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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最受尊崇也最受误解,一生中几次彷徨更几次呐喊
中国,七个鲁迅:迷惘的青年,激愤的斗士,孤傲的文人,冷酷的批评家,幽默的旁观者,改造汉语的翻译匠,自我流放的精神导师
不读鲁迅,无以知中国;不读“忧思录”,无以知鲁迅。
从鲁迅的忧思,到忧思鲁迅,百年中国凝结于一个人的命运,孙郁以刻刀般的力度和精准,为鲁迅绘下木刻画的精神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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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孙郁,本名孙毅,做过知青、文化馆馆员、记者等,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80年代起转入文学批评和研究,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主要著作有《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鲁迅与陈独秀》、《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张中行传》等;主编“回望鲁迅丛书”、“回望周作人丛书”、《倒向鲁迅的天平》、《被亵渎的鲁迅》、《苦境:中国近代文化怪杰心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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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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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之风
日本经验
浙东脾气
过客与看客
凝视生存隐秘
“新民间”的歧途
奴性国度
译介之魂
发现俄国
话语的维度
鲁迅眼里的美
走向十字街头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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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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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性的国度
1
还是在北京时期,《京报副刊》让读书人推荐必读书目的时候,鲁迅交了白卷。他说中国书要少读,应多读外国书。这招惹了不少怨言。周作人曾说鲁迅好唱反调,故意与人作对,也包括类似的事件在内。那时候能够理解他的,几乎没有几个。那骂声,现在还在一些人那里出现着。
我个人想,鲁迅的用意,大概是逃逸中国陈旧的语言。在他看来,中国的语言是被污染过了的,即我们都在使用一种奴性的语言。要改变它,一是回到汉唐时代的某些语境,恢复阳刚之美;二是取之民间,采野风而用之;三是从外国那里得到参照,加进逻辑的因素。回到汉唐的秩序,自然是梦想,去往的路已经阻隔,不过神往一下而已。到民间去,那里早就被皇权化了,所获也是不多的。而读外国书,也许能够有种参照,或许有鲜活的感觉出来。据他的翻译经验,是可以改变母语的一些表达方式的。而那达成的路,则有古语言的因素,或者说古语言被激活了。这里大概有他的叙述策略。
对士大夫语言的厌恶,是从留日开始的。自从接触了章太炎的观点,便对清朝以来的流行文章有鄙视的态度。而那时候通过日文的阅读,才知道语言的表达的丰富性是应该可以做到的。他苦苦翻译域外小说,乃是为了摆脱旧的文章之气,输进新鲜血液。而那时候给他语言快感的一是六朝文章,二是日语与德语里的俄国小说。日本文字儒雅的行文对他有一定的影响,那些朗然的文字,让他看到了精神自新的一种可能。
他回国后的文体,与晚清的悠然的古风大相反对,完全没有那些套路。在教育部的行文里,毫无官气,而书信中的词语是汉唐气魄的。他自觉地与身边的语言保持着一种距离。比较一下他和许寿裳、蔡元培的文字,是可以感受到这些的。五四前后,白话文出现,鲁迅十分高兴,对这一新的语体寄予了诸多希望。胡适温文尔雅的笔触,周作人博学的谈吐,李大钊刚直的词语,在鲁迅看来,都是新的语言的诞生。倘说中国还会有什么希望,从一种新的表达式开始,才是重要的。他加入《新青年》的队伍,也有语言革命的一种呼应心理。虽然他内心对同人的观点并不都认可,而志向是有交叉的地方的。
