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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冀朝铸的名字总是与世界政要、重大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生在中国，长在美国，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和清华大学；由于其出色的口译能力，长期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翻译，堪称红墙第一翻译；他先后出使南太平洋岛国、英国，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为我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全书以率真的叙事风格，回顾了冀朝铸一生的传奇经历及其长达44年的翻译和外交生涯。期间趣事、珍闻、秘闻异彩纷呈，是一部弥足珍贵、不可或缺的真实记录中国现代外交史、中美关系史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政局动荡的口述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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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红墙翻译冀朝铸：
板门店谈判，他被誉为“中国第一英文速记员”，万隆会议，他侥幸躲过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
尼克松访华，他见证了两国巨人历史性的握手
外交家冀朝铸：
驻美联络处，带着“监护人”搞外交，南太平洋岛国，荒唐的决定、有趣的经历，英伦半岛，“救火队员”不辱使命，联合国总部，外交生涯完美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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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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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的青少年时代
童年在山西
在美国上小学和中学
求学哈佛大学
回到祖国
第二章 初进外交之门
任朝鲜停战谈判工作人员
第一次日内瓦会议
万隆会议
第三章 为周总理做英文翻译十七年
周总理的培养
中印争端和第二次日内瓦会议
随周总理访问亚非欧十四国
最后一次随总理出访
周总理的道德作风和外交思想
第四章 见证中美关系
三角政治的缘起
中美秘密接触
小球推动大球
基辛格秘密访华
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公布
派往驻美联络处
为邓小平访美做翻译
任美大司副司长
赴驻美使馆任公使衔参赞
第五章 出使南太平洋
吃“长猪”的国度
奇妙的饮料
穷地主与富佃农
“美国隐形轰炸机”
水火不容的援助
犹如上月球
家无四壁
在瓦努阿图喝卡瓦
南太平洋上的巴黎——塔希堤
在澳洲的遭遇
第六章 任驻英国大使
古老的城市和古老的使馆
埃瑞斯与黑妞
不做五个手指同时抓五只虱子的傻瓜
到任后的首次国庆招待会
曼城总领事馆
白金汉宫呈递国书来自祖国的贵宾
宴请撒切尔夫人
多姿多彩的皇室活动
伦敦市市长的复活节晚宴
会见小丘吉尔
同华人一起欢庆春节
美国同学四十周年聚会
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
参观莎士比亚故居
三次回国休假
三年多的大使工作
协助海口市同帕斯市结为友好城市
冀朝铸奖学金
第七章 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日子
走马上任联合国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保密加突然的权力运用”——改组与合并
第二次改组
第八章 经历政治运动
土改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
消灭“上帝的创造物”——麻雀
短暂的平静时期
波匈事件和“新三反”运动
反右运动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到农村劳动锻炼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
三年困难时期和拆毁城墙
在湖南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钢杆保皇派”
火烧英国代办处
大联合筹备委员会
批斗“暗藏的叛徒和内奸”
清除“五一六分子”
重返农村
“文化大革命”最后的疯狂
结束语
采编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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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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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在山西
1929年7月30日清晨，我出生于山西太原上马街。山西地处我国华北地区西部，整个山西省大部分是一个被黄土覆盖着的山地型高原，海拔在1000米以上。被称为中华文明摇篮的黄河就流经山西，因此我经常很骄傲地对别人说，我来自中华文明摇篮的山西。
我的父亲冀贡泉，字育堂，是山西省汾阳县（今汾阳市）建昌村人，1882年1月9日出身于一个农村教师家庭。我的母亲张陶然，又名冀顺心，生于1903年10月12日，也是山西省汾阳县人。她毕业于师范学校，是一位贤淑、文静的女性，擅长用手指作画。父亲在娶我母亲以前，曾有过两次丧妻之痛，所以我父亲和我母亲两个人的年龄差距很大。他们结婚时，母亲年方二八，而父亲已近不惑之年。我母亲为此在结婚前还曾有过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父亲长得很黑，又蓄有一脸长胡须。据说我父亲婚前去拜见未来岳父母时，我母亲偷偷地站在一张小凳子上，从门缝向客厅里看，想看一下自己未来的夫婿什么样子。没想到，不看犹可，一看是个满脸胡子的黑老头，吓了一大跳，从凳子上跌了下来。后来被她家人以三国时刘备染胡须和孙权的妹妹孙尚香成亲的故事说服，母亲终于嫁给了父亲。父亲的第一位妻子生了大哥朝鼎和二哥朝彝后去世，第二位妻子生了大姐慧青后又去世；我母亲生有三子一女，即三哥朝辅、四哥朝理、我和小妹妹青。
汾阳自然资源丰富，是汾酒的产地，也是山西省的棉花和粮食的生产基地之一，因为地处汾河之阳（西），故得此名。建昌村里明代建筑文峰塔是有名的文物古迹。父亲从小学习成绩优秀，1904年被山西大学堂录取，1905年被官府送往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学习法律。他在日本留学7年，因为在班上名列前茅，所以小有名气。1912年，当局因辛亥革命停发留日官费，父亲拒绝接受日本政府的资助而中断学习回国。回国后父亲曾在教育部工作，趁公务之便，在日本又把明治大学法律系的课程学完，获得法律学士学位。后来他被山西军阀阎锡山聘为法律顾问，并历任山西司法和教育厅厅长。
父亲的性格极为仁慈。当官不久，他买了一支猎枪打猎。第一次打猎，他打死了一只鸟。他为这只可怜的小鸟伤心了很久。之后父亲就把猎枪扔了，而且一辈子再也没打过猎。
父亲慈悲为怀的性格大概是从祖父那里遗传来的。祖父是汾阳县建昌村的地主，荒年时他不但不催租逼债，反而开仓赈济穷人。在数十年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三哥被遣送还乡，意外地受到家乡贫下中农的热情照顾，大概就因为我祖父的乐善好施所致。
父亲极富正义感，但同时胆子又比较小。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保皇党和革命党都要拉他加入，父亲说：“参加保皇党呢，怕丢脸；参加革命党呢，怕丢脑袋。”所以他两个党都不参与。父亲虽然胆小，但还是跟左派作家鲁迅交了朋友，二人后来成为莫逆之交。鲁迅日记中就有七处提及父亲。我小时候，父亲也曾一再对我们提起他同鲁迅交往的事。可惜我那时太小，对他同鲁迅的交往没有太深的了解，只是有这样一个印象：父亲同鲁迅是好朋友，二人经常来往。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当时父亲在山西任司法厅厅长，因为不满蒋介石对革命的背叛，父亲解散了司法厅，转到山西大学任法律系教授。1930年，父亲作为阎锡山的代表，到北平参加了汪精卫、冯玉祥等反蒋国民党人的会议。他们试图通过制定宪法来抗拒蒋介石建立个人独裁的企图，但他们的努力失败了。父亲认识到，没有坚强的政治基础，而只通过草拟一纸空文就想改变政治现实，那才是“最愚蠢不过的”。那时，通过我大哥朝鼎，父亲对中国共产党已有所了解。从那以后，父亲更加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后来，阎锡山说服父亲重返省政府任教育厅厅长，父亲在他的岗位上多次保护了太原成成中学校长刘墉如等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学生都上街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阎锡山命令父亲镇压学生，父亲于是用卡车强行把游行的学生拉到郊外，然后劝说他们以后别闹事，就把他们放了。但学生们并没有听他的劝告，被释放后继续游行请愿。阎锡山于是坚持要父亲调动武力向学生开枪，父亲拒绝执行阎锡山的命令，于是辞去官职，回到汾阳老家，过着隐居的生活。
父亲在太原工作期间，就在上马街买了一座砖头大院。我出生时，家中有七八个仆人。
在山西的那些日子，我可以说是天下最娇生惯养的孩子，因为我在兄弟里排行最末，而且身体最弱，所以最受父母宠爱。有一次上体育课，我在操场上差点儿晕倒。我当时利用长辈对我的溺爱，经常撒娇哭闹，每次哭闹都使我大获全胜。长辈完全满足我的要求，而惹我发脾气的人必然倒霉。专门照顾我的仆人名叫福海，他心地善良，性情柔和，对我百依百顺。我虽然体弱多病，但性情顽劣，充满好奇心。我最喜欢玩的游戏之一就是骑在福海的背上在太原城墙上跑来跑去，假装自己是抗拒从北方入侵的游牧民族的大将军。每值隆冬季节，我们就在院子里泼上水，等冻成冰后在上面滑来滑去。母亲很少给我们吃肉，我在院子里滑冰，每滑一圈母亲就给我吃一丝肉。
当时父母对我十分疼爱，我爱吃什么就给我吃什么，但那时我只爱吃纯白面做的面条，什么蔬菜、水果都不吃，肉类也基本不吃，最多吃一点绵肉（即肥猪肉）或一两丝瘦猪肉。另外在六七岁前还每天喝一杯羊奶，那时我们家养了一只母羊。由于蔬菜、水果基本不吃，蛋白质食物吃得也很少，所以我本来就先天不足的身体就更弱了。小时候因为缺钙，我的腿是弯的。幸好我9岁去美国后喝了大量的牛奶，才长得很高。
父亲把家迁回汾阳后，还是全县最有威望、最有地位的绅士，他的孩子们也顺理成章地进了全县最好的学校。父亲那时还有一把手枪，这是他权势的象征。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侵华战争全面展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很快就推进到汾阳附近。那时汾阳虽然没有中国驻军，日军仍然对汾阳县城进行轰炸。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炸弹降落时的呼啸声和炸弹爆炸的巨响。幸好炸弹没有落到我家附近。随着战事的吃紧，人们开始大批逃离县城。我们学校怕学生都逃光了，于是宣布逃离者一律开除，永远不准回校。我四哥和我都很怕被开除，回家后就把这事告诉父母，父母都没有反应。但是第二天，我们全家就坐上了最后一辆卡车离开了汾阳。父亲深知自己曾留学日本，在日本小有名气，日本人来后一定会找他做事。他不愿当汉奸，所以赶快带着一家人逃往汉口。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要等到35年以后，我才又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去山西帮助清理“反革命”，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出了汾阳以后，我们在黄土高原的小路上时而坐骡子拉的轿车，时而步行，有时还停下来躲日本飞机。就这样走了一个多星期，才走到黄河在西南转弯的地方，也就是晋陕豫三省的交界处。我们坐一艘平底木船过黄河到潼关下船，过潼关时父亲出示通行证件后，交出了手枪。母亲告诉我们，父亲不再是在山西时那样有权势的人了，我们以后言行都要格外小心。
