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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游向彼岸：安迪?格鲁夫自传》，一本关于偏执狂是怎样炼成的书。
《游向彼岸》讲述了格鲁夫的不屈奋斗。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企业英特尔的创始人和前CEO，作为25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商业人物之一，《游向彼岸》的传主安迪?格鲁夫已是“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个“偏执狂”以出众的管理和骄人的财富，举世闻名。但是，他早年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和动荡的生活？为什么他要“游向彼岸”？一文不名的犹太少年，如何成为商业帝国的元首？格鲁夫的偏执来自于何方？前二十年，决定此后一生。格鲁夫20岁前多变的经历，注定是一个激励人心的故事。这一切都在《游向彼岸》之中。
《游向彼岸》告诉我们的，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格鲁夫，一个有智慧、能坚持、认准方向的格鲁夫。积极，乐观，坚持，有智慧，有远见，这就是格鲁夫。或许这就是他能成功的最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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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
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前董事长、首席执行官。1936年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1956年逃离匈牙利，前往美国。1968年，格鲁夫同鲍勃?诺伊斯、戈登?摩尔一起，联合创立了英特尔公司。1979年，格鲁夫被任命为英特尔公司总裁，1987年升任首席执行官。1997年他成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1998年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2005年辞去董事长职务，保留高级顾问一职。1997年当选《时代》杂志“年度人物”，1998年获美国管理协会“年度杰出管理”奖，2001年获战略管理协会“终身成就奖”。2004年，被沃顿商学院提名为25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商业人物。
正如有人说的：“没有诺伊斯，英特尔不会成为一家著名的公司；没有摩尔，英特尔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和土气以处于领导地位；而如果没有格鲁夫，英特尔甚至都不会成其为公司。”他不但使英特尔成为半导体行业的典范，也缔造了别人难以模仿的英特尔模式：高度的组织化和整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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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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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的三岁生日
第二章 猩红热
第三章 战争来了
第四章 生活变得很古怪
第五章 科巴尼亚的圣诞节
第六章 战后
第七章 大学预料
第八章 多波大街学校
第九章 马达奇大学预料
第十章 四年级
第十一章 大学——第一年
第十二章 匈牙利事件
第十三章 越境
第十四章 乘船