鲁迅到《新青年》去凑热闹的作品,是《狂人日记》,在文风上是卓绝于文坛的。那完全是诡异的表述,文字幽玄而深邃,象征的句式背后乃一个颠覆旧俗的预言。那样的文辞里没有温吞的思绪,直来直去,而且以非奴态的直逼,向着本真挺进。后来他写下的《野草》,撕碎了士大夫的伪饰的外衣,精神进入幽深之所。那些对认知极限的打量的文字,是被地火熔炼过的,晦气与阴暗的东西统统消失,诞生的却是心灵烛照的光泽。那么纯粹、幽远、神异,像晨曦般穿射在精神洞穴里。一切虚伪、自恋、奴态的词语都与其没有关系,那完全是新式的精神表达式。新文化的业绩之一,其实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个人主义的新文体。
而那时候,北京文坛新旧之间的较量从未停止过。旧式文人的存在,与那些复辟者的言行成了一种可怕的势力。他们主张尊孔,提倡读经,印制古书。在鲁迅看来,古书未必都坏,还有先人美妙的遗存在。但是在根本的层面上,古书的逻辑,多是为主子拍马的文体,与今人的感受殊异。在一个专制的国度,表达方式要有个性,要摆脱的正是奴隶之心。
他后来看到林语堂、周作人、刘半农回到明清士大夫的小品文里,内心是失望的。京派文人的儒雅和自恋,就把文词的亮度减弱了,好像有了钱牧斋的沉闷。他觉得新文化人应在基本点上,保持一种与传统的距离。旧文体里是有毒素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出这一点。这个看法,也许值得商榷。然而那背后的对未来的期待,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一二。
在《二十四孝图》里,他谈到了对士大夫的文言文的反感: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碍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
自从所谓“文学革命”以来,供给孩子的书籍,和欧,美,日本的一比较,虽然很可怜,但总算有图有说,只要能读下去,就可以懂得的了。可是一班别有心肠的人们,便竭力来阻遏它,要使孩子的世界中,没有一丝乐趣……妨害白话者的流毒却甚于洪水猛兽,非常广大,也非常长久,能使全中国化成一个麻胡,凡有孩子都死在他肚子里。?
对文言文厌恶到这种程度,是刻骨的经验在起作用的。他说菲薄古书的,唯有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对的。那些旧的文选有许多乃信口雌黄,或者自欺与欺人。在他看来,那些古老的遗存,与今人的个性殊远,根底是,它们还是奴性的语言。
今天的青年不易理解鲁迅的这种想法。普遍的看法是,孔子的话,朱熹的话,康有为的话,不是很有人情味儿和哲理么?可是现在谁能知道,那些被人借用过的语言,扼杀过多少青年的生命;那些溅血的遗存,以及低眉的战栗之语,早被儒雅的士大夫的历史叙述遮掩过了。
2
他对奴性语言的警惕,是从对旧道德的颠覆开始的。而铲除那些旧道德的办法,则必须具有一种牺牲自我的精神。他有一句话,曾感染过许多学者,那是讲到长者对青年的态度的时候,有如下的独白: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这样的独白,倒让我想起释迦牟尼、耶稣的精神,他们身上普度众生的悲壮感,在其身上也有作用吧。而这种牺牲了自己,去救别人的举动,中国历史上的哲人不多见,或者说是极为鲜见的。
鲁迅和孔子的关系说起来意味深长,他们在根本点上,是那么的不同。鲁迅在许多层面的选择,恰是从告别孔老夫子开始的。
鲁迅那代人反对孔子的某些思想,是基于生命进化的考虑的。孔子学说到了后来最大的问题,乃与生命的自然发展相对,保护腐朽的,遏制幼小的生命。儒家的伦常本来是促进生命的和谐的,可是在后来的演进中却被“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置换了。那结果是以长者为本位,铲除了幼者的土壤。这个在宋明理学中,显得很突出。以致在晚清和民国,还有它的余荫在。鲁迅的这个思路,和泰戈尔很像,即把学理和礼教制度区分开来。泰戈尔讲到宗教与宗教制度时,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宗教说,作为现实的人的个人是值得尊敬的,不论他出生在哪个家里。宗教制度说,出生在婆罗门家里的人,他是值得尊敬的,不管他是多么大的蠢人。这就是说宗教念的是解脱的真言,而宗教制度则念的是奴役的真言。?
