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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刘少奇之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作序并郑重推荐!原总参谋部副参谋长张黎上将建议全军团以上军官人手一册

書城自編碼: 1734951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化文化评述
作者: 张木生
國際書號(ISBN): 9787802374065
出版社: 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1-04-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516/4536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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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封建”,如此重要的政治、历史概念,竟这般扑朔迷离、无所适从;“民主”,如此常用的历史、政治词汇,都这样离题万里,含混不清!我们不该返回理论原点、澄清定义,重塑、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吗?
內容簡介:
现在的右派是唯美国马首是瞻,爱美国没商量,动不动就是“今夜我是美国人”,投怀送抱,不管你要不要我,反正枪打不走,弹打不飞,我和你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而左派动不动就是重新当老大的强国梦,“中国模式”独步天下呼之欲出,其实都是春秋大梦。

一个健康的民族,总要有勇气面对历史,对外国,对中国都一样。已经过去的历史,无论是好是坏,是对是错,都需要敢子直面,因为历史是无法封锁更不能篡改,用不着解构更不用重构,大可不必费此无补之精力,无论如何以现代化划线涂抹,自卑自大来回翻烙饼,终是不如李零来得直白清楚。

现在中国的许多毛病,有远因,有近因,有内因也有外因。但中国的事搞不好、搞得好与中国的传统没什么关系,归根到底的责任是我们自己,不能总幻听幻觉。现代化的问题,用现代化的方法解决,用不着找传统,找什么古玩秘籍。
關於作者:
张木生,1965年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初中毕业,1965-1972年在内蒙古插队。插队期间,结合农村实际,注重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及研究,就中国农业发展史及世界农业发展史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并就当时中国农村的现状提出了改革意见。
1973-1975年在内蒙古大学哲学系学习。
1975-1980年在内蒙古商业学校教书,
1980-1984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
1984-1990年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1990-1993年任《中国百业信息报》 后为《中国税务报》社长兼总编辑;
1993-1995年任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专员,
1996-2009年任《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
著有《超越左右说实话一一财税体制与政府行为》
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管理如歌》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
目錄
第一章 导读
 一、文化立场和立场文化
 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
 三、古代的现代化和现代的古代化
 四、西方中心论和中华老大论
 五、东方、西方,三大异同
 六、从骂祖宗到卖祖宗
 七、自其常变而观之与自其不变而观之
 八、东方专制主义与西方民主传统的偏见
 九、五百年的大梦和大梦初醒
 十、畜牲人类学和人类畜牲学
 十一、战争与革命,革命是逼出来的
第二章 现状史学与史学现状的反省
 一、李零与我
 二、大历史观:自内以观彼,自外以观已
 三、中国历史研究的三大主题:分期、停滞与萌芽
 四、是历史怪圈还是思维怪圈
 五、学习马克思,怀疑马克思,超越马克思
 六、从西方看中国,从中国看西方
 七、资本主义的小国崛起与所谓的“大国崛起”
第三章 西方杀人艺术和普世价值观
 一、李零: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
 二、李零的时间表和几点感想
 三、李零论“帝国主义的兴起”是西方军事史水叵主题
 四、李零看富勒战争史的文化历史观
 五、李零对富勒结论的结论
 六、古今中外的恐怖主义
 七、李零:中西比较,战争与革命中的文化历史观
 八、李零有兵法,读史察体用军事札记
 九、李零:写在后面的话
第四章 心路历程和路径依赖
 一、李零: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二、智慧老人杜润生,引领民主二三事
 三、中国特色再探讨
参考书目及资料
內容試閱
读张木生
刘 源
每读木生书文,总要细嚼慢咽、反复品味;放下《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我读李零》,依然思绪万千、感慨不尽!
