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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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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张中行笔下经历传奇的京城才女；她的作品是众多知名出版社争抢的宠儿；她的图书每每创造社科图书畅销的奇迹。中国社科院著名学者扬之水两部成名力作在天津教育出版社重编出版精美的插图，厚重的内容，精良的制作，低廉的价格奉献给一切对历史文化有兴趣的爱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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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全书二十八篇，这些寄顿诗思的“名物”，是文人们常常吟咏的对象。它们蕴涵着诗意，又是诗的载体。不论是从一支竹筒中抽出一张诗笺展阅，还是把包裹着茶饼的织锦，竹叶，或蜡纸一层层打开，在满室清香中待泉水煮开，诗不是抽象的文字和韵律，而是作为书写融入物的空间，过程，气息，和体验。这些诗本来就是物的一部分，与物一起构成富有层次的，流动的雅致世界，而不仅仅是对这样一个世界的描述和想象，存在于物象之外。
扬之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一九五四年生。浙江诸暨人。现在中国社会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名物研究。作者在这两部书中，试图用名物学建构一个新的叙事系统，打通文学、历史、文物、考古诸学科。一面是在社会生活史的背景下对“物”的推源溯流；一面是抉发“物”中折射出来的文心文事。努力探索在文献、实物、图像三者的碰合处复原起历史场景中的若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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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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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玉钗头上风
2 明代头面
3 说“事儿”
4 明代耳环与耳坠儿
5 油缸
6 每回拈著长相忆
7 粉蛾交关与孟家蝉
8 帽顶和炉顶
9 “蒙恬将军”瓶与插翎之冠
10 “满池娇”源流
11 望野博物馆藏红绿彩人物塑像丛考
12 从孩儿诗到百子衣
13 琉璃砲灯中鱼
14 摩睺罗与化生
15 说“勺药之和”
16 两宋之煎茶
附：关于斗茶与分茶
17 碗的定名及其他
18 棜、禁、案的定名
19 帷幄故事
20 宋人居室的冬和夏
21 隐几引言
1 玉钗头上风
2 明代头面
3 说“事儿”
4 明代耳环与耳坠儿
5 油缸
6 每回拈著长相忆
7 粉蛾交关与孟家蝉
8 帽顶和炉顶
9 “蒙恬将军”瓶与插翎之冠
10 “满池娇”源流
11 望野博物馆藏红绿彩人物塑像丛考
12 从孩儿诗到百子衣
13 琉璃砲灯中鱼
14 摩睺罗与化生
15 说“勺药之和”
16 两宋之煎茶
附：关于斗茶与分茶
17 碗的定名及其他
18 棜、禁、案的定名
19 帷幄故事
20 宋人居室的冬和夏
21 隐几与养和
22 两汉书事
23 书房
附：书房撷趣
24 弹棋局
25 沂南画像石墓所见汉故事
26 幡与牙旗
27 从《闸口盘车图》到《山溪水墨图》
28 “二我图”与《平安春信图》
29 后记 与养和
22 两汉书事
23 书房
附：书房撷趣
24 弹棋局
25 沂南画像石墓所见汉故事
26 幡与牙旗
27 从《闸口盘车图》到《山溪水墨图》
28 “二我图”与《平安春信图》
29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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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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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物”与物中“诗”
——关于名物研究
名物学是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先秦时代即已产生，此后依附于经学而绵延不绝，直到近世考古学的兴起才逐渐式微，乃至被人们淡忘。重新拾起这一名称，是因为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中发现，用他提出的这一方法可以为传统的名物学灌注新的生命。而在考古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情况下，今天完全有条件使名物学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而解决文学、历史、考古等领域中遇到的问题。