在中国,儒学与儒教间的复杂关系也是如此。道德的建立,在中国后来完全扭曲了。让鲁迅痛心的是,这些存在完全忽视了个体生命无限发展的可能。在中国,男尊女卑,老人政治与男权主导一切,在鲁迅看来是大有问题的。而我们的文化,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秩序里,似乎与人性的本然有倒置的关系。五四后,鲁迅在多篇文章里讲到儒教的错误,文章写起来显得很沉重。
他自己的婚姻,就是旧道德的结果。爱情是什么,很长时间,他自己也不知道。在一篇文章里,写到了无爱的婚姻的痛苦。因为有彻骨的痛在,对道理里的演化出的非人性的存在,便有深切的认识。所以,他加入《新青年》队伍,也有认可新的道德观的冲动,自觉地把思想集中到炮轰孔家店的行动里。
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里,他说:
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
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
一个颠倒了的价值观,须要用新的逻辑把它颠倒过来,这才能合乎近代以来的社会潮流。但做到此点,不是毁掉人情与人性的美,而是继续这种人情和美的精神。而那手段,则是文化的改变,以诚与美的精神为之。他认为做到此点,首先是“爱”,“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爱”与“牺牲”,在鲁迅看来是建立新的道德伦理的条件。而实施这新道德,鲁迅谈到了以下三种看法:一是理解,二是指导,三是解放,这样才能够把中国文化引向另一个天地。
鲁迅谈论这样的话题的时候,显得有些天真,乐观的预言压倒了先前的惆怅。这个语境里的思想,除了进化论的痕迹,大概还有易卜生主义的影子。进化的结果一定是后起的好于以前的,而易卜生的思想则无疑是人道的与个性的精神的盘诘。中国旧道德,其结果产生了奴性的人格,这是可惜的。王得后在《鲁迅与孔子》一书里,对此分析得很透彻,他说:
孔子讲“孝”,有的内容是人之常情,合乎人性的。如:“父母唯其疾之忧。”“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都是“自然而然”的“爱”,“自然而然”的“亲情”。然而,孔子强化的“孝”,根本特质在“敬”,在“无违”,在“父父子子”的绝对服从,在“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乃至于“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虽然,父母有错、有不妥的地方,可以劝谏,但父母倘若坚持己见,坚持自己的一套,不听劝谏,还是必须“敬”,必须“不违”;而且要做到没有怨言怨气。即所谓“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这样,子女完全没有“自己”,没有“个性”,没有“独立的人格”,完全是父母的附属物;这是一种奴隶性的伦理道德。?
王得后是看到了问题的根本的。鲁迅视野里的孔子遗产,在这样的层面上是远离现代人的需求的,个性潜能未得开掘,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而这个缺陷都集中表现在生存的状态,以及汉语言的体系里了。
3
儒家文化演进中出现的奴性,导致了整个民族劣根性的产生。自然,中国的社会问题复杂,奴性的因素还残留在其他文化的形态里。奴性是统治者建立的文化辐射的结果,大众与士大夫,都在所难免。而且这一切都在日常文化里,似乎已经是视而不见的现象了。
鲁迅对奴性的敏感,是从自己的生命感受开始的。祖父的入狱和父亲的病且不说,仅自己在日本、教育部的经历,都有耻辱的记忆在。《灯下漫笔》写道:他的存款贬值后,很有些恐慌,后来听说钞票可以换回现银,虽折了大半,可是内心却还是欢喜。他于是自嘲地叹道: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自己就是一个奴隶,这是他感悟到的。所以当他写到阿Q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隐隐可以感受到他对自己的拷问,谁能说这里没有他的影子?鲁迅说他对自己的解剖,不亚于对别人的讥讽,都是对的。
他对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评估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个看法,缘于奴隶性的视角,不是社会历史分析的视角。所以,有他自己鲜活的特点和感受。在这个基础上来理解他的思想,或许能够看到思想的一种逻辑过程。
