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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100年前的美国人早有惊人预见：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
2.南海遭群狼蚕食，中国成抗议大国，中国不缺钱，不缺枪，缺的是海权意识、海洋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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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赴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海军官员，人手一本《海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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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海权论》即《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本书于1890年在美国出版，是马汉海权理论的第一部成功之作。该书一出版即引起关注，美国、日本、德国与前苏联等国都先后将其作为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方向指导。
中国当前严峻的海权形势已成为国人的共识。中国要崛起，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打破海上的枷锁，真正走向全球的广阔世界。制海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得不直面的问题。希望我们精心再版的这本书，能够让每位读者认清当前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所面临的重重压力。并指导中国走向破冰和辉煌，让你对中国的未来不再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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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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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年），美国海军历史学家、海军战略理论家。一生致力于海军战略理论研究和著述，共留下专著20多部及论文130多篇。他首次明确提出“海权”的概念，并成功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海权理论。海权理论对美国及人类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富兰克林称马汉为“美国生活中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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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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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论
第二章 海权之要素
一、地理位置
二、形态构成
三、领土范围
四、人口数量
五、国民特征
六、政府特征
第三章 个案分析：1778年的海战
第四章 欧洲的冲突
一、协约与同盟
二、德国的崛起
三、东方和西方
第五章 亚洲的问题
一、三强--俄、英、美
二、海权与陆权的冲突
三、以中国为中心
四、日本、中国的变化及其影响
第六章 美国的利益
一、美国向外看
二、夏威夷的意义
三、地峡和海权
四、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战略
五、英美重新联合的可能
六、未来和美国海军
七、如何准备海战
八、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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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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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亚洲的问题
一、三强——俄、英、美
一个国家要生存，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这和个人的生存法则是一样的。保存自己就是通过一切恰当的手段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并以自己的力量抵御外部势力的侵扰。
为了让行动产生最大的效果，不管是个人行为还是集体活动，我们都要将长期性的想法和短期性的想法相结合，这是十分有必要的。在表面上看，这两种观点似乎相矛盾，但它们的实践意义与影响却是互补的，就如同宇宙中的向心力和离心力一样，只有当两者同时出现时，才能保证在判断和决策上的一致性。生活就是不断在似是而非之间找到着力点，前面提到的情形只是对它的一种描述罢了。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接受相反的事实，而不是费尽心机地去抑制它，才能够让我们在成功的航线上越行越远。有一个政治信条大众都认可：“拥有一个强大的反对派能够增加代议制政府的成功效率。”这是对上述观点的一个有效诠释。所以，只有当我们掌握了详细的材料以后，才能建立起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如果只注重细节，而不把握事物间的主要矛盾，我们就很难清楚地认识到事物各部分之间的关联和它们对整体的意义，并采取恰到好处的行动。能不能正确理解事物间的关系和重要性，取决于是否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我们暂时不谈国家、集体或者其他事物之间的运动形式，光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就充满了种种必然性和不可预见性，我们的思想必须融入它们之中，而且要在面临压力的情况下做出精明的判断和决策。我们一般把行动放到最大化来进行决断，而世界上更多的是微小的、出人意料的、复杂的和充满新意的东西。虽然每个国家都将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内部问题上，但它对自身命运的掌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形势的发展。这些影响不但各不相同，而且还导致了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整体之间的连续性变化。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和性质是不断起伏的。化敌为友，以弱胜强，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都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一个国家及其领导人在任何时期都可能会遇到失望、失败甚至动摇国家根基的情况，但他们应该想到，这只是事物发展的一个阶段，应该做的就是立足实际，从当前的情形来分析以后可能会出现的种种情形，虽然这些预想可能会超出他们这一代的范围。但他们必须想到自己是后人的保护者，肩负不可推卸的责任。简单来说，就是国家及其领导人必须要有长远的眼光，并在合适的时机下合理行事。然而，由于人为的估计和事物的变化总不会那么吻合，预测和估计又非常困难，所以他们必须走好眼下的每一步，又要放眼未来，只有他们清醒的头脑和国家的利益相一致时，国家才能健康稳定地发展。
关于美国扩张主义的起源和演化虽然不是我们这次讨论的主题，但对这方面的研究依然有重要的意义。美国的扩张在最近的时间段里向前走了一大步，想要充分研究它就必须考虑大量的细节，以便从其中找出影响扩张的几个重要因素。但是这样做未必是最好的，我们应该认识到，美国的扩张只不过是几十年里欧洲文明发展的一个片段。我们能够在俄国侵占亚洲的过程中，在非洲的分裂中，在法国和德国的殖民雄心中，在德国海军力量的增长中，在日本的进步中，以及在非洲南部的实践中初露峥嵘的英国联邦思想中看到明显的证据。每一个军事大国在这些运动中的表现都不应该被我们忽视。虽然我们不知道这种运动的起源和前景，但这种运动确实存在着，而我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已经改变了国际局势和种族之间的关系。不管这种运动会发展到什么阶段，它肯定有自己的前途，要了解这些并非易事。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现实，我们还要做好此刻我们该做的事。
本文就是要对上述可能的前景做一个细致的陈述和研究。在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如何反映长期和短期的观点的。古巴、西印度群岛及巴拿马地峡对美国在政治、军事和商业上的重要意义在几百年前就被人知晓。要详细地说明这些可能需要很长的篇幅，我们暂且不管偶然性的细节，单从外交谈判和政府主张，还有如《克莱顿—布尔沃条约》、格兰特政府吞并圣多明戈的努力、关于购买丹麦人占有的岛屿的失败谈判，以及我们与哥伦比亚达成的确保地峡铁路运输的条约这些重大事项中，我们也能看出些端倪。人们对美洲的关注要早于美国的成立，当美国人把扩张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时，上面的关注便形成了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在美国内战前就存在，但在内战之时受到了压制，在内战结束之后，它又重新焕发了活力，美国坚持让法国从墨西哥撤出就是这一信念的具体体现。在某些特殊时刻，长远的想法要服从当下的利益，一旦危机消失，长远性的想法又要占据上风。