他再三敦请作序,本是善意高抬,却像蓄意拿我打镲。坚决推辞吧?不恭、不敢、心又不甘;遂其所愿呢?关公门前耍大刀,死定了不说,纯属自残,还活该!为此,我五内焦虑。
2007年,遵木生嘱,为《超越左右说实话》写了篇千字前言。现将全文挂出凑数,足见我人懒笔拙、才思枯竭。好在,省些笔墨,也方便读者:

起初,还是杜润生杜老讲的:内地人到西藏工作,最好要与军队建立可靠的联系,不仅为了物质文化和社会安全的需要,更由于在那里,军队有较高的保障效率。我从河南调入的武警水电部队,正巧在西藏承建几座水电站。因此,杜老电令我,护送张木生。
对张木生,我并不陌生。1965年,在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前三年,他就为理想而到农村插队,是最早用亲身苦行的方式去理论联系实际的人,算最初以独立苦思的方法来探寻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之一。文化革命初期,张木生遐迩闻名,一篇《中国农民问题——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长文,以多种手抄本的形式四处流传。当时,农村“一大二公”,贫穷落后,不少百姓饿饭。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面对实际,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引发读者的思索,而这倒霉蛋儿自己则背上“小反革命”罪状,付出坐“大牢”的代价。文化革命结束,张木生从内蒙基层回来,参与组建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发动滁县包产到户大调查,参加前几个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一号文件”的起草讨论,以“马列枪法纯熟”著称圈内。我在河南任乡、县长时,受聘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对张木生,本来久仰其名,有机会接触,更是钦慕其才。
他黄钟,我瓦瓮,杜老不挑不弃,统统划拉到麾下,认作弟子。
遵师嘱,我引张木生入藏。在拉萨,沟通一圈儿,结识一片;出拉萨,第一站送他到海拔4500米的那曲任地委书记,还未到职,又通知改任林芝地区专员。马不停蹄,我迅即陪张木生赶往八一镇。密切的交往,就始于1993年的那个夏天,两个一心想干点事情的北京人,远在祖国西南边陲,不惧艰苦环境,谈工作,谈学习,谈理论,谈人生,同辇促膝,不舍昼夜,被世上最为壮丽的美景震撼,拼胸中几近极限的耐力抗争……
两年后,因为种种复杂曲折,张木生挂冠而去,回京接手中国税务杂志社,几年就把一个欠了一屁股债,连买纸钱都拿不出来的杂志,办成全国最大的财经期刊。然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张木生坚持共产党员的初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索,一刻也没有停止。
正可谓,时居庙堂,不愧忠智之士;或处江湖,常怀赤子之情。
这本小册子,集中了他近年来从财税制度角度对政府行为的探讨。
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无论说起来有多么复杂,实践起来有多么曲折,为人民服务,为多数人服务,是共产党夺取政权、掌握政权的唯一检验。实践必须脚踏实地!从税务杂志到财税体制,到政府执政为民,他见微知著。
在北京,我们有的是机会,常扎堆儿神侃。或许是熟不拘礼、憨痴无恭,最简约地概括张木生的观点,我只用两句玩笑话:站稳“义和团立场”,不当亡国奴,不受二茬罪;走定“八国联军道路”,不忘狱中志,不变强国心。在他那里,仿佛并没有要么投靠八国联军,要么选择义和团的“两难”;更没有已是满眼球的酸文腐语、装洋耍酷。
他呼喊的,是实打实的制度建设,而不是哗众取宠的政治口号。
他高明的,是超出“新左”、“老右”,越过“主流”、“非主流”。回到老祖宗那里,察起点、定基点;对照新时代这厢,先搞清、再搞定。
中国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放在哪里,都有丰富多彩的大学问。
张木生,从青少年时《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联系实际到8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调查研究,从喜马拉雅山麓、雅鲁藏布江畔到《中国税务》杂志社,鼓咙疾呼,直谏不忌触讳;忧国著书,雨过不忘惊雷。
有官没官,官大官小,共产党员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职工作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一脉相传,矢志不移!
从《改造……》,追考《……说实话》。“改造”为“说”,“改造”深为“话”真,“改造”得好、就为“说”得“实”。
“察起点,定基点”,为的是“超越左右”。
“先搞清,再搞定”,也是本书的主题: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一、战问
几年前,一家著名电视台评论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大腕主持人和名嘴嘉宾一唱一和,谴责志愿军残杀美国少爷兵,意思是说中国人太野蛮!这话符合全球化“普世价值”:凡沾上“共党”,都归为“恐怖”。
此节目引起国内非主流舆论大哗!主流媒体,倒挺沉住气,饮恨吞声,不动如山。
现时,太多自封的“和平主义者”反对战争(反共、反恐战除外)!连带着,也就贬低武力,诋毁武士。
要说反对人类自相残杀,恐怕没有人不赞同。
特别在中国,先进的真超前,落后的够邪性:某大屠宰场“人道先兵”,猪牛羊先“执行电刑”“安乐死”,再“过刀”放血。如此非暴力,总给人虚头巴脑的感觉;虽不敢苟同,又能说什么呢?然而,再“人道”、“畜道”的地方,或常会深陷“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潜意识,不能自拔;最“反战”、“反暴”的人,或也为衣、食、住、行、抢配偶,打得昏天黑地、鼻青脸肿?
