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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文人原本是怪胎”——“公知”为何坍塌？“斯文”如何扫地？易中天系列文章，厘清中国文人的品格和品类，清算古往今来中国文人的“红”与“黑”。易中天说：无意招谁惹谁，只是想说就说。杯具啊杯具……
◆
“改革是没有任期的”——反对票不该是奇迹，正义是不是一座很远的桥，最该以人为本的，最不拿人当人……谈教育、论时事、辩儒学，针针见血。
◆ “那时我们唱红歌”——畅谈红色年代离奇荒诞的红歌往事，以及黄歌、蓝歌、白歌、黑歌、灰歌、绿歌……睡觉还早，一起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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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斯文：帮忙、帮闲、帮腔、帮凶及其他》为易中天教授谈文化嘴脸的诸文结集。
“文化人的分野”系列文章，从孔子时代追溯文人的源头，探求文化人的品格和品类的分野，在对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类型的区分中，考量风骨、气节、担当、性情、学养和理想，穿透皮相，排列出文化人的精神光谱，烛照中国文人在历史和当下社会中扮演的帮忙、帮闲、帮腔、帮凶及其他角色。在人格光谱的比对中，分明映现出中国古今文人的红与黑。
另有长篇访谈《那时我们唱红歌》，畅谈红色年代的“红歌”往事，透视“红歌”岁月的荒诞和离奇。此外，又有系列专文，就儒家的遗产，与秋风论道；从药家鑫的悲剧，反观中国教育的缺失及教育官僚的职责与担当，伸张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精神；以“方韩之争”，辨析公民的权利与言论的自由。
在《我的父亲易庭源》一文中，易中天深情追忆父亲那样一位老派共产党员的点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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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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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省长沙市人，1965—1975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生活，1975—1978年在新疆乌鲁木齐钢铁公司子弟中学任教。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名誉教授。著有《品三国》《帝国的终结》《费城风云》《我山之石》《书生傻气》《公民心事》《斯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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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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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文化人的分野
文人原本是怪胎 ——“文化人的分野”之一
诗人与文人——“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学人与文人——“文化人的分野”之三
士人的风骨——“文化人的分野”之四
文人真面目——“文化人的分野”之五
文化气质与文化血型——“文化人的分野”之六
谁都可能是文人——“文化人的分野”之七
做人要做怎样的人——“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第二辑】——新新儒家
我们从儒家那里继承什么，又该怎样继承
这样的“孔子”不离奇吗——与秋风先生商榷
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再与秋风先生商榷
独尊儒术：革命还是参股——兼答秋风先生
【第三辑】——再谈教育
“后药家鑫时代”之某校
药家鑫案：啥教训，咋整改
谁把药家鑫变成了凶手
儿童节：何妨也是“亲子节”
改革是没有任期的
最该以人为本的，最不拿人当人
【第四辑】——愤不顾身
反对票不该是奇迹
正义是不是一座很远的桥——由音乐剧《时光当铺》所想到的
“擦桌子的主义”之排列组合
惟其独立，方能妥协
美德本是天良
文化是个慢活——答《人民日报》记者潘衍习
放水养鱼——答《南方都市报》记者王晶
传统文化不是道德缺失的解药——答《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马芸菲
“文化入世”与“文化航母”
国骂?汉骂?非非骂——答《楚天都市报》记者陈倩
我看方韩之争
兔子怎样证明自己不是骆驼
决不能再设“道德祭坛”——从“方韩之争”说开去
【第五辑】——我和我爸
我的父亲易庭源
那时我们唱红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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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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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论“文人”】
汉魏以后的“文人”，俗称“笔杆子”。他们是为皇权或当局服务，帮闲、帮腔甚至帮凶的读书人。歌功颂德，是帮腔；吟风弄月，是帮闲；为文字狱提供“证据”，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则是帮凶。没有文人，单靠皇帝，根本就实现不了“文化专制”。《韩诗外传》说，君子要“避文士之笔端”，并非没有道理。……
帮腔和帮闲，也有等级或品级。高级的舞文弄墨，中级的插科打诨，低级的溜须拍马。
士人则可以挑肥拣瘦，朝秦暮楚，爱理不理，爱来不来，端足了架子摆足了谱。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于是，他们不但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工作者”，也是中国最早的“自由职业者”。
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或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
