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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已不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但《论语》中的精华，依然可以和现代企业管理相当益彰。
管理学者肖知兴在《论语笔记》中写到，几千年的跨度背后，人际互动的经验和道理，未必会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他认为，战略能力、组织能力、领导能力背后，一个企业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只能来自于领导层对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和对外在诱惑振拔的力度，而这种力度，却正是一代中国企业所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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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论语笔记》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用于现代的企业管理。
管理学的核心道理本身其实很朴素，与中国传统经典中的思想有非常多相通之处；中国的企业管理，自然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肖知兴用管理学的思路来读中国经典，这本《论语笔记》，便是在吸纳了西方管理理论的背景下，在建立了全球视野之后，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从传统中寻求自然、健康的自我认同，重新树立从容淡定的文化心态，从而提升我们个人及我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肖知兴管理系列
《企业江湖》
《中国人为什么组织不起来》
《纸上谈兵说管理》
《论语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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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肖知兴，1972年生于江西。199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经济专业，2004年获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组织行为学博士。
著有《企业江湖》、《中国人为什么组织不起来》、《论语笔记》、《纸上谈兵说管理》、《不同文化的社会资本》、《东张西望》、《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和《常识与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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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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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问政（代序）
敬忠以劝
一言兴邦
三省其身
一以贯之
反求诸己
己所不欲
直在其中
以德报怨
学而时习
从吾所好
不逆不亿
知其不可
吾道不行
君子固穷
敏以求之
修己安人
道之以政
忧以天下
群而不党
性近习远
可使由之
远来近悦
和而不同
有所不为
尊贤容众
礼让为国
仁者言
君子小人
易事难悦
乡人皆好
失言失人
不仕无义？
仁者有勇
问于不能
唐棣之华（代跋）
论语全文（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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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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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问政（代序）
管理学的核心道理本身其实很朴素，与中国传统经典中的思想的朴素性非常类似，这就给我们打通管理学与中国传统经典之间的内在理路留下了契机。闲来我用管理学的思路来读中国经典，渐渐读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古今能够实现交流是因为，几千年的跨度背后，人际互动的经验和道理，未必会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不像从《易经》中读出现代物理来那样八卦，让专业人士哭笑不得。更何况，在这个满城说奶酪，言必称哈佛的年代，整理点国故，也算是发掘传统经典中的现代元素，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所作的一点贡献吧。