父亲本来已决定到邻近的陕北参加一年前刚完成长征的红军，但后来因得知我大哥朝鼎要在次年（１９３８）从美国回国，于是决定先到汉口等大哥。我们在１９３７年夏末乘火车到达汉口。我们这些孩子们就在当地入学。一进校门，我马上就意识到情况和在老家时大不一样，到学校时，并没有老师笑脸相迎。我走进教室到书桌后坐下，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不过班上的一个小霸王很快就决定要教训我一下，让我知道他的厉害。下课后他大摇大摆地走到我面前，把拳头在我鼻子前晃来晃去。幸而他穿的裤子太大了，他必须不断地用两只手提裤子以防裤子掉下来，这就给了我逃跑的机会。
我们到汉口后几个月，南京就陷落了。我们听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数十万无辜的中国人惨遭杀害，无数中国妇女被强奸后又被刺刀刺死。对日本军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感到十分震惊，个个义愤填膺。这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情绪空前高涨。那时，日本飞机又加紧了对汉口的轰炸，但因为我们住在法租界，日本当时同法国尚未开战，法租界就等于是法国的领土，因此相对来讲还算安全。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全家人站在房屋外面的马路上看日本飞机轰炸和中国军队的高射炮还击。忽然听到一阵欢呼，我们赶快抬头看，原来一架日本鬼子的飞机被打中了，冒着黑烟掉了下来，我们也都跟着欢呼起来。
祖父也跟着我们一起从汾阳到了汉口，没过几个月，他就因病去世，享年84岁。父亲后来告诉我说，祖父一生住在山西乡下，无法适应汉口法租界的生活方式，饮食也不习惯，所以一到汉口就感到身体不适。我想祖父去世虽然和水土不服有关，但主要还是老人眼看自己的家园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蹂躏，老百姓惨遭不幸，生灵涂炭，忧国忧民而死的。祖父去世后，许多权贵到我们家吊唁，这说明父亲当时在汉口还有相当的影响力。南京陷落后，汉口是临时首都。有几个官员告诉父亲说，蒋委员长想请他做司法部副部长，但父亲拒绝了。大概父亲那时已经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非常气愤。
此后不久，我大哥朝鼎就回国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他。大哥朝鼎和我的年龄相差很大，比我大26岁。他和我母亲同年同月同日生。他在家时，常常同母亲在一起庆祝生日。我出生前几年大哥朝鼎就离家了。大哥朝鼎13岁时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5岁就和同学一起倡导新文化运动，16岁时他积极地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在1924年去美国深造以前，还同当时的共产党领袖李大钊有过一次长谈。李大钊鼓励他去美国学习，要他多学习对建设新中国有用的知识。后来大哥朝鼎在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处于最低潮时，于1927年在比利时参加反帝同盟大会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哥朝鼎在美国读书时，原来学习法律，入党后改学经济。他曾接受党的任务到莫斯科，为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周恩来当英文翻译，所以周恩来对大哥朝鼎很早就非常了解。大哥朝鼎那时已经同一位美国共产党党员结婚，并有了孩子。她是大哥朝鼎在去欧洲参加反帝同盟大会时在船上认识的，名叫海莉，出生成长在纽约。她的父母都是东欧移民。
大哥朝鼎这次回国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当时我对大哥朝鼎最深的印象是，他使我头一次尝到了冰激凌和黄油，这两样东西一直到现在都是我最爱吃的（当然我现在知道年纪大了不应该吃太多的脂肪）。
我还记得大哥朝鼎那时每天都花很多时间跟父亲谈话。后来我才知道，他和父亲主要是谈去延安根据地的事情。
不久，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大哥朝鼎把我带到长江边上。我看见一架水上飞机停在码头上，他和飞机驾驶员咕噜了一阵，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同驾驶员讲的是英文。几天以后，我们全家就把行李收拾好，坐上水上飞机飞往重庆。飞行的路上飞行员告诉我们有几架日本飞机尾随我们，我们赶紧在长江上降落。我们都跑到岸上，藏在一个坟地的灌木丛中，在坟墓旁平平地躺下，一直躺到日本飞机飞走了。我们又等了一段时间，然后才起飞，终于安全地飞到了重庆。
一到重庆，父亲和大哥朝鼎就着手准备去延安，而且开始安排和中共代表周恩来见面。可惜大哥朝鼎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做手术，所以我们就误了去延安的车队，而且需要等很久才会再有一次去延安的机会。如果我们单独去延安，就会特别危险。当时，周恩来找父亲和大哥朝鼎，向他们提出，也许更好的办法是我们全家都去美国。当时周恩来就预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就会爆发。他认为，假如我们能在美国工作，做加强全世界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工作，也许会对中国革命更有用。当时我们家有一些特殊的有利条件，就是大哥朝鼎对美国相当了解，他的英文非常好；父亲对日本相当了解，日文非常好，而且英文也不错。那时汉口也被日军攻占，重庆变成了战时首都。父亲认识国民党中央政府很多教育和法律部门的高级官员，所以他那时给我们一家都办护照还是比较容易的。他去美国的表面理由是去研究西方法律。
一切都安排好后，父母、大哥朝鼎、四哥朝理、我及小妹妹青就动身去美国。家人中还在北平读书的三哥朝辅、已结婚的大姐慧青以及在绥远念大学的二哥朝彝未能同行。
我们先从重庆乘飞机到昆明。这是我第二次坐飞机，但还是很兴奋。和上次从汉口飞到重庆不同的是，这一次飞行不是太稳定，因为飞机很小，又要经过很多山岭，所以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我玩得很高兴，一会儿跑到这边，一会儿跑到那边，因为那时飞机上还没有安全带。可是我母亲、四哥朝理和小妹妹青都晕飞机，所以他们感觉很不好。然后我们坐汽车、火车和轮船从昆明、西贡到新加坡，又从新加坡坐英国轮船横渡印度洋和地中海到法国马赛，走了大约一个月。最后再由法国的一个海口城市瑟堡远渡大西洋到纽约。父亲、大哥朝鼎和我一路上都过得很愉快，因为我们在船上吃了很多好吃的，喝了很多汽水，天天像过节。可是母亲、四哥朝理和小妹妹青都晕船，因此过得很不愉快。
在巴黎我们住了两个星期左右，我们全家在巴黎有两大发现：一个是法国饭，尤其是法国的美味羊角面包（邓小平也很爱吃）和法国的巧克力特别好吃；还有一个是巴黎的女士年轻时差不多个个都漂亮得不得了，但等她们到了35岁后就会发胖，当然也就不漂亮了。
我小时候好奇心很强，对新的奇特的东西一直有很强的求知欲，这种好奇心一直跟随了我一辈子。巴黎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奇异的世界。我那时才9岁，刚从中国偏远的内地来，从来没见过这样奇妙的西方世界。有一天，我们全家散步的时候，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行人、商店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让我眼花缭乱，我左看右看看不够，把其他的都忘了。看了一会儿后就发现，前后左右都是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陌生人，我的家人却找不到了。我发现我走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放声大哭，可是我马上就意识到，在国外全家最重要的人是我大哥朝鼎，所以我就拼命大声喊叫大哥。我大哥朝鼎当时已经是很紧张地在找他的小弟弟了，一听到我叫就赶紧跑过来，这样大家才放下心来。
1939年2月2日，我们的船到了纽约曼哈顿的哈德逊港，大嫂海莉带着孩子来接我们。我还记得大哥朝鼎非常高兴地挥手大叫他的大儿子的英文名字——埃米勒!埃米勒!这一天就是我在美国11年半生活的开始。这11年半中，我小学毕了业，又上了中学，还上了两年大学。
现在回想起去美国的这段往事，我有时还非常感慨，人的命运往往是由一些偶然事件改变和决定的。如果当时大哥朝鼎没有生病，我跟着父母和大哥朝鼎去了延安而不是美国，我如今很可能就是延安的“三八式”老革命、老干部了。
在美国上小学和中学
我们到美国后，父亲和大哥朝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同大哥朝鼎的两位朋友、中共地下党员徐永瑛和唐明照在唐人街创办了《美洲华侨日报》，由父亲担任总编辑，徐、唐二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从旁协助。创建这份报的主旨就是号召海外的华人社团联合起来，并且同美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起抵抗日本的侵略。该报一直延续至今，报道来自中国的消息，现在叫《侨报》。
我父亲在美洲华侨日报社的收入很微薄，每月还不到100美元。来美国前一路逃难，颠沛流离，随身带的钱财也都花光了。大哥朝鼎在美国有工作，收入不错，但他也要养家，无法给我们太多帮助，所以我们只能在纽约曼哈顿东城下区的贫民窟租了一套便宜的公寓，每月房租35美元，剩下用来买食物的钱和其他方面的消费就很少了。两年后，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政府需要熟悉亚洲、特别是熟悉中国和日本情况的专家，我父亲应聘到美国政府战争情报署太平洋司任助理编辑。这份工作的收入当然要比原来的高得多，因此我们得以有能力搬到一处稍微好一点的地方，位置在第十街的第一和第二马路之间，但仍未离开东城下区贫民窟。
来美国前，我从没想到会住进这样的贫民窟里。我们的新家在一个非常破的公寓里，公寓有六层楼高，我们住在最顶层。顺着又黑、又脏、又潮湿的楼梯爬上去，走进房间，空气中散发着一股发霉的味道。家具都是又旧又破的，墙上的白灰也脱落了，蟑螂满地爬。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哎呀，美国真穷啊！”可是后来我很快就意识到，实际上穷的不是美国，而是我们这个家。
在汉口时，我已经意识到我作为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孩的生活是一去不复返了，不再有人会像以前那么照顾我，也不会有人像以前那么怕我了。在中国时，我们的生活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舒适的，而且我周围的人好像也很尊敬父亲和大哥朝鼎。我们到了美国后，住进了美国纽约的贫民窟，这不可避免地使我精神上受到很大冲击。但另一方面我也更加感觉到我们家有些和别人不一样之处，特别是父亲和大哥朝鼎。当时有几个中国和美国的非常亲密的朋友，对我父兄特别尊重。随着我对这种情况认识越来越清楚，我下定决心，我作为冀家最小的儿子和最娇惯的孩子，将来也要变成一个和一般人不一样的人。但我也意识到，这个特殊的成就不会有什么人为我恭恭敬敬地端上来，而需要我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取得。