第十五章 纽约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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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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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936年，我出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20岁之前，我相继经历了匈牙利政府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德军占领匈牙利、纳粹的“最终解决”、苏联红军包围布达佩斯、“二战”刚刚结束之后的民主混乱时期、匈牙利共产党执政，以及被镇压在枪口下的民众起义等时期和事件。
本书讲述的就是那些时期发生在我和家人身上的故事。
在开始讲述我的故事之前，让我先介绍一些历史背景，这对读者或许有所帮助。我出生时，匈牙利由海军上将米克洛什?霍尔蒂领导的右翼独裁政府统治。霍尔蒂政府与纳粹德国结盟，不过却比纳粹德国的其他盟友具有更大的独立性。这也许与一个事实有关，即匈牙利位于受德国和苏联影响的国家之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时，匈牙利采取的是武装中立政策。然而，到1941年6月希特勒向苏联发动进攻时，匈牙利放弃了这一政策，转而向同盟国宣战。这就意味着它与纳粹德国沆瀣一气，向苏联宣战。
到1943年，苏联军队击退了德匈盟军，战争前线开始从匈牙利的东部边境向首都布达佩斯逼近。德国人担心霍尔蒂可能会与步步紧逼的苏联人单独进行停战谈判，于是为了抢占先机，德国于1944年3月占领了匈牙利，并在10月份时扶植了由亲纳粹的箭十字党控制的极端法西斯政府。
霍尔蒂政府本来就歧视国内的犹太人，而这种歧视和迫害的严重程度更是随着德国人的到来而进一步加剧。盖世太保负责犹太事务的头目阿道夫?艾希曼，曾在欧洲其他地区监督纳粹“最终解决”计划的实施，这次则亲自负责对匈牙利犹太人的驱逐和灭绝。这一灭绝进程从乡村和布达佩斯以外的城市展开，短短4个月时间，布达佩斯之外的匈牙利犹太人就几乎全部遭到流放，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惨遭杀害于集中营。
在灭绝犹太人的行动扩展到布达佩斯之前，德国在战场上的形势迅速恶化，苏联军队正向布达佩斯逼近，而西方盟军则成功地在诺曼底和意大利登陆，这一局面阻止了灭绝行动向布达佩斯推进。结果，布达佩斯的大部分犹太人得以存活。尽管如此，战前生活在匈牙利的65万犹太人，在战后也只剩下了15万。
1945年1月，经过激烈的巷战和逐家逐户的搜查后，苏联军队把德国人赶出了布达佩斯；到4月份，匈牙利其他地区的德国人也被赶了出去，苏军取代德军占领了匈牙利。
“二战”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苏联占领了匈牙利，但是匈牙利却享有了一段时间的多党民主。然而，匈牙利共产党一点点地加强了它的影响力，并在1948年最终巩固了自身的地位。自此，匈牙利毫无疑问地成了苏联的卫星国。
匈牙利共产党分为两大派别：本土的匈牙利共产党派别和莫斯科人派别。即使在霍尔蒂政权宣布其非法性之后，前者仍然存在；而后者的成员则逃至苏联，后来随苏联军队返回匈牙利。马加什?拉科西是莫斯科人派别的主要领导人。虽然二者都来自同一个政党，但他们在不择手段地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彼此却心生嫌隙。
到1949年，随着莫斯科人派别逮捕并公开审判本土匈牙利共产党员，这种党内派系的权力之争，变得公开化。在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执政的最后几年，政治清洗加剧，并影响到越来越多人的生活。
斯大林于1953年3月逝世。1956年匈牙利爆发了反对政府的起义。
这种反抗持续了13天，最终被苏联军队镇压下来。当时，约有20万匈牙利人逃到西方——我便是他们中的一个。
第十四章
乘船赴美
拂晓时分，我醒了，火车在一个港口前面停下了。透过车窗，我能看到月台远端停着的一艘不起眼的灰色轮船，船名是“W?G?哈恩将军”。我兴奋地看着它，这就是那艘即将载我去美国的船。