《论语?颜渊》载：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孔子说，只要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战备，以及人民的信任就可以了。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人都难逃一死，但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就什么都谈不上了。
我从这里说起，是因为孔子所讲的治理国家的足兵、足食、民信三个层面，与管理学中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资本的理论之暗合，着实令人称惊。战备相当于物质资本；粮食是百姓生存的基础，所以相当于人力资本；孔夫子认为最重要的，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信任，也就是社会资本。
一个企业长远发展最重要的根基是什么？自人力资源、人力资本这些概念普及以来，思想再落伍的人也可能会暂时把目光从资产负债表上挪开，回答说是人力资本了。其实，这个说法是经不起分析的。人力资本，如专业技能与技术诀窍本身，是企业成功公式中的一部分，但却未必是最起决定性作用的一部分。以可口可乐公司为例吧，它长远发展最重要的根基是什么？自然不是现金、存款、厂房、机器等（物质资本），那么是它那个号称存放在保险箱里，只有几个人知道的配方吗？是它几乎无坚不摧的广告队伍吗？是它几乎无所不在的分销系统吗（人力资本）？其实都不是。可口可乐最重要的资本恐怕是消费者对这个品牌的信任，也就是可口可乐品牌本身的价值，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品牌多年来一直以700亿美元左右的估值雄居“全球最有价值品牌”榜首，相当于它年营业额200亿美元的3倍多。
这听起来有点卑之无甚高论。事实上，人们容易忽略的是，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品牌代表的仅仅是顾客对企业的信任，只是企业需要取得信任的五种利益相关方中的一种。其他四种分别是：员工对企业的信任，合作伙伴对企业的信任，股东对企业的信任，以及社区对企业的信任。五种信任加起来，才是企业真正的立身之本。而这五种信任中，依我看来，员工对企业的信任是其他几种信任的基础，是本中之本，万源之源。
老板们爱用的一个有点老套的修辞性说法是，一把火来，把工厂烧干净，只要员工还在，我多少天之内可以重建企业之类。假设在某种情况下，工厂和员工一起消失了呢？你还能不能重建企业？如果这个企业的社会资本还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应该是肯定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都是可以穷尽的，唯有社会资本，却是生生不息。
经济学里探求绩效背后所有驱动要素的问题叫做The full imputation
problem，探求的对象包括个人的绩效、企业的绩效与国家的绩效等。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代表自20世纪70年代舒尔茨（Schultz）的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绩效背后的驱动要素认识的一大进步。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三种资本对于企业层面的含义。在个人层面，三种资本的含义同样非常适用：物质资本是你个人拥有的财富，人力资本是你健康的身体与头脑中的知识，而社会资本则是决定他人对你的信任程度的个人信誉。
在国家层面，经济绩效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关系是学术界的热门课题。最著名的可能还是福山的《信任：社会美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该书中的很多分析虽然非常浮泛，但架子做得足，影响力还是很大。更为学术界重视的是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比较意大利北部社会和南部社会机制的名著《让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把公民社会建设的过程及其障碍分析得丝丝入扣，非常精彩。同样影响力较大的还有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学家林?朱克（Lin
Zucker）的著名论文《信任的生产，经济结构的制度渊源》，其中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高屋建瓴地分为信任发展的三个阶段：先是身份信任阶段，然后是过程信任阶段，最后是机构信任阶段。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整个经济发展的历程，是非常难得的洞见。