事物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当形势中出现了新的因素，旧的因素的影响和重要性就会显得更加清晰，因为它随着时间的变化慢慢被人肯定，其正确性慢慢地在具体行动中表现出来。美国的扩张思想变得更加公开和急迫，传播范围越来越广，表述得也更加自信。接着，美国将眼光移开了安的列斯群岛与巴拿马地峡，放到了太平洋、夏威夷、中国及日本身上。不过仅仅是注意到这一点的话，依旧有它的局限性，除非美国的统治者能够认识到海权对国家发展和世界的重要影响。当然，海权只是扩张的一个基石，充当保护者的角色，它自己并不具备扩张的能力。美国扩张者没有将眼光放到太平洋以外，一直没有超越夏威夷，由于夏威夷对美国重要的军事意义，美国人从来都是以防御的观点来看它，而不是把它当做，称霸世界的一个据点。根据我的观察，在美国与西班牙战争之前，美国的扩张就被历史上继承下来的防御思想所束缚。现在的美国人只是将安的列斯、古巴、巴拿马地峡及夏威夷作为军事防御基地，并渐渐感到美国所要面对的危险都可能从那里开始。所以美国人必须赶在敌人之前制定出一系列措施，哪怕不是军事行动，也要采取一项直观的政策。
正是这种心理才导致了和西班牙的战争，它的结果也正说明，一旦拥有了适合自己的精神土壤，思想的种子就能很快生根发芽。当下的美国人正在讨论建国者和前几代人都没有涉足过的领域，而各种声音和文字、报刊评论都显现了这一现象。历史习性让美国人从没断过在自己大陆外获得疆域和建立权力机构的想法。虽然在亚洲获得霸权的这种想法让美国人乍听之下大吃一惊，但这是美国人长远的计划，也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这跟美国在短期内的行动并不矛盾，就像对菲律宾的吞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是美国人在思想上很完美的跳跃。
今天，我们必须制定出符合眼下发展的政策，并安排一系列任务。不过这对于马上要去做的事来说是必需的，但对于以后来说就未必同样如此。在充分考虑到现实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对将来发展趋势的把握，这些都跟我们在未来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些年发生的一些事件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国家之间的关系，对它们的研究会为我们对未来的展望提供正确的方向。虽然这种展望不一定完全正确，而且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产生种种不一致性，但只要国家的引导是富有远见的、持续不断的，它就能产生重要的意义。进行这种研究要有灵活的头脑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因为美国人已经习惯了对国际形势的漠不关心，除了门罗主义。这不但是我们所处独特地理位置产生的结果，也是我们骨子里刻意要求的产物。这种懒惰是历史遗留的，因为在当时，故步自封有很多充分的理由；还有，这种意愿和华盛顿反对美国加入同盟的警告息息相关。当今世界局势在发生变化，我们没办法置身事外，所以一定要考虑到自身的行动对国家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妥善处理国际关系。对于国际局势的关心不仅能增加我们的知识，也能满足我们对陌生事物的渴求性，这些和我们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影响着我们的后代。
有了长远的意识，在处理国际中的突发状况的时候就不会显得手足无措，因为这种意识已经帮你做出了选择。对于即将发生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做充分的了解，这样才能有备无患。充分的准备是指对现状和未来都有足够的了解，美国最近发生的状况很好地表明了这种准备的重要性。对古巴和西班牙的战争使美国攫取了世界强国的地位，由此带来了无数的责任和机会。没有比这个更能让人感觉猝不及防，并能更好地说明眼前的考虑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了。很显然，对现实的种种考虑在一定情况下并非无足轻重。肯定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将美国从欧洲国家的争斗中拉出来，并让它重焕生机。和西班牙的战争只是这些事件中的一个，这些事件都促使人们把眼光转移到了东亚，使人们认识到环境的变化要求人们改变以往的政策。处理眼前利益的重要性在下面的事实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日本在四个月前还向美国政府表示对我们吞并夏威夷的不满，而现在又十分支持我们占有菲律宾。
东方局势的变化也是有很多预先的事件做铺垫的，这和美国的扩张一样，不过东方发生的事件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也没被我们所关注；另一方面，使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事件都集中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这样就会使人们感觉很突然，从而让人们丧失对它精准的判断，只有模糊的认识。当然，它们的确客观存在着，在影响国际局势的强国间同样存在，我们一定要避免和这些强国的接触。随着时间的变化，我们占据了菲律宾，关于这件事我们没必要回避，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机会往往是和责任同时出现的，不管我们有没有能力利用这些机会，我们都必须做出决定，而这种决策的正确或错误只有依靠道义来评判了。
在占领菲律宾后，我们受到了种种指责，有人说我们背弃了门罗主义。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偏见。门罗主义虽然包含一定的贬义，但它所包含的内容却没有更多的含义；如果门罗主义所包含的含义是固定的，我们只有拒绝新形势才能奉行它了。门罗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抑制欧洲各国对美洲大陆的扩张。所以，我们在干涉欧洲对美洲进行侵占的时候，并没有固定的行为准则和成文规范。只要符合我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就去做。
这种相互弥补的力量没有任何的条文或者法律约束，所以我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随时放弃其中的一个，也不会招来谴责。如果我们把门罗主义当成一个纯粹的政策来奉行，并接受广泛的建议，那我们在亚洲的权力也就不会被人禁止。门罗主义从一开始就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两个国家领土上的邻近地区是产生争端的一个根源。而我们国家得益于在地理位置上相对孤立，所以这种情况就能得到有效地避免，结果就是和欧洲国家的争端完全脱离关系。
总而言之，我们要充分运用我们在地理上的优势，尽量保持稳定发展。但是在本土之外，各国的利益会有交集、融合；而在这些地方，门罗主义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们从来没有过占据欧洲领土而获得利益的想法，因为一旦介入欧洲争端，对我们并没有好处，某一个地方局势的稳定依赖于几个世纪以来各民族之间的平安延续；我们在西半球的扩张并没有什么好与不好的顾虑，最终也没能有效地调整西半球的民族关系。在当下的亚洲，我们遇到了和我们的利益紧密联系的问题。我们需要一如既往地采取有利于我们的行动，就像我们在欧洲和任何国际争端中的表现那样。如果形势发生突变，而某些地方成了权力的真空，我们会以保护自己的体制和抵御外敌为出发点，对这些地方实行军事占领。不过，美国不会得寸进尺，因为这和它的政策是相违背的。但是前面我们提到过的情形极有可能发生，不管最终的结局是怎样，当一个生命死亡之后，尸体除了用于解剖和充当食物之外，别无它用，就像秃鹫喜欢在死尸上空盘旋是由生存法则决定的，一味地抱怨不会产生任何效果。永远不可否认，世界是一路向前发展的，我们只能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对我们有利的因素并运用于自身，既不能一味地排斥，也不能对已经发生的事悔恨或者伤心。
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门罗主义会一直适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门罗主义渐渐变成了一种传统，一个很保守的东西，它所具备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参半。这种传统的观念只能运用在一成不变的事物上，而一个事物是否会发生变化完全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如果一种思想所对应的事物是一成不变的，那么这种思想就永远实用，变成了真理；但是对思想的运用却在不同的条件下有所不同，信念、规则、主义都不是原则本身，只是它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已。它们没能力摆脱外部条件的影响，在有些条件下暂时的实用也便没有永恒的意义。我们不应该将这些思想神话，而应该在任何情况下对它们进行修改。