我们被通知下车，然后排成弯弯曲曲的长队，慢慢地向船的跳板走去。湿冷的天气，灰色的船只、港口以及天空，万物都给人一种灰蒙蒙的感觉。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味，我知道那是海水散发出的味道。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海，它并不如我想象中那样美，只是被一团灰色所笼罩着。而海水的气味却很奇妙，令人心醉神迷。
尽管天色尚早，但岸边已经有一个军乐队集合在那里了，他们正演奏着匈牙利国歌。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是以我们熟悉的那种方式庄严地演奏，而是像在演奏军队进行曲一样。在轻快的音乐声中，我们的队伍缓缓向前移动。
他们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个很小的标签，上面标有我们的姓名和编号。他们还告诉我们用绳子把这个标签系在大衣纽扣上。当我们走下跳板时，一名船员负责查看标签，并用英语大声地读出我们各自的编号，另一名船员则在本子上作记录。令人奇怪的是，那名船员并没有把整个数一次性地读出来，而是逐个地读，一、七、欧、七等。我猜，可能是那些美国人不识数，所以才把它们分成一位一位来读的吧，而且，“欧”（英文字母“O”的发音）很可能就是“零”的意思。
“W?G?哈恩将军”号是“二战”时的运兵船，而且是斯巴达式的。走过一段金属台阶后，我们进入了船舱，里面的空间虽然很大，但都被吊床占据着，从天花板往下，一共吊了四层。我选了一个从下面数第二层的吊床。这些吊床相互离得很近，想在床上坐起来基本是不可能的。躺在床上时，我的鼻子与上层吊床底部之间的距离可能只有一英尺。
其实，在这次旅途中，我很少有机会停下来坐一坐。娱乐室里没有椅子，只有桌子，而且桌子都被牢牢地固定在墙上，上面用钢笔写着：“请勿坐在这里”，不知是谁用铅笔把“坐”（sit）字改成了“便”（shit）字。当然，这种幽默对船上的大多数乘客来说毫无意义，因为很少有人会英文。
我们可以坐坐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厕所，即那些成排的没有门的小隔间；另一个则是餐厅，那里的所有东西（包括桌子周围的窄椅）都用螺栓固定在地板上。不久，我就明白了这样安排的理由。
由于人数众多，我们花了多半天时间才全部登上了船。下午，船员们终于收回了跳板，我们的船出发了。德国就这样在我们的视线中慢慢消失了。很多人都站在甲板上，回头眺望着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看着它逐渐消失，谁也没有多说什么。
进入开阔水域后，船开始左右摇摆，很多人都晕船了。有些难民跑到甲板上，抓住栏杆，不停地呕吐；有些人则蜷在吊床上，翻来覆去地被痛苦折磨着。幸运的是，我对这种摇晃的反应并不是很强烈，我甚至有点儿喜欢它。我借此机会游览了一下这艘船，从前到后，从上到下，我走遍了这里的每个角落，最让我惊奇的是引擎舱中那些抛过光的巨型轮子和活塞。
次日清晨，我发现很多人都聚在甲板的一侧，朝远处一个白色的东西望去。有人说我们已经到了多佛，我心头一震—我竟然看到了英国。我突然意识到最近所发生的每件事对我来说都是如此重要：逃离匈牙利、横穿德国、第一次见到大海、看到英国。几周前，任何一件事对我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但现在它们都在顷刻间相继发生了，我沉浸在一种喜悦之中，不能自拔。
渐渐地，英国也淡出了我们的视野。过了一会儿，船便驶进了广阔的大西洋，其颠簸方式与刚才也大为不同了。进入了大浪区，除左右摇晃外，我们的船还在上下颠簸。刚才没有晕船的人现在大部分也开始晕船了。仅仅几个小时，整艘船就变得跟医院的病房似的。
这次，我仍未感觉不适，反而像到了游乐园的游戏室一样，继续在船上来回走动。我要时刻小心突然摆开的门撞到我的身上，而且在楼梯上要尽可能站稳。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喷泉式饮水器喝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水流有时会突然消失，有时又会无端地喷出6英尺高的水柱。
为了躲避船舱里面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停留在甲板上。我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一直包到鼻子，以免着凉。我喜欢海上的空气，更喜欢船上的这种颠簸。