国家层面建设信任与社会资本，最大的障碍是统治者的机会主义，也就是《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中所说的“驯服专制政府”。政府的机会主义破坏的不仅仅是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同时破坏的是社会资本建设的根基。例如，很难想象一个相信“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机会主义政府能建设一个公正、透明的司法系统，而司法系统的问题连带产生的是信用系统的问题和道德系统的问题，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孔夫子强调人民对管理者的信任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其核心原因即在于此。
敬忠以劝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
按钱穆，白话译文是：季康子问，如何可使民众敬其上，忠其上，并肯加倍努力呀？先生说，你对他们能庄重，他们自会敬你；你让他们都能孝其老，慈其幼，他们自会忠于你；你拔用他们中间的善人，并教导他们中间不能的人，他们自会互相勉励，加倍努力了。
让员工敬业、忠诚、加倍努力，这也是大多数管理者梦寐以求的目标。孔子提供的解决方案很简单，你如果想让员工以恭敬的态度对待企业，你得先尊敬员工；你如果想让员工忠诚于企业的利益，你得先让他们有条件建立和睦的家庭；你如果想让他们加倍努力，你所要做的只是提拔优秀的员工，发展不优秀的员工的能力。
这里的核心机制，首先是“仁”的原则，就是与人为善，在没有得到关于对方的负面信息之前，把对方视为守信用、有底线的人，从而主动投资，发出愿意合作的信号。其次就是我强调的对等原则。如果把对等原则解释为
“礼”（来而不往非礼也）的话，孔子的这个解决方案体现的是“仁”与“礼”
两大原则的合力，其实质是，通过“人心美德相互之间的感应”（钱穆语），用美德唤醒美德，奠定企业良性发展的基础。
我们在尔虞我诈、杀人不见血的商场出生入死，你在这里讲袖手、谈心性，说的好听是书生意气，说得难听是痴人说梦！我当然还不至于迂腐到这一地步。首先，我这里的“仁”、美德指的是以正直、诚实、守信为核心的现代商业道德，也就是李泽厚所说的以契约性和理性主义为特征的社会性公德，不是以个体完善为特征的宗教性私德。正直是合算的，仁者无敌，这种底线道德对于个体商业运作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我曾多次阐述过，这里不再赘述。
其次，对等原则（即礼的原则）看似缥缈，其背后实有心理学中强大的预言自我实现法则的支撑。这个法则说的是，你对他人的预期往往会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自动实现。你一开始认为对方是一个不值得信任、随时可能钻空子的机会主义者，对方往往就可能成为一个这样的机会主义者；你认为对方是一个只知道短期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对方往往就成为这样一个经济人；你认为对方是一个善解人意、善于合作的社会人，对方往往就成为这样一个社会人。管理学的X理论Y理论，教育学里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对孩子的期望越高，孩子的成就越大），其本质都是这个预言自我实现的原则的体现。要想与对方开展合作，实现双赢，在没有对方历史交往记录的情况下，你只能首先把对方当做一个诚实的人，通过以诚相待，让对方相信你合作的诚意。如果一开始就毫不信任，处处设防，对方的表现，往往就会朝你设计的方向走。
所以说，“仁”与“礼”的原则蕴涵的合作秩序，可以构成现代商业文明的基础；传统文化，经过选择、再阐述、与西方优秀思想的对接后，可以成为一代中国、一代企业家的精神资源。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不要忘记把先秦儒家和汉代以来庙堂化的儒家区分开来，批判和摒弃后者中愚民、专制和“吃人”的成分。例如，一般人都把“三纲五常”中的“三纲”作为儒家文化中不好的成分，陈寅恪在“五四”时把“纲”
解释为榜样、表率，认为三纲五常是中国文化的精髓，究其根本，也是想方设法提炼出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再加以现代化的转型的意思。
我们在这里讨论如何找到精神资源，以平衡经济发展大潮中个体对短期利益的过分的追求，解决信任危机产生的合作危机的问题。有意思的是，西方冷战后这些年来，因为一直一边倒地强调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现今同样面临一个如何平衡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防止出现信任危机和合作危机的问题，典型的例子是著名印裔管理学者高沙尔（Sumantra
Ghoshal）引起各方面强烈关注的遗著《坏的管理理论正在毁灭好的管理实践》。
高沙尔是管理学界的一位传奇式人物，生于加尔各答，31岁时放弃印度石油公司管理层的岗位到美国求学，四年时间内拿了两个博士学位，一个是麻省理工学院，另外一个是哈佛商学院。1985~1996年任教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迅速成为管理学界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后来他加入伦敦商学院，并成为印度商学院的创立院长。可恨天妒英才，高沙尔去世时年仅55岁。