我们到纽约后，因为大哥朝鼎的关系，我和小妹妹青到了一个进步的私立小学上学。它名叫城乡小学，位于纽约曼哈顿的格林威治村。这个学校给了我和小妹妹青全额奖学金。
当时中国正在抗战，广大的美国人民非常同情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国人民，对中国人很友好。我上学的第一天，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非常热情地欢迎我。午饭时，专门为我搞到一些米饭，还有肉和蔬菜。但我一看见米饭，马上就大发脾气，而且用中文大喊：“我们有文化的北方人从来不吃米饭，只有没文化的广东人才吃米饭!我们有文化的北方人，只吃像面条、馒头一样的面食。”美国老师和同学听不懂我说什么，但他们看出来我很讨厌米饭，就很快把米饭拿走了，而给我吃土豆、肉和蔬菜。这是我在学校里唯一一次发脾气，这以后我跟所有同学的关系都非常好。我的许多好朋友都是南方人，爱吃米饭。我的妻子汪向同在上海长大，也爱吃米饭。后来我也学会了吃米饭。
我初到时，语言不通。学校专门为我派了图书馆员，每天都教我一点英文，这样我很快就能和大家交谈了。现在回忆起来，我一生的工作主要是靠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即做国家领导人的英文翻译或作为外交官讲话，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别人一直认为我的表达能力是我最大的优点，但实际上，作为一个靠说话来做工作的人，我讲话从来就不是特别清楚，好像舌头特别大，不灵活。我最好的美国朋友之一尼克?伍德就说我讲起话来像土豆糊一样。
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好莱坞邀请我父亲在他们正在拍摄的一个关于杜立特将军轰炸东京的影片中扮演一个角色。他们最初是要我父亲在一部叫做《紫心勋章》的影片中，扮演一个出卖隐藏在中国农村的美国飞行员的汉奸。我父亲极为愤怒，坚决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后来他们又要我父亲在另一部名叫《在东京上空三十秒钟》的影片中扮演一个角色。这次是扮演一位受人尊敬、慈悲为怀的华人医生，他挽救了一位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的生命。我父亲高兴地接受了。数十年后，当我在联合国担任副秘书长时，我的美国朋友们送给我这部影片的录像。
我自小就对很多不同的事物感兴趣，从宇宙的起源到生命的起源以至于人类的未来等。当我还是学龄前儿童时，在太原的城墙上骑在我那忠实的仆人的背上，设想我自己是一位中国古代的将军，讨伐从北方来的匈奴时，我就开始对历史感兴趣了。我进入城乡小学后，看到有关中世纪的武士们身穿光彩夺目的盔甲、头戴闪闪发光的头盔进行战斗的故事，自那时起，我就一直渴望能穿这样的盔甲。数十年后，当我作为驻英大使访问德国时，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在参观一座德国宫殿时，戴上了这样的头盔拍了一张相片。
最令我神往的就是史前动物。我从老师那里得知在1亿多年前，恐龙在地球上游荡，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恐龙在6500万年前从地球上消失了那时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人们还未作出现在的科学论断，现在则认为是一颗巨大的陨星撞击在墨西哥东南部的尤卡坦半岛，它产生的高温在全球引发了一场大火，浓烟笼罩整个地球，所有大的动物和多数的植物都被灭绝）。我对这些故事极感兴趣，很想到博物馆去看一下，如果看不到实物，能看到它们的化石也好。
1939年夏，当我10岁的时候，机会来了。这次是看恐龙的复制品。世界博览会在纽约的法拉盛开幕，他们有一个厅专门是展出恐龙和其他史前生物的。世界博览会的主要建筑是一个方尖塔楼和一个大球，由一座桥将二者连接在一起。在大球里可以看到一座未来的城市。我当然对此极感兴趣，但我真正想看的还是恐龙展。我家里人则对此毫无兴趣。我那时已比我八九个月前在巴黎走失的时候勇敢多了，此外，我已经学会了用足够的英文来问路。我决定一个人去看恐龙展，刚好口袋里的钱够我买票进去。我偷偷地从我家溜出来直奔恐龙馆。我付了钱后就进去了，我对自己说，先看完展览后再考虑如何回家的问题。
我完全被整个展览迷住了。我看到各种各样的恐龙的复制品：有令人望而生畏的食肉恐龙，包括强大无比的霸王龙，它可以用它那像刀一般锋利的牙齿把一个食草恐龙撕成两半；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巨型食草恐龙，它从头到尾尖共30多米长。当它就餐的时候，可以把整个大树连根拔起。我还看到可以飞的爬虫类的复制品、各种恐龙的化石展品和图画及说明。
我随后又去看早期人类的展览。从100多万年前的直立爪哇人直到50多万年前的北京猿人，然后在25万年前又出现了从欧洲来的尼安得特尔人。在10万年前，欧洲又出现了克罗马尼翁人，从他们大脑的容量和体形来说，都已经是一个完全的现代人。那个展览说明人类如何在100万年前在南亚从猿进化到人，并经过数十万年向北转移发展为北京猿人，然后转到欧洲成为尼安得特尔人，然后又进化为现代的克罗马尼翁人。经过几十年的新发现，现在人们普遍接受的最新科学论断则与当时
上述的说法很不一样。现在普遍认为爪哇人和北京猿人在大约50万年前同时存在，而且都属于直立人。尼安得特尔人大概是人类发展中脱离正道的独特人种，由于无法同自非洲移到欧洲，而且更能够适应环境的智人（克罗马尼翁人就是智人的一种）竞争，因而在不到10万年前就绝种了。但是再往下，人们的看法就开始有分歧了。通过仔细研究古化石细胞中的一个特殊部分线粒体，今天西方大体一致的看法是：当代所有的现代人类都来自东南非洲大裂谷的一个母猿人。不但尼安得特尔人绝种了，爪哇人和北京猿人也绝种了。这一观点遭到中国以及其他地方包括西方个别古人类学家的强烈反对。他们同意说尼安得特尔人大概是绝种了。但他们不接受这样的说法，即所有的现代人类都是从非洲出来的那一个“夏娃”的线粒体的后代。无论如何，20世纪初期那种过分简单化的有关人类进化的说法是不确切的。随着现代科学方法的迅速发展，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找到一个人们普遍能够接受的关于人类进化的科学论点。
当我满足了看古生物学展览的愿望之后，就该是回家的时候了。我已经没有钱坐地铁，但我并没有像在巴黎时那样害怕。我四周看了一下，看到一对善良的老年夫妇。我向他们走去，请他们给我5分钱坐车回家。他们善意地微笑着，给了我1毛钱要我快点回家找我父母去。
自1939年那次去世界博览会后，引发了我对古生物学，特别是古人类学的兴趣，直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对这门科学很感兴趣。另外，北京猿人同我似乎有着特别的缘分。1959年初，我曾被送到北京西南郊区房山县人民公社的顾册村生产队劳动。那里靠近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地周口店。我很高兴在一个离北京猿人被发现的洞穴不远的公社劳动，等我妻子汪向同来看我时，我们就一起去看了那些洞穴。
20世纪20年代中叶，考古学家在洞穴里发现了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化石遗迹。当日军在北京郊区发动卢沟桥事变时，部分驻扎在那里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把这些头盖骨碎片拿走了，以防它们落入日本人的手中。但这些海军陆战队队员以后杳无音讯，所以我们能找回来的只有几块骨头残骸。幸运的是，一些石膏模型是按照原来的头盖骨做成的，所以我们还能看见它们原始的样子。
我第三次也是最奇怪的一次和北京猿人发生关系又是在美国，那是1973年我在驻美联络处时。我到达华盛顿不久就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美国女人打来的。她说有一个知道丢失的北京猿人头盖骨下落的人想在纽约帝国大厦屋顶见我，和我讨论把北京猿人头盖骨归还中国的可能性。我向黄镇大使汇报了这件事，他也认为这个电话非常奇怪。我们向外交部汇报后，外交部同意我们的看法，即我不应该单独到帝国大厦屋顶去见那个神秘的人。直至今天，北京猿人头盖骨依然下落不明。
业余爱好以外，父亲和大哥朝鼎对我在美国的生活影响很大。在纽约上小学时，我经常听到父亲和大哥朝鼎在卧室谈话。通过听他们的谈话，我认识到他们也是什么都要争第一，虽然他们并不一定每次都会成功。即使在他们失败的时候，他们也不因为困难而气馁。作为强者，在困难面前，他们的决心会变得更大，只会不断地努力，直到成功。
父亲和大哥朝鼎的一切努力用两条红线贯穿起来，就是他们的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他们认为生命是神圣的，不管是作为目的还是手段，他们在争取第一的过程中都是非常爱惜生命，非常讲人道主义。父亲和大哥朝鼎仁慈的性格可以用许多例子来说明：比如父亲自从打死一只鸟后拒绝打猎，他当年在阎锡山手下任教育厅厅长时宁可辞职也不愿奉命向学生开枪。又譬如父亲在北京时在门上专门开了一个小洞，这样外面的一只野猫就可以随时进来吃东西。他在门里放了一个小盘子，专门给猫留着食物。父亲看见地上爬着蚂蚁时，他宁可绕道走也不愿踩这些蚂蚁。
除了从家里学到很浓厚的人道主义外，我还从我的家庭学到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学到了以做中国人为荣。我在家里跟父亲谈过无数次话，每一次父亲都说，人的一生如要获得成功，应该不断向上，争第一。他多次对我说，人要有较大的作为，必须力争在自己本行争当第一。虽然当第二或第三也不错，但远不如当第一。他说，人生就像一只蚂蚁爬楼梯，如果你爬一半就停止努力，那你只能掉下来；只有当你努力爬到顶点，才会一帆风顺，但争第一的目的是为祖国争光。父亲也很现实，他知道我不一定都能争到第一，所以他经常补充说，虽然你很努力，但实际上并不会永远能得第一，但在争取第一的时候，一个人至少应为祖国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差不多每次他和我谈我这一辈子的计划，最后都迟早会把内容转到我怎么样为祖国服务这个话题上来。所以我一生都一直以做中国人为荣，虽然我一生中在思考问题时，多半还都是用英文。
我爱祖国、爱人民的感情除了因为同父亲谈话之外，还由于我经常看一些书籍。我很喜欢看历史书。在我了解到，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以及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之后，我对祖国的爱就更加强烈了。对祖国深切的热爱和强烈的为祖国服务的欲望超过了对个人得失的考虑。也就是这样深厚的感情，使得父亲、大哥朝鼎和我最后信仰了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而对我们来说，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具体体现，他像一个巨人屹立在其他各位中共领导人之中。他的名字“恩来”二字就是“与恩俱来”的意思。
除了父亲对我的教导，我自己争第一的努力也帮助我培养起很强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这是因为我一直认为最好的人一定要有正义感，而且也要讲人道主义。譬如我看见地上有蚂蚁在爬时，我也一定像父亲那样绕开走，而不会踩死它们。当我知道残酷的日军和德国法西斯主义者侵略、屠杀无辜的人民时，我甚至想早日参加空军，与日军和德国法西斯战斗。