不管对一种思想如何迷信，依然有可能对它进行修改。从美国对欧洲事件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哪怕是在今天我们也找不到干涉欧洲事务的理由。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欧洲力量发生变化，我们对欧洲的态度再也不能一成不变。哪怕只是出于保护自己安全的考虑。我们被世界的发展拖进了这样一个圈子：一旦有一个欧洲国家衰落，可能会直接损害我们的利益，从而促使我们采取行动，一是为了避免灾难，二是为了减少损失。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关注不同国家的实力和国际地位，对我们自身而言是十分必要的，同样它们对我们的态度也受国民性格和政府政策的影响。所以，美国人的命运和其他国家的命运是相同的，只是现在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罢了。而且在亚洲，所有的国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处，这一处不是指某个特定的区域，它在未来的发展中还会发生变化。
来自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力量在亚洲交汇到一处，对亚洲的未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先从地理位置、人员、环境等因素来探讨一下地理上的特点。随后论述政治状况。为了了解这些，我们还得注意亚洲周围的环境，比如欧洲国家的地理状况和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等特点，以及和亚洲联系的交通线的情况、各国在亚洲的军事据点等。亚洲问题不仅仅是局域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亚洲问题出现的时候，世界正好面临着这样的状况：交通方便快捷，借助于电讯联络方便，各国的变动越来越受到其他国家的注意。但是敏感并不意味着理解，就像症状和诊断是两码事一样。所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从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到政治问题和军事战略有很多相同之处。这两者中间有利益的连接，而各国领土边缘的情况正是其军事力量和军事行动的基础，在和平状态下也是如此。向利益交织的范围内投入力量的能力和交通同样具有首要的军事意义，因为无法自由方便地移动的力量不是有效的力量。正是各国之间运输能力和设施的不同使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效率有所不同。
如果单纯以形状来观察亚洲大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几乎完全处于赤道北部，其主要位置在北回归线和北极圈之间，大多数地方位于温带地区。不过以此就判断亚洲是温带气候的话，就有点草率了，因为自然状况在每一个地方是不同的。亚洲北部和南部分别在西伯利亚和印度，前者异常寒冷，后者异常炎热。主要原因是亚洲大陆太过辽阔，海洋无法发挥对气候的调节作用。区域辽阔对气候的影响体现在季风上，这种季风是随着季节而变化的周期性的风，就像陆地和海洋的微风随着昼夜的变化而改变一样。不过，季风的持续周期同信风一样是稳定的，季风主要出现在印度洋、孟加拉湾和中国海，是由大陆冷热交替形成的。太阳在赤道南北间的运动导致了大气风向的周期性，冬天刮东北风，夏天刮西南风。
从轮廓上来看，亚洲大陆沿着北纬30度从东到西的跨度大约是5000英里，而沿北纬40度则会增加几百英里，这是由于西部的小亚细亚半岛和东部的朝鲜半岛向两边延伸的关系。总体来说，在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存在着亚洲最典型的自然景观和政治分立，这种极为不稳定的形势使得亚洲问题非常棘手。在这两条线之间还有苏伊士地峡、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伊朗）的绝大部分及阿富汗，帕米尔、西藏高原地带，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在这个地带还有摩苏尔和巴格达、德黑兰和伊斯法罕、梅尔夫和赫拉特、喀布尔和坎大哈，以及远东的中国北京、上海、南京和汉口等城市。在这些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所属的国家能够依赖自身的力量保持其稳定，强大的邻国也无时无刻不想着侵犯它。喜马拉雅山只有南段偏离出了北纬30度。虽然日本领土狭小，但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领地的大部分和政治中心都在这个地带内，而且跨越了这个地带。
从整体上来说，这个地带争端不断。它的南部和北部的政治状况虽然整体上比较稳定，但也并非一潭死水。南北两边的边界都有外敌入侵的危险，各种争端层出不穷，虽然这些争端从眼下来说还只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这些行为不管是从表面上来看，还是从实质来看，都是军事冲突的前期表现。亚洲的分裂地带是向东西延伸的，而亚洲军事争端却是南北方向的。我们所要了解的就是这些争端产生的原因及背景。而这其中的利益关系是非常庞大的，现在的形势在表面上显得相对平静，我们希望这种平静能够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某种调整的出现。这种调整要么符合每个人的利益，要么是由参与竞争的最高领导人决定的。抛开理论，就实际情况而言，平衡既能在力量不平等的情况下出现，也能存在于完全的均衡之中，这个说法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矛盾，其实却非常有道理。
我们展开一张世界地图，就能找到这个地带有一条分割线，这条线所经过的区域的政治都极为混乱。这条线沿着南北摆动，它所包含的人物和事件都是我们熟知的。光是听到突厥斯坦、基辅、梅尔夫、赫拉特、坎大哈、喀布尔这些名字我们就能感觉到这种情形，满洲和旅顺也在这条线上。在亚洲西部和远东地区都能很清晰地看到这种摆动，对历史有研究的人将会更加了解这点。事实上，把亚洲沿着南北分割开来是办不到的。把东西方分开来调查，把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和另一个地区完全分开，东西亚共同构成了一个大问题的真实内容并给它注入了大量复杂的因素。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探寻它们之间的联系及它们与整体的联系。
我们暂时把亚洲东西向的分割线看做我们分析问题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将考察这条线的特点和力量分布。这些力量沿着南北两个方向不断拓展并发生变化。随便看一眼地图，我们就会注意到一个明显的问题：庞大的俄国的领土从小亚细亚向东延伸一直到日本上端。在这样大的跨度内，任何政治力量都没能力阻碍俄国集中军队。在俄国，只有自身遥远的距离和自然环境的阻碍能够限制它调动这些力量，所以处于中心位置的俄国具备非常有利的因素。另外，俄国的领土像一把利剑一样插进了中亚，在它的一侧还有高加索山脉及里海的保护，另一侧，是起伏不断的山脉，从阿富汗向东北延伸到中国西部边境，所以到现在为止，俄国并没有遭遇到来自中东右侧力量的侵略。
俄国的领土推进是在100年内完成的。在中亚，它的楔入点是在波斯与阿富汗之间，我们能够联想到，途经波斯而直插波斯湾对俄国来说多么具有吸引力。这样的活动在大陆的另一端已经展开了，俄国跨过满洲直插旅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俄国的东西两侧，它都焕发出无尽的活力，不过这种表现显得收放自如。出于一种扩张的欲望和自然生存法则，俄国正在依靠自己在地理上的优势向南推进，而推进的中心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东突厥斯坦与蒙古地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对上述地区内的俄国行为产生干涉。从自然环境和政治状况而言，俄国漫长的地带并非它的弱点，因为它的扩张中心不会受到袭击，如果某个国家真想对俄国加以限制，只能在上述地带的侧面进军。所有反对俄国扩张的国家都与俄国素无冤仇，也不是嫉妒它的强大，它们只是觉得，无论任何一个国家，无休止的扩张和不公平的主宰都是值得诟病的。如果世界能连成一个联邦，政治的运行就需要有反对势力的存在，它无疑应是以国家或种族的分野为基础。
北方和南方从字面上来看是相对的，所以我们推断，与俄国北边的扩张相对应的是分割线南边的扩张。事实的确如此，不过南北之间还是有些差异，无论是从本质还是扩张的程度而言。历史千百年来的演变使我们产生了许多想法和企图，我们从中能够了解到，虽然南亚半岛深深地插入了中亚争执不断的区域，但统治南亚半岛的权力中心却与它相距甚远，同俄国领土的集中相对的是，它的人口和军事力量都显得非常分散。正是因为这样，印度才没成为英国的主要政治和军事活动场所，它只是英国众多殖民地中的一个，而英国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由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将它们连接到一起。在众多的殖民地中，只有印度最适合用来对中亚实施军事打击或者对俄国扩张线的前沿采取行动。印度的陆上边境有阿富汗山脉及喜马拉雅山的天然保护，而海上边境有称霸世界的英国海军。这样一来，印度实际上就成为了一个开往埃及或者向中国进军的前沿阵地，对邻近地区的控制就更加不用说了。
从本质上来看，印度不仅仅作为一个军事基地。它处在埃及和中国的中间位置，同样能够适用于澳大利亚和好望角，这样，英国在其他殖民地的行动，都能够在印度得到补给和支持。在印度和亚洲问题的联系方面，它也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占领缅甸会使印度的领土边境向东推进，这样就避开了喜马拉雅山脉，中国的大门就被打开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中国的西部省份都将会暴露在眼前。在海洋上，英国在这边的海峡殖民地和香港及埃及的海军据点一样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强有力地援助了英国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海上贸易。从更深层次来说，这种贸易针对的是亚洲分割地带，或者说是南北力量的争锋地带的侧翼。以亚洲领土为目的是这个争端中最明显的体现。