高沙尔去世时，世界知名财经报刊上都有悼念他的文章。《坏》一文３月份刊登于《管理科学院学习与教育专刊》上之后，又罕见地引发了财经报刊一系列的报道文章。文章的主旨是，芝加哥学派关于人的自利性的人性假设，加上社会科学为了建立自身学术地位而对自然科学的刻意追随和模仿，商学院内充斥着各种不把人当人看，而是看做自私自利、无空不钻，唯一的目标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的各种理论，如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博弈论、理性主义社会学等。这些理论通过商学院灌输给经理人，被经理人广泛地采用到实践中之后，自我实现了这些理论的“经济人”假设：“如果有理论认为太阳是绕地球转动的，这个理论不会改变太阳的实际运行。理论错了，真相自会有别人去发现。与此对照，管理理论，只要足够流行，却会实际改变管理者们的行为：他们会按照理论去做。”
冷战后的西方，在思路上走极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商界、管理界存在的问题，只是其中一个侧面而已。这些批评，从高沙尔这样一个相对的“局外人”口里说出来，其实不是偶然的。作为印度人，这些问题他更容易看清楚。只是在这个伟大的“纠偏”工作中，来自中国的古老思想能贡献些什么呢？伟人面前，唯有高山仰止之叹。
一言兴邦
某著名旅游饭店总经理讲到该饭店如何把儒家思想作为企业文化的基础，从而让员工能够用发自内心的微笑来接待顾客。事实上，糟糕的管理各有各的糟糕之处，优秀的管理却都是相似的，发自内心的微笑，在服务业，全世界范围之内，不管企业文化的基础是什么，恐怕都是优秀管理的标志，倒未必是儒家思想的独门秘传。儒家虽然源自中国，但当今中国，真正能用好儒家思想的企业，可能真的不会太多。如何让儒家思想成为优秀管理的基础，我发现《论语?子路》中有一段很有启发意义：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定公问：一句话便能振兴国家，有这样的事情吗？孔子回答说，不能这样期待言论的作用呀。有人说：做君主难，但臣子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的难处，这不几乎就是一句话而振兴国家吗？
定公又问：一句话便能丧失国家，有这样的事情吗？孔子回答说，不能这样期待言论的作用呀。有人说：我做君主并不快乐，只是没有人敢违抗我讲的话罢了。如果讲得好，没人违抗，是好事。但如果讲得不好，也没人违抗，这难道不几乎是一句话而丧失国家吗？
统治者如果能够体贴被统治者的难处，国家就有振兴的希望；相反，如果统治者一味颐指气使，作威作福，这个国家就有难了。我以为，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儒家最重要的原则：对等原则，也就是回报（Reciprocity）的原则。中国人讲儒家，讲忠孝仁义，讲三纲五常，却往往不重视这个对等原则。但我的看法是，这个原则却是决定了儒家思想的长远生命力和可转换性的最重要的基因，按王阳明的话，是“千古圣贤相传一点真骨血”。
把儒家的这个对等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孟子：“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注意，这里的着眼点都是统治者、管理者，而不是被统治者、被管理者。孟子把话说得这么清楚，以至于让流氓无产者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恼羞成怒，下令把孟子的牌位搬出孔庙，实在是戳着他们这类专制统治者的痛处了。
对等原则背后的机制实质上是这些年来西方经济学的一个热门话题：非完全合同或者非正式合同。这种合同中，合同双方合作关系的建立靠的是双方基于对等原则，对自身义务的主动践行。而且，实力较大的一方还有主动担当风险、首先向合作关系进行投资的义务。与基于平等原则的完全合同或者正式合同相比，这种合同的优点在于，因为省了谈判、监督、执行的费用，交易费用往往比正式合同低一些。问题在于，这种合同需要合同双方，特别是实力较大的一方坚定的价值观的支持，尤其是当合同的范围超出了家庭、邻里、朋友等自然关系的时候，如果没有信仰体系或严密的社会制裁机制来提供这种坚定的价值观，这种合作关系就非常容易坍塌。
为什么在中国先秦儒家理想中温情脉脉、其乐融融的对等关系在现实中会迅速坍塌，逐渐演变成掘地三尺、令人发指的政府机会主义，而与中国相对比，同为儒家传统,日韩社会却相对成功地保持了传统价值观对人们的行为的威慑力呢？汉初董仲舒和公孙弘等人主导的儒家思想系统地法家化和专制化，对等原则被抛弃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巨大的规模，使得“非数字上的管理”难度以几何级数加大，应该也是一个原因。分析组织问题、社会问题时，规模是一个很容易被忘记的变量。日韩社会，因为其相对较小的规模，以及孤岛、半岛地理环境下，逐渐形成一种仿佛“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社会制裁机制，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同时实行了相对有效的约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社会资本，在动荡不安的经济转型阶段，对整个社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平衡和凝聚的作用。