我也受了西方中世纪骑士精神很强的影响。我小时候爱上了一个同学，一个性格非常善良、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叫做安妮?黑尔?考丁。安妮的父亲是美国海军中校，也是美国建国时的民族英雄内森?黑尔的后代。内森?黑尔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被英军俘虏后，宁死不屈，高呼“不自由，毋宁死!”他临上绞刑架前的名言是：“我唯一遗憾的是我只有一次生命贡献给我的国家。”安妮的父亲是一位思想非常保守的海军军官，因此对他女儿同一个中国孩子交朋友很不以为然。但是安妮不顾家庭的反对一直同我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我们经常在一起玩。有一次，我乘长途汽车去她家的乡村别墅，汽车是半夜到，我要她去车站接我。她那时年纪太小还不够开车的年龄。美国规定年满16岁的人才可以考驾照开车。因此，只好求她母亲开车同她一起去接我。我爱上她是上小学时，后来我们上了不同的高中和大学后就分手了，但我们仍是好朋友。
1980年，我妻子一个人来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工作，我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安妮，托她照顾向同。没有想到，由于那封信上没有写上邮区号，过了差不多一年才寄到。她一收到信后就给向同打电话，二人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大楼里第一次会面，还一起喝茶。此后，她们便经常往来。
1981年，我的小儿子小斌来美国读书时，就住在她家，受到她全家很好的照顾。小斌也称安妮为他的“美国妈妈”，逢年过节都要去探望。
那时我觉得自己对她的感情，就像意大利中世纪大作家但丁描述的对碧瑞丝的感情一样。但是，所有这些很强烈的感情都没有在个人生活中彻底表现出来，而是表现为后来一个很强的信仰，就是我相信集体行动，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和中华民族。
我在1944年从城乡小学毕业后，考入了纽约曼哈顿区有名的私立霍莱斯?曼—林肯中学。从十三四岁开始，我就尽量找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读，读了《共产党宣言》和苏联宪法，还读了哈里森?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和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和其他的中共领导人都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那时开始相信只有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可以把人们心中最好的一面彻底表现出来。我认为假如一个人要变成最好的人，那么他必须变成一个好的共产党人。那时我虽然知道父亲很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我对大哥朝鼎并不清楚，他那时并不和我们住在一起。上高中时我曾经和一个国民党的外交官的儿子公开辩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异同和优缺点。我当时坚决公开表示中国共产党好而国民党腐败，我在学校的黑板上写口号：“打倒蒋介石！打倒杜鲁门！”还在黑板上画蒋介石和杜鲁门在树上吊死的漫画。我还和我的好朋友柯努夫一起去纽约哈林区（哈林区一直到现在还是黑人区）向被压迫的黑人兄弟表示我们的支持，而且动员他们抗拒房东压榨的高额房租。
在我快从霍莱斯?曼—林肯中学毕业时，我开始考虑上大学。霍莱斯?曼—林肯中学是纽约最好的中学之一，我也希望上最好的大学，当时从名气来讲美国最好的大学当然是哈佛大学。我成功地考上了哈佛大学并得到了部分奖学金。我也希望从哈佛大学毕业时能取得最好的成绩，然后申请到苏联最好的大学——莫斯科大学去攻读博士。得了博士后，我就回中国，尽我最大的努力为我的祖国服务。
但是就因为我什么都想当第一，所以后来我回国后受到很多批评。当我申请入团、入党时，我多次被批评有“向上爬”的思想。后来在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教育运动中，我也因此受到批评。我也一再作自我批评，批评我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写了很多批评自己的笔记。我又加倍努力工作，尽量与我的同事和上级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样我后来不但入了团，还入了党。这以后我在政府工作中提升也较快。同时我不但继续争第一，而且在争第一的同时并不损人利己，也从不因为别人比我提升得快而嫉妒，尽管有些时候我觉得，比我提升得快的人的能力和我是相同的，或者还不如我。但我总是认为一个人的提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我历来不计较此事。
第二章 初进外交之门
任朝鲜停战谈判工作人员
我1950年10月25日回国时，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计划。我那时还是打算获得一个博士学位，或者是在苏联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在自然科学领域工作。同时我也下定决心，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党叫干啥就干啥。这样，1952年4月突然得知组织批准我去朝鲜时，我非常高兴。
尽管很高兴，但离开清华大学时，我还是依依不舍。我在清华大学纪念堂前站了一会儿，向它作最后告别，然后就动身了。
我到外交部报到的时候，受到方迪槐同志的热烈欢迎，他也是准备去朝鲜的。方迪槐曾在我父亲创办的《美洲华侨日报》工作过。他在华侨日报社时父亲已回国，但他还是知道父亲是美洲华侨日报的第一任总编辑。我们得到通知，要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组的成员赴朝鲜开城。这以前停战谈判有一段时间进展得很不顺利，但现在又开始有一些进展了，所以志愿军代表团非常需要能够讲英文的人员。领导抓紧时间给我们讲了许多战场上中美双方的情况，然后我们就分组讨论，好为将来去朝鲜工作做准备。到了快出发时，我们打了霍乱等传染病的预防针。其他同志打了预防针后都没问题，但因为我身体较弱，打完针后就发高烧。幸亏方迪槐和他妻子严梅生照顾我，使我恢复了健康，他们后来成为我最好的两个朋友。
上级告诫我们，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们要去什么地方。从我和中国共产党开始联系后，我就下定决心绝对忠于党并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我1951年4月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时，按规定要写下本人对团章修改的建议。我写下的建议是：应该更加加强组织纪律性，因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是中国青年的先锋队。我一直都严格遵守纪律，所以派到朝鲜的事我谁都没告诉，甚至我的父母。直到派到朝鲜后几个月，我得知可以告诉父母时，才给他们写了信，但对其他人我还是一点儿也没透露。
我们学习了几个星期后，我的体力也恢复了，就出发去朝鲜。我们先坐火车去边境上的一个叫安东（今丹东）的镇子。到达时看到那里明显处于战时状态，到处可以看到军人和军用卡车，街上还有不少苏联飞行员，然后我们跨过鸭绿江，乘一辆军用卡车在下午向平壤开进。
朝鲜地势多山，风景优美。行进途中，天很快就黑了，只能看见卡车车灯放出的光芒。我们坐的卡车满载着各种物资，我们十几个人等于是坐在物资上面。经过一个朝鲜小镇时，听到有人用朝鲜语大叫“兵机！兵机”，意思是“飞机!飞机”。我们刚刚离开那个小镇，就看到美国战斗机轰炸扫射这个镇子，镇子里火光熊熊，把附近的地区都照亮了，所幸我们已经安全上路，没遇到危险。
我们继续向南开进，车灯也调暗了。偶尔听到一声步枪响，这意味着附近也许有敌机，也许有敌军活动，这时我们就关上车灯，放慢速度，在黑暗中继续向前。但车灯只能关上一二分钟，因为实在太黑了，如果不打开车灯，很可能翻车。
在黎明快来临时，一架美国战斗机不知什么时候突然飞出来，向我们的卡车俯冲，并用机枪扫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曳光弹把车前的天空都照亮了。幸好那时卡车正要拐弯，必须减速，这样美军飞行员没有算准卡车的速度，我们也就没有被击中。如果不是有那个拐弯，我现在可能就写不了回忆录了。卡车司机当时马上踩刹车，我们赶紧跳下来藏在路沟里隐蔽。美国飞机并没有追过来，因为那时天快亮了，路两边都有我方的高射炮，所以美国战斗机一般不在白天进行低空轰炸、扫射，除非飞行员特别爱冒险。这样我们在天亮后继续向平壤开进，一路上再没有遇见敌机。
当我们到达平壤时，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碎砖破瓦。我们爬入地下防空洞，在洞里休息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天大亮后坐卡车去开城。之前我方已通知了联合国军司令部，说一辆飘着一杆大红旗的大卡车，载着几名中国人民志愿军人员，要去开城参加停战谈判。前一夜遇到的飞机扫射事件使我们很担心。尽管敌方保证说按照双边协议不会攻击我们，但我们也知道，敌人经常不守信用。志愿军代表团总联络官柴成文上校的妻子有一次也是坐着插着一杆大红旗的吉普车从平壤去开城，也是预先通知了联合国军司令部，但还是受到了敌机袭击，腿部受了伤。如果这类事件发生了，我们就会要求在板门店召开一个紧急会议，双方就会互相指责。但据我所知，从来就不会有什么人真正认罪。
这一次我们安全到达了开城。谈判刚开始时在开城，那时开城在双方实际控制区的分界线上。随着谈判继续，战斗也还在继续，双方实际控制区的界限也在改变。联合国军在东部前线占领了更多的地区，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则在西部前线占领了更多的地区，包括开城，因而后来开城已不在双方实际控制区的分界线上，而是完全在我方的掌控之中。这样，美方表示不能同意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进行谈判，双方同意在另外一个稍往南数公里、正跨在当时双方实际控制线的名叫板门店的村子进行谈判，而开城仍继续作为一个所谓的非军事区。
到开城后不久，我就坐一辆吉普车去板门店。我是志愿军代表团的速记员，工作是记录联合国军一方的讲话。1952年晚春，我开始参与外交事务。
与平壤的遍地瓦砾成为鲜明对比，开城还有几间完整的房子。但我们并没有在那几间房子里居住，而是住在城外约1英里左右的山谷里。这个山谷里有一块开出的地，搭起几间木制房子，当做志愿军的秘书处。晚上我们睡在一条小溪对面的几间草房子里，是当地的贫农特意为我们腾出来的。这个地方正好在“三八线”上，气候和纽约、北京差不多，冬冷夏热，春秋两季则比较舒适。但物质条件和这两个城市大不一样，办公的地方冬天有一个取暖的炉子，在贫农的草房里冬天什么取暖设备都没有，所以夜里我们虽穿着所有的衣服，还戴着棉帽子睡觉，耳朵还是会冻伤。冬天也根本不可能洗澡，只有当天气渐渐转暖后，才可以在附近的溪水里洗澡。
从早春到晚夏，草房里总有许多跳蚤和蚊子。我就开玩笑，管草房子叫跳蚤动物园，管那些一群一群的很大的蚊子叫美国的B-52轰炸机。所幸的是我们有蚊帐，能挡住“B-52”的轰炸，但不能挡跳蚤。尽管天气很热，我每晚睡觉时都把衬衣扣得紧紧的，掖到裤腰带里，脚上还穿上长袜，为了避免手上被咬，连手上都套着袜子。但每天早上起来，我的脸和脖子还是被咬得发红，因为它们是唯一露在外面可以给跳蚤咬的部分。有时跳蚤还比我聪明。有一次一个小跳蚤从我衬衫袖子里爬进去，藏在那儿喝我的血，一直到我在板门店的谈判桌前坐下。正当一个朝鲜人民军人员站起来讲话时，这个小跳蚤喝饱了血，就从我的衬衫袖子里跳出来，跳到桌上，跳过正好从谈判桌上经过的双方实际控制区的分界线，一直跳着进了对方的控制区，跳向了美国代表团。但当时大家都装着没看见，继续严肃认真地进行谈判。跳蚤好像特别喜欢我的血，我也经常把跳蚤带到办公室里，所以同志们跟我开玩笑，给我起了外号叫跳蚤。
停战谈判相当正式，在一个大帐篷里的长桌子上进行。长桌子必须跨在双方实际控制区的分界线上，但一边谈判，一边还在继续战斗，这个分界线也会改变，所以桌子的位置甚至整个帐篷的位置都要跟着改变。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坐在桌子的北面，联合国军，实际上是美军和南朝鲜的代表团坐在桌子的南面。除非双方事先有明确的协议，任何一方都不能跨过桌子到另一方去。帐篷南边有一个电炉子取暖，北边则有一个煤炉子取暖。夏天双方都没有空调，所以双方都一样的汗流浃背。帐篷后来变成了木房子，停战协定签字后，木房子就变成水泥造的房子。