我们可以把他的痛苦的抗争,看成摆脱奴隶性的选择,这是重要的。他对传统猛烈抨击的时候,看到了无趣的人生的无所不在。孔乙己如此,阿Q如此,祥林嫂如此,魏连殳也如此。大家都在这样的秩序里。
奴性的要害,是没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万事自欺,又去欺人。或者不妨说,是没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他在《论睁了眼看》中写道: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这是从文人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或者说是批判文人的奴隶性。至于民众的奴隶性,则更为奇异,日常生活的一切,几乎都没有自娱的空间了。随想录三十八写道: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民众的精神被污染之后,思想是无法起飞的。他在小说里刻画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几乎全是如此。比如看客的形象,游民的形象,都是这样。这样的国民,也就造就了这样的政权。他们互为因果,陷在大的轮回里。这种对奴隶性的反感似乎有无政府主义的痕迹,可是他是带着诚与爱面对等级文化的。个人的高蹈与昏睡的国民间的对立,在其文本里造成了很大的张力。只要细细品味那些语言,就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士大夫不行,民众也不行,那中国的文化真的万劫不复了。鲁迅后来意识到自己的思路存在问题,修正了一些看法。但这种修正隐含着对第三阶级的渴望,那就是既不属于士大夫者流,也非庸众者流,而是新兴的斗士。他和各种势力较量的时候,露出了中国人新的品性。一种全新的人格的力量,把旧文明里凄惨的存在颠覆了。
这里,尼采、托尔斯泰的选择,给了他很大启示。尼采是古文字学家,深知历史的隐含,对词语的敏感是强烈的。他故意以新的词采抗拒基督教文明,都有深的用意。至于托尔斯泰对宗教中礼仪派的偏离,也是寻找有生命热力的文章的渴望。鲁迅在接触他们的资料时,其实是意识到解放奴性语言的必要性的,那些也潜在地融入他的生命哲学之中。
4
我们仔细体味鲁迅的一些作品里的人物,那些对话里的神态都有奴态的一面。人的语气,神态含着木然和俗气,这些描绘惟妙惟肖。奴性的语言有各式各样的形态,大致说来,一是绵羊型的,二是残暴型的,三是流氓型的。而有的时候,这三种形态集于一人之身,可怜与可恶皆有。他描述的阿Q,集中了其中的大部分因素,读之让人久久难忘。
阿Q的形象的复杂,乃因为他的内心容有中国人的品行的各类因素。比如在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前,就显得异常猥琐,是绵羊的样子。可是在小D、王胡面前,则又有霸道的神态。他欺辱尼姑,骚扰吴妈,在不同人面前的表现不一。性格有狡猾和朴素的一面,也有残酷、无知的一面。比如革命那一场戏,则完全是流氓态,游民的狡诈和无知皆在,有很大的欺骗性。鲁迅最痛恨的是国民性里的这种流氓气。而阿Q那种无赖的狡诈,差不多把国人的劣根性统统呈现出来了。
在阿Q的语言系统里,昏暗、无聊、粗俗、愚昧等符号都有,有的完全是江湖里的浊气。“和尚动得,我动不得?”“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什么东西!”“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这些话语,都是底层无赖气与奴才气的混杂。鲁迅总结说,中国最可怕的是“奴才的破坏”和“寇盗式的破坏”。在阿Q身上,这些劣根性都不同程度地呈现着。
可以说,鲁迅在这样的时候,内心是绝望的,他被一种灰色的雾罩住了。那些奴性的语言,没有朗照,完全是黑暗里的产物。这是文化的产物还是制度的产物呢?
而在另一些作品里,他描述了大量庸众的生活。那些被欺辱和被宰割的人的生命语言,则让人心痛。木然、胆怯、忍气吞声有之,似是而非、阴阳两面有之。鲁迅在平庸的生活对话里对非人的生活的揭示,同样是彻骨的。
《风波》里妇女的围绕辫子的对话,都是按照社会行情来的,看上面的眼色决定是非。清朝覆灭,剪辫子不是罪过,但复辟潮出现的时候,女人们议论起辫子,就复杂了。因为怕权力者杀头,就对剪辫子的男人持抱怨或恐惧的态度。鲁迅描摹她们的口气和内心,笔触逼真,是活龙活现的样子。那些普通的百姓没有自己的主见,在世风里有的仅是被宰割的苦态。这样的画面,是疏散着沉重的情感的,人们消失在帝王的话语里,自己的一切都被无形的权力的影子所裹挟。民间的百姓,哪有属于自己的话语场呢?