战争来自人的欲望,人欲不灭,消灭不了战争!
谁都怕战争、恨战争;可是,谁都逃不脱、躲不开战争。
由此,结晶出人类最古老、最重要的智慧——战争文化。我绝对无意指责那些调侃战争、游戏战争等艺术形式,既然是大文化嘛,就笃定包罗万象、丰富多彩。
我只想说,战争和战争中的人,太辉煌!太伟大!太沉痛!太厚重!不容我们所有人不尊重!作为足够成熟的人,需怀有虔敬之心,应秉持膜拜之礼。
对此,不谙世故,很无奈;不知善恶,很可怕;知恶行善,很不易、很可敬!
许多人,总不明白:
“养兵即为战”,天经地义!但兵活着,绝非仅为战。
军队,专司暴力;但不意味着战士都崇尚暴力。恰恰相反,人命就一条,人心肉长的,出于与生俱来的求生恐死本能,面对血腥残杀,兵的内心,最反暴力。
因此,全世界的军人不约而同,都自称“崇尚和平”!而中国,自古更有“善士不武”、“乐杀不祥”的哲理,“全胜无斗,大兵无创”的“非战”兵法,享誉全球。
孙子曰:“兵以利动”;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很简明,战争服务于经济和政治,是低一个层次的“手段”。这没错!但由此想当然地误认军队也是低俗一个档次的“工具”,则大谬!
战争这个最大的怪物恶魔,凶残强暴,杀人盈野,万事避让。当人的生命、民族存亡、国家兴衰系于旦夕,甚至人类毁灭在即,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等人造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战争,亡国旺族,绝非一般的“手段”!一旦开打,吞噬一切,万端环绕,自身变为中心;
军队,兴邦灭种,岂可仅视为“工具”?一朝动武,生杀予夺,铁血统治,永远是征服者!
征服,亦即驯化。“文明”的核心是人对人的驯化,没开始驯化动植物,就已驯化人,从“娃娃抓起”。人类社会走父系这条路,和打仗有关,与战争有不解之缘,在这点上,什么人种都一样。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也不是和平鸽。
关于战争,似知而又非知的“点”可不少。随意拈来:
杀人,当然不好;可多数人认为杀坏人尚可。
进一步,“杀生”也不能说好,一些人反对得厉害,但谁离得开杀生?包括“打了左脸伸右脸”的大主教、持戒吃斋的大和尚,全得治病吃药,杀菌灭毒打虫子;都需吃穿住行,果蔬蚕裘不算生?不杀生,人活不到现在!
很遗憾,不打仗,就没有人类的今天。
战争,是有组织的大规模谋杀(敌人),是变着法儿的蓄意打(敌)人。不管科技多发达,武器多智能化,战争中敌对的还是人,打杀的还是人。
认为“敌”不是“人”,“杀敌”不算“杀人”,西方人最爱矫情:在阿富汗、伊拉克,自己死几千、不得了,杀掉人家几十万、不算数;朝鲜、越南人死了几百万,老美眼睛都不眨;而千万、上亿的印第安人与黑人,被驱逐屠戮,被贩卖虐杀,“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藁”,谁统计?谁心疼?
据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描述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萨时有句名言:“也许他是狗娘养的,但他是咱们的狗娘养的。”知此,就明白什么叫“同态复仇”了:
用我的对称、打你的非对称,用我的全接触、打你的非接触,用我不值钱的命换你值钱的命,以命抵命!不再费劲刺王公,就叫妇幼炸平民!飞机撞大楼、路边人肉弹,同样不拿杀敌当杀人,玩儿的就是这心跳;打得新鬼烦冤旧鬼哭,此恨汹汹无绝期!
不可理喻,千古胜负如赌博;无论善恶,名帅痞子难掂量。见利忘义、避战毁国,图利忘危、求荣得辱;拿破仑也铩羽奔北,本?拉登却得意高歌,谁也别笑话谁。
大家都承认,兵凶战危,侵略如火。
道德极差劲、兵法最厉害:用间、暗杀,兵之正法;劫持、收买,战时常例。
目的极高尚、手段最卑劣:核弹、化武、生物战……坑、蒙、拐、骗、谋、诈、抢,军队作战,无所不用其极,是对生命的大摧残,是对文明的大破坏。
兵最老实,不骗自己,才不厌诈,乃以诈立!
