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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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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获得并坚持“求真意志”是困难的，必须时时抵制、拒绝外部的诱惑，尤其是主流价值的诱惑，时时同自己内心的懦怯、虚荣、盲从、苟且的习性抗争。”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大概都有这种内心的挣扎和痛苦，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作者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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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生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越性的人文关怀。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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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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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当代著名学者，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思想性作品《平民的信使》、《胡风集团案：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五四之魂》、《时代与文学的肖像》、《午夜的幽光》、《一个人的爱与死》，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漂泊者萧红》，主编《二十世纪世界文化名人书库》、《曼陀罗译丛》、《流亡者译丛》、《流亡者丛书》、《散文与人》、《记忆》、《人文随笔》、《文学中国》（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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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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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一九七九
鲁迅与瞿秋白
一九八〇
鲁迅论《水浒》
一九八一
墙
一九八二
黄昏
一九八三
关于现代诗的通信
一九八四
关于史诗
一九八五
鲁迅的“文学不中用”论
一九八六
《人间鲁迅》引言
一九八七
火，一个殉道者
一九八八
席里柯： 《梅杜萨之筏》
一九八九
悲剧的诞生
一九九〇
自由与恐惧
一九九一
水与火（二章）
一九九二
鲁迅的反抗哲学及其运命
一九九三
论散文精神
一九九四
存在的见证
一九九五
读顾准
一九九六
《流亡者丛书》序
一九九七
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节选）
一九九八
思想和思想者
一九九九
五四之魂（节选）
二〇〇〇
《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节选）
二〇〇一
《鲁迅的最后十年》引言
二〇〇二
文化遗民陈寅恪
二〇〇三
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节选）
二〇〇四
《中国新诗五十年》导论
二〇〇五
奥威尔：从政治中来，到政治中去
二〇〇六
阿伦特：沉思与反抗
二〇〇七
卢森堡：“嗜血的红色罗莎”
二〇〇八
国民性批判问题的札记（节选）
二〇〇九
基弗：后极权时代的废墟（节选）
回顾：阅读与写作
林贤治著作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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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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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
鲁迅与瞿秋白
瞿秋白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叛徒”、“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狱中写作的《多余的话》即是有力的罪证之一。有人据此认为，鲁迅所以称瞿秋白为“知己”，乃是受蒙蔽的结果。 。
鲁迅说：“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历述党史，主动批判自己，承担责任，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超卓识见和坦荡胸怀。毋庸讳言，其中确实流露出逃避政治的无为思想和渴望“休息”的颓唐心情，以至今日仍然被人认为有损于他的形象。对此，我们如何评价呢?这里不妨引出鲁迅相关的论述，尝试作比较考察。
1971年，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作过这样的一段忆述：“有一次，瞿秋白写一个纸条给鲁迅，署名犬耕。后来鲁迅问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他说：‘搞政治，我实在不会搞，我搞政治，就像狗耕田!’鲁迅对此深为不满，当面批评了他。”在这里，瞿秋白表示出了类似《多余的话》中对搞政治而力不从心的说法。“犬耕”之喻，其实早在写作《饿乡纪程》时就使用过：“新闻记者的职任，照实说来，我是无能力的，颂华说：‘我们此行，本是“无牛则赖犬耕”，尽我们自己的力量罢了’。可怜中国现代的文化，……这种调查考察一国文化，一种新制度，世界第一次的改造事业，却令我这学识浅薄，教育不成熟的青年担负——这是人才的饥荒。”为后来的所谓“历史的误会”加了注脚。但是，此间的意思，却并非尽是消极的，虚无主义的。
1932年12月，瞿秋白曾把一首作于青年时代的诗抄给鲁迅，诗云：“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拿它与写于狱中的《梦回》一诗比较：“小城细雨作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一样抒写着“所谓‘阡悔的贵族’心情”，笼罩着颓唐气息。在往来频密的日子里，鲁迅常以瞿秋白曾经使用过的笔名“何苦”称他，并非偶然。无论在认识鲁迅之前或之后，瞿秋白都曾流露过颓唐的心迹。因此，我们说鲁迅了解瞿秋白，是包括了对他的所谓“阴暗面”的了解在内的。
瞿秋白自称不愿当“领袖”，鲁迅也尝自谓不愿作“导师”，而他们其实都做了领袖人物和青年导师。瞿秋白一方面说：“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同时，一方面又说：“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可见，在世界观内部，或在言谈与实际行动之间，也常有矛盾的地方。瞿秋白在经受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后，曾多次想摆脱政治而从事文艺，也不可仅仅视之为意志薄弱和情绪低迷的表现；鲁迅亦曾多次想摆脱论战的烦扰而从事小说创作或撰写文学史。即以瞿秋白一贯的文学主张看，搞文艺也不是想一头钻进象牙之塔里去，只不过转换一条战线，以摆脱那些无谓的纠缠，更有效地奉献自己的才智而已。梅林在《马克思传》中就曾这样评述过马克思：“有人说，马克思对国际的工作已感到厌倦，想重新致力于他的科学著作。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为恩格斯所证实。恩格斯在1872年5月27曰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提到比利时人关于完全撤销总委员会的提议，并且补充说：‘我本人对这个提议丝毫也不反对，——我和马克思反正不再参加总委员会，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几乎没有写作的时间，而这种情况是必须结束的。’不过这是在发火的时候顺口说出的。”依此看来，瞿秋白之意想终生从事文学事业，也就变得无可厚非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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