我给自己设定的理想是：用名物学建构一个新的叙事系统，此中包含着文学、历史、文物、考古等学科的打通，一面是在社会生活史的背景下对“物”的推源溯流；一面是抉发“物”中折射出来的文心文事。希望用这种方法使自己能够在“诗”与“物”之间往来游走，寻找它们原本就是相通的路径。近年我曾在不同的场合使用“诗中‘物’与物中‘诗’”这样一对概念，我以为，二者原可相互置换，入手的角度不同，方法和目的却是一样的。
一、诗中“物”：与文学的结合
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的写作，通常是落墨于名家和名篇（包括名家之名篇和非名家之名篇），亦即从艺术角度来看是属于文学之精华的部分。但同时是否还可以有这样一种角度，即它通过对诗（广义的诗）中之物的解读，而触摸到诗人对生活细节的观察与体验，以揭出物在其中所传递的情思与感悟，由此使得一些多半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写作视野之外，亦即艺术标准之外的作品（包括名家之非名篇），别现一种文心文事乃至彰显出诗意的丰沛。
相对于文学史写作的“超级大国”，我所作的名物研究是“第三世界”，也可以说，不是主流话语，而是很边缘化的。当然也可以说，它放在哪一个学科里都是边缘的，不论文学、史学、考古学，但它又有可能为每一个学科提供新的视角。名物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努力还原历史细节和生活细节。或许在我们能够洞悉古人生活细节的时候，对诗中最深刻的意蕴会理解得更加完全。
几年前与友人闲谈，说起我对“物”的关注，他说：“咏物诗的艺术性多半是不高的。”这句话使我想了很久，我不断反问自己：我对“物”的关注，对于文学和文学史来说，意义何在？如果谈不上艺术性，那么作为诗，它是否还可以有另外的意义？
于是我想到应该先把我所关注的“物”与咏物诗稍作区分。咏物诗之物，是普遍之物，抽象之物，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它通常是一个一个虚拟的话题。比如唐代李峤、元代谢宗可、明代瞿佑等人的咏物诗。而我的研究对象，即诗文——或者更明确一点说是近年我主要关注的两宋诗文——中的物，是个别之物，具体之物，相对于前者，它是一个一个真实的话题。此所谓“物”，分散开来，是一个一个的点，把散落的点连接起来，便成一线——它应该构成一部生活史细节的文学叙述史。套用一句成词，即“诗人何为”，这里的“为”，便是物在反复不断的吟咏中被赋予诗意——在后来的明清诗文中它却多半只是典故辞藻和躯壳，血肉已不复存在。“物”因此以这样一种方法被关注，被书写，而成为文学史的一部分。诗的艺术性，固然文字、格律、节奏、意境、意象等是其要素，然而用“格物”之眼贴近文学，是否也可以成为一种研究方法呢。
二、物中“诗”：与文物考古的结合
“名物新证”的概念最早由沈从文先生提出。在《“（造字：分瓜）瓟斝”和“点犀（造字：上乔下皿）
”》一文中，他解释了《红楼梦》“贾宝玉品茶栊翠庵”一节中两件古器的名称与内涵，因此揭出其中文字的机锋与文物之暗喻的双重奥义。这里的功力在于，一方面有对文学作品的深透理解，一方面有古器物方面的丰富知识，以此方能够参透文字中的虚与实，而虚实相间本来是古代诗歌小说一种重要的表现方法。这篇文字实在应该推为名物考证的典范之作。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希望有人结合文献和文物对古代名著进行研究，并且直接提出了撰写《诗经名物新证》的课题。而今距离这篇文章的写作和课题的提出，已经整整半个世纪。检点我们这方面的成绩，不能不说是太少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我初从孙机遇安先生问学，遇安师命我把这篇文章好好读几遍，说此文本身便是“名物新证”的范本。同时又拟了两个题目，即“诗经名物新证”与“楚辞名物新证”，要我选择其一，我选择了前者。《诗经名物新证》一书完成之后，我在后记里曾写下这一经过，不过当时还只是刚刚入门，对“名物新证”的概念实在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认识，比如，为什么要重新起用“名物”一词；“新证”之“新”究竟在何处；新的名物研究与古器物学又有哪些不同。
逐步有了一点想法，是在写作《古诗文名物新证》的过程中。在此书的后序中我大致总结了自己所作名物研究的基本方法，并且谈到了研究中经常思索的几个问题。
“名物”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周礼》所作的工作便是用器物和器物名称的意义构建礼制之网，它因此为后世的名物研究奠定了基础，确立了基本概念，宋代金石学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以当代情怀追溯、复原乃至编织远古历史。
关于名物和名物研究的方法与历史，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华名物考》的《名物学序说》部分有一番简明扼要的论述。即第一是作为训诂学的名物学，它以《尔雅》，《小尔雅》，《广雅》为主线，此外又有性质相近的《方言》等，共同构成名物研究的训诂学基础。第二是名物学的独立。以《释名》开其端，以后又有从诗经的训诂中独立出来的名物研究，再有从《尔雅》分出来的一支，如《埤雅》，《尔雅翼》，《通雅》。第三是名物学的发展，它的研究范围也在发展过程中逐渐确立，大致说来有如下内容：甲、礼学；乙、格古（古器物）；丙、本草；丁、艺植；戊、物产、己、类书（如《清异录》，《事物异名录》、《三才图会》）。第四，作为考证学的名物学。即特别把经学中的名物部分提出来，用考据的方法进行研究，并为之作图解，如江永《乡党图考》。若作分类，可别为数项，如：甲、衣服考；乙、饮食考；丙、住居考；丁、工艺考。可以说，第四项主要是清代学者的贡献。这里列举的四项基本概括了传统名物学的主要内容，而古器物学也在其中构成了内容的一部分，其实它是可以独立成军的。