《故乡》的情节是有一种悲悯的情思在的。少年闰土与“我”的感情那么融合,彼此有着美好的交往。可是许多年见面后,他对“我”却叫着“老爷”。作者写到此时,笔触是节制的,内心的苦楚却那么强地流淌出来。他猛然感到,彼此间有一座高墙,被隔绝着。当年美好的一切,却被现在的主奴关系左右着。全篇的文字不多,而引人深思者甚广,奴性的语言,是矮化自己、低头的语言,在闰土的寥寥数语里,中国农民的不幸历历在目矣。
《故乡》里人物的性格不同,杨二嫂的对白则有镇子里人的狡猾与世故。她与人的交谈完全是赤裸裸的私欲的流露,可怜的奴隶相在此变形地展示着。被苦日子缠绕的百姓,要么默默无闻地承受凄苦,要么有点匪气,这都是活的中国人的形态。而作者感到最难过的是,自己曾熟悉的那些存在,统统被尘垢覆盖了。他说:
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他的浓浓爱意,都散落在这些文字里了。心绪是那样的广袤,也许唯有教徒才有类似的心境吧。可是他不是教徒,他的心是常人的跳动,而悲悯、自戕之音,在暗夜里弥散着,直到我们的心底。这是基督、释迦牟尼式度苦的心,他以先觉者的眼光,俯瞰着世界,一切都需改变。在鲁迅看来,无论自己,还是他人,都在奴隶的国度里。这样的生活大有问题,也许,只有撕碎了这存在之网,在另一个时空里,才能够自由的呼吸吧。
5
曹雪芹在自己的时代里,就意识到奴性语言在中国的特殊作用;到了晚清,章太炎、严复、刘师培也深切感受到汉语的问题。他们之间不同的看法,对鲁迅那代人都有启示。中国的奴性语言真的五花八门,只要留心一看,历来留下的遗产,不过那些主奴文化间的互证,难以找到健朗的存在。而奴隶之下的奴才,则更有甚矣,不仅无我,连无我的存在还可以当作立身的基础了。在这个现象面前,鲁迅比他的前辈看得更为清楚。
奴才语言的表现有形形色色的。有的是安于现状,在枷锁里却自得其乐;有的迷恋于无我的打量,甚至赞美无我的生活。《我谈“堕民”》写了堕民的奴才心理:
每一家堕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随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儿媳妇去,传给后代,恰如遗产的一般;必须非常贫穷,将走动的权利卖给了别人,这才和旧主人断绝了关系。假使你无端叫她不要来了,那就是等于给与她重大的侮辱。我还记得民国革命之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
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
绍兴历史的遗存里有如此深的主奴结构,一直让鲁迅刻骨难忘。中国文化内在结构里的这些问题,在他的写作中不断得到反映。奴隶固然可悲,但那些安于奴隶地位,且以此为美的人,则是奴才。这些人比堕民还要可怕。《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写道:
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有一日,他遇到一个聪明人。
“先生!”他悲哀地说,眼泪联成一线,就从眼角上直流下来。“你知道的。我所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这一餐又不过是高粱皮,连猪狗都不要吃的,尚且只有一小碗……。”
“这实在令人同情。”聪明人也惨然说。
“可不是么!”他高兴了。“可是做工是昼夜无休息的:清早担水晚烧饭,上午跑街夜磨面,晴洗衣裳雨张伞,冬烧气炉夏打扇。半夜要煨银耳,侍候主人耍钱;头钱从来没分,有时还挨皮鞭……。”
“唉唉……。”聪明人叹息着,眼圈有些发红,似乎要下泪。
“先生!我这样是敷衍不下去的。我总得另外想法子。可是什么法子呢?……”
“我想,你总会好起来……。”
“是么?但愿如此。可是我对先生诉了冤苦,又得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经舒坦得不少了。可见天理没有灭绝……。”
但是,不几日,他又不平起来了,仍然寻人去诉苦。
“先生!”他流着眼泪说,“你知道的。我住的简直比猪窠还不如。主人并不将我当人;他对他的叭儿狗还要好到几万倍……。”
“混账!”那人大叫起来,使他吃惊了。那人是一个傻子。
“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间破小屋,又湿,又阴,满是臭虫,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秽气冲着鼻子,四面又没有一个窗……。”
“你不会要你的主人开一个窗的么?”