船上的食物很充足，但与我过去吃的却不大相同。这里的咖啡是用真正的咖啡豆做的，味道还不错。在匈牙利，咖啡是用烤熟后磨碎的山核桃做的，算不得真正的咖啡。
我在匈牙利只吃过两三次橙子。但在这里，我们的早餐里就有橙汁，还有半个葡萄柚。我很喜欢吃橙子，却吃不惯葡萄柚。除了这些，早餐还必然要有煎鸡蛋和炸肉。炸肉的味道通过气孔钻上来，弥漫在空气中和甲板上。渐渐地，这种炸肉的味道让我联想起了呕吐的味道。为了尽量远离这种味道，我总是匆匆地吃完早餐。
在船上吃东西是一项很艰难的体力劳动，因为船总是在左右摇摆、上下起伏。桌子上设有一些小栏杆，它们虽然能防止食物托盘滑到我们的膝盖上，但却不能阻止盘子向两侧滑动。在这里，你要么努力稳住托盘，要么拼命抓住桌子或窄椅，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桌椅都被牢牢地固定在了地板上。托盘常常不知所踪，好在餐厅的人并不是很多。
不久，我就发现，自己能与船员们进行简单的对话。为了练习英语，我经常在他们周围走来走去，寻找对话的机会。但未曾料到，他们却给我安排了一个差事。为了让夜班船员在白天能好好休息，他们中竟然有一个人手拿一顶漆着“MP”（宪兵）字样的钢盔，问我是否愿意在那里站岗，以阻止乘客靠近船员区。我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头顶宪兵钢盔不仅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重要性，也让我拥有了一个在船员区自由活动的合法理由。
在匈牙利时，黑种人与黄种人只会出现在电影中。但在这里，船员中既有黑人，又有白人，还有一些肤色介于黑白之间的、面部特征很独特的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菲律宾人。尽管船员们总是跟我侃侃而谈，但我却很难听懂他们的话。他们好像闭着嘴说话似的，尽管很多船员都在不停地嚼口香糖，但我仍觉得他们的嘴没有张开。
尤为重要的是，我与两名船员交上了朋友。其中一名船员长得又瘦又健壮，面色较黑，名叫普埃尔托?日钱；另一名则是位同样健壮的意大利裔白人。普埃尔托?日钱是船上办公室的打字员，那个意大利人则是名机械工。这名机械工原本是在船厂工作的，但为了长长见识，他决定随船到海上去看看。二人都住在布鲁克林，许久之后我才知道，那里是纽约的一个区。
他们处处照顾着我，并教我说美式英语。我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能听懂，但他们所说的话我却完全不解其意。有一句听起来像是“没错”（That’s
right）的短语，我花了几天时间才弄明白是“同意”的意思，他们每一句话中似乎都包含这个短语。他们还说“yeah”（是啊），而不说“yes”（是的），这让我颇为不解，我想这可能是借用了德语中的“ja”（是）吧。
船员区在船尾部，这是乘浪的好地方。当我的朋友们不在时，我便坐在栏杆附近的一卷绳子上。在无边的巨浪中，船尾上下起伏，我坐在那里，感觉像坐在游乐园里的木马上一样。船下降时，我几乎失重了，必须牢牢地抓住栏杆，以免被甩出去；当船尾再次翘起时，我的屁股被冰冷的绳子猛烈地抽打着。我喜欢乘浪，喜欢看船尾划过水面时留下的水痕。天很冷，而我却有一种将要安然入眠的感觉。
我的新朋友们跟我说，为了把部队从英国接回家，美国在战后建了许多艘这样的船。在我看来，为了这一目的而建造这么多艘船简直不可思议，但他们说这是真的。
他们还说，这艘船的安全性很好，然而我却越来越怀疑其可信性了。因为在越来越大的风浪中，船似乎只在浪尖与浪谷之间起伏，停止不前。据说，那是一场大风暴。
一路上，船都在不停地颠簸。听我的朋友们说，为了避开风暴，船正在改变航向，向南航行。过了一段时间，天气果然好转了起来。后来，我们又遇到了几场风暴。原本只需一周时间便可以横渡大西洋，但在风暴的影响下，我们不得不选择路程更远的航线，于是在抵岸的时间被推迟了3次以后，我们终于结束了这段为期两周的航程。
船在行进的过程中，我们都没什么事可做。一天，我们被召集到了船上的一间娱乐室里，里面摆了几张桌子，等待那些像官员的人会见我们，一次一人。轮到我时，他们首先问我的姓名，问我在匈牙利从事什么工作，到了美国以后我打算做什么。然后，针对这次事件及其产生的后果，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同时，他们还问我是否在这次事件中参加了战斗。和上次一样，我仍旧回答说没有，他们的惊讶程度与国际救援委员会的人如出一辙。他们说，在他们会见的所有人中，我是第一个称自己在事件中置身事外的人。我仍然未加评论。