关于古器物学，李济《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一文所论甚详，不仅分析得很透彻，而且给予了公允的评价。对于宋哲宗元佑七年完成的《考古图》，他的意见是：“这部书的出现，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并且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件。在这部书内，我们可以看见，还在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史学家就能用最准确的方法，最简单的文字，以最客观的态度，处理一批最容易动人感情的材料。他们开始，并且很成功地，用图像摹绘代替文字描写；所测量的，不但是每一器物的高度、宽度、长度，连容量与重量都纪录下了；注意的范围，已由器物本身扩大到它们的流传经过及原在地位，考订的方面，除款识外，兼及器物的形制与文饰。”而古器物学八百年来在中国所以未能前进，“就是因为没有走上纯理智的这条路。随着半艺术的治学态度，‘古器物’就化为‘古玩’，‘题跋’代替了‘考订’，‘欣赏’掩蔽了‘了解’”。“这八百年的工作，好像在没有填紧的泥塘上，建筑了一所崇大的庙宇似的；设计、材料、人工，都是上选；不过，忘记了计算地基的负荷力，这座建筑，在不久的时间，就显著倾斜、卷折、罅漏，不能持久地站住”
。不过接下来作者乃把考古学作为古器物学的延续，这恐怕是当今考古学界所不能同意的。
三、所谓“新证”
现在可以来讨论名物研究的古今不同。关于“古”，即如前引青木正儿之说。而今天的所谓“名物研究”，就研究对象而言，与“古”原是一脉相承，我把它明确为：研究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各种器物的名称和用途。说得再直白一点，便是发现、寻找“物”里边的故事——这里用的是“故事”的本意。它所面对的是文物：传世的，出土的。它所要解决的第一是定名。定名不是根据当代知识来命名，而是依据包括铭文等在内的各种古代文字材料和包括绘画、雕刻等在内的各种古代图像材料，来确定器物原有的名称。这个名称多半是当时的语言系统中一个稳定的最小单位，这里正包含着一个历史时段中的集体记忆。而由名称的产生与变化便可以触摸到日常生活史乃至社会生活史的若干发展脉络。第二是相知。即在定名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此物在当日的用途与功能。它要求我们有对艺术和艺术品的感受力，能够从纹饰之细微去辨识气韵和风格，把握名与实发生变化的因素，变化因素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
不妨认为，文物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过程可分作两部，其一是作为原初的“物”，即在被使用着的时代，它一面以它的作为有用之物服务于时人，一面也以装饰、造型等愉悦时人的审美目光；其一是“文”物。即“物”本身承载着古人对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营造，亦即“文”。作为“名物新证”，它应以一种必须具有的历史的眼光，辨明“文物”的用途、形制、文饰所包含的“古典”和它所属时代的“今典”，认出其底色与添加色，由此揭示“物”中或凝聚或覆盖的层层之“文”。同样是以训诂与考据为基础，新的名物研究与旧日不同者在于，它应该在文献与实物的碰合处，完成一种贴近历史的叙述，而文献与实物的契合中应该显示出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段的变化，此变化须有从考古学获得的细节的真实与清晰。
回过头再来看古名物学和古器物学。如果为二者作一个并不完全准确的区分，那么可以说，名物学是持“名”以找物，古器物学是持“物”以找名，名与物的疏离处是二者各自的起点，名与物的契合处则是二者最有意义的殊途同归。而新的名物研究便是从这两个传统学科中生长出来，复由考古学中获得新的认知与新的方法——不仅仅是考古材料，而更在于考古学所包含的种种科学分析。
总之，“名物新证”所追求的“新”，第一是研究方法。融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于一身的考古学异军突起，为名物学的方法革新赋予了最为重要的条件。第二是研究层次的深化以及研究内涵的丰富。由单纯对“物”的关注发展为“文”、“物”并重，即注重对“物”的人文意义的揭示与阐发。也就是说，与作为母体的传统学科相比，今天的名物研究应有着古典趣味之外的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关照。虽然它的视野里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细节，因为弄清楚一器一物在历史进程中名称与形制与作用的演变，自然是关键，而若干久被遮蔽的史之幽微，更应该是研究过程常有的发现。一叶障目不可取，一叶知秋却可以也应该作为“名物新证”的方向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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