每次会议开始时，一方的代表团团长就站起来，宣读一个预先写好的讲稿，然后他的翻译站起来，宣读预先准备好的翻译稿。这个翻译稿必须是用另外两种语言写的。当时停战谈判的官方语言是中文、朝鲜文和英文三种语言。双方都宣读了他们的讲稿后，就互相交换讲话稿，然后这一天的会议就算结束了。双方代表团就回到各自的司令部，我们回开城，对方回汉城。然后双方仔细地研究对方的书面讲话稿，再仔细地准备自己的答复，然后就安排下一轮会议。
我1950年离开哈佛大学时正值暑假，除了最亲密的朋友外，大多数同学都不知道我去哪里了，但许多人的生活都这样那样地受到朝鲜战争的影响。我高中最好的朋友之一尼克加入了美军，去了日本，但没去过朝鲜。我的一个哈佛大学的同班同学，一个叫刘孟达的美籍华人，也参加了美军，而且到了朝鲜。当我进入板门店的帐篷里时，一眼看见对方的一边刘孟达赫然坐在那里，我非常吃惊，想不到昔日的同窗成为今日谈判桌上的对手，但我们双方都装作不认识。刘孟达后来给哈佛大学校刊写信，说在板门店发现哈佛大学同学冀朝铸。由此我美国的同学们才知道我的下落。几十年以后，我和这些同学恢复了联系。在我去华盛顿驻美联络处之前，有一次尼克还打电话到外交部找我，自此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有时在谈判无法突破时，一发美国炮弹就会落到非军事区我方一边，板门店附近，甚至开城。这时就有一个双方联合调查，一般双方各派一名军官，还配备一名翻译和一名速记员。我方一般派出柴成文上校，我是速记员。速记员的职责不光是记录双方说的话，还要记录落下炮弹上所有的标志和文字，以证明非军事区的协议被破坏了。有一次，一枚美国炸弹落在弹坑里，没有引爆。我跳到弹坑里把炸弹上的所有文字和记号都记下来才爬出弹坑。当时在板门店主持谈判工作、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同志有次对我大哥朝鼎说：“你弟弟非常勇敢，不怕死，敢跳进没有引爆的弹坑里。”还有一次，联合国军说有一名美军士兵被我方的枪弹打死了。柴成文上校、翻译和我就去美军声称遭枪击的帐篷里，看见北边有一个弹孔，但里面并没有美军的尸体，也看不见受伤的人。中美双方就互相指责，但没有结果。
我那时的主要任务是英文速记和打字，因为我的中文不好，我既不能笔译也不能口译。我刚到的时候主要负责把我方的英文讲话稿打印出来。这些讲话稿要在谈判桌上宣读并交换，所以打字必须非常整洁。当谈判气氛变得紧张、双方都向对方骂仗时，就都不想要对方的书面讲稿，而靠自己把对方说的话一字不落地记下来，这样下次会议时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骂回去。
联合国军方面有好几个速记员，可以把我方的讲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但我方只有新华社记者段连城一人会英文速记。因此我们三个年轻人，我、过家鼎、邱应觉被指定要学美国速记法。过家鼎来自上海，曾就读于上海圣方济中学。圣方济中学是教会学校，教员全部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用英语教学，这是他英文造诣很深的主要原因。邱应觉来自马来西亚，回国后进入外国语学校。我们托北京的朋友在旧书摊上买了一本教速记的书，利用业余时间学速记。因为我们三人年纪差不多，又从事同样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时被称作三剑客。我们很努力地学习速记，方法是一个人按照一定的速度阅读一篇英文文章，其他的人就用速记方法来记。几个月后，我们都学会了速记，但速记的速度不同。因为我在美国上高中和大学时有过很好的记笔记的训练，所以我是速记最快的，差不多可以到每分钟165个单词，足以跟上美方在谈判桌上骂人的速度。有一次谈判间隙，在办公室的一个非正式的会议上，一位同事把我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英文速记员。我们速记学成后，段连城同志就退出速记工作，集中精力搞他的记者工作去了。三剑客中，后来我和邱应觉被选去参加日内瓦会议，过家鼎则继续留在朝鲜。
我这时中文还不好，管螳螂叫草跳（ｇｒａｓｓｈｏｐｐｅｒ），管蜻蜓叫龙飞（ｄｒａｇｏｎｆｌｙ）。我继续用业余时间努力学中文，这样我两年以后回国时，已能读《人民日报》了。
在朝鲜我结识了不少朋友，除了三剑客外，我在美国认识的许多中国同学和共产党员也在志愿军秘书处工作，其中包括浦寿昌博士和浦山博士以及浦山的妻子陈秀英，差不多所有的人都与我保持了终身的友谊。在哈佛大学时，浦寿昌和浦山两兄弟是第一次介绍我参加共产党活动的人，这两个人也是把我带进外交工作的人。浦寿昌当时是周总理的英文翻译和秘书，他向总理建议，等他过40岁后，等我的中文取得较大进步后，我就可以代替他做英文翻译工作。
1953年7月下旬，经过很多困难和曲折，停战协议终于签订了，正式签订仪式的日子定在7月27日。协议要用中、朝、英三国文字打印出来，三个版本都要签字，具有同等效力。这三份文件不能有一个字或字母打错，也不能有任何涂改的痕迹。我的任务是打印出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保存的两份英文文件。问题是双方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在为文字措辞争论，争论后就不断有技术性的改动。每当我差不多打印完一份停战协议时，就又有几页必须重打。只要我打错—个字，整个一页纸都要撕掉重来。我越疲劳，打错的字也越多。经过三天三夜在打字桌前没有睡觉的日子，这个任务终于按时完成了。我又因此被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英文打字员。
大家觉得应该庆祝一番。尤其使人高兴的是志愿军统帅彭德怀将军亲自来到开城同大家见面。但当时出头在板门店同联合国军代表谈判的，都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方的代表，所以代表朝中双方的是朝方的南日将军，他同联合国军的哈利逊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
停战协定签订后，战争就结束了。根据停战协定，中朝双方与组成联合国军的各国都要讨论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法，还要组织一个停战委员会监督各方执行协议。为此，三个月内应召开高一级的政治会议，讨论从南北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以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事项。中美等交战双方因此各自提出了不同建议，后来双方同意在1953年10月在板门店就如何召开政治会议进行会谈。朝中方面的代表是奇石福和黄华。同停战谈判时不同，这次会谈朝中方主要是由中方的黄华发言，美方代表是阿瑟?迪安。我又担任中方速记员。迪安开始显得愿意考虑我方建议，但后来又变卦了。黄华很生气，用英文谴责美方说话不算数，是在搞ｐｅｒｆｉｄｙ（背信弃义）。迪安大怒，要求黄华收回此话。黄华拒绝，并重复指责迪安在搞perfidy。迪安怒不可遏，立刻起身拂袖而去。此次会谈也就不欢而散。
后来，在1954年1月到2月的美、英、法、苏四国外长会议上，大家同意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提出的，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召开有中国参加的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我方于是开始组织代表团去参加日内瓦会议。我当然希望去日内瓦，但是作为一名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我从来不表示个人的愿望，只是继续在停战委员会努力工作，做英文速记员和打字员的工作。
1954年1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举行了一个隆重仪式，表彰所有为停战谈判作出贡献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授予我三等功。我把三等功勋章挂在胸前的时刻是我一生最自豪的时刻之一。
当时我很想赶快回国，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我都想象自己回国的情景，仿佛还隐隐约约听到隆隆的火车声。终于在1954年春天一个晴朗的日子，我接到通知要我回国，而且还要准备参加关于朝鲜战争的日内瓦会议。
回到北京后，我住在单身的外交人员宿舍里。二十几个人一间，大家都睡在由木板搭成的通铺上。这样的房子我住了两年，直到后来搬进稍好一点的房间里，也还是二十几个人一间，但每个人有自己的木板床了。对我来说，这样的房子已经很高级了，没有跳蚤，冬天还有取暖的炉子。
回京不久，我父母就从太原来看我。我大哥朝鼎那时也在北京，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秘书长。我们一起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相片中我戴着勋章，父亲手里拿着我的奖状。
第三章 为周总理做英文翻译十七年
随周总理访问亚非欧十四国
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前约3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从三年困难时期快速复苏，农业、工业、商业和科技都得到较大发展。市场上商品也很丰富，就像“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前几年的情形。
高层外交在这个时候加快了步伐，越来越多的政府首脑访问中国。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也出访外国。这也是我作为翻译最忙碌的时期。在我随国家领导人的多次出访中，最难忘的一次是1963年12月到1964年3月跟随周总理和陈毅元帅访问亚非欧十四国。除此以外，总理还另外访问了坦噶尼喀（Tanganyika，它与Zanzibar于1964年统一后成为坦桑尼亚）、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和罗马尼亚等国家。
通过周总理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不懈努力，中国迅速突破了外交上受孤立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总理访问的一个直接成果是，使得突尼斯与后来的埃塞俄比亚这两个起初对中国有很深疑虑的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和发展中国家的首脑们的谈话中，总理反复强调，我们都是从前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也都是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期建设自己的国家。所以，我们的共同点多于分歧，应该求同存异，相互支持，互相帮助，而永远不要干涉别国内政。这些国家的许多领导人从此和总理建立了终身的友谊。
20世纪60年代，中国已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人民生活变得有所改善，但大多数亚洲和非洲国家没有这样幸运。
我发现几乎所有我们访问的国家都处于贫困的深渊。出访非洲时，总理有两三组翻译人员，即英文、法语和阿拉伯语。当英文不是主要交谈语言时，我就可以较为自由地在城内外快速观光一下。我所看见的景象使我大为震惊，到处都是乞丐，人们一丝不挂，皮包骨头，漫无目的地游荡，尤其令我震惊的是在索马里。我和一些同事漫步到城市郊区，进了一个村子。村子里所有的房子都是泥土加稻草垒成的，呈圆锥形，有一个洞当门，没有窗户。房顶也是锥形的，用稻草铺成。屋里的泥地上铺着一条可能也是草秆做的很脏的席子。唯一的家具就是几个裂了缝的泥碗和一条挂了几块破布的绳子。房子看上去就像是史前时期茅屋的复制品，甚至比在半坡村发现的6000年前的茅屋还要原始。
