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纪末，里昂的圣伊里奈乌（Irenaeus of
Lyons）开始系统地捍卫基督教信仰，他选取了“灵知（gnosis），冒称的”这一称呼，来标示那些离经叛道的观念和态度。这些观念和态度危及教会的统一，颠覆教父以来的教义法规和道德规范。在伊里奈乌看来，灵知具有欺骗性，灵知的传播者变化无常、善发奇想，对圣经做选择性地和随心所欲地解释。他们诉诸惊人的宗教经验，从宗教、哲学、和神话资源中任取所需，用来自魔法、炼金术和占星学传统的密传智慧粉饰他们的教义。早期基督教时代的辨惑家和辩论家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看到了异端教派的激增，他们沿袭了伊里奈乌对灵知这一称呼的选择和他的如下论点：尽管灵知诸派在教义上多变而不统一，但他们都倡导某种特别的哲学-宗教观点，而这种观点与来自使徒的传统不相协调。
早期基督教时代的特点是灵修与智力的蓬勃发展，对这种蓬勃发展兴趣的增强以及批判的史学方法的应用，使多变的灵知派运动的起源、传播和意义问题吸引了现代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的注意。无论是学术兴趣还是公众兴趣，都从1945年上埃及拿戈?玛第（Nag
Hammadi）灵知派原始文库的发现获得了意外的激励。历史研究对那个时代的灵修状况与社会状况，以及形成原始异教运动的态度和观念，做出了相当详细的描绘。人们认识到，尽管使徒传统战胜了他们的对手，但多面的灵知派异端并没有被根除。可辨识的灵知派态度和观念贯穿几个世纪，通过地下渠道传播，或者是在基督教世界的外围存活下来。而且，在灵修和社会的动荡时期，对于人类基本问题，自发出现了具有激进特点的灵知派回应。在当前对形成了灵知派观点的态度和观念系列的理解中，“灵知派”这一浑名代表了一种合法的解释学境域，可以为西方文化传统中许多最具影响的运动提供分类和解释。
多面的灵知派运动在时间地点上的起源，在现代多有争论，本书第一章以检查这些争论为开端，描述灵知派的基本倾向和哲学-宗教信条。无论是反异教文献还是拿戈?玛第文库都表明，灵知派思想的基本原则，乃是会员的精英阶层断言他们拥有特许的拯救“知识”（knowledge，gnosis），高于哲学家和信众使用的拯救知识。在灵知派系统中，灵知的获得与恶的起源这一棘手问题的解决是一致的，而恶的起源问题总是与时空世界中生存的异化经验相联系。灵知派对物质宇宙以及人类肉身存在的局限的憎恨，与以下强有力的主张相配：会员所获得的“知识”实际上把他们神化了，把他们从非会员的哲学家和一般信仰者托身其中的由命运所决定的世界中解放出来。
灵知派好作惊人革新的癖好，以及他们神话传统和密教传统难以把握的资料，把他们的神学思辨和宇宙起源思辨掩盖在晦暗中。不过，清楚的是，他们的反宇宙态度产生了一种二元论神学，其中物质宇宙的创造者被认为是一个邪恶的德牧革（demiurge）。某些灵知派神学，包括团结的、广泛传播的摩尼教体系，设定了同时而又对立的本原或神性的存在；另一些灵知派神学则把邪恶因而恶毒的创造者德牧革的起源，追溯到一个整体神性存在中的悲剧或堕落。然而，无论是“绝对的”还是“温和的”二元论体系，就会员而言，神化知识的获得都意味着光明（或善的）力量对黑暗（或恶的）力量的胜利。伊里奈乌以及其他反异教作者，从自己的批判观点观察他们对手的倾向与行为，他们还注意到，灵知派对于超人知识与超人能力具有狂妄抱负，这导致非道德和反律法态度，表现为极端苦行和极端放纵的实践。
第二章论述灵知派观念态度的传播及其在灵修和社会混乱时期的重现，对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只是一个粗略而不完整的导引。当基督教会在罗马帝国的地位得到巩固，在西方版图内，灵知派的反宇宙观点和二元论观点就被根除了。不过它在拜占庭地区继续吸引信徒，并最终于中世纪晚期以不妥协的清洁派运动这一形式在西欧重现。12世纪费奥尼的约阿西姆（Joachim
of Fiore）院长，被认为是反复出现的千禧年灵知主义思潮的杰出代表。依靠德鲁巴（Henri de
Lubac）非凡的历史研究，我们得以概述约阿西姆从三位一体教义实施灵知派推论的要点，我们也看到，约阿西姆的千禧年观点，经过改写与变形，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经历了自己的盛衰。在多少有些专横的分类中，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雅各?布波墨（Jacob Boehme）、犹太教卡巴拉主义者（Jewish
Kabbalists）被认为是极端神秘主义信条的倡导者，而这些信条可以被确定在灵知派思辨的范围内。最后，灵知派传统的古老网络，激励了文艺复兴时期一些倡导文化复兴的主要人物。这些传统复又进入现代，在一些最重要的文化发展中形成了有影响的思潮。
甚至黑格尔在世时，他众所周知的晦涩难懂和模棱两可的思辨，就被历史学家鲍尔（F. C.
Baur）归为一种现代灵知派体系。第三章论述那些把黑格尔的巨构归于灵知派思辨的原则。审视那个时代文化氛围，可以看到，灵知派的态度和观念为黑格尔体系的出现做了背景上的准备。检查对黑格尔发展至关重要的早期阶段，可以看到，这些传统有助于他试探性地为随后建立的无所不包的灵知派体系奠定基础。
第四章关注西蒙娜?薇伊（Simone
Weil）对她所认为的20世纪精神、理智和道德危机的严厉回应。薇伊在性格上毫不妥协，拒绝参加任何组织和协会，倾向于宗教体验最苦痛的形式，这使她为这个时代的虚无主义开出的解药具有明显的清洁派特征。这种特征反映在她对在时空世界中的生存持不确定态度，也反映在她把自己看作一个承担者，来对基督教的意义做一种精英式的自我神化解释。而且，当她把注意力转向创世、道成肉身、救赎和三位一体，她思索的结果乃是灵知派神谱思辨和宇宙起源思辨这些古老主题的另一种变形。
C. G. 荣格（C. G.
Jung）是从这个领域的另一端出发的，他认为，早期灵知派以及他们后续时代的后继者，是他理论心理学和实践心理学的先驱。荣格不考虑他们神学和哲学思辨的真正价值，坚持认为，与主流西方传统不同，灵知派确证了心灵（psyche）的诸潜意识维度，先行提出了他关于“自性化”（individuation）或“自性现实化”（self-realization）的现代心理学，而他相信这是对困扰现代社会的异化问题的恰当疗法。第五章将表明，荣格在灵知派符号系统中所做的发掘是何其丰富，而这些东西又是如何被他始终一贯地改写进了心灵整体与社会整体的新熔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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