英国和俄国在亚洲的军事占领构成了当前的亚洲形势，不但英国和俄国的行为是以它为前提的，其他国家或防御或进攻的行为也以此为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人们就不会关注这片领域。正是由于有了这个背景，每一个国家都会面临多多少少的危险，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所以，我们必须时刻思考、总结这些危险和机会，因为它们是国家利益所在，这些利益在政治领域是和战争中的战略目标相对应的。
国家首先要将自己保护起来，这和个人的自我保护意识一样，我们不能将其理解为一种狭隘的生命循环。生命的特点是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但是对国家而言，扩大其规模不一定是必然的。对人也是如此，当我们的身材长到一定极限之后，人的精神还会在很长的时间内不断发展变化。对于国家来说，保存自己就意味着通过适当的方式获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东西，并以此来抵御外部力量的入侵。我们习惯了根据某一项既定的权力来分析国家之间的争端，在这个时候，我们预设的前提是这种白纸黑字的权力必须得到遵守，到那时，当一场争端中一方的优势要远远强于另一方，而又没有法律或者制度的规范时，我们就只能权宜处理了。从自我保护的观点来看，这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充分地考虑到对手的要求，并在很大程度上给予满足，或者通过协调达到双方的平衡，这对两国及两国的人民都非常有益。在这样的一种协调当中，国家和政府并不是结果的拥有者，只是充当了一个工具的作用，它自身不会获得什么，而是为后代谋福祉。所以，放弃既得利益和求助仲裁都受到这种关系的制约，因而一个政府不能光从自我奉献的角度出发采取行动。国家与个人不同，个人处理的是自身的事务，所以这种精神当然值得提倡了。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把眼光集中在英俄两国的领土安全上面，虽然英俄两国当前在亚洲最具竞争意向。我们要考虑到这两国既有发展的需要，也有发展的权利，而这种发展一方面受到它们两国水火不容的态势影响，另一方面则与亚洲存在争端的分割地带有关。所以上述问题的讨论不能仅围绕英俄两个国家，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讨论，尤其是亚洲地区。因为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发展一方面能解决许多问题，另一方面能促进亚洲地区的发展。
发展的两个相关因素是：组织内部活力和国际物资的交换自由，前者能消除差异而后者维护着贸易平衡。组织问题属于国家内部问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涉及外来因素。不过，交换自由必须依赖外部环境，它不仅与交换对象有关，也与交换过程中的利益相关体有关。因此，商业交换不仅能促进处于英俄两国统治范围内的亚洲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而且能够带动有此目标的其他国家的发展，从而实现双赢。任何一个被统治国家都渴望在商业领域获得均等的机会，不会受到强权压制等各种不公平待遇。因为这种情况令人厌烦、让人无法忍受。据分析显示，至今军事力量的使用仍是问题的关键。虽然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现在的形势是，英俄两国不仅在获得新的地理要塞方面有优势，而且在巩固、发展新旧土地时也如鱼得水。
这种情形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处于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所有地带。但是，因为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使得它备受关注。目前，涉及的问题与发展的结果关联不大，而这种发展结果也许不能将中国人民对贸易交往的美好期待变为现实。未来是怎样的谁也做不出准确的预测，涉及的问题对发展结果的影响就像一个变量对函数的影响。不过，对于发展而言，这和把不同的数值代入表达式求得结果又有本质的不同。不同的问题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甚至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情况下也会产生不同的发展结果，因此必须把各种结果都考虑进去。
与此相连，假如把亚洲的中央地带看做一个源泉，世界各国凭此互通有无来使自己受益，这看起来非常合理。因为就连亚洲地区建设国内交通所使用的劳力和资本，都会对许多国家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在未来会怎样，对我们现阶段的预测影响不大，但是，如果把所有的因素（陆军和海军力量、陆上的和海上的地缘状况、内外联络、商业活动和利润等）都考虑在内，上述影响将会呈级数增长，而级数的大小由国家未来的实力决定。
世界各国特别关注亚洲地区的原因是，它能为世界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就各国对亚洲地区的控制意图或者争取瓜分的企图来看，这与军事目标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你接受了上面有关数值的可变观点，接下来我们就谈谈在战争策略上极为重要的内外交通问题。国内交通只是一个国家商业发展的一部分，就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构成国际航线的交通，它们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众所周知，交通主要有海上运输和陆地运输两种方式。这种划分方式使我们联想到欧洲如今正处于拉锯战的海上强国英国和陆地强国俄国，它们不同的本质预示着两国的较量即将拉开帷幕。认真观察英俄两国的竞争形势，它能更好地引导我们看清当今世界的复杂局面，并教会我们如何求得对手之间的平衡发展。为了达到这种平衡，英俄两国的组织结构无论在大小上，还是性质上都应该相似。另外，它们之间的摩擦要尽量避免。如果上述两种局面能够实现，英俄两国就能和平相处了。
海上航线随着船只的航行延伸，与始发点和航行方向无关，这是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自然法则，人们只能遵守并应用这种法则，而不能妄想改变它。海上交通的运载量比陆地运输多得多，而且陆地运输需要的开支比海上高得多，因为陆地运输不仅受到地形的限制，还受到加宽道路、增修铁路所需开支的限制。因此，虽然陆运有着速度上的优势，但还是不能弥补数量上的劣势，所以海运有着陆运所没有的竞争优势。海运的这些优势是与生俱来的、长久的。只有在没有海运的地方，或者水运不方便时，陆运才会有竞争力。不过，人们常常因为铁路运输的速度优势，而忽略了它的数量劣势。我们应该明白运输的好坏不仅取决于速度，更取决于长时间内能够安全运送的货物数量。
水运的上述优势可能对于它所属地区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不过，正如上文所言，海运的存在与它的使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后者取决于能力，该能力一方面体现在海军力量上，另一方面体现在海陆交界处海上力量与陆上力量的相互配合上。在海陆交界处，由于陆军力量在传统中是政治权力的基础，它与海军力量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协调因素，这就需要达成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影响范围是不可预知的。
陆权的使用与海洋之间的距离有关；由此可知，在任何海陆交界处，陆地环境同样制约着海权的使用，使它受到陆权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上述情形在海港及可航行河流的出口处、河流的中上游地段、岛屿及对海岸战略的影响程度不同，甚至像直布罗陀这样的海峡及苏伊士运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上述情况中，陆权对海权的影响不言而喻。还有在国际水道被陆上力量截断之处——巴拿马地峡，这种截断在陆地的毗邻之处极易发生。而人工水道最易受到截断的威胁，苏伊士运河就是最好的例子。从地中海通往波斯湾的铁路，不仅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前景，也显示出了被截断的可能。
虽然陆地和海洋是具有不同特点的交通渠道，但是毫无疑问，对中国及拥有海岸线的国家而言，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有效媒介，使各国的物资交换顺利进行，促进国家的发展。长江对于海运有着重要作用，因为它有几千英里的河段可用于汽船航行，还将大海与其他流域的中心地带相连，中国拥有的海岸线可使别国的船只由海洋抵达，由于交通便利，运输量和财富都会相应的增加，所以要想有好的收益，就必须保持海运畅通无阻。由此可以看出，从商业交换中获益最多的国家最希望商业不断发展，而商业的发展又与环境有关，因此借助海运发展贸易的国家都把和平的环境作为影响利益的首选条件。商业国家的利益在于和平已不是新鲜的话题，但它们也要随时做好战争的准备，在此条件上推行和平政策，但是战争的准备应该是防御性的而不是侵略性的，原因如下：因为这些国家的主要利益在海上并对海运有控制权，但它们对争端区域的陆地控制能力要比邻近的国家弱；又因为海军对内陆的控制能力有限，而且作为防御工具的海军，对其他的国家不会构成太大的威胁。
前文说到，俄罗斯的统治地域广阔且连为一体，加上它距离海域遥远，因此不可避免地要依赖陆运与亚洲的多争端地区进行交通、联络。由于陆运条件恶劣，俄国很难通过政治扩张的方法得以改善。这就表明，俄国即使扩张到了海边，但由于这些抵达点远离俄国的中心地带，它们的联系还得通过陆运。因此对于俄国而言，海上贸易只会对离海岸线较近的地区有益，但这些地区较小，无法达到海上贸易的水平，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并且，它们濒临的是内海，这些地区还可能遭受敌国的封锁，这一情况在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波罗的海的出入口就时有发生。