另一方面，大多数我们访问的亚非国家的国宾馆总的来说都相当舒适，但有时甚至国宾馆也一点儿谈不上舒适。
总理访问非洲时，某国皇帝邀请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该国的第二首都会见他。从外表上看，国宾馆修建得很好，配有相对较现代的家具设备，显得很舒适。但它太小了，只有一间主卧室和卫生间，供周总理用。副总理陈毅不得不跟代表团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起睡在起居室或走廊里。因为没有别的卫生间，我们只好搜集了几个空的汽水瓶子为夜里方便时用。苍蝇和其他虫子也很多，好像从没有人拍打它们，它们成群结队地在人周围嗡嗡飞着，一点儿都不怕人，还落在人身上，只能用手赶走。一次一只苍蝇直飞进我的鼻孔，我只好用手指抠出来。
这已够让人震惊的了，但更吓人的事是在国宴上。招待我们的是各种各样五颜六色但叫不上名字的食物，但我一点儿胃口也没有。我一直盯着一旁一块看上去像美味巧克力蛋糕的东西，是饭后的甜食。当晚宴接近尾声时，一个侍者走近蛋糕，他大手一挥，一大群苍蝇从巧克力蛋糕上轰地飞起来，我看见密密麻麻的苍蝇下原来是一块香草蛋糕，侍者于是把蛋糕端过来招待我们。我完全倒了胃口，后来用代表团准备的饼干和汽水填饱了肚子。
访问某国时，在首相为周总理举行的晚宴上，我看见我的盘子上有一块污垢，就要侍者换个盘子。侍者接过盘子，朝它吐了口唾沫，用手抹去污垢，又把盘子还给我。我不敢再用这个盘子了，只好嚼一块半霉的面包充饥。临回国的前一夜，礼宾司副司长韩叙注意到我很高兴，就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很高兴很快就要离开这里回中国去了。
第四章 见证中美关系
中美秘密接触
基辛格于是提出采取三个主要步骤，这些步骤不至于刺激保守派的议员们，也是对中国试探性的举措。第一，允许美国游客采购价值100美元的由中国制造的非商业物品；第二，取消对中国旅游的禁令；第三，允许向中国运送粮食。尼克松批准了头两项，但由于保守派议员的反对，没有批准第三项建议。
正当美国要宣布这些步骤时，1969年7月16日，有两个美国公民的船在香港附近翻船，他们漂流到中国领海，被中国边防军抓住。基辛格就建议等几天，看中国的反应，结果中方没有任何反应。到了7月21日，美国就宣布了上述两条举措，而且不要求中方做出任何互惠的表示和行动。中国方面没有表示什么意见，而在7月24日释放了被抓的那两个美国游客。这样双方有了第一次善意的交流，但双方都没有发表任何公开的声明。
在这之后，尼克松做了一次环球旅行，每到一个国家，他都对当地国家首脑表示，美国不同意苏联提出的建立一个亚洲集体安全体制的主张，对苏联提出美苏独霸世界的问题也不予考虑。他最明显希望转达给北京的信息是他在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的谈话。1969年8月1日，尼克松告诉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说，他个人的观点，虽然不能完全被美国政府的其他人所接受，这就是在亚洲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还被孤立的话，亚洲不可能取得进展，美国绝不会参加任何旨在孤立中国的计划。尼克松并且表示，希望叶海亚?汗总统能把他的这些想法转达给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又过了两天，在8月2日和3日，尼克松在布加勒斯特又向齐奥塞斯库总统重复了上述观点。尼克松开始以为中国更希望由罗马尼亚转达他的口信，因为罗马尼亚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过些时候他才了解到，中国宁愿让巴基斯坦作为传达的桥梁。他和基辛格以后还认识到罗马尼亚的通道可能是危险的，因为罗马尼亚很可能有一些亲苏的官员。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这些行动并没有经过国会对华政策的讨论，而是临时的决定，别人基本上不知道。除了尼克松的公开声明，其他内容都是保密的。当然这也造成了美国政府内部的摩擦，但尼克松和基辛格坚持自己的做法，因为他们认识到一旦有争议的中国问题拿到国会里公开辩论，他们就不会成功打破美中关系的僵局。
中国没有立刻对叶海亚?汗和齐奥塞斯库转达的口信作出反应，基辛格就想采取进一步措施，如撤走在台湾海峡永久驻扎的美国军舰，代之以美国军舰的定期巡视，并再一次要求巴基斯坦方面转达美方的意见。基辛格还考虑利用在华沙进行的美中大使级谈判，虽然谈判已经中断一段时间了。9月9日，基辛格指示回华盛顿休假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Ｓｔｏｅｓｓｅｌ）在华沙的社交活动中找到中国大使，转达美国准备和中国进行严肃会谈的信息。
1969年10月3日，斯托塞尔大使在华沙文化宫的一次南斯拉夫时装表演会上，看见中国的临时代办雷阳，斯托塞尔大使试图走向雷阳并且转达美国总统的口信，但雷阳马上就避到楼下去了。斯托塞尔大使终于把躲到男厕所里的雷阳的波兰语翻译找到，转达了这个信息。为了让中国政府确认转达的信息确实来自美国政府而不是他个人的意见，美国国务院就在一次例行的会议上宣布斯托塞尔和雷阳已经进行过交谈。周总理事后曾和基辛格开玩笑说：“斯托塞尔几乎让雷阳犯心脏病。”因为雷阳没有得到任何指示处理和美方接触的局面，所以他想法逃掉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就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说中国和美国可能要开始大使级会谈了，而且已经开始在高层秘密接触。我和其他几个人已被指派参加这项工作，我的其他所有工作都要服从这个工作。他还要我马上开始看一些必要的文件。我并不感到震惊，因为我早有预感。中美两国好多年前就已开始大使级谈判，这两个世界上的大国迟早要建交的。
从那时起，我的工作性质就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以前，我的所有工作都是技术性的，虽然也有很强的政策性，但那是保证我的技术工作的，也就是不出差错地为国家领导人口译。政策性方面的工作对我来说比较难，因为我可能今天为总理和非洲国家首脑做口译，明天为总理和欧洲国家大使做口译，第三天又为总理出访亚洲国家做口译。而现在，罗贵波副部长告诉我，我还是周总理的主要口译人员，但工作重点改为中美关系。我口译中的政策性更强了，工作任务也更重了，我可能突然被召去日夜工作，但不许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妻子。参加这项工作的人有我从朝鲜时期就并肩战斗的好朋友三剑客之一的过家鼎，还有毛主席的侄孙女王海容以及唐闻生和其他一些人，我们都在曾做过周总理第三任口译的章文晋大使的领导下工作过。
章文晋大使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资深外交家，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的修养很深，英文也很好。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道德水平很高，很有同情心，他和他的夫人张颖都为周总理工作了好几十年。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对章文晋大使夫妇有很高的评价，但周恩来夫妇一贯的作风是对他们最信任和喜欢的人要求最严格。章文晋在解放后被任命为天津市外事办公室主任，以后又担当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工作，包括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驻加拿大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大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等。他自己非常细致，在工作中善于抓住问题的主要环节。他也跟周总理一样对下属要求非常严格，但又对他们表示出强烈的关怀和同情心，而对不公正的现象则表现出极度的愤慨。只要他力所能及，他都会尽力去纠正这些不公正的现象。我个人得到了他许多帮助，我之所以能从一个好的英文打字员、速记员，变成一个驻外大使，当然首先要感谢周总理的谆谆教导，但是如果不是章文晋经常在我身旁助我一臂之力以及其他老干部帮助的话，我恐怕早就跌倒了。基辛格对章文晋大使非常尊重，认为章文晋是中国最好的大使之一。
１969年12月11日，斯托塞尔受邀来到中国大使馆，以前的中美大使级会谈都是在一个第三国提供的场所。这是建国后受邀请到中国大使馆的第一个美国高级官员。这次会见时，斯托塞尔就提出正式恢复华沙会谈。
中美大使级会谈美方是接到华盛顿国务院指示的，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非常吃惊，总统和安全助理那么积极主动地寻求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他们唯恐这样做会威胁到美国和苏联的关系，认为只有美苏关系才是世界和平与战争的关键问题。美国亲苏派的头头，就是原美国驻苏联大使勒外林?汤普森，是国务院首席苏联事务专家，他甚至提出要尼克松和基辛格把美中接触的所有过程都向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通报。国务卿罗杰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Ｒｏｇｅｒｓ）虽然声称自己不同意汤普森大使的观点，但敦促美国总统好好考虑这一提议。这些意见却都被尼克松和基辛格否决了。
同时，国务院根据一贯规定，向美驻海外重要的大使馆以及同美国友好的国家政府通报斯托塞尔和雷阳的会见情况。这个做法很让尼克松和基辛格担忧，尼克松因而叹气说这样做会使美中关系胎死腹中。由于他们的关注，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和控制就逐渐转到白宫。
1969年12月19日，美国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华贸易限制，解除到中国的美国游客只许买100美元物品的禁令，还允许美国在海外的分公司同中国做买卖。几乎在同时，罗马尼亚外交部第一副部长Gheorghe
Macovesco和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阿哈?里拉利（Agha
Hilaly）告诉基辛格，美国放宽对华贸易限制的信息已经转达给中国。罗方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说中国方面很有礼貌地听了他讲的情况，并告诉他说中国对同西方建立正常关系很感兴趣，但除此之外没有具体的行动措施可以转达给美国。而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大使则转达给美方更多的口信，包括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带给美方的中国人愿意没有任何先决条件地恢复华沙会谈的信息。
1970年1月20日，中断两年后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35次会议在华沙恢复。在这次会议上，美方第一次正式宣布，美国正考虑向北京派一个正式代表，以便直接正式讨论，或者接受中国政府派一个代表到华盛顿来。雷阳就念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声明，说：“我们愿意考虑并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设想和建议，因而真正有助于减少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从根本上改进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这些会谈可以继续在大使级一级进行，可以在更高一级进行，或者由双方接受的其他渠道进行。”