很多人或许没注意到,人类文明史,往往由最残酷、最惨烈的战争来划定阶段。
国家是强力机器,正由暴力铸就;历史写满杀戮血祭,新文明、新文化,往往以战争为起始。
寓生于死,生死相依。很难解释,尽人皆知的残暴“手段”、世人都恨的恐怖“继续”,怎么会屡屡荣膺历史、文明、文化中划时代的圣杯?
新中国远离战争几十年。坦诚说,即使军人,对战争血泪也几无感悟,对种种荒诞谬论,多听之任之。倒是百姓,更念之忧之。
令我惊异钦佩的是,张木生、李零、王小强、杨松林,或许还有未曾谋面的丁力,都不是军人。但他们却把战争蕴涵的真谛,放在人类发展长河中回述,鸿篇卓著,大义凛然。不苛求句句精当、字字珠玑,端赖于大事无误、大理公正。“文采风流今尚存”,实乃真军人也!
史上真军人,未必曾是兵!国内外著名的军队统帅、战法兵学大家、军事战略大师,没当过兵、没统过军的,比比皆是,何尝鲜见?最典型的不用追远,建国前后的“五大领袖”,除朱德总司令外,四位都没当过兵!但哪个不是文武双全、统兵百万、叱咤风云的伟大军人?
我们曾迷信一个经典定义:迄今一切人类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时下,“阶级斗争”不愿再提了,说历史是人类斗争史,没错!古籍连牍,青史满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琢磨,称之为人类对立统一的历史(或斗争团结史),好像该完整全面些?
对立统一也罢,斗争团结也好,其最高级、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战争!
战争,“国之大事”,与文明史,与文化历史,密不可分!
兵者,“生死之地,存亡之道”,稍有淡漠恍惚,都意味着巨大代价──百年屈辱,千古遗恨!“不可不察”!
我们不该认真检讨、仔细审视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吗?
二、史问
我们常满怀深情地说、唱:“祖国啊祖国,亲爱的母亲!”这可能是最常见的赞美词了,但细究追索,字义词源上并非没有毛病:祖国的“祖”,来自男性崇拜,专指男性长辈;祖、先,各指我们的男女来源。严格讲,“祖国啊祖国,我们亲爱的父亲!”才名副其词。
此例,绝不碍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却能以小喻大。
中国史观,近几十年最大的问题,或许莫过于按苏联的唯物史观“五种社会形态说”的中间一段:所谓“奴隶社会少奴隶”(奴隶制度占主体证据不足)、“封建社会不封建”(分封建邑制度不为主)……
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是国家“大一统”。
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是中国最早的两次大一统。
西周是典型的“分封建制”大一统,没有典型的奴隶制,甚至没有类似美国的普遍黑奴制记载⑦。我们的正统通史却讲,社会形态“跨奴隶社会”。岂不是“奴隶社会少奴隶”?
西周封建是一次人口大重组、大融合,有天下共主;与欧洲封建的小国寡民无共主不同。中国传统的民族政策是柔远能迩,四海一家,子夏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孔子叫“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蛮夷戎狄,中原和亲,亲戚套亲戚,可以连成一大片。
春秋礼崩乐坏,僭越滥封,乱世割据,始变贵族传统,平民可凭战功取爵。
秦始皇的大一统和西周封建相反,不是靠热乎乎的血缘纽带和亲戚关系,而是靠冷冰冰的法律制度和统一标准。
秦始皇,收周秦千秋之功,罢“封建”,创“一统”:废井田,开阡陌,废诸侯,设郡县,统一文字,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用庞大的文官队伍执政,秦驰道是高等级的国家公路,秦直道是战备高速路,如此大功谁也抹不掉,引领世界先进。可叹,秦始皇也有砸锅崴泥的地儿,他搞学术大一统(焚书),想收拾知识分子的人心(坑儒),被骂翻天,很不成功。
汉承秦制,骨子里是秦始皇,但阳儒阴法,拢取涣散的人心。知识分子交孔夫子管,尊儒尊孔是虚拟领导,代替活不长的真实领导,其效甚好;兴立祠畴,老百姓交各种祠堂宗族管,拜祖、愚民,抬死人、压活人,鬼得很。
“大一统”的帝国。“大”是国土大,疆域大。“一统”是制度统一,政令统一,文化统一。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了2200年,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王小强曾集中概述了中国古代发达的货币、汇兑、纸币、商品交换和资本经济……是回归重要史实的大手笔!他把秦汉以后2000多年的经济制度,概括为“小农经济加市场”,认为这绝不同于西方的领主庄园式“自给自足大农经济”,并远先进于欧洲的封建。不论怎么评价,他的理论创新(或可加杨松林的网上激辩),都是对中国的文化历史观的一个重大探索!