通过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可知，由于海运比陆运有着上述的比较优势，那么俄国在积累财富方面便处于不利地位。换言之，俄国缺少获取财富的有力工具。对于这个事实，俄国肯定会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就会体现在侵略扩张上（厌恶任何国家扩张行为的人最喜欢用这个词）。它一定会不断侵略，以此来满足财富积累的目的。如彼得大帝众所周知的志愿表明，俄国经常有组织地进行侵略计划，而这些计划又值得我们深思，有多少是为了自身的需要，又有多少是为了永不满足的野心。这或许正是亚洲局势动荡不安的原因，可以这样说，海上贸易只让俄国小部分地区受益，而这些地区加起来和俄国的领土相比也是九牛一毛。因此，俄国的目标是更多、更开放的海域，甚至希望占领或者控制别国的海滨地区，来满足使自己繁荣昌盛的野心。在此还要说明，俄国对内的统治制度及一般政策是：在吞并了某一地区后，俄国通常要剥夺其他国家在它实行占领之前就已享有的东西。
假如你了解了利益纠纷的情况，又找到了敌对的依据，那你只是发现了问题的一面。那些在海运方面有着天然优势的国家，海上贸易促进了国家的发展。这些国家即使不同情俄国，也要做到坦诚相待，因为俄国因其海岸的狭窄、内陆的广阔、条件的恶劣及气候的严酷承受着诸多的束缚。
尽管有海运优势的国家应持有以上态度，但俄国人民依然有自己的责任。同理可知，亚洲地区可能出现的任何变革都与人民和政府的道义责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不能只依据自然因素或者现有的法律，也不能只靠社会中约定俗成的原则，因为我们有可能面临许多机制瓦解或者部分需要调整的局面。这两种情况也可能通过自然选择达成一种平衡，各自找到适合的位置，这一过程中所包含的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能理性地对待自然的力量，并通过妥协和人为的协商方式求得自然的协调，矛盾冲突或许可以避免，至少部分能够避免。
二、海权与陆权的冲突
东面的中华帝国、西面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及波斯的政治局面和社会前景都无法确定，它们就成为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的攻击对象。
陆权对亚洲中心地带（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未来的影响，使得俄国特别偏爱实行领土独占。而其他国家即使在俄国领土上享有权力，也只是偶然的，而且权力的使用情况不能令人满意。但也有例外情况，后文会涉及。凭借着自身的军事力量，俄国在海权范围外为所欲为。不过，虽然在一些地区不能对俄国直接抵抗，但可以通过其他地区的力量对它进行限制。这种力量可以是海上的也可以是陆上的，要以实际情况而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施加上述压力，因为各国力量均是多样且广泛分布的。在一个地区的行动总是受到在其他地区虚弱地位的牵绊，作为军事行为，这类约束方式被称作“转换”。
如果俄国妄想推行独占政策，就可能产生上述压力，分散它的军事力量，削弱它的实力。这不仅与俄国的地域辽阔、交通不发达及因利益得罪的国家众多有关，也因为这些国家拥有许多“转换”行动的有力地点。而这些地点或者其他容易被占领的地区，都位于俄国侧翼附近。假设不考虑其他情况，施加于侧翼的压力与攻击比中间地带的更有效，因为两翼之间的距离比中间到任意一翼的距离远得多，而集中力量的进攻或防御行动在中间与一翼之间比在两翼之间更容易进行。所以，和俄国对立的国家之间进行的结盟或者合作虽然虚弱无力，但由于有上述优势，跟俄国军事力量集中的情况相比，有了略微的弥补。不过，海权和陆权也可能达成某种平衡，而这是决定亚洲永久和平的两个要素之一。
另一个要素是“摩擦的消失”，由于极难实现显得更为重要。完全可以确定，焦虑不安是产生摩擦的原因，这在各国政府中均有体现。为了预防这种不安导致最坏的结果——战争，我们必须认清当前的形势，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如果做不到这点，国家的行动就会失去目标。如果国家没有认识到自身及他方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形成这种优势和劣势的原因，那么国家和政府就会误判当前形势，当断不断或者贸然行动。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多少会产生危害。相反，如果国家和政府能够把握当前的局势，根据局势的变化制定相应的对策，时刻做好应对各种变化的准备，国家之间多沟通相互考虑，这样做出的决策就会更准确，从而杜绝战争的发生，维持和平的局面。毫无疑问，对国家间相互力量的分析有助于国家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认为引起冲突是损人不利己的事，这也是和平能在欧洲国家存在的原因。
同样的道理，如果与亚洲未来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国家，也能对各自的优缺点、利益所在以及与东方合作的可能性有着正确的认识，并对自身的能力进行正确的评估，那么亚洲问题也能被和平解决。根据各自的现实情况进行力量协调，做到相互理解、心照不宣，那么摩擦就不会产生。这样，今天在欧洲上演的战争就不会再次发生，相互竞争的意愿之间会有一种适当的制衡。接着，在了解了俄国固有的优缺点的基础上，我们将考察那些本能地对俄国的主宰地位进行限制的国家。在进行考察时，要涉及自然状况以及人为的联合或者同盟。建立联盟对于国家的利益是否有帮助，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只会简单提及。
商业控制是将海洋由自然状态转变为具有海权形式的最直接的方式，与海权相对应的是陆权——对内陆地区的独占性统治，它们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海权存在于海洋的表面，它无法在陆地上立足。海洋本身并没有什么产出，但作为主要的商业通道和交通场所，却有着独一无二的价值。海洋的价值体现在被运输的商品上，商品交换的利润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发展。因此，海上强国不可能放弃对海权的控制，放弃海上帝国的权力。由于海上强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有着共同的利益，面对着日益高涨要求放松海权控制的呼声，海上强国应慎重考虑做出多大让步。但由于它们推行必要政策会受到各种限制，因此保持海权优势就很有必要，所以对于各种呼声不应过早响应，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放弃长期被认可的海权绝非易事。毫无疑问，海上帝国是一个世界帝国，让它放弃海权的做法明智吗？掠夺所谓的私人财产是商品冒险时代就有的现象，不过“私人”的定义却有待商榷。例如像“战时违禁品”这样在本质上很难把握的概念就没有一个精准的定义。如果认为这个概念是说海上敌方的物资可由中立国承运，那就大错特错了。
不过，“私人”这个词的一般含义是属于个人，但运往其他国家用于交换的商品不是“私人”的。众所周知，钱是战争的血液。在对外贸易中，个体公民的钱财对国家财富的增加有着重要作用，由此可得出个人财富对于战时国家的血液循环必不可少。而这与国内贸易不一样，后者在本国进行，没有外国的参与，这就好比是生物体内的活动，把自身拥有的东西分给不同的部位而已。不过，一个有机体不能自己养活自己，要吸收、分配、消化来自外部的东西，这些外部东西就类似国家的对外商业活动，这些活动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海运是外部资源的主要流通渠道，对支撑战争的进行特别重要。扰乱国内贸易不一定会对战争的目标产生影响，但肯定会因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引起抱怨。假如对外商业活动由于“私人”财产被掠夺而阻断，这种影响就很大了，绝对不会只是简单的怨愤而已。所以，为了本国战争的胜利去干涉敌国的对外贸易活动，使对方损失惨重被迫顺应自己，这种活动代价小、收获大，不失为一种好的手段。
上文说到，对于亚洲中心地区而言，俄国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国家，它的扩张一直以来都是从两翼进行的，事实情况也的确如此。因此，要想扼制俄国的侵略扩张行为，就只能针对两翼下手。这种做法的好处正如前文所言，攻击两翼针对的是俄国的海岸，即面向海洋的出口。而内陆地区要与这些海岸保持畅通无阻的联络以便获益，必然会被地理位置优越且力量强大的海上强国所左右。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俄国两翼的形势：一方面由于它们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目标和政策目标有密切的联系，大家都想得到它们；另一方面，各国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及所处位置，有的进行侵略有的阻止俄国的扩张。
如果俄国的地理状况及所要达成的目标如上文所言，它获得利益的方法是：尽可能地寻找宽阔、开放的通向海洋的入口。东部的目标是中国海岸，西部是经波斯抵达波斯湾，还可以经黑海或小亚细亚涉足地中海。据俄国政府的消息显示，没有自然阻碍或者人为因素能够阻止俄国按照上述计划进行侵略扩张。此外，有人推测俄国对印度也有企图。假如推测成立，那俄国就是从中间地带扩张而不是两翼了。我们看一下地图就会知道，俄国在波斯的扩张除了会使它接近海湾，也可能让它跨越阿富汗的山脉，如果不考虑阿富汗的艰辛环境和居民强悍性格所造成的困难。这样，俄国就能在阿富汗以及它与北部地区的交通方面获益匪浅，并以阿富汗为翘板侵略印度。
俄国的这一系列活动将会对其他国家的利益产生严重影响，从而激起它们强烈的敌对情绪，它们将会采取一切行动去对抗俄国。海权虽然是这些活动的基础，如果不加强管理，也无法跟地理位置优越且陆上实力强大的俄国抗衡。此外，由于俄国的政局稳定及领土广阔，其他国家对俄国实施的攻击对它而言可能没有太大的影响。不过，有些国家认识到，为了维护争执地区的共同利益，它们有必要团结协作，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制定合适的政策，维护国家的利益。因为共同利益促成了国家间的合作，所以对当前情况认识得越清楚、分析得越全面，国家间的合作就会越顺利、越长久。