士人有真风骨，学人有真学问，诗人有真性情。文人呢？只有花腔，没有学养；只有欲望，没有理想；只有风向，没有信仰。所以，他们也“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尽管那姿态，往往会秀得“绚丽多彩”，能够“颠倒众生”，甚至“惊世骇俗”。
这也并不奇怪。前面说过，文人的“本职工作”和“历史使命”，就是帮闲和帮腔，偶尔帮凶。只不过，有帮得上和帮不上、受重用和被排挤、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别。但，无论当班还是待业、在岗还是编外，甚至不过“闲杂人等”，其实“自作多情”，也都要走台、献艺、开屏，而且是秀给别人看的。需要什么学养、理想、信仰，也不需要自己独立的立场，“风姿绰约”即可。
故，文人也可能有学问，但那是用来卖弄的；可能有性情，但那是用来表演的；还多半会有聪明才智，但那是用来舔痔疮的。
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文人必须实际上是“皇权的传声筒”，表面上却是“民意的代言人”。
文人则“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只讲表情，不讲实情”。需要“歌功颂德”，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 精彩选读
【士人的风骨——“文化人的分野”之四】
一 士与知识分子
认真说来，士或士人，作为概念或称呼，已经是历史了。今天没有“士”，只有“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指“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狭义的特指“社会的良心与良知”。这两种，都与“士”有关。
广义的知识分子，是士人身份的现代化。古代的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所谓“士农工商”，即意味着农是庄稼人，工是手艺人，商是生意人，士是读书人。要求最严的时候，士人除了读书，以及因为读书而做官，不能从事别的行业。当然，躬耕于垅亩，是可以的。但，耕是副业，读是主业。耕读为本，是因为国家重农；诗书传家，才是命脉所系。亲自到地里干活，带有“体验生活”的性质。
所以，士人可以不耕，不能不读。开作坊，做生意，就更不行。刘备卖履，嵇康打铁，当时便都算“出格”。读书做官，则理所当然。做官以后，也还要读书，有的还写写诗，做做学问。这就叫“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可见，古代的士，就是读书人，而且是“职业读书人”。或者说，是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的人。因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优”，是优裕的意思。也就是说，做官轻松自如，就做点学问；治学精力过剩，就当当官员。这是古代士人的最佳状态。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这样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即广义的知识分子，其实未必都读书。教科书当然是要读的，但那叫“学习”或“上课”，不叫“读书”。毕业以后，也未必都要做官，更很少有人再去务农。他们可以当白领，做律师，办企业，搞艺术，成为科学家，都正大光明，自由平等。读书，则只是业余爱好。因此，我们很难从职业身份，来认定谁是士，谁不是。甚至读不读书，也不足为凭。要知道，就连文人，也读书的。
不看职业，也不看读书，那看什么？看精神。实际上，士或士人在古代，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又是一种“文化精神”。狭义的知识分子，则是士人精神的再传承。因此，本系列文章所说的士人，也包括其他，都是指某种精神类型、气质类型或人格类型，甚至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梅兰芳，职业虽是艺人，却不但成就极高，更在抗战时期，表现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因此，文化界普遍视他为士人，要尊称“梅先生”的。
那么，士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是什么？
二 担当与担待
我认为，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是有风骨；“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可杀不可辱”（《孔子家语?儒行解》），是有气节；“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论语?泰伯》），是有担当。
担当是广义的，包括“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有此一条，即可无愧为“士”。但严格意义上的“士”，还得有“天下之担当”。这种担当，古之士人，一般都有。后之士人，也“可以有”。但如果是“国士”，则“必须有”。刘备寄居刘表之下时，就曾当面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说他明知天下大乱国难当头，却居然“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真是徒有国士之名，当为士林不齿（《三国志?陈登传》）。
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国士，必须像《毕业歌》所云，能够“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至于“无双国士”，则恐怕只有像诸葛亮那样才行。可惜这样一位难得的士人，却被《三国演义》歪曲为自命清高忸怩作态的酸腐文人，作够了秀才出山，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诗人和学人，则可以不必有此担当。真正的诗人，当然也都是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作品，也一定是人民的心声。但这是“反映”，不是“担当”。同样，学人也可以撰写时评，发表政见，以天下为己任。但这时，他已经是士人了。或者说，是具有士人精神的学人。纯粹的学人，完全可以“两耳不闻天下事”。正如纯粹的诗人，完全可以“每有闲情娱小我”。天下和国家，是可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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