此后，又有一天，我们被告知要去排队接受注射。我不知道给我们注射的原因，但我还是和其他人一起去排队了。负责给我们注射的人分成两组，一组由一名年轻的白人医生负责，另一组则由一名黑人医生负责。据说在美国，黑人很受歧视。由此我推测，这名黑人医生一定医术精湛，是位真正合格的好医生，因此我决定让他为我注射。我不知道我的推测是否正确，只是这次注射确实不怎么疼。
充满风暴、延期、枯燥的旅程使一些匈牙利人的意志渐渐消沉。这时，一些反犹太人的言论开始在船上流传。在难民中，有许多穿着特殊、不愿与人交际的正统犹太人。起初，他们是被嘲讽的对象，但不久这种嘲讽便指向了船上其他的犹太人。睡在我上铺的一个人对我说：“是你们犹太人作孽，才造成今天这一切。你们会说英语，在美国有富亲戚，而我们这些人却因此麻烦缠身。”然后，他抽出一把猎刀，在我鼻子前不停地磨刀。
船上还有一位匈牙利裔的美国牧师，他刚从奥地利旅行归来，和这些难民一起回美国。这位牧师经常把所有的基督徒难民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进行布道，告诉他们，在进入一个新世界之前，人们需要彻底抛弃原有的仇恨与偏见。拿刀的那家伙对此满腹怨言。他评论那位牧师说：“他凭什么这么说？我想恨谁就恨谁，不会改变。”
此外，船上还有一位美国的犹太教教士。我发现，那位牧师与犹太教教士关系很密切，似乎是好友，他们经常一起交谈。我觉得这很不错。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还是尽量远离其他匈牙利人，宪兵职务是我的护身符。
有一天，为了丰富我们的饮食，管理人员安排了一些匈牙利妇女担任我们的厨师。在她们所准备的饭食中，包含了大量的红辣椒和调味品。这不但激发了大家的食欲，而且还使空气中的味道改善了许多。但好景不长，第二天，我们的饭菜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日子一天天过去，船上的饭菜也越来越乏味。
一切如旧，无论菜单怎么变化，我都不排斥。有一天，午餐中提供了一种香草布丁甜食。在家时，我就特别喜欢吃香草布丁，此刻，我迫不及待地想再次回味一下那种味道。可我错了。半小时后，我的胃开始不舒服，没多久，我就在栏杆边探着身子向大西洋呕吐。此后的行程中，我再也不敢吃香草布丁和其他特别的食物，我的胃也渐渐康复了。
新年前夕，船员们为我们举办了一场晚会。在爵士乐的伴奏下，他们开始跳舞。那些黑人船员比其他人跳得更具活力、更优美，我对他们的印象特别深。与他们一同跳舞的还有一些匈牙利人，但相比之下，他们的舞姿却显得有些笨拙。
在经历了4次风暴、到达日期被更改了3次之后，我们终于到了布鲁克林。靠近陆地时，船停止了颠簸，这些匈牙利人也都逐渐找到了平衡感，走到了甲板上。已经是入夜时分，城市的灯光在熠熠地闪烁着，行驶中的汽车的车灯、街边的路灯以及千家万户的窗户中透出的灯光都依稀可见。我们搜寻着自由女神像，但不知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没看到。我们都静静地站在那儿，望着远处。我想这些房子从未听过炸弹声和大炮声，以前没有，将来也不会。我对此甚感惊奇。
我们被告知要在凌晨登陆。我将自己的物品整理了一下，把宪兵帽还了回去，并与我的两个船员朋友一一道别。我们留下了彼此的地址，那位意大利裔朋友说他会抽时间到姑父家看我，让我有空也到他家吃晚饭。岸上的军乐队正在演奏爵士乐，欢迎我们的到来。过了一会儿，他们演奏了匈牙利国歌中的一小节，然后又演奏了一段较为严肃的片段，我想那便是美国国歌吧。此时此刻，没有人在意这些，大家都沉默而紧张。
开始登陆了。我们手中拿着行李，依次下船。走进一个仓库式收容所，我们的行李被接了过去，递给传送带旁的一些官员。我以前从未见过传送带这种精巧的装置。我在想，美国也许已经发达到可以用机器来从事那些烦琐的体力劳动了。
海关人员想找的东西只有一样—匈牙利腊肠。听说这在美国是种美味，所以很多匈牙利人都从匈牙利或维也纳带了好多这种腊肠。不幸的是，匈牙利腊肠的气味很独特。凭借这种气味，海关人员准确地从一个又一个包里找出很多腊肠，并且面带微笑地没收了它们。
收起行李之后，我们便排队上了大客车。他们说，我们将被带到位于新泽西州的基尔默营，那里以前曾是一所关押战犯的营地。被带到营地已经让大家有些不满了，更何况还是一所战犯营。虽然他们告诉我只在这里待几天即可，但这仍让我们心里感觉不舒服。