不管怎样，在中国，在被统治者劫持的儒家多年偷梁换柱式的愚民教育的结果是，人们逐渐忘记了对等的原则。义务的对等交换逐渐演变成了统治者单方面向被统治者要求的忠孝、服从、奉献的义务。这个过程，也就是我曾经分析过的，从分享型价值观向牺牲掠夺型价值观转变的过程。可惜，单向的机制不可能是稳定的机制。从另一角度看，几千年的愚民教育，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何尝真正被“愚”过，你不仁，我不义。你掠夺，我要么干脆什么都不干，要么想办法让自己成为掠夺者的帮凶或者是新一代的掠夺者，最后大家一起锁定在一个低水平的均衡状态中。
近年来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前沿的一个核心概念是高投入型人力资源管理，强调的是雇主对雇员在薪酬、福利、培训和发展等各方面的主动投入，从而带来员工对企业的认同、爱护和忠诚。其基本逻辑与先秦儒家思想的对等原则是完全一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包含了现代管理文化中最先进的内容，这一方面，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妄自菲薄。可惜多少人完全无视我们传统文化中这些优秀基因，却一头栽倒在洋人脚下，不分青红皂白地捧别人的臭脚。
从另一方面讲，因为统治者对传统文化的利用，我们必须清醒地面对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各种扭曲和误导，细心辨明分别的功夫，是无法省却的。在对等原则这个问题上，如何把对等原则与西方文化中的平等原则实现顺利对接，尤其是传统文化实现顺利转换的核心所在。儒家传统的再生和复兴，只有建立在对等或者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才会有希望。
三省其身
《论语笔记》写到这一篇时，我突然有些犹疑。当年读到王小波关于哲学王、道德教师、军代表的嘲讽，深以为然，之所以下决心出国闯荡，原因之一也是不想走一条类似他在《智慧与国学》中描绘的那个会缝扣子的傻大姐的老路，尤其是在这儒学、国学成为走私人口之类勾当的招牌的诡谲年代，稍有点洁癖的人，对于这些东西可能躲都有点来不及，更何况我一个做管理学研究的？
但是转念想，对于了解我的思考历程的人，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我读《论语》，绝不是想要做小波所说的什么“道德精英”。我关注的核心问题其实是竞争力、能力、技术，大而言之，还是属于科学、智慧、知识的范畴。之所以从经济理性、法理理性走向人文、信念、价值观层面的探讨，是因为我长期的思考发现，战略能力、组织能力、领导能力背后，一个企业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只能来自于领导层对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和对外在诱惑振拔的力度，而这种力度，却正是一代中国企业所最缺乏的。当然，价值观是根源，也并不意味着它是什么“一抓就灵”的“终极知识”，从价值观到利润，中间要经过文化、制度、工具各个阶段，每一步都是必不可少的。但问题在于，如果根源问题不解决，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无论表面上看起来怎样，毕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为世界分工体系中的“民工”，风里来，雨里去，挣一点血汗钱没问题，要想成为世界级的领先企业，恐怕终究还是南柯梦一场。
“三省其身”语出《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其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前两问不用解释，第三问指的是，传授给别人的东西，自己努力思索、研究和实践了吗？这一问，非常适合于知识工作者，其实也就是上文中我的犹疑的部分缘由。
基督教讲原罪、忏悔、赎罪、得救，儒家讲省身、修身、养性、内圣，乍看似乎很一致，仔细思索，却包含了很大的不同。这里的一个命门在于三省其身的“身”字。自我那么重要的一个词，在中文中却用一个“身”字来表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西方文化自我意识之强。心理学中关于自我意识的文献汗牛充栋不说，随便翻开一本英文字典，都能找到一大串以self-开头的词。心理学一个有趣的实验是，在大猩猩的鼻子上涂上一点醒目的颜色，让大猩猩站在镜子前，大猩猩会使劲伸手去够镜子里的大猩猩的鼻子，而不会想到，原来涂着花鼻子的大猩猩正是自己。原因就在于，大猩猩没有自我意识。让婴儿做这个实验，他们也会做出类似动作，只是到了一定年龄后，才会慢慢发展出足够的自我意识来。