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都想统治政治局势动荡及社会前景不确定的国家或者地区，因此，这些地区的未来发展是由统治它们的国家实行的政策决定的。这些地区主要有东面的中华帝国，尤其是汉族地区；还有西面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及波斯。后两者相邻，分界线是一条虽然高大但没什么阻隔作用的山链，从亚美尼亚山地向东南延伸将至波斯湾。因为没有铁路，该地区商业比较落后。它的面积（如不包括阿拉伯地区）大约是100万平方英里，南邻地中海与波斯湾，北依黑海与里海，南北宽度大约是500英里，相当于纽约到芝加哥距离的一半。该地区的发展潜力巨大，可修建两条铁路，一条从地中海到波斯湾顶点，另一条经过波斯直抵印度边境。如果这一计划可以实现，肯定会带动该地区经济的发展。
但在上述地区甚至是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安于现状，从来没有想过发展进步。因此，这些问题很难处理，就只能等到发达国家有需要时再来解决。不过，中国现在面临的形势很严峻，它成为各国急于瓜分的对象，每个国家都想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为自身将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不管各国的方法如何，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要获得某种优势，要握有实权，还要控制地盘。这就是某些亚洲人认为的强国想要获得特权的原因。假如南北两个国家的这种动机十分明显，其他国家必然会效仿。当然，强国不能完全剥夺当地人的权力，这不现实也没必要，他们只要让当地人接受新方法、新技术即可，这些方法、技术将会促进他们的进步，也会给强国带来利益。如何实现这一局面，是逐渐接管对当地的统治（如在印度），还是像在埃及那样对名义上的政府实行控制，这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而定，决不能不顾实际生搬硬套原来的方法。
在早期，上述变化一般是私人商业企业先进行的，由于当地政府的软弱无能还导致了许多违法行为的发生。这时就需要外国政府干预当地的政策以维护外国公民的权利，一方面体现在要求当地政府承诺不再犯以前的错误，另一方面还要求得到某种担保，比如说被给予某种程度的地方统治权，有利于他们在当地的发展。这就像播种一粒种子，它的生长速度是由其自身的条件决定的而非土壤，而且一旦扎根，就很难拔除。另外，决定一个国家能否控制一块土地的因素不是当地人民的抵抗，而是与它实力相当的国家的阻挠。
这种情况在印度的历史中得到印证（当克莱武与杜布雷各自代表的英国和法国之间对抗出现时，印度就处于紧张状态），在当今也时有体现。在埃及，各国的对抗刚刚结束，与人们开始的预料大相径庭，形成了一国主宰的局面，与印度的情况一样。在中国，上述过程已经开始且还在继续，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否会像印度和埃及那样由突发事件扭转整个局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至于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也可能会出现上面的情况。虽然我们不能预测出现的时间，但现在的局势表明，这个过程必然会开始而且产生相应的结果。
无论这类过程会产生什么结果，事实表明它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应该研究现今的局势看清未来的发展状况，做好必要的准备。这个研究要基于两个基本情况：第一，如今的斗争是在亚洲中心地带的两翼进行的，而且会因俄国的扩张而延续下去。第二，局势明显表明上述斗争是在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之间展开的。即使认识到这两大竞争者也不要忽视一个事实，即海权与陆权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陆上强国也要向海边扩张利用海洋为自己服务，反之，海上强国也有必要控制陆地上的居民。不过，法国是第二种情况的例外。因为法国是俄国的同盟国，素有海上强国之称的法国成了俄国在东方的支持者。此外，天然的利益也决定了国家的发展倾向，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所以，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有着一致的利益绝非偶然，某些局面也可能会长期存在。
接下来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些局面。上述四国以及俄国共同决定了侧翼地带的军事、政治形势。在这四国中，英国、日本和美国是海上国家，它们的军事力量主要在海军方面。德国与它们三国不太一样，但它近年来的商业发展情况使得它也想在不发达地区实行自由贸易。与其他国家相类似，德国肯定也会反对独占性控制，因为独占对它非常不利。德国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体现在了海军扩充计划上。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一旦形式允许，四个国家均可以以海军为后盾对中国采取行动。它们可以用手中的基地作为后援支持这种活动，强大的海军也可以防范陆军对这些基地的进攻。但德国的情况有点儿不同，它的胶州湾基地容易受到攻击。日本由于是岛国比较安全，占据菲律宾的美国也有安全基地。不过，中国的香港远离陆上敌国的重心位置，也不易受到攻击。
以上情况保证了海洋处于海军力量的控制下，在基地、舰船、攻防力量、基层官兵以及上层决策者等诸多方面，四国的海军都胜过了俄法海军。而且，四国海军随时可以得到陆军的支援。俄国的一翼是日本陆军，在5000英里外的另一翼则是德国军队。另外，俄国易受攻击的两翼之间还没有铁路联系，而菲律宾和香港与俄国的东翼只有一小段绝对安全的水上距离。除此之外，长江还为海上强国进入内陆提供了漫长通道。战列舰可上溯至距离海洋230英里的南京，颇具战斗力的其他舰只则可到达还要远400英里的汉口，而广泛用于美国内战的汽船更能驶入距离入海口1000英里的宜昌。
军事形势反映了政治形势，对它的正确认识有助于和平发展。尽管海上强国有着种种优势，但不能利用海上优势进行侵略扩张，无论它们在战争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因为海军的攻击力绝对比不过陆军，所以只能用它们来扼制凭借武力进行商业垄断的不正当竞争。不过，海上强国也有明显的不利因素，即中国首都北京的位置。海上强国由于自身力量不足，无力进行领土扩张，它们只能通过中国人来统治中国，企图控制统治者但不能取代他们。海上强国希望中国政府迁往长江流域，最好使长江沿岸成为中国的枢纽地带。这种情况实现的条件是北京政府迫于压力迁都，否则可能在长江流域产生与北京对立的革命政府。中国中央政府的软弱会促进这种革命的发生，而这种革命是已经崭露头角的地方独立运动的另一种形式。另外，中国经历一段政治分裂时期也许有利于爱国主义的产生，因为法国革命之前的法国的状况就是这样。在当今时代，爱国主义将人们汇聚为比现有民族更广泛的集团。中国的统一或者分裂不是人为可以事先规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虑这两种情况。
由我们的阐述可知，上文提及的四个海上国家凭借它们在东亚的殖民地，能够抵制来自北方的扩张。但在波斯、土耳其亚洲部分及地中海畔的利凡得盆地的西翼，情况尚不明确。这里距离俄国的力量中心很近，俄国的黑海舰队也容易得到法国海上力量的协助，这些均有利于俄国在此地主宰地位的形成，这个地位也是法国几个世纪以来的奋斗目标。意大利由于它在当前国际联盟问题上的倾向性及基于明显利益的民族情绪，它会积极支持任何能保证地中海地区的均势及苏伊士运河航行自由的行为。意大利人民凭借出众的政治眼光认识到，由于靠近马耳他及位于地中海盆地中心的地理位置，使他们能够依靠自身强大的海军力量，在本地区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使意大利成为连接欧洲与远东的交通链条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日本和美国，由于在地中海没有关键利益也就没有优越的地位，因此没必要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该地区。另外，美国不可能帮助土耳其苏丹维持其被滥用的权力，况且美国不愿破坏与俄国的传统友谊，只要后者不推行明显违背美国利益的政策。尽管如此，美国人仍需接受他们已经介入了世界事务的这一事实，因为他们发表了门罗主义，接着占领了以菲律宾为主的一些岛屿，在中国又有了关键利益，所以美国人不可能摆脱如利凡得或波斯湾入口的力量平衡这样的问题对它产生的影响。这些地区与美国的利益紧密相关，至少现在如此，因为美国从大西洋海岸到达新获得的地区的最短路线要经过红海，而这条路线对于英德两国更是意义重大，这两国对中国的相同策略将对美国有益。所以，某个地区影响到英德两国的因素也必然会影响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利益。
从我们观察的角度看，波斯和小亚细亚的问题关系到英国、德国、美国与它们的共同利益所在地之间的最短通道的安全。不过，因为它不是这些国家的唯一通道，显得也不是太重要。更因为这条通道战争时易遭围堵，经过的又是狭窄的地中海水域、更狭长的红海及连接这两者的易受攻击的苏伊士运河，这使得它的价值更小。再说地中海的长度（从直布罗陀到苏伊士）是2000英里，地中海南北岸是强大的法国海军，了解了这些情况，不仅不会对英国放弃上述危险航线的做法感到不解，而且会同意英国的主张，即苏伊士运河仅可在和平时期提供便利。不过，如果有关国家继续扩大它们的地盘，尤其是沿着现在的航线扩张，那么，这条航线受到的威胁减少，就可能达到一种平衡。这样，相对于安全但遥远的需绕过好望角的航线而言，它就可能成为一条临时的军用航线，