1970年2月20日，在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36次会议上，中方正式接受美方提出的派一名使节到北京去的建议。那时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就如何处理今后同中国会谈问题而产生的矛盾更加激化了。美国国务院坚持在双边问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情况之前不可能派一个代表访问北京，尼克松和基辛格则认为中国首先对讨论全球势力均衡的问题感兴趣，他们也认为这个问题是关键的首要的问题。因此二人考虑采用其他途径深入地和中方讨论这个问题，而不是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上，因为如在大使级会谈上讨论就要通过国务院。这时中美双方还在继续研究第137次会议的时间，但由于美国入侵柬埔寨，中国就宣布预定的1970年5月20日举行的第137次会议是不适宜的，至于何时再开始会谈要通过双方协商解决。
1970年10月1日，我接到通知，和往年一样被派到天安门上做主要翻译。这个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一直都由我承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就靠边站了。红卫兵攻击我是政治上的“可疑分子”。当红卫兵中最激进的一派由于包围外国使馆和火烧英国代办处而失宠后，我又被认为是“真正革命派”了，因为我一直坚决反对那些极“左”的做法，所以从1970年10月1日以来，我又可以上天安门当翻译了。
那天和往常一样，我在天安门城楼的国家领导人身后站着，随时准备接受任务。我突然看见周总理带着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夫人向毛主席走来，我赶快走上前去为毛主席和斯诺做翻译。毛主席对斯诺和他的夫人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他们解释游行队伍是怎样进行的等，还告诉斯诺说，在国庆节庆祝典礼结束之后，他要好好和斯诺谈一次。一开始林彪元帅站在他们旁边，但他很快就躲开了。第二天，所有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毛主席和斯诺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这是史无前例的，因为以前只有各国国家首脑和共产党书记才有可能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毛主席一起照相。这一次在神圣的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和一个普通的外国人，而且还是个美国人在一起照相，是非常不同寻常的。斯诺自己就在1971年7月30日的《生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上的任何事都是有目的的。”这件事明显说明，毛主席本人表示对中美关系很有兴趣，但就像基辛格后来自己承认的那样：“我们这些比较粗枝大叶的西方人完全忽略了这个举动。”虽然如此，美方的粗心并未造成什么损失，因为那时中美两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中美接触在战略上的必要性，也认识到建立两国直接对话的迫切性。
由于尼克松和基辛格觉得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渠道不太方便，因此更多依靠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好意斡旋。1970年10月25日，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尼克松就向即将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统提出，希望他带给中国领导人这样一个信息：美国把中美关系和中美和解看得极为重要，美国永远也不会加入美苏独霸世界，反对中国的结盟，美国准备向北京派一名高级的、秘密的使节，来讨论有关中美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最终走向和中国友好。
1970年11月10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在和周总理会谈时，提出要和总理私下谈话，顶多只要一个翻译参加。因此，总理就跟我说：“小冀，你跟我来吧。”那次谈话中，巴基斯坦总统就转达了美国总统的口信。
自那以后，我的几乎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绝密的中美会谈问题，很少有时间做其他事了。对我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在翻译处的新主任马牧鸣大使同我以前的上司很不一样，他对下属非常支持和照顾。他了解我为总理当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完全支持我。他也了解我时常要加班至深夜的情况，所以如果第二天上班我稍微晚到一会儿，他也不会责问我。相反有几次发现我精疲力尽，他就要我赶快回家休息。从这方面来讲，我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但另一方面，我的处境更困难了。因为我那时已提升为翻译处副主任，主任马大使虽然完全支持我，但办公厅里和处里有一两个“通天”的人物时常找我的麻烦，一会儿说我没有帮助马主任“继续革命”，一会儿又说我对那些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极“左”分子太软了。此时那些极“左”分子都已被打成反革命了。翻译处的情况极其复杂，但这种对我经常的骚扰同我以后的遭遇相比，只不过是温和的前奏曲而已。虽然极少数人总想把我永远从外交部赶出去，但总理和多数外交部的领导以及那些了解我的人，一直是积极支持我的。在这个问题上，人们送给我的名言“我的财富就是我的朋友”，确实使我一生中很多时候化险为夷。
在叶海亚?汗总统转达了尼克松总统的口信后，双方开始了一些秘密接触，都是通过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中方的意见都是周总理在和毛主席讨论后亲自拟定的。当时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已患了癌症，病得很厉害。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攻击，攻击不仅来自红卫兵，还有来自党内的野心家。周总理尽管一再努力保护陈毅元帅，但陈毅元帅精神上已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这位身经百战、赴汤蹈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一生的可敬可爱的元帅，最终凄惨地病在医院里。这样他就不可能考虑外交工作了。周总理拒绝解除陈毅外交部部长的职务，当时的第一副部长姬鹏飞曾长期在陈毅元帅手下工作，事实上就代理外交部部长了。外交部方面，姬鹏飞、黄华、乔冠华和章文晋，还有有关部门的领导人，主要负责准备同美方谈判的有关政策性文件。在同美方会谈时，特别是基辛格和尼克松来访问时，黄华和乔冠华是外交部周总理的主要顾问，这两个人也是中方派出的和基辛格一起制定出至今仍是中美关系准则《上海公报》的人。章文晋则是具体负责的，而我们所有人都直接向叶剑英元帅负责，他是那时在总理以下的仍旧拥有权力和威望的唯一高级官员。
在收到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总统传来的口信后，周总理就在1970年的12月初通过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给了尼克松一个答复。答复中说，中国一直愿意采取和平方式来进行协商。为了讨论美军从中国的领土台湾撤军的问题，我们欢迎尼克松总统派一个特使到北京来。信中还专门说到过去虽然通过各种渠道从美国方面收到各种信息，但这是第一次通过“一个国家首脑把一个国家首脑的信息转达给另一个国家首脑”。美方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亲密朋友，所以很重视这个信息。
12月16日，尼克松总统在给中国的一个答复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台湾问题。在北京的会面将不仅仅限于台湾问题，也要讨论为了改进关系和减少紧张局势而采取的各种步骤。至于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存在问题，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当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局势逐渐减少时，美国也会减少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这个答复于1971年1月5日传达到中方。
从那时起，中美双方通过巴基斯坦的渠道交换了一系列的信，所有的信都既没有信头也没有信尾，有时还没有日期。这些信都是英文的，有些是打印的，有些是手写的。信的翻译全由我和过家鼎、唐闻生等少数几名翻译承担。
但由于越南战争的升级，战火蔓延到了老挝和柬埔寨。中国感到不可能再继续华沙会谈了，觉得必须公开谴责美国这种把侵略战火扩张到印度支那半岛的行径。跟两年前完全不同的是，这次中方没有对尼克松本人进行直接攻击，只一般性的攻击对方为“美帝国主义”。尽管如此，中方还是要考虑如何使中美关系的球滚动起来。
第五章 出使南太平洋
吃“长猪”的国度
斐济位于南太平洋，由300多个大小不同的岛屿组成，官方语言是英语。1874年，斐济沦为英国殖民地，1970年获得独立，为英联邦成员。1975年11月，斐济与中国建交。1987年5月，斐济发生了一次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因而退出了英联邦。
1985年8月29日，我和向同乘飞机经澳大利亚的悉尼到达斐济南迪，再乘车去首都苏瓦。我们的大使馆就设在苏瓦的沿海公路上。9月4日上午，我先向总督加尼劳呈递了国书。那时斐济还在英联邦内，因此总督是英女王的代表，由女王任命。呈递国书后，我立即就去拜会总理马拉，然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我已到任，今后要致力于加强中斐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
苏瓦是一个具有热带风光的美丽城市，面临大海。每当夕阳西下，也正是退潮的时候，海风阵阵吹来。我们在晚饭后走出使馆，一过马路，就可看到身穿各种花色衣裙的斐济妇女在浅海滩上捕捉退潮后遗留下的虾和蚌。远处，有一只被搁置在珊瑚礁上的破木船，据说那只破船已在那里很久了，由于种种原因，船主认为不值得再花费很多钱把它拖上来修理，就一直留在那里成为海边一景。
斐济共有人口70余万，其中将近一半是斐济族，一半是印度族，此外还有极其少数的其他国家移民。斐济族是波利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的混合人种，身材高大，粗壮，头发卷曲，100多年前还有吃人肉的习惯，把人称为“长猪”。据说，人肉被当做珍贵食品，只有酋长和战士才有资格吃，妇女没有资格吃人肉，小孩则有时可以分到大人吃剩下的一个手指或脚趾。在人肉中还要分等级，他们认为肤色黑的人肉比肤色白的人肉好吃，有嚼头。这种吃人肉的恶习恐怕是因为小岛与世隔绝，缺少肉类的缘故。