无论按欧洲标准还是中国史论,秦汉相当于法国“太阳王”时期的中央集权专制民族国家,该属于前资本主义阶段。基辛格也说:中国的统一领先欧洲2000多年。这以后,虽然魏晋南北朝复辟了一段,但中国社会中的“封建”已趋式微,“大一统”始成定基。
原本是封建制度的“礼崩乐坏”,然而,按“社会形态说”,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却叫“成熟的封建社会”,岂不成了“封建社会不封建”?
原本是“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罢封建”大一统,倒叫成“封建大一统”,岂不荒唐?
大一统,利大于弊,有利必有弊。文明痼疾,腐朽自大,高度的文明带来高度的腐败。“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造反有理,以暴易暴!
毛泽东好像说过,中国的改朝换代,要感谢农民起义。而中国的“大一统”,则要感谢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没有这些邻居的压力,没有应付“五方之民”的能力,就没有中国。
恕我这里又不得不扯上战争和武力,包括应对游牧部落“胡未灭”的挑战,镇压境内“烧不尽”的野火,平息庙堂“吹又生”的廷变,侵略、劫掠、革命、暴乱、反叛、起义,无休无止;蛮族大入侵、农民大起义,没完没了!
统一中国的力量,来自无穷的征战。皆知其所害,不知其为利之大。战争造就“大一统”!
不战,哪来的大一统?不武,怎会有民族大融合、血统大融合、文化大融合、南北大融合?
历史——血流成河、泪流成河,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华民族的历史,仍是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各民族共同创造融合而成。
战、武融合,还融出中国的“和文化”:从“慎战”、“不战”、“全胜”,到以战促和、和而不同、知和而和……充分反映出战争与和平的辩证规律,创造出只有中国才特有的战争理论,举世赞赏。
对我们今天提倡的“和谐”、“和睦”、“和平”,老外总吵吵不理解、“不透明”。而对任何中国人来说,“以和为贵”,于脑于心、实实在在,早就融于血液和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之魂!
当之无愧!战争,荣为历史、文明、文化的里程碑!
中国历史的另一大特色,就是西北对东南、游牧对农耕的攻伐融合。除了商起于东而灭夏、朱元璋北伐撵走蒙元以外,都是西北“狼”东北“虎”冲向东、南,逐鹿中原而得天下。小邦周克大邑商,秦灭六国,是西北征服东南;汉之兴自蜀汉;隋唐聚起关陇;三国两晋、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烽火连天下;西夏、辽、金、元、朱棣,甚至李自成都是或北或西,挤压征服东南;满清更是北方夷狄;连毛泽东统天下也是在延安打下根基,刘少奇先期抢占东北后,几乎原样走了大清入关的“龙兴之路”,横扫千军。怎么这么巧?
原来西、北有个以骑马民族为背景的“寒流”、“高压槽”,总是从西北横扫东南。司马迁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中国古代特现代化,独特地理位置产生独特的大国。国家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汉族是多民族的融合产物。夷夏杂处,如大旋涡,内外之辨,不在种族,而在文化,于农于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陈寅恪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即为汉人,胡化即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正可谓,一统之世,民族胡越一家;多元之体,文化水乳交融。这种融合还在进行中。
中国从没有统一的宗教,老百姓只要不造反,各信各的教,各有各的庙。没有宗教战争,对外侵略性肯定比西方小。中国文字一脉单传,没有失落的文明,全世界又是独一无二。
西方的古典对立:西方民主,东方专制,这个说法是偏见。西方历史,古代四分五裂,近代才有统一民族国家。他们聚少散多,我们聚多散少;他们的合是合中有分,联是邦联,我们的分,有“天下共主”,有文化道统“一贯制”;他们的蛮族南下、被蛮化,我们的蛮族南下、被汉化,万里长城永不倒。封建制下,欧洲的领土和人民是领主封君的私产;我们自汉以降两千多年,“国”与“民”、“公器”也,“民贵君轻”被奉为圣训圭臬。中国传统和现代趋势最接近,国家一元化、宗教多元化,比近代美国多民族统一国家还现代化。
全世界的古代社会,民主代表原始,专制反而代表进步,此不可不察也。
西方一向是以他们的“前后”当我们的“前后”,这对解释中国历史一窍不通。
西方一直以“小国之心”度“大国之腹”。列强说了百年:边疆、国界、统一的民族国家都是近代概念,对历史上的大国,只一个法儿,大卸八块。台独、藏独、疆独、七块、八块论,一边一国,一切都待推倒重来。
前台、后台有人家的分工。强盗逻辑,才是不折不扣的硬道理,靠的是帝国主义的硬实力、硬武力!
