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总跳不出当时社会实际生活情形的范围。他的思想的大部分特质还是社会上的特质；他所以能够成为大思想家，就因为他把他所居住的社会上的倾向，比别人观察得更清楚；因为他把他所代表的那时代的真正精神，比别人表现得格外周到。譬如希腊的柏拉图Plato总算是个理想家了，但是他的思想却没有一处跳出他所居住的社会的历史和环境。因为他受了希腊古代土地公有，斯巴达财产私有公用，和克里特Crete岛生产物公用的影响，所以主张共产主义；因为他受了希腊那时把奴隶妇女当作财产看待的习惯的影响，所以主张公妻；因为他受了希腊各国政体循环变迁的影响，所以主张政变循环的理论。
政治思想家受社会的影响，可从反正两方面看出。从正的方面受社会的影响，便生出保守当时社会现状的学说；从反的方面受社会的影响，便生出推翻当时社会现状的学说。例如孔丘生在周朝封建时代，便造出尊卑贵贱等阶级的政治学说，以求适应封建制度下的政治生活；老聃也生在这时，看出封建制度下设下许多人的差别，便想根本推翻上下贤愚种种对待的名词，回复到“无名之朴”的世界。
所以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人，如果把历史上各时代的社会生活情形弄清楚了，便可以明白某位政治思想家所以发生某种政治思想的一个原因。
（二）宗派的影响
无论哪位思想家只要是受过一派学说的洗礼，再除去社会的影响和个性的影响之外，多少总带点宗派的特质。譬如浩布思（Hobbes）洛克（Locke）卢梭Rousseau三个人同是社会契约说家；他们一个主张君主专制政体，一个主张立宪政体，一个主张直接的民治政体，主张虽然不同，可是他们却有个根本观念彼此相同的：就是社会成立由于个人同意的契约。他们抱着这个根本观念，随时运用，遇着无政府的时代，就主张人人同意的拥戴一个专制君主，遇着可以实行宪政的时代，就主张人人可以监督政府的立宪政治；遇着专制主义无路可走的时代，就主张主权在民的直接的民治政体。我们研究政治思想史，如果把每位思想家的派别和师傅弄清楚了，便可以明白各派思想变迁进步的线索。
（三）个性的影响
每位思想家固然是跳不出以上所说的两种影响的范围，可是我们仍然不能忘却思想家自己的个性。譬如密尔父子同受边沁Bentham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影响，可是老密尔一生只在乐利主义的范围内发挥，小密尔后半生却能跳出乐利主义的范围外去创作。因为小密尔自幼就才气活泼，就带有批评的天性，遇事喜欢批评；所以他批评乐利主义的结果，便把乐利主义的范围大大的扩张。我研究政治思想史，如果弄清楚了某思想家的才性，就可以窥见某思想家的特质。
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人，如果试用这种分析的方法，结果便可把历史上很杂乱的政治思想，理出一条路线，使人家一目了然。
我这本《欧洲政治思想史》本想照着这个目标做去，可惜我的学力不够，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自初着手到现在，曾经修改过多少次，但总是不能叫自己满意。不过这本书中没有一处是我个人特创的见解，多是根据各种参考材料而来的。第一编多根据白尔克（E.Barker）的《希腊政治学说》，第二编和第三编多根据加莱尔（Carlyle）的《欧西中古政治学史》，此外也略微采用亶林（Dunning）的《政治学史》和韦罗贝（Willoughby）的《古代政治学史》。因为是采集各家的著作而成的，所以在坏的方面，这本书没有特出的所在；在好的方面，却比较凭着个人臆想做成的稍为可信。
此书深深感谢胡适之先生替我校正一遍，可惜仓卒出版，事先没有得到研究政治学史的专家张奚若和金岳霖两先生的指正，只得于出版后再行请示了。
高一涵
民国十一年十月
中卷自序
这一卷《欧洲政治思想史》是接续我去年民国十二年一月出版的上卷而编的。就时代说：是自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中期；就内容说：是自教会的议会运动起，到孟德斯鸠止。这一卷的起讫，大半因为字数和上卷相等，故姑且定为一卷，并不像上卷包括上古及中古，有个天然的或公认的界限。不过卢梭的政治思想也可以说是十八世纪以前的民治思想的总结束，也可以说是最近民治思想的开山大师。因为一七八九年法国的革命，在政治史上可算是开辟一个新纪元；而造成这个新纪元的思想，多数学者承认大部分是由于卢梭的《民约论》。因为那时的革命党多奉《民约论》为圣经，并且有人说：如果没有卢梭，便没有法国的革命拿破仑的话。故我的下卷自卢梭起，一半也因为有这个原因。
这一卷所包括的时期，不过三百三十几年自一四一五年康士坦斯会议到一七四八年孟德斯鸠《法意》出版，可是这三百三十几年真可以算是欧洲一切思想脱胎换骨的时代。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两件大事业都在这个时期内完成；而为近世政治思想神髓的“主权在民”、“社会契约”、“自然权利”……等学说，也由十六世纪的反对君政论派酝酿成熟。十七世纪清教徒和其他学者所发挥的关于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言论思想的自由权，和政治的平等权……等学理，又无一不成为十八世纪末期的政治革命及十九世纪的宪政改革的学理根据。不但个人主义的思想在这个时期发生，就是近世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也在这个时期内播下种子。他如一元的主权论布丹，立宪政治论洛克，三权分立论孟德斯鸠和国际法学格老秀斯，也都发源或成熟于这个时期。故这一个三百多年，简直可以说是十九世纪以来一切政治思想的构精成形和产生发育的时期。我们如果不曾研究过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便不能了解十九世纪政治思想的来源。因为十九世纪的政治思想，有许多地方只能算是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的发挥光大。
以我这样孤陋寡闻的一个人，来编这么重要时代的政治思想史，当然能力处处都嫌不足。而且材料方面没有丰富的图书馆可以供我的参考，师友方面也没有专门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可以往复磋商，我的材料，处处待我自己搜集；我的错误，处处待我自己发觉。故我当编这一卷书的时候，没有一刻不在亲自尝试“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滋味!不得已只得用亶林（Dunning）的《政治学史》做我照路的明星。故分章分节，以及材料的去取、内容的批评，大部分都以亶林为主；并有几个较小的思想家的原著一时搜求不得的，亦只得从他的书中窃取大意。我并不是以亶林的著作为满足，只因生在这个人不悦学的社会，无人可求，无书可读，故不得不如此了。上卷已再版，合计约销四千部，可是至今并没有发生一点反响；或尽作“覆酱瓿”之用，也未可知。这样一想，真使我没有再编下卷的勇气！从外国各种著作的序文上，到处可看见他们感谢某人改正，某人帮忙，某人校读，但我这本书却感谢何人！
高一涵
民国十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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