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1915年的中国：大变革时代（社科院研究员、著名学者马勇全面解读1895-1915年间的中国变革史，探讨历史中变与不变的本质和内涵，从旧路中寻出改革的答案）》 - 马勇 - 经济科学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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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1895-1915年的中国：大变革时代（社科院研究员、著名学者马勇全面解读1895-1915年间的中国变革史，探讨历史中变与不变的本质和内涵，从旧路中寻出改革的答案）

書城自編碼： 2025143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中國史
作者：马勇
國際書號(ISBN)： 9787514127157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3-04-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307/250000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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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作者以现代化的理念去探讨1895-1915年间的中国思想史，获得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结论。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此前的中国在经受了鸦片战争及其之后的短暂困难，至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中国已基本上步入近代化的轨道，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军事实力方面已经获得长足的发展，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尤其是精英阶层产生“世纪末”的恐慌，中国向何处去一时间成为新的热点话题。各种新思潮蜂拥而至，在政治层面则先后爆发戊戌维新及袁世凯帝制自为等一系列运动。本书则根据历史事实对这些思潮与运动进行了全面解读。

關於作者：

马勇，1956年1月生，安徽濉溪人。1973年初入伍至杭州警备区当兵，开了眼界，知道除了家乡外还有城市，还有世界；1977年回故乡继续当农民，稍后至淮北矿务局朱仙庄煤矿掘进队当农民工，知道还有比农民还苦的事情，于是发愤，1978年考入淮北煤炭技术学校。入学后依然不甘心，继续复习，第二年考入安徽大学历史系。四年后再接再厉，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8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从事研究工作。二十余年始终在历史学领域中游走，经历过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等一切阶段，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所著《汉代春秋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1992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青年优秀成果专著类二等奖；《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1992年获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读物一等奖，1995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专家提名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一副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该书获近代史所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等奖、第六届国家图书奖、郭沫若历史学奖等；《从维新运动到义和团》（《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获新闻出版总署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工程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成果奖及第七届国家图书奖等；所著《1911年中国大革命》获广东南方阅读盛典2011年“最受关注历史类图书”奖、《中华读书报》评为“2011年十大好书”、“2012书业发展论坛十大好书”、《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度优秀图书等。

引言
第一章中国的唯一希望
　可怕的预感
　内耗与日俱增
　浪漫的政治理想
　变革的极限
　中国唯一之希望
　历史的偶然
　民族与种族
第二章谁能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西太后为何翻脸？
　从器物到制度
　谁来承担甲午战败的责任？
　保国与保种
　列强在中国的目的
　权与利：政变的本质
　谁是保守主义者？
　留给历史的遗憾
第三章中国现代化的诉求与失望
　清政府的两难选择
　谁是改革的阻碍者？
　皇权与民权
　立宪与共和
　革命与改良
　理想与现实
第四章政治现代化的尝试与失败
　现代化的必然诉求
　权力危机
　解决权力危机的两种思路
　学理探讨与政治运作
　政党政治的竞争规则
　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心路历程
第五章现代化的思想资源
　意义世界的丢失与寻求
　信仰的崩溃与重构
　权威的丧失与恢复
　传统主义的泛起
　国体虽更而纲常是否必变
　对共和与文化传统内在关联的迷惑
　新传统主义的困境
　反传统思潮的崛起