李零反对用“封建专制”词组。因为在欧洲,“专制”的反面是“封建”,俩词儿不能捏一块儿。我托木生转告,他的道理咱明白,但在中国,词义矛盾不大,这个词组还取消不得。否则,秦始皇、隋炀帝、唐太宗、慈禧……不叫“封建专制”,叫什么?你们得先找出个同义词代替。哥儿俩没回音,估计私下跟我抬杠:两码事,别搁一勺儿烩。
中国的封建社会,所谓封建主义、封建迷信、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封建”,与西方概念不同,与咱老祖宗的“分封建邑”原意,也早已风马牛不相及。常常,称其名、不逮其意,名不副实;用其词、生发歧异,词不达意。——所以,急需换换。
正如今日之“民主”,早已没有与“君主”对应的那个原词的原味儿了。西方公认:英国、日本和泰国这样的君主国,是“完全民主国家”;而推翻国王的尼泊尔,却算“非民主专制国家”。更怪诞的:就连视民主为“专利”的美国,对“民主”都没个准确的定义。时髦说,叫“广场三原则”;咱们说,那叫“为民选主子”!——所以,急需澄清。
“封建”,如此重要的政治、历史概念,竟这般扑朔迷离、无所适从;“民主”,如此常用的历史、政治词汇,都这样离题万里,含混不清!
我们,包括你和我,都“反封建”、“举民主”!总要有个明确一致的坐标、共识吧?
时下,如此这般的虚实之事,多矣!正是,“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
我们不该返回理论原点、澄清定义,重塑、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吗?
三、路 问
近年,仍常有人从国外搬个什么“主义”新名儿忽悠,甚至连理论内容和实际业绩都懒得介绍,就捧为完美理想的唯一成功范例,并神秘地说:从没经过中国化“变味儿”。
对中国这样人多、地大、古老、事稠的发展中国家,不论是学习超强大国的终极经验,还是套用寡民小国的顶峰实践,不变味儿,肯定行不通!即使是口头推荐,也得先翻成中国话呀?
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反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
人有许多病都治不好,更不要说绝症。病笃乱投医,西医不灵找中医,中医傻眼找巫医,病人总是在三者间转磨。
国家走的路,我们可没少折腾:美国、日本、苏联制度,都是生吞活剥、全套照搬;南斯拉夫、新加坡、匈牙利模式,当做佛脚灵丹、又抱又啃;休克疗法、颜色革命、解体易帜,炒成乌龟王八大补汤,全推介过。木生比喻:神农尝百草,拿自身试验到上吐下泻的地步!
文化史观上也如此:传统不灵求现代化,资本主义没门儿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撞墙再寻回传统,也是转磨。释、儒、道、法、阴阳术……甚至医学、红学、养生学都来凑热闹,信誓旦旦:不仅救中国,还能救世界!
1840年之后,面对资本主义文明,中国落后了。蛋糕太大要切着吃,西方列强瓜分豆剥,小日本大野心,要一口鲸吞中国,败得最惨。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管屡战屡败,却屡踣屡起。
改革开放30年,经济改革自然自觉地顺应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创造了世界奇迹。但世人都说中国是经济改革的巨人,社会改革的侏儒。
我们与官产学媒、主流非主流的共识是,反对权贵资本主义、解决中国的两极分化和贪污腐败。
分歧是,客家想惊险一跃,尽管有苏联东欧解体灾难在前,仍挡不住要全面实验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土家想造反再乱,尽管曾自陷崩溃被否定,还记不住阶级专政“不断革命”是条死路;我家认为,社会与政治改革,要用经过实践验证为正确的、我们自己的理论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指导。
在突飞猛进而又积累了巨大矛盾的中国,我们必须严防造反余孽与民粹主义“愤青”合流的极左大破坏;又需警惕狭隘自大民族主义加“暴民”造势的极右大爆发!“文革”之鉴,德、日法西斯之鉴,后人必要鉴之。
历史是过去的真实描述,然而绝不可能完全真实。
历史是一面镜子,既照着今天,又照出明天!