美国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即使是上午，街上仍然空无一人。我所能看到的只是停在街道两侧的一眼望不到头的汽车。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汽车。我想知道开汽车的那些人都干什么去了，因为在我视线所及之处根本看不到人。街道与建筑物也都怪怪的，很难看。那些楼房更特别，正面有一段通向一层的金属楼梯，但在半空中却突然断开了。没有人明白这些楼梯是做什么用的。不过，我倒是注意到，每栋楼的楼顶都安装了一部电视天线。大量的汽车、难看的街道、空中的电视天线、人烟稀少……美国的确很奇怪。
突然，大客车拐入了一个隧道。隧道里灯火通明，里面镶着的白色瓷砖在灯光的照耀下散发着幽微的光。隧道很长，让我们印象深刻。匈牙利也有隧道，但相比之下都显得很短。
隧道的另一端是一条架在沼泽地上的公路，放眼望去，路边皆是灰色的沼泽，让人感觉有些压抑。我们的车在公路上行驶着，大家静静地看着这片沼泽，突然一个声音从车的后部传来：“这怎么可能！这里怎么跟匈牙利政府所宣传的一模一样。”
不久，我们就到了基尔默营。这个营地是由几排木板房组成的，虽然结构简单，但营房里面却相当整洁、舒适，令人惊喜，而且每个房间只放了四张床。与船上和维也纳拥挤的难民旅店相比，这里的住宿环境简直就是一种奢侈。
管理人员为我们分配好房间，又给每人发了一包东西，里面装有剃须刀片、牙刷以及其他洗漱用品。也许在他们看来，我们很需要这些东西吧。自从上了船，我就再没刮过脸，因为船总是在不停地上下颠簸，刮脸简直无异于自杀。因此，尽管在维也纳时，各个难民组织给我们分发了大量的剃须刀片，但我和船上的其他男人一样，仍留着浓重的短须。我想，我可以开家杂货店，出售我做难民时得到的所有洗漱用品。
他们通知我们，办完一些手续之后，我们随时都能离开。我们有许多会见与文书手续要应付。有一次，我正在等待会见，忽然发现坐在桌子边的黑人士兵面前放着一部电话。我便走过去问他我能否往纽约市打个电话。他吃惊地看了看我，问我要打给谁。我说打给我姑父，告诉他我已经到美国了。他咧着嘴，笑着冲我说：“可以，没问题！”我把姑父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他拿起电话说了声“金斯布里奇”（Kingsbridge），他先拨KI，再拨姑父的号码，然后他把电话递给我，不一会儿，拉约什姑父的电话就通了。
接到我的电话，他非常高兴，我也很高兴。离开了基尔默营，拉约什姑父就是我的监护人。他告诉我，他将在第二天带着他的儿子保罗过来看我。我激动无比，我终于与我今后生活中的一位固定人物取得了联系。
第二天，他们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拉约什个头儿不高，人却结实，头发稀少，和蔼可亲。他与我父亲同岁，长得也有点儿像。我们热情地拥抱了彼此，然后拉约什姑父将保罗介绍给了我，但保罗只是害羞地站在一边。他今年12岁了，看起来有点瘦弱，与他妈妈照片上的样子很像。他也拥抱了我，就像早已准备好了似的。
与拉约什和保罗拥抱时，我的手里还拿着一张卷起来的报纸。我高兴得忘乎所以，不断地用报纸拍打着保罗的屁股。
我们立刻开始交谈起来。保罗能完全听懂匈牙利语，但却不怎么会说，而且他的发音也引人发笑；拉约什则操着匈牙利口音说英语，所以我毫不费力就能听懂他说话。我们三人之间的谈话好似一场混乱的合唱，我说着蹩脚英语，保罗说着蹩脚匈牙利语，拉约什姑父一会儿用英语、一会儿又转为匈牙利语。我们相互看着对方，满意地笑着。
后来，拉约什止住了笑声。他说，他在布鲁克林大学任职，对于我的入学问题，他已经事先与学校领导商议好了。我要做的，只是尽快离开基尔默营。
第二天，我便获准离开。
后记
我再也没回过匈牙利。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至少现在是如此。匈牙利最终成为了北约的一员。但是，尽管我一直钟爱着匈牙利音乐和文学，而且总是满心欢喜地欣赏那些到布达佩斯访问的朋友们给我寄来的印有布达佩斯照片的明信片，但是，我从未想过要重访布达佩斯。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我不愿旧事重提，也许我想让记忆定格，也许仅仅因为，我的新生活是在美国开始的，我的根早已扎在了这里。我在匈牙利的根早在我当年离开的时候就被切断了，而且从那以后便枯萎消亡了。
与此同时，我在美国的生活却开始蒸蒸日上。
我以全班最好的成绩结束了城市大学三年半的学习生涯。《纽约时报》甚至为此撰写了一篇名为“难民工程师之首”的短文，并对我大肆吹捧。后来，我结了婚。那年夏天，我和妻子在新罕布什尔州打工时相识，当时她是女服务员，我是餐馆勤杂工。