“这怎么行?……”
“那么,你带我去看去!”
傻子跟奴才到他屋外,动手就砸那泥墙。
“先生!你干什么?”他大惊地说。
“我给你打开一个窗洞来。”
“这不行!主人要骂的!”
“管他呢!”他仍然砸。
“人来呀!强盗在毁咱们的屋子了!快来呀!迟一点可要打出窟窿来了!……”他哭嚷着,在地上团团地打滚。
一群奴才都出来了,将傻子赶走。
听到了喊声,慢慢地最后出来的是主人。
“有强盗要来毁咱们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来,大家一同把他赶走了。”他恭敬而得胜地说。
“你不错。”主人这样夸奖他。
这一天就来了许多慰问的人,聪明人也在内。
“先生。这回因为我有功,主人夸奖了我了。你先前说我总会好起来,实在是有先见之明……。”他大有希望似的高兴地说。
“可不是么……。”聪明人也代为高兴似的回答他。
这篇小文是鲁迅对中国人品行的一次高度浓缩,国民性的几种类型清晰可辨。他笔下的奴才的形象栩栩如生,让人感到无奈而可恨。聪明人的嘴脸亦活龙活现,那是中国最无聊的一类存在,这在知识界与政界是司空见惯的。傻子的出现在文章中有很有趣的隐含。这个变革者,在世人看来都不可思议。可是唯有他才可能使这个世界出现变化。鲁迅在作品中出现的傻子、疯子、狂人,都是反讽类型的人物。这些挑战奴性的人物,带着世俗意味的污垢,被蔑视与侮辱,可是与那些聪明人和奴才比,则力显出其分量来的。
对人的等级与不幸地位的敏感,在鲁迅思想里生出的是破坏的力量。对主奴结构的颠覆性摧残,是吸引青年革命倾向的一种资源。正是抓住了这个点,他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重合起来,有了社会的号召力。他后来加入左联,和共产党人有深切的关联,都不是偶然,这是他精神的逻辑点。始之于反抗奴性,终之于对反奴性的苦运的挣脱,那是十分悲壮的。
傻子是一种对平庸的否定。鲁迅通过精神病患者的意象,暗喻人性的复杂景观。这种对世俗的挑战性的话语,来自非常态的人之口,文化的漏洞就出现了。鲁迅看到了奴性语言的欺骗性,言说与存在都处于一种荒诞之中。而颠覆它,也只能用荒诞的人物与荒诞的语言。他用俗语、翻译语、反语置换着流行的逻辑,这个自身过程,就把人性被遮蔽的存在一点点释放出来了。
6
深味历史的鲁迅觉得,中国语言中奴性的因素出现,是专制文化的果实。文字狱、思想罪的利剑悬在头上,于是便有了诸多愚民的表达出现。而那些叛逆的人,在选择新路的时候,不幸也还是旧有的思维的俘虏,以为早已是新人,根底却是奴性的另一面。他对《清代文字狱档案》的解析,就看到了奴性语言带来的更为奴性的后果。中国语言后来趋于枯燥、无趣,乃是权力震慑的缘故,有人性的表达,岂不是触动龙庭?而奴才一旦得以喘息,其恶不亚于主子,那表达也就由低眉气向恶气转化了。
赵园写明清之际的“奴变”,有诸多不寒而栗的画面。那些背叛自己主子的人,对人之凶残,绝不亚于他的主子,而且更为无情,有森然的恐怖在。奴隶的造反不是精神的洗礼,而是一种生存的位移。在基本点上,还是老的路径的行走,没有新意。在思维上,多是非此即彼的逻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种思维一直延续到后来的社会变革思潮里。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不革命的,一定是反革命的。不选择甲,就选择乙。固然,在阶级斗争残酷的时期,人要超越于此很难,可是精神的复杂性却被掩埋了。
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攻击鲁迅的时候,用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可是行文,则是旧的文人骂人的套路。旧文人骂人,大多依傍在一个理论和主子下,别人都是奴才,唯自己得了真意。杜荃在嘲骂鲁迅的时候这样写道: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