在颐和园幽静的后山,木生问:
“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包括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凡是用新民主主义为指导,就胜利、成功了!而没有真正遵循那套理论的,或犯错误、或走弯路,都出了问题。你认为,可不可以这样说?”
我只闷头默想:在当下的社会中,能够涵盖“主流非主流”合成的“最小公倍数”,能够弥合“左右理论”求得的“最大公约数”,可能非“新民主主义”莫属了。
他是明知故问,我则借题发挥——将此问题留给读者们考证思索,请大家一块儿来回答。
这不是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回归新起点的又一重大课题?

几十年中,从“闭关锁国”年代的“小反革命”,到“两个凡是”环境中的“解放先驱”;不论在改革开放初期挺身陷阵,还是作为先知先觉的“自由化”精英,张木生和王小强们,凝聚了多少热血志士的共识。
世纪之交,他们准确预见了“投机赌博新经济”造成的“泡沫破灭”和“金融危机”,警告了今天面临的“史无前例的挑战”、“新三座大山”和诸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大对策、大战略,很多今天被采纳,明天也将被验证。
每逢关键,他们卷起的思想旋风,今人难以企及。
有人说,看看眼前,除了一双筷子,日常所用的一切,都已被“西化”了,还反什么?如果管这叫“西化”,所有人都不反对。然而,李约瑟说过,当今世界大部分文明,都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发明创造之上的;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超于其他所有国家。这话远非全球共识,却还有人说是“中化”,甚至联系到“威胁论”!
当今的社会,民主、自由、开放多了,几乎没人“打棍子、扣帽子、揪辫子”。
多种思潮、多极政见、多元文化甚嚣尘上,反复碰撞、磨合杂交、融会贯通。
加上阶级界限模糊、人际关系繁复,差别含混重叠,虽有新的矛盾凸显、激化,倒也并非你死我活。
按说,官场、民间的容忍度该高些,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了!
然而,也是今天,知识爆炸淹没你,影视网络淘汰你,权钱食色诱惑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还真难!坚守中庸、左右开弓,确实可能两面不认同、两端得罪人、两头不落好。能超越左右,摈弃主流非主流,何其不易!
眼前,不是没有路,而是路过多:大街小巷,曲径天路,阡陌纵横,眼花缭乱。说得再好,走不了、行不通,瞎掰;看着再靓,走太慢、行路难,边儿靠!
路,是要人行走的。选路,历来作大难。唯一的标准就是实践的结果,又好又快,科学发展!
前书的《说》,现书的《改》,无论“说”的,还是“改”的,“返回马克思的原基点”也好,“改造文化历史观”也罢,我们革命的初衷,根本如一:为了和平,为人的解放奋斗!我们建设的目的,始终没变:强国富民,为了多数人服务!
蒋介石说:“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老蒋的话,很多都错得吊诡。他这话,我爱听,但绝不敢说正确。起码要加不少匡正诠释、修正说明。
首先,不论是否投降,共产党犯的错误,海了去了;经历的失败,大了去了;垮台被消灭,多了去了!不败、不错、不垮,何来投降?党都散了、亡了、没了,谁来认栽?老蒋好像自说自话,没的名堂!
其次,共产党不投降,不等于说共产党员不投降。事实上,党的总书记都有不少背叛、变节的。国际国内,早年近年,不胜枚数。老蒋这话,忒诡异!
第三,要说共产党能够不投降,就因为有党内民主,有大量忠诚的党员善于反思:一次、再次地纠错,回到历史的基点;探索完善“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回到正确的原点;从失败的地方爬起,回到现实的起点;改造文化历史观,回到我们信仰的初衷。
重新干起,百折不挠!山高水长,嵯峨浩荡!
越是困难、迷茫、挫败、失望之时,越显出这样一批: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
永不投降的共产党人!
为什么读李零?李零讲的理儿和事儿透彻、先进。
张木生下大力写出:《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我使大劲郑重推荐:读张木生!
2010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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