毕业后不久，我们便开着一辆旧汽车，向加利福尼亚驶去—我要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继续学习。在40号公路的一个地方，有个标记显示我们正在接近内华达山脉。我幼时读过的卡尔?麦书中的那些话立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现在，我就在那里，并且即将开车穿越那些迄今为止仍然神秘的山脉。
我开车穿过旧金山北边的一条隧道，看到了一座熠熠生辉的城市，那一刻，我就深深地爱上了旧金山湾区。就如克洛德尼教授所说的那样。那里很美丽，很亲切。它最终成了我的家。直到现在，我仍住在那里。
我进入了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５年以后，父母获准离开匈牙利，来到加利福尼亚和我一起居住。他们各自找了一份轻松的工作：父亲在一家产权公司当职员，母亲则在一家超市当出纳员和包装员。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们才退休。
父母两个人都学过英语。母亲学得很轻松，父亲则学得比较吃力。他学外语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满足美国生活的需要，另一个则是想跟我妻子和他的孙女们（我有两个女儿）交谈，两者都很重要。最终他克服了困难，学会了英语。为此，他深感自豪。
父亲82岁去世，母亲仍健在。事实上，她给这本书的原稿提出了很宝贵的意见。
父亲的朋友亚尼也在匈牙利革命期间逃了出来，最终在澳大利亚逝世。他和他的妻子曾经来加利福尼亚看过我父母。
罗马茨还待在匈牙利，他已经退休，在他朋友出租的一间公寓里过着晚年生活。父亲想帮助罗马茨，但是他拒绝了我们对他的经济援助。但父亲仍然坚持给他寄钱，不过他都把钱如数退了回来。他和年轻时一样狂妄自大，最终在孤独中结束了他的一生。
伊伦姑姑和萨尼依姑父都已去世。表姐马里卡还活着，她是我们在匈牙利唯一的一位亲戚，母亲和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我搬到加利福尼亚几年之后，伦克姑姑也去世了。拉约什姑父再婚，好多年之后也去世了。在此之前，他见证了我在商界的成功。保罗早已长大成人，拥有了自己的家庭。
在从布达佩斯出逃的朋友当中，扬奇和彼得两个人最终成为了美国的大学教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只遇到过几次。布比当上了工程师，
50多岁时死于心脏病。伊姆雷也在加利福尼亚，现在已退休。他的儿子与我记忆中的伊姆雷非常相像。
我曾试图和我的朋友加比联系，但最终仍旧杳无音讯。他成了匈牙利所代表的封闭时代的一部分。
我珍爱着美国的生活。国际救援委员会和施密特教授为我打开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扇大门。凭借奖学金，我读完了研究生院的所有课程，毕业后在仙童半导体公司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当时这是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后来我参与组建了英特尔公司，一段时间之后，这家公司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后来我荣升为首席执行官，并在这个岗位上干了11年，直到1998年为止。至今我仍然是董事会主席。我一直很惊奇，当我在学业和工作中取得进步的时候，没有人曾因为我的移民身份而对我的成功耿耿于怀。
我成了真正的美国公民，在1997年被《时代》杂志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我的两个女儿现在也都各自成家，并且有了自己的孩子。事实上，是她们这些孙辈的到来才促使我讲出了自己的故事。
正像瓦伦斯基老师预测的那样，我成功地游过了那个湖—我努力过，也失败过，我的成功得益于很多人的帮助与鼓励。
现在，我仍然在人生之湖中畅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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