毫无疑问的是，海军力量是军事安全的先决性条件，要想实现上述意义上的军事安全，海军不仅需要获得上述航线的中心地带——东地中海区域作为基地，还需要获得一种政治局面，这种局面既能保障如直布罗陀和马耳他这样的据点的安全，也能通过利益联盟赢得民众的支持。这种局势在英属地已经存在，例如印度和菲律宾，它既给相关国家带来了好处，又给了它们努力的动力。如果苏伊士运河不太安全，英国就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在战时它也能畅通无阻，而保证埃及的稳定将有利于这种情况。另外，还要对河上的船只及引水业务进行严格军事管理，以防人为的沉船行动造成运河的堵塞。不过，即使运河受堵，也可以找到短的通道把部队或军火运过狭窄的陆上颈状地区，及时完成军事任务。
在战时，土耳其亚洲部分的长期政治倾向可以决定埃及的归属权及通往东方的最短路线的安全问题，而波斯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作用。假如亚洲的土耳其——小亚细亚、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是高度发达的、拥有训练有素的陆海军的现代国家，就自然会有上述认识。因为，即使是地中海西部的法国对许多问题的影响也没有这样的国家影响大。这样的国家如果存在，埃及的安全也不能得到保证（如同奥斯曼帝国处于盛世时的情形），因为埃及在各个时期的战略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这个国家濒临黑海、波斯湾、红海和利凡得，对这些地区甚至外部世界的事务都产生有力的影响。虽然这样的国家现在不存在，但这样的政治实体能否形成并健康发展是亚洲的重要问题，和有关中国的问题同样重要。但是，中国是一个产出国家，而前者在交通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于世界利益而言，它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中国。
为了在上述地区建立可健康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必须从外部入手逐步取代现在不合理的统治政策，因为当前情况充分地表明，国家内部不存在进步动力。不管未来将会如何发展，现在的居民一定会继续存在，由于国家政府要承受来自外界的强大压力，所以有可能不再存在。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军事组织和经济管理参考的是外国（俄国或西方）的模式，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中国驻扎的舰队将会是外国的而非本国的。因为海军是最具技术性也最专业化的军种，所以中国海军短时间内不可能发展成熟并投入使用。不过，在监管期内，军事战略领域受到的影响并不会因中国陆海军的不正式而有所不同。假如学习对中国的陆海军起到了积极作用，那么两者的结合将使中国人掌握自己的命运。
显而易见，在中国、埃及和任何有着大量人口的国家，要想实现全面的发展就只能依靠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就这些地区的现状而言，不管是民众还是政府都不具备变革的能力。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变革要有什么样的推动力，在什么样的组织的指导下进行？这个答案取决于外部环境是和平的还是竞争的。变革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各国的政治立场是对立的，而政治立场是国家特性的反映。不管上述斗争的表现形式怎样、性质如何，是发生在争执地区本身还是其外部、在陆上还是海上、是通过和平竞赛还是战争，问题的解决终究要取决于力量的均衡。不能预测变革时间并不表示不需要分析当前形势，因为决定结果的除了未知的因素还有人的思维倾向。面对不断出现的紧张局势，通过认真分析问题的重要性，认清事情的本质，明确自己想达到的目标，就能给予上述倾向以慎重的引导。这点对于有着共同利益的海上强国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国家没有统一的领导，能否协调行动就在于对问题的认识是否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在土耳其的利凡得地区，没有一条水道像中国的长江那样能够连接内地与海洋，但在叙利亚和卡拉马尼亚的海岸有一个靠近英属塞浦路斯岛的折进内陆的海湾。因此，该地区内陆的发展（这是使当地人民进入国际社会的前提）只能依靠陆上交通，以铁路为主。在没有可供大型船只航行的水道时，文明就沿着铁路传播并向四周扩散。如果没有外国政府的直接参与，铁路建设主要由私人企业承担，优先建设的将是难度最小、收益最大的路段，特别是位于地中海与波斯湾之间易由海洋抵达的国家更是如此。铁路的走向是由当地具体情况决定的，但它在政治和战略上发挥的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而这必然会促使各个国家由于军事或商业等原因对筑路权进行争夺。
海上强国如果认识到它们有着共同利益，就应该尽力防止它们之间的和平竞争演变成敌对矛盾。假如真的这样做了，就说明长远的观点对目前的行动产生了有益的影响。铁路给拥有它的国家带来的好处也会对邻近的国家产生影响，促使后者也加强铁路建设，从而使得大片土地资源得到开发。如果这些资源被一个海上强国所拥有，它的控制力就会更强。毫无疑问，在所谈论的地区，都有丰富的军事原料。
上述分析说明处于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亚洲中间地带两端的基本情况及可能发生的变化。从中可知：尽管东部地区（中国及其属国）对世界各地均有明显的商业意义，它的未来值得研究。但以利凡得与苏伊士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更有军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欧洲、印度、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联络。由于英国和德国不想让经由苏伊士运河通往印度与远东的航线在战时关闭，所以它们不会让利凡得与波斯湾成为潜在敌手的海军基地所在，特别是敌人在太平洋地区与它们发生严重对抗时。依托上述航线的据点（如直布罗陀、阿尔及尔、土伦、马耳他、亚丁和波斯湾）能对它进行控制的原因是这条航线相对狭窄，即使对该航线稍作迂回也无法抵消这些据点的作用。在地中海西部，法国在地理位置上握有主动权。一旦过了西西里和马耳他，海上形势会随着地理变化及政治力量的分布状况发生变化。这一地区的国家目前没有强大的海军力量，至于未来会不会有主要由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和波斯的发展状况来决定。
有些人反对英、德在利凡得存有海军力量，并且不赞同从母国为其提供物资、给养的做法。因为从直布罗陀至马耳他的航线比较暴露，这种情况下的交通运输存在很大的缺陷，而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了该航线的强度。因此，这种反对是有道理的，这虽然不能改变现有的事实，但它表明了在利凡得建立陆上基地的重要性，以便为海军提供给养。与此相关，埃及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东西方主要通道的战略中心，包括运河淤塞在内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而纳尔逊和拿破仑认识到埃及在帆船时代就有了上述地位；汽船的使用更使其如此。埃及在运河开凿之前就成为有关航行的必经之路。在帝国主义时代，埃及由于适宜居住的地区有限，导致力量薄弱，必然要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属国。究竟会成为哪一个国家的呢？是否由距离的远近来决定，近距离更容易操控的想法是否正确？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英国在利凡得地区有牢固的权力，再凭借一支强大舰队，操纵了整个地中海。对于地中海这个面积不大的海域来说，一支处于中心地带的优良舰队可以操控整个海域并轻而易举地完成一般的军事任务。不过，在地中海两端拥有港口对于这支舰队不是十分必要，尽管在紧急情况下它可以开往直布罗陀或者苏伊士并从那儿获取补充，而且不必驻扎在当地保卫它们。所以，只要在利凡得、意大利或马耳他拥有稳固基地，上述舰队就能主宰从东到西的整个地中海区域。
英国为了自己的强大需要掌握埃及。此外，对于整个东方世界而言，埃及也处于枢纽地位，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各个地区的物资均可流入埃及。在军事上，埃及是个兵家必争之地，任何海军也无法完全切断从四面八方进入埃及的物资，因此，在埃及集中力量针对直布罗陀或印度进行攻防行动是很好的做法。物资供应至少可来自两个方向，即红海和地中海，任何一支舰队都无法同时切断它们。即使地中海遭到封锁，红海对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来说依旧是最短的支援路线。在上述情况下，英国还可以使用经过好望角的航线，由于这条航线过长，就更没理由舍弃苏伊士航线，因为英国经由苏伊士运河在地中海与红海之间进行调动很保险。假如由于某种原因或者灾害使英国海军长期处于劣势，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那么不管在何时何地，英国的抵抗都会被瓦解。
总而言之，以军事眼光来看，放弃地中海和苏伊士航线选择好望角是为了防御并非进攻。对于一个掌握了马耳他和直布罗陀的国家来说，抓住埃及加强对它的统治是有必要的，还要在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建立供应必需物资的基地，这样，即使英国运输的物资被切断，也可以及时给予补充。在英国独立称霸的时候需要如此，在意大利、德国与英国具有一致利益的今天更应该如此。
不管依据国家能力应做出怎样的决定，利凡得的战略中心对上文讨论的潜在侵略的几个特点有着决定性的长远意义。上述几个特点也可能出现在该地区，在过去的时代中围绕的是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地方，这两地有着众多的复杂事实。而今天，“苏伊士”这个词更多地体现了这种意义，主要是因为苏伊士地峡及运河决定了欧洲与东方的交通联系。前文过多谈论亚洲土耳其、波斯、埃及与地中海盆地的原因是，它们与苏伊士连通，这些地区的重要性体现在对交通线的影响方面，苏伊士航线的最关键点是连接了亚非两洲的颈状地带。那么，经过好望角的漫长航线是否可以被放弃？换言之，较短的航线对各国而言是否是唯一有用的航线？在各国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这种认识是否正确？还有，英国长期享有的全人类施惠者的荣誉是否与日俱增地体现在了苏伊士航线上？