內容試閱：

当历史迈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回首往事，总结20世纪的利弊得失时，我们不禁看到，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不论国内斗争如何激烈，20世纪的中国实际上都在现代化的轨道上艰难地进步着。只是这一进步的步伐，有时快些，有时慢些而已。
步伐的快慢取决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这些原因一些来自外部世界，一些属于国内因素，它们的背景也不可一概而论，需要具体的分析与研究。但是有一条至关重要，那就是20世纪的中国是既往历史的必然延续，它的所有问题与难题虽然均具有复杂的内外原因，但在本质上都与中国的历史遗产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准确地说，20世纪的中国问题与难题都直接导源于19世纪，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败之后的最后几年。因此，当我们回顾20世纪的中国发展时，不能不从甲午战争讲起，不能不追论19世纪末年的中国政治遗产，以期既可以明了20世纪中国之所从来，又有助于弄清20世纪中国问题之所在。
可怕的预感
在19世纪还剩下最后几年的时候，中国人普遍具有一种莫明其状的恐慌感。他们不是觉得世纪末日将要来临，而是在追怀19世纪的中国发展时，深感屈辱、痛心与后悔。
确实，18世纪的中国，虽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好年代，但这一个世纪毕竟是有清二百余年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不仅康、雍、乾的个人作为以及种种外在条件充分保障了清王朝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而且，与18世纪相终始的康、雍、乾三朝确实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诸方面建立了赫赫功绩，中华帝国虽不能说真正达到“万国来朝”的中央帝国的标准，但18世纪的中国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毕竟是一个强大而不容忽视的力量。
1799年2月7日，乾隆皇帝驾崩养心殿。伴随着他的去世，不仅是中国光辉灿烂的18世纪的结束，而且预示着19世纪的中国不可能继续繁荣昌盛，可能是日趋衰落。最具有象征意味的是他的那首绝笔诗，这首诗题为《望捷》，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渴望清王朝依然像他的早年那样辉煌强大，然而事实情况却是，全国此时士气低落，防务松弛，经济衰退，破绽百出。
继乾隆而立的嘉庆皇帝，虽然生性柔弱与顺从，但他继位之后，也确曾试图改变清王朝的衰败趋势，无奈积习已深，阻力重重，终嘉庆一朝，不仅衰败趋势并未终止，而且内政外交都面临更加棘手的难题，陷入较乾隆末年更为严重的困境，为此后中国的发展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到了19世纪中叶，这些隐患终于相继爆发。中国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革命的双重打击之后几乎一蹶不振，危在旦夕。痛定思痛，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接受曾国藩等开明官僚的建议，采取相对开放的政策，企图以洋务运动的推广而重振清王朝的雄威，恢复中华帝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了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应该说清政府的实力确有较大的发展，它的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就连法国的一些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几个大强国之一，至少在亚洲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取代中国的强国地位。
中国综合国力的恢复与强大是客观事实，然而，这种强大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随心所欲地打遍天下无敌手。事实上，在中国的国力得到恢复的同时，清政府内部也正在成长着一种目空一切的虚骄和中华帝国所惯有的奢侈与浪费。于是经过1894年的中日战争，“仅仅几个月的功夫，它（指中国）就不得不从傲慢的梦中惊醒，而且发觉它并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这一结果不仅出乎清王朝统治者的预料，而且与中日双方国力的对比也不相符。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本来有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只是由于清朝统治者的决策错误，胜利的成果才被无端地葬送，中国由此而蒙上空前的奇耻大辱。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或偶然因素，并不是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的必然结果。然而，割地、赔款毕竟是不容抵赖的事实，清政府主政者尤其是李鸿章等人应该承担失败的责任也是情理中的事。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假如中国不是败给日本，而是像鸦片战争那样败给西方诸强中的某一大国，中国人的感情或许容易理解和接受。事实上，在此之前几十年的类似的结果也多次在中国与西方诸强中的交涉中时有发生，但它都没有发生如同甲午战争之后在中国人民中所引起的震荡。这一次则不然。堂堂的中华帝国竟然惨败在被中国人素来瞧不起的东邻蕞尔小国之手，它理所当然地激起中国人的抱怨、愤怒与谴责。康有为说：“夫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比于日本，过之十倍，而为小夷嫚侮侵削，若刲羊缚豕，坐受剥割，耻既甚矣，理亦难解。”
这大体上代表了一般中国人的共同心声和困惑。
既然中国的综合国力并不比日本弱，既然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本来可以获得最后胜利，那么，中国人如果能够冷静地反省一下这次战争失败的责任，客观地探讨一下这次战争失败的主客观原因，问题或许并不致于如后来那样复杂化。然而，素有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传统的中国人，虽然早在两千年前就已认识到“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一浅显的道理，但他们在心理上却无法接受惨败于日本这一“弹丸小国”的事实。于是，他们的思维倾向不是积极地面对既成事实，隐忍一时之耻辱，更图异日之自强，卧薪尝胆，十年图报，而是舍近求远，试图寻求某种终极原因，试图建立某种根本解决的方案。
循此思维路向，国人在甲午战争后的基本反应，不是探讨战争失败的主客观原因与背景，不是以忍辱负重的精神面对现实、面对未来，而是企求一种根本解决方案，甚至觉得战争之所以失败，不仅是清政府主政者策略上的错误，而是他们几十年来“基本国策”的路线错误。于是乎，国人把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清政府几十年来的洋务新政，以为洋务新政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只治其表，不治其本，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有待于中国能否从根本上放弃固有的旧体制。梁启超写道，前此三十余年洋务新政“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
在他们看来，中国只有彻底放弃旧有的一切，涤荡旧俗，冲决网罗，重建新的制度与模式，中国才有可能报仇雪耻，重振雄威。谭嗣同说：“窃揣历劫之下，度尽诸苦厄，或更语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贫之一切苦，将笑为诳语而不复信，则何可不千一述之，为流涕哀号，强聒不舍，以速其冲决网罗，留作券剂耶？”
面对割地赔款的屈辱而作如此反省，仅就感情而言未尝没有充分的理由。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洋务新政确实存在只治其表，不治其本的内在缺陷，但由此而让洋务新政承担甲午战争失败的全部责任，由此而全面怪罪中国的既往传统和体制模式，似乎不仅于情理上很难说得通，而且事实上也超过中国社会的承受力。不妨设想，如果没有洋务新政几十年的力量积蓄，中国面对日本的侵略恐怕就不是不堪一击的结果，而是全面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正如当时某些外国人所评论的那样：“日本素修战备，待时而动。中国则以宽浑为量，平日绝无疑虑日本有窥伺之心，以友邦相待。日本乃遣人四出侦探中国情形，以为今日用兵张本。如中国早知日本素蓄此心，亦修战备，恐日本亦不能得志也。据此而言，则今日胜负情形，并非中东强弱之实证。”
也就是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别有原因在，将之归咎于洋务新政并没有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反而陷入了一种精神误区，是中国人的世纪末恐慌症。
世纪末的恐慌是当时国人的真切感受，他们也不是不能理解和接受清政府的议和条件和苦衷，而是有一种无可名状的亡国感、危机感和世纪末的毁灭意识。康有为写道：“窃近者朝鲜之衅，日本内犯，致割地赔偿，此圣清二百余年未有之大辱，天下臣民所发愤痛心者也。然辱国之事小，外国皆启基于觊觎，则瓜分之患大，割地之事小，边民皆不自保，则瓦解之患大，社稷之危未有若之日者。”
很显然，康有为的恐惧不是已有的现实，而是一种可怕的预感，甚者如严复所自问的那样，难道是“运会”既成，中国的末日真的要来临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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