我到任后不久的一个周末，就同使馆同志一起去苏瓦的一个旅游胜地——太平洋港观看表演和展览。表演中的一个主要节目就是如何吃人肉。节目的内容是两个部落在打仗，前方打仗，后方挖坑，坑里放几块大石头用火烧热，然后把被打死的人丢入坑内用土埋起来，过一段时间，把土挖开人肉就熟了。当地吃人肉的习惯直到大酋长信奉基督教后，才被禁止。在此之前，一些勇敢的白人传教士几次去斐济传教都被吃了。在展览室里，讲解员对我们说，他的祖父就是一位大酋长。50多年前，他祖父去世时，有人问他临死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什么，他祖父回答说：“我想再尝一次人肉的味道。”他还说，根据斐济的风俗习惯，酋长去世后他的妻子就要被处死，而且是由她自己的儿子亲手用一条带子把她勒死。据说，有一位斐济大酋长的儿子出海未归，估计已死在海外。大酋长就把他儿子的一群妻子都关了起来，准备处死她们为他儿子殉葬。外国传教士为那些可怜的妇女求情，大酋长坚决不答应。后来外国传教士就说：“现在你儿子是否真的不在人间尚未肯定，等有了确切的消息后再把这些妇女处死也不迟。”大酋长勉强同意，就派人到海外去打听他儿子的确切下落。不久，派出去的人回来了，带来了不幸的消息：大酋长的儿子不但已经不在人世，而且还被吃掉了。大酋长得知此消息后极为悲伤，下令处死更多的妇女。现在斐济信奉基督教，人们早已废除了那些可怕的风俗。我们在斐济时一位大酋长去世后，他的妻子并未被处死，而是同总督加尼劳结婚了，成为总督夫人。
过去南太平洋各岛国都有吃人肉的恶习。在斐济的外交使团中盛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登基典礼时，许多国家的元首都去祝贺。在各国元首所乘的马车中，有一辆马车里坐着埃塞俄比亚的皇帝塞拉西一世和汤加的王后。汤加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国，是斐济的近邻，同斐济一样，也有吃人肉的历史。塞拉西一世是一个非常瘦小的老头儿，而汤加王后则是一个大胖妇女，因为汤加人认为越胖才越美。有人问，坐在马车里的胖女人是谁。人家告诉他：“这是汤加王后。”那人又问：“那么坐在她旁边的瘦小老头儿又是谁呀？”“哦，那是为她准备的早点。”
第六章 任驻英国大使
白金汉宫呈递国书
我到任后最重要的事，就是呈递国书。到英国后一个月，通知我于10月16日上午呈递国书。由于女王那时不在伦敦，我将向王储代表查尔斯王子呈递国书，王子的弟弟约克公爵也要在场。
在英国，呈递国书的仪式特别隆重。在呈递国书的前两天，英国皇家礼宾官就先来使馆，向大使夫妇以及将要参加仪式的高级官员们传授如何进行此仪式，并要自己先在使馆里预演。
皇室女礼宾官还专门教大使夫人如何按照英国的礼仪向女王和其他皇室成员行礼。她对向同说：“如果你不愿意按照英国的习惯行礼也可以。”向同认为，在哪一个国家就要尊重哪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因此，她决定按英国的习惯做。头一天，皇室办公室的秘书还特别事先了解大使夫人的个人兴趣、爱好等，以便大使在室内呈递国书时，大使夫人在室外等候期间可以有人专门陪她聊天。
1987年10月16日上午，是我去白金汉宫呈递国书的日子。11时32分，皇室典礼官身穿制服，佩戴勋章，乘着马车来到中国大使馆门前，接我和大使馆的几位高级官员去白金汉宫。这次一共来了四辆马车。大使同皇室典礼官乘第一辆，其他参赞们乘后面三辆，大使夫人按规定乘大使的劳斯莱斯汽车跟在马车后面。黑色马车镶有金色花纹，两侧有英国女王的标记，马车夫身穿镶有金边的红色披风，头戴黑色金边大礼帽，一路上浩浩荡荡，好不威风。
车队在11时57分到达白金汉宫大门口，我们下车后在身穿古代武士服装的侍卫旁走过，被护送到接待厅等候。时间一到，通向接见厅的大门就打开了，王储查尔斯王子和他的弟弟约克公爵站在大厅的另一头等着接见我们。按照严格的礼仪，我在门口先鞠躬，走到大厅中间停下来再鞠躬，等走到王子们站的地方后第三次鞠躬，然后向查尔斯王子呈递国书。呈递完毕后，王子们同我握手，我们交谈几分钟后，由我介绍参赞们，再按照同样的礼仪一个一个地觐见王子。当我呈递国书时，皇室的一位年轻女秘书陪向同在外面聊天。等参赞们觐见完离开后，向同再进来，按照礼仪行三次屈膝礼，但不鞠躬。两位王子与我和向同又交谈了几分钟以后，我们就向王子们握手告别。告别时，我们后退几步，我向王子们鞠躬，向同行屈膝礼；然后我们转身走到大厅中间，再转过身来向王子们行礼；再走到门口，转身第三次行礼，才走出门外。呈递国书的仪式至此宣告完毕。
典礼官依旧用马车送我和使馆的高级外交官们回使馆，向同依然乘大使的汽车跟在后面。回到使馆后，我们设茶宴招待皇室礼宾人员。
宴请撒切尔夫人
我在任期间，我和向同经常在官邸宴请友人和英国官方人士，如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爵士夫妇以及继任者赫德夫妇，还有英国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商界人士以及其他国家驻英大使等。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则是宴请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她的丈夫撒切尔先生。
1989年5月1日，官邸屋前绿草如茵，百花争艳，园内最引人注目的各色杜鹃花正在盛开，花园小道两旁的玫瑰花也在吐露芬芳，真是一片大好春光，是招待客人的好时机。撒切尔夫人作为保守党领袖，执政已经10年。在她执政期间，中英两国解决了香港问题，中英关系正在不断改善。我们来英国已经两年，还没有邀请过撒切尔夫人，因此我们决定在春暖花开时，请他们夫妇来官邸做客。
首相来做客不比一般人，保卫工作很重要。在宴请的前一天，英国保安人员就到官邸来了，他们在屋内楼上楼下到处都看了一遍，这大概是保卫的准备工作。临行时，他们告诉使馆人员说，他们的人明天要在首相到来之前来到官邸，因此我们在楼上为他们准备了一间休息室。第二天，在撒切尔夫人到来之前，来了两位身穿便服的保安人员，他们坐在楼上的休息室。我们官邸的服务员给他们送去一些茶水，并同他们闲聊。有一位女服务员好奇地问他们有没有枪，其中一位把上衣打开，指着口袋上别着一排像笔一样的小玩意儿说：“你看。”
过了不一会儿，撒切尔夫人到了，一共两辆小轿车，静悄悄地停下来。我和向同在门口迎接。官邸的几位服务人员，包括厨师在内，都出来一睹首相的风采。撒切尔夫人见到他们，就走上去同他们一一握手。
为了让首相夫妇欣赏我们花园里盛开的杜鹃花，我们陪着撒切尔夫人同她的丈夫一起在花园里散步，欣赏美景。英方的保安人员仍然坐在楼上没有出来。事实上，一直到宴会结束也未见他们露面。
向同问撒切尔先生，平时都忙些什么。他说，他每月都要飞渡大西洋去开公司的董事会。撒切尔先生对夫人的工作极为支持，这大概也是撒切尔夫人成功的原因之一吧。英国人有一句俗话：在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支持他的女人。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在每一个成功的女人后面都有一个支持她的男人。撒切尔先生毫不隐讳他爱喝茅台酒，因此我们送他两瓶茅台酒作为纪念。
吃完晚饭，大家一起坐在起居室里喝茶。我和撒切尔夫人就讨论今后如何进一步推进中英两国高层人士往来。撒切尔夫人已经访问过中国，所以我们都认为到了当时的中国总理李鹏访英的时候了。那时我即将回国休假，撒切尔夫人和我达成共识，我回国后和我国政府讨论李鹏总理访英事宜，而她就安排一下她的时间表，这样等我回来后双方可以就李鹏总理访英提出一个具体日期。遗憾的是，这次访问最终没能成行。
多姿多彩的皇室活动
驻英大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参加英国王室的活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每年都举行几次招待各国使节的活动。在这样的活动中有时能见到英王室全家，甚至还可以和女王、王子、公主们交谈。
每年6月女王过生日，都要亲自检阅皇室卫队的行进军旗敬礼分列式，并邀请各国使节参观。本来女王是骑在马上检阅的，后来女王的白马退役，女王年纪也大了，不能再亲自训练新的马匹，为了安全，女王改为坐马车。这种仪式起源于18世纪的骑警列队行进仪式。英王乔治三世首次用来庆祝生日，后来维多利亚女王过生日时，步兵也做同样的列队行进仪式表演，这种习俗一直延续至今日。我们在英国期间，每次女王过生日我们都接受邀请，参加庆祝。
6月份也是皇家赛马的季节。每年此时，女王都要请各国使团去阿斯科特赛马场看赛马。女王对赛马有特别的爱好，也十分内行。去阿斯科特看赛马，男士们必须穿大礼服戴大礼帽，或穿民族服装，妇女们必须人人戴帽子。因此，那天实际上就是妇女帽子展览会，五花八门，什么样的帽子都有。有人别出心裁把帽子设计成一把伞，有人在帽子上加上各种花样，总之，越奇特越好。大家互相比赛，看谁的帽子最引人注意。那天，妇女如果不戴帽子就不许入场。我穿一套中山装就足够了。向同那天穿了一件绿花连衣裙，头戴草帽，草帽上扎了一条绿色的丝带。7月初，女王还举行花园会招待各国使节，皇太后有时也来。
所有活动中，最盛大、最隆重的要属女王一年一度的冬季招待会。每年11月里的一天，皇室典礼官就会受命邀请各国驻英使节，于晚上9点半去白金汉宫，参加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招待会。平时，大家不能进入白金汉宫。那天晚上，各国使节应邀进入白金汉宫，受到女王及其他皇室成员的接见。出席者需要穿晚礼服或民族服装，武官则需要穿制服，佩戴勋章。招待会前几天，典礼官夫人专门邀请新到任的大使夫人喝茶，并告诉大家在服装上需要注意些什么。她特别提醒大家，虽然晚间穿得最好的衣服是黑色的，但女王喜欢看色彩鲜艳的服饰，因此，希望大家不要穿黑色的衣服，并且不要忘了戴手套，穿民族服装可以不戴。
招待会在晚上9点半开始。白金汉宫内金碧辉煌，所有吊灯都亮了，墙壁上悬挂着四周都镶了金边的大型油画。皇室卫士们威武地站在门两旁，身穿铠甲，头戴头盔，剑别在身上，手持长矛警惕地守卫着皇宫。使节们按照事先规定分别在各大厅里按次序排好。一般都是按照呈递国书的先后次序排列，最后呈递国书的使节排在最后一个厅的最后面，等的时间也最长。到第二年，就可以往上排一点，也许可以排到前面的一个厅。如果在英国的时间很长，那就可能排到最前面的一个厅，也就能最先见到女王。我第一年刚到任，所以排在最后面的一个厅。我离任前的那一年，即1990年的冬季，就排在靠前面了。每一国家的使节和随同他来的其他外交官们都排三排：第一排是大使夫妇，第二排是大使准备向女王和其他王室成员介绍的高级外交官和他们的夫人，第三排是其他外交官和他们的夫人。
女王和皇室其他成员晚上9点半出来，开始和大家见面。第一年，我几乎排在最后面，差不多等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女王才来到我们的厅里。那一年，女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也来了，以后的3年就没有再见到她。
女王来时，先与各国使节和他们的夫人们一一握手，谈话。然后，大使把使馆的几名高级官员和夫人介绍给女王，被介绍的人数是有限制的。通知我可以介绍四对夫妇给女王。那年女王刚成功访问过中国，对中国留下深刻印象，所以见到我时就感谢中国对她的盛情款待，还要我向中国领导人转达她的问候。
当一个厅的使节都接见完毕，大家就可以离开，到指定的几个厅里休息、吃东西和跳舞。
我在任共4年，因此我们一共参加过四次女王的冬季招待会。每次女王都亲自出来，跟在她后面按次序是女王丈夫、查尔斯王子、黛安娜王妃，其他皇室成员到会的每次有些不同。女王后面总是跟着几位女侍从官，还有手持长矛、身材高大、穿着传统服装的卫士。
1989年冬季的那次招待会上，我们又见到了黛安娜王妃。黛安娜王妃非常有风度，举止高贵文雅，穿的衣服都是几千英镑以上的世界名牌，戴的名贵珠宝从来不重样。她很友善，以礼相待，即使对服务人员也是笑眯眯的。她那时本来要同查尔斯王子一起去中国访问，后来因为“六四”风波，英方取消了这次访问。她对我表示她很想去中国，这次没有能去成，很遗憾。她问我，以后还有机会吗？我回答说，以后一定会有的。没想到数年后，她竟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没有实现去中国的愿望。
第七章 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日子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当中国于1971年恢复联合国席位时，我们坚持我国派去的副秘书长必须分管一个政治部门。但因为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时，所有政治部门的领导席位都已被占据，所以我国派出的第一位副秘书长唐明照同志是负责非殖民地化部。但很快全世界就差不多没什么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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