以现在局势来展望未来可以得知，世界的同化进步运动是东西向进行的，而非南北向，这是因为东亚和西亚是发展潮流的最大推动力。而巴拿马和苏伊士这两个地峡对东亚和西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它们是人力克服自然障碍的体现。这两条运河也是南北地区的分界线，分界线以北地区的商业情况和政治活动比较活跃。另外，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性大于巴拿马运河（尽管巴拿马运河也很重要），不仅因为以前没有近期也不会有像横跨北美大陆铁路这样的交通途径替代它，也因为在苏伊士附近有着直布罗陀海峡、黑海、达达尼尔海峡、红海及曼德海峡，而美洲地峡没有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则是土耳其衰弱的原因。此外，西半球的政治格局对有些国家对于苏伊士运河的觊觎心理起到一些预防作用。
上面的分析会引出下面这个问题：上述情形是否会影响政治思维习惯？答案是这些情形是决定对外政策时的首要考虑因素；其他因素要服从前者。英国对南非的认识以及对苏伊士运河的关注就受到这种情况的左右。对美国而言，必须时刻注意与中美洲地峡邻接的加勒比海各方面价值上升可能对它的政治产生的影响。另外，也可以从美国大陆的南端对地峡施加影响，因为门罗主义失去了往日风采。虽然继续执行门罗主义可以维护美国的荣誉，但由于世界机会及注意力转移到了亚洲，不管对于美国还是其他国家而言，很显然利益中心发生了偏移。如果新的利益所在十分巨大且需要立刻着手处理，需要考虑的是请求与我们无关的国家的政治保护是否会削弱我们的实力。因为推行国家政策、进行军事活动取得成功的条件是集中精力、始终如一。如果推测无误，东西半球南端形势的意义不如其他地区发生的重要进程的意义大。
以上我们的讨论以亚洲之外的国家和民族及人口众多的中部争执地带为主。显而易见的是，后者好像连棋局中的小卒都不是，只是使相关国家变得更强大的赌注而已。但这与事实不符，虽然争执地带的民族、国家很像没有牧羊人的一群羊，但这群羊却不属于任何人。这些国家的国民特性体现在个人身上可能是坚强也可能是果敢，只是发展的停滞使这些国家丧失了应有的力量，也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如果这些推论大体上正确，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这些国家在将来的某段时间内仍会停滞不前，这是无法想象的糟糕结果；即使有进步，那动力也是来自外部而非内部。后一种情况，外来推动力的来源以及特点甚至由此引起的变化，对世界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斯拉夫式的、条顿式的或者亚洲式的推动力所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另外，一个种族的成员是生活在一个国家内，还是由于各种原因分成几个独立的国家甚至敌对的集团，这对于国家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中国的4亿居民都能够接受现有的政治体制，而且共同生活在一块并不宽敞的土地上，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国文化将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国家的影响，这也会对世界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意义。总而言之，外来因素对一个国家的影响不是体现在物质发展上，而是体现在个人性格的变化上及由此而来的国民性格的改变。
因此，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十分重要，从这点出发，外来竞争者的特性及相对能力就值得我们关注。这方面的差异决定着如何开始一段长时期内的历史进程，而归宿往往蕴含在开端之中。所以要具备长远的眼光，即使现在无法预测结局。由于影响未来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因素很多，所以更要对现在的情况认真观察、仔细探索，再采取积极的行动。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令人措手不及的局面，上述做法为我们赢得了时间，而充裕的时间是做事稳妥的保证，它将引领我们看清整件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排斥其他种族产生的作用，而是将这种影响与自身的特性相融合。就像条顿
文明的一些因素通过渐进的过程注入了罗马文明之中，使本质上不同的种族特性相互影响。这个至今依然有参考价值的历史结果要归功于恺撒的高瞻远瞩。不过，估计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他只是看到了当时罗马潜在的危险，认为应该扩张罗马的边界、巩固罗马的边防来阻止敌人的进犯，这一切只是从防御出发，为罗马建立一道可靠的屏障。
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时期的欧洲文明也需要进行对外交流。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它会以毫无共同之处的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汇而结束。尽管大家都希望欧洲文化应该保持它的独特性（也如拉丁人和条顿人已在做的），但它也需要吸收新的元素，尤其是受欧洲深刻影响的中国文化的元素，它们的融合将会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虽然这些并不要求各国的文化趋于同一，但它们确实需要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而这一过程的发展变化将会比物质进步更为缓慢。当拉丁文明与条顿精神相碰撞时，拉丁的特色就体现在了罗马法和帝制思想上，即教会集权是其自然衍变形成的，欧洲尽管有许多国家，它们却有着一致的神圣基督教传统。这既不是一成不变继承下来的，也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而是时刻发展的精神信念与传统思想的完美结合，它的生命力已体现在了世代沿袭之中。
虽然我们和东方国家有了接触，但它们对于我们的文明却仍是一窍不通，因而让它们了解我们的文明进而促成两种文化的融合是人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不过，对此我们不必心存疑问也不用恐惧，因为有过去的成功经验可以参考。例如，拉丁文明和条顿文明成功地相互融合，同时又未丧失各自的独特性及影响区域。这主要是因为一种精神渗入了这两种不尽相同的文化中并成为它们共有的东西。两种文明的融合打碎了它们之间的分隔之墙，消除了它们长期的对立关系，同时又保持了各自的特性。所以，我们应该明白，要解决长期的隔离、理解的缺乏、不易实现最终的统一等问题，仅仅从商业利益角度（围绕眼前利益的短期观点）考虑是不够的。当然，短期考虑有助于解决近期需要，但必须与正确的目标保持一致，而这个目标必须单独考虑。对于所有文中提及或者即将提及的因素，既要顾及眼前的得失，更要考虑长远的利益。未来的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将具有权利意识并用适当的欧洲方法管理，它们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分享普遍的利益。未来的东方国家还将认识到——不过我们对它们的责任要求我们现在就认识到，它们的发展对世界的进步有着极大的物质和精神意义，而且它们有充足的时间来吸收基督教几百年的发展成果。
现今的世界由许多独立的国家组成，而非处于一个权威力量的统治之下。恺撒曾为这种统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没有真正建立的原因是罗马公民的个人主义倾向使更英明的体质难以确立。由于恺撒及后继者的英明睿智，使得长久失去活力的罗马体制得以继续维持下去，而内部的变化（通常指动乱）使该结构在纷争中仍然能够存在并使其免于陷入衰亡之中。罗马时代的集权统治就像一座大厦，它的稳定性不是取决于坚实的地基，而是所有瓦片决定的平衡。上述例子可以提醒那些人，他们以国际组织增加导致国家活动减少为由，希望把世界置于一个权威统治下，实现某种统一，这样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我们的世界已经有了某种规范，各个政体已经牢牢地存在了，都有各自应有的位置，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虽然查理曼大帝的去世导致了中央集权的瓦解，从而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将查理曼帝国推入了混乱之中。可是，分裂的、战争频繁的欧洲却有能力击退阿拉伯人的入侵，并逐步确立新的社会秩序，而该秩序为国家间的长期竞争创造了有益环境。
想凭借中央权威解决难题以及调节利益的做法，对当代文明国家甚至文明本身来说都是致命伤害，这就好比是政府操纵个人的“家长式作风”。和公民社会一样，国家社会的健康发展也取决于个体成员的素质，这主要由成员的理性的自我实现能力所决定。国家间的利益斗争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竞争，使得各国在民族特性和政治方式上的差异长期存在。而在冲突中形成并能够保持的民族特性，一方面有利于亚洲国家的团结，另一方面也会激起他们对外的强烈敌对意识，防止被外部同化的局面出现。如果这种局面仅有形式而没有完美的本质，它的过早出现就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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