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如此盛气凌人的教训人的语言,在此后的中国从未消失过。鲁迅认为这也是一种奴性语言的变种。他被激怒了,后来在革命文学论战中,他尽力克制,所使的语言和那些造反者的语言关系甚远。一方面是战斗的,一方面是智慧的、艺术的表达。那些温润而犀利的言词,与奴性品格的路径迥异。他本以为新的知识阶级是应有新的话语系统的,不料依然在旧的窠臼里。三十年代,他看到左联的刊物刊载骂人的文章,很是失望,在给周扬的信里,他说:
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不过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鲁迅所希望的新的斗士的文体,乃没有杀气的、带有严明理性和趣味的、充满爱意的词语。他后来在柔石、萧红、白莽的诗文里,看到了这样的曙色。那些虽被压抑和宰割的青年,他们在反抗之余,还有无边的暖意在,也实在是感人的吧。他所喜欢的青年的文字,都没有旧文人气。在为白莽《孩儿塔》做序的时候,鲁迅写道: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这别一世界,恰是鲁迅所神往的。因为它们远离帝王气、士大夫气和奴才气。他一生苦苦追求的,就有这类的存在,希望在汉文明里,出现先前所没有的精神的闪光。中国要有希望,自然要这样的诗文的增多。他自觉地与旧的文明保持距离的选择,不是人人能够深解的。
其实,我们看他的文章,就是典型的从奴隶语言中解脱出来的新语文。在那里,模棱两可的温吞消失了,自以为是的霸气被真诚的爱意代替了。在激烈辩驳的文体里,我们有时也能感到他的无边的暖意在流淌。汉魏的风骨和浙东的神韵,都在此飘出,尼采、果戈理的文字中峻急的一面也被转化成朗硬的词句。有人骂鲁迅只会破坏不会建设,看看他在文体上的创新,就是在今天,谁还能做到呢?
对非奴性的语言的建造,主要体现在他对青年的扶植之中。他欣赏萧军、萧红的主要原因,是那里没有萎缩的、欺骗的语言。他认为左翼作家是该创造出新的、没有绵羊气的文体。这应当有汉代造像那样的气韵,也有司马迁式的朗健在。其实他在高尔基、巴别尔那些人的语言里感受到了新话语的诞生的可能。在其培养的作家、画家那里,新的文风是使人心动的。
7
我有时候看到他的藏书,见到那些乡邦文献和野史笔记,就深感他的趣味里的隐含是那么丰富。那些不得志的士大夫的文字,都多少有一点闪亮的词语,在暗中眺望着地狱之口。古人有性情的人,总能绕过陈旧的表达,进入幽微之所。正史里记载的一些文人,也有可值得肯定之人。他赞佩庄子“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欣赏屈原则是“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对东方朔、司马相如也有中肯的评价。在他看来,文化如果能够调动人的潜力的开掘,则会有另外的亮度。
而支撑新的语言的,不仅是词语的改变,还有艺术的参考。鲁迅从古中国的艺术里,其实也感到了奇异的存在。只可惜它们存在的时间过短,不久就消失了。鲁迅以为,要在表达上有新的精神,那就得有天马行空的境界。他从俄国作家和日本作家的文字间,就感受到别样的存在。他喜欢阅读那些外文,乃是其间没有奴态的缘故。