也正是基于这个“身”字，美国华裔学者孙隆基（可能是对中国文化最具批判性的学者）构建了他关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以“心”与“身”构成的“良知系统”。身是身体，肉体，臭皮囊，总而言之是形而下；心是仁，二人，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社会属性，是中国文化对于人的定义，具体则体现为对他人的“身”的关心、体贴、照料之情。也就是说，归根到底，中国文化是一种关于“身”的文化，一种“身体化”的文化，所以中国有堪称世界第一的口腔（饮食）文化。同时，因为“身”靠他人、集体、社群来照料，所以中国人不会有真正的自我意识，脱离了自己所属的社群，就会丧失组织控制自己的“身”的能力，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破坏环境，按孙隆基不无刻薄的说法，所以形成了中国同样堪称世界第一（倒数）的“肛门文化”。例如，西方人非常注重培养婴儿的排泄习惯，从小培养儿童的自我控制意识，而中国人的习惯之一是开裆裤，意味着可以随地大小便；之二是大人用嘘嘘声来督促儿童大小便，其结果是养成他制他律的人格。总之，他人是每个个体存在的根本目的与最终意义，调节与他人关系的道德于是成为最高的善，同时也成为真与美，几乎成为传统中国人尊崇、认知与审美的唯一对象。
所以，三省其身的省，是对自身在现实世界所处的人际关系的反省，不是宗教性、超越性的反省，对生命意义的拷问、对自我认同的质询、对自我实现的追问，都不包括在这种反省的范围之内。梁漱溟把文化分为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文化（自然科学），处理人与他人关系的文化（人文），处理人与自我的关系的文化（宗教）；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在第一种文化的领域不发达，第三种文化更不发达。例如，中文一个“心”，英文中却有heart、mind、soul三个词，分别表示感情之心、思考之心和灵魂之心。王小波感慨，与中国人感情之心（感情与伦理相连，所谓moral-emotional）的发达程度相比，中国人思考之心完全处于蛮荒状态，其实如梁漱溟所言，中国文化中最薄弱的还是灵魂之心。没有灵魂之心主导下的高度自我意识，就不会有人类面对宇宙万物，探索大千世界时的万丈雄心与怡然自足，自然不会有科学和技术的大发展，思考之心就不会太发达。更重要的是，没有灵魂之心的支撑，以感情之心维系的人际伦理、道德原则也非常容易塌陷，往往不容易经得住现实中的种种诱惑。中国人的道德是社会性的道德，一旦脱离“自己人”的圈子，就可能为所欲为，而上帝无所不在，其威慑力自然无法相比。所以，明末大儒刘宗周把“慎独”作为他的心学思想体系的基础，实在是个中人论啊。
我曾讲过中国企业赚钱容易花钱难的问题，强调抽象的伦理原则对于企业开展研发与营销工作的重要性。从思考之心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是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缺乏。创新的领域，没有创新者强烈的自我意识，是不容易成功的。中国人往往把创新看做一种社会性的行为，是出风头、与众不同，其实创新本质上更是一种人物交融、心与物驰的科学家的状态，需要的是灵魂之心支配下的思考之心的发扬光大。科学和技术大多是孤独人在寂寞中的玩物自得的结果，与西方人相比，我们这个把关注点放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民族实在是有些太爱热闹了。西方的一流大学往往设在“鸟不生蛋”的偏远的小镇，中国的大学，要是被放到了小地方，江河日下的命运，几乎是肯定的（唯一的例外恐怕是出了诺贝尔奖的西南联大）。一般人到西方旅游，往往都羡慕他们普通人的居住条件，蓝天绿树，如何有田园牧歌的风味，短期旅游没问题，真要待下来，住上几个星期，就算没有语言和社交的问题，恐怕很快就要开始想念国内那夜夜笙歌的日子了。中国大城市也不是没有卫星城规划，最后还是四环、五环地摊大饼，其实也与中国人这个文化特性有关。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大陆新一代人自我观念的逐渐形成。这一点，从“我的地盘听我的”，到“我能”、“只要你想”，这些迎合新一代人价值观的广告词中就不难看出端倪。与这一代年轻人相比，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的很多例子都要成为老古董了。当然，他们的自我观念多大程度上能够摆脱身体化、消费主义、拜物教的倾向，走向真正的灵魂之心，也还是未定之数。但老派的人倘若仅仅是站在感情之心的立场，把特立独行背后孕育的灵魂之心的胚胎视为异端，直欲掐死之而后快，那中国文化可能真要生生地断送在这些卫道士的手上了。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没有三省其身的领导，就不会有正心诚意的下属，也就不会有和谐团结的集体，组织就会渐渐滑向权术文化的深渊，这些道理我已经讲过多遍。这次我没有简单地老调重弹，是想把我对儒家的一些更深的思考表达出来，并不是要否认三省其身本身。国家之间的竞争，最后是企业的竞争；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的竞争。儒家之缺乏超越性，其实已是学界共知，是王顾左右还是面对现实，是百般辩解还是承认差距，努力提高，在这一轮跨国文化的竞争中，我们其实并没有选择。李泽厚曾感慨，因为儒家的现世取向，坚守儒家文化家园自有一番皈依人格神者所不能体会的异常辛苦处，其实正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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