从其文本中可以看到,他喜欢夜枭的意象,愿意用坟的画面。至于地狱的鬼火,沙漠的风,都在其作品中呈现出美丽的模样。用粗粝的存在覆盖精细的言语,就把那些被污染的语言解放出来。他的文章不断和世故者捣乱,与柔媚的文人别扭,甚至与自己别扭。否定别人身上的奴态外,也否定自己的黑暗,剩下的也只有沙漠的存在了。死亡、沙漠、黑夜的出现,是对抗灰暗的勇气之举。他以审丑的方式撞击着丑陋的存在,却于此诞生了一种诱人的美。这里拒绝了乌托邦,也拒绝了象牙塔。于是我们在他的笔下不断看到地狱的暗影。可是这不是魏晋以后文学作品阴曹地府的形影,那里不断有岩浆的激流,在喷发着久久被压抑的洪流。1936年,他出版了亚历克舍夫《城与年》的插图,那个阴暗里射出的奇异的光,穿透了地狱般的门,引来的是不屈的亮色。这些唤起了鲁迅的快慰是一定的吧。冈察罗夫《伊凡诺夫短篇小说〈田野〉》插图,也有类似的意象,都是脱了苦楚的坚毅的精神之河的流淌。希仁斯基《凯勒短篇小说》插图,遒劲的光从暗处射来,死寂的世界便活动了身躯,不再是灰暗的样子。这些作品,都是挣脱奴性的伟岸之图,鲁迅期盼的新艺术,大概就有这样的因素。我们从他推荐的版画作品,其实也能找到其心灵的一种对应,他语言的元素是有那种意味的。
在鲁迅的整个艺术活动里,几乎都可以看到他对新艺术的期待,是走向自由之途的劳作。反抗奴性的艺术,才是摆脱苦楚的选择。我们在这个层面,才能够看清他的良苦用意。冯雪峰认为这是一种“傻子”的精神,恰因为是“傻子”,便有韧的战斗性,有和常人不同的地方。传统文人被深深奴化的时候,一是毫不自知;二是染上毒气,自己也有戾气在;三是逃离,自造一个幻境。鲁迅在无所不在的黑暗中,却有另一个精神在,明快、放达的词语也能在忧患中自如地喷吐。钱理群说,在敌意中的人易处于向“神”与向“兽”的十字路口,鲁迅却因自己的战士的身份摆脱了奴役之径的苦运。这是对的。鲁迅没有在受伤时退入到兽的世界,他越是在受辱中就越是表现出人性的纯净的美。只有战士才可以从奴性的世界走出,因为他们不惧流血和牺牲,这也是“傻子”意象的一种放大。
只有理解了“傻子”的精神,也才能够了解他何以有时不近情理,何以有多疑的地方,何以对怨敌一个也不宽恕,何以在死亡面前有大的欢喜。这些都是与奴性思维相反的存在。鲁迅一生致力于的恰是这样的选择。用郁达夫的话说,就是一种“刻薄”,“傻子”而“刻薄”,是多么悖反的精神。而这些如此完美地体现在他的世界里,这两种存在背后,诞生的却是爱意的暖流。郁达夫写道:
鲁迅的性喜疑人——这是他自己说的话——所谈到的都是社会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语多刻薄,发出来的尽是诛心之论:这与其说他的天性使然,还不如说是环境造成的来得恰对,因为他受青年受学者受社会的暗箭,实在受得太多了,伤弓之鸟惊曲木,岂不是当然的事情么?在鲁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见到他的一张冷冰冰的青脸,可是皮下一层,在那里潮涌发酵的,却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热情;这一种弦外之音,可以在他的小说,尤其是《两地书》里面,看得出来。
郁达夫的看法,其实也应对了他另一句话: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郁达夫的看法,是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真言,至今依然有鲜活的感觉。同代人对鲁迅的理解,后人未必有所超越。大凡欣赏鲁迅的人,对奴隶之苦都有所厌恶,鲁迅说出的恰是觉醒者的心音。巴金、胡风、丁玲内心对鲁迅的崇尚,延续的也恰是郁达夫式的感受。我们现在读王瑶、李何林、王富仁、钱理群等人讨论鲁迅的文章,也纠缠着相似的感觉。因了鲁迅的存在,才穿越了那个精神黑洞,阳光终于因为这样的穿越而照在我们的世界上。说鲁迅是借来光的使者,也并非不对。他在奴隶的国度里,写出了别一世界的骇世的诗文。这些,谁还能做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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