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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鲁迅与胡适由同一营垒到后来的分手、对立，不仅隐含着中国新文化的主线，而且也隐含着东亚在全球化过程中确立自身的文化冲突。鲁迅与胡适在现代化之旅中的两种思考、两种选择，代表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精神路向。他们的意志、心态、情趣、理念都深深纠缠着中国的现代文明史。新文化的崛起、流变，“左”“右”精神风潮的迭起，都关联着两人的名字。在中国现代史上，他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鲁迅和胡适这两位智者相近又充满对立的文化思路一直到现在还留下长长的投影，梳理他们的两种思考、两种选择，仍然可为当今和以后的读者思考全球化问题和中国文化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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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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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 本名孙毅，1957年秋生于大连。曾任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著有《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鲁迅与陈独秀》《鲁迅忧思录》《鲁迅与国学》《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往者难追》《思于他处》等。曾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批评家奖、朱自清散文奖、丁玲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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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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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情........................................................................................................1
互 往......................................................................................................32
新 梦......................................................................................................64
孝 子......................................................................................................92
爱 欲....................................................................................................120
白话文....................................................................................................144
打鬼者....................................................................................................171
苦 语....................................................................................................210
分 道....................................................................................................230
讥 语....................................................................................................261
互 议....................................................................................................290
师 道....................................................................................................326
真 人....................................................................................................357
晚 境....................................................................................................387
平民化....................................................................................................414
左右翼....................................................................................................437
新 诗....................................................................................................460
红 学....................................................................................................484
后 记....................................................................................................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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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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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鲁迅告别了生活了14年的北京城，漂泊到了厦门。这一选择对他有着很深的意味，说是一次“精神的自我流放”也是不过分的。他厌恶了北京上流社会的正人君子，对所谓学人、作家，生出了厌倦之敌意。去荒凉的小城，远离文化中心，内心有一种松弛之感，那蓝色的大海、岑寂的校园、高远的天空给予他的，应当是另一种色调。他其实是为了另一种生活，才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漂泊，给他带来的，是全新的生活。
不料荒冷的厦门带给他的是那样大的寂寞，内心的压迫、苦楚，却与日俱增起来。日子并不平静，在枯坐里，好似精神失落了什么，绝望的情感不仅未消，却更为浓烈起来。当远离了喧嚣的都市和熟识的人们时，外界的刺激渐渐消失，剩下的仅是自我的咀嚼。他甚至听到了自己的心在跳动，孤独感那么强烈地向他袭来：
……夜九时后，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楼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寂寞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 同时感到空虚”。
莫非这就是一点“世界苦恼”么？我有时想。然而大约又不是的，这不过是淡淡的哀愁，中间还带些愉快。我想接近它，但我愈想，它却愈渺茫了，几乎就要发见仅只我独自倚着石栏，此外一无所有。必须待到我忘了努力，才又感到淡淡的哀愁。［1］
读这一段文字，可以想见其心境之苦。那个环境下，写杂文的冲动似乎已经失去，除了几篇忆旧的文章外，他没有别的作品。放逐自我，并非易事，当被抛进荒漠里时，那感受，与世俗中的红尘给人的刺激并不一样。
倘若就那么孤寂地待下去，他或许会变成纯粹的教书匠和学者。那时写下的讲义《汉文学史纲要》，是有这种学术的天分在的。人们一直期待着他能写一部厚重的《中国文学史》一类的专著，但终未如愿。如能写出，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之类的专著，大约会相形见绌的。
可见他并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他的目光不在那里。鲁迅的兴奋点一直在活的人生中，他对身外的世界，是那样关注，似乎自己的苦乐均在其中。鲁迅从来没有满足于现有的生活，对外界的注意，其深度是惊人的。他过于敏感，对陌生环境的多疑，使他承受着一般人未有
过的孤独，我们从《两地书》中，多少可以看到这一点。
独自一人，置身于荒漠般的厦门，给了他一个内省己身的机会。《坟》的后记写得那样肃杀，那是只有绝望过的人，才有的声音。但读那时的文字，我觉得他常常还有种被迫害的感觉，虽不能说是“被迫害狂”的精神幻象，但从心理学的意义上看，鲁迅的多疑，是有这样的色调的。
他时常感到胡适的派系的无所不在，厦门大学的教授，有许多是胡适的友人，这让他联想起陈西滢和“现代评论”派，在致许广平的信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及过这一点：
在国学院里，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好像都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我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我现在惟一的方法是少说话；他们的家眷到来之后，大约要搬往别处去了罢。（四十二）
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顾颉刚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潘家洵、陈万里、黄坚三人，似皆他所引荐。黄坚（江西人）尤善兴风作浪，他曾在女师大做过职员，你该知道的罢，现在是玉堂的襄理，还兼别的事，对于较小的职员，气焰不可当，嘴里都是油滑话。我因为亲闻他密语玉堂，“谁怎么不好”等等，就看不起他了。前天就很给他碰了一个钉子，他昨天借题报复，我便又给他碰了一个大钉子，而自己则辞去国学院兼职。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四十六）
我的情形，并未因为怕你神经过敏而隐瞒，大约一受刺激， 便心烦，事情过后，即平安些。可是本校情形实在太不见佳，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周览（鲠生）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 我觉得毫无希望……这样，我们个体，自然被排斥。所以我现在很想至多在本学期之末，离开厦大。他们实在有永久在此之意， 情形比北大还坏。（五十六）
但玉堂也太糊涂——不知道还是老实——至今还迷信着他的“襄理”；这是一定要糟的，无药可救。顾颉刚仍旧专门荐人，书馆有一缺，又在计划荐人了，是胡适之的书记……（六十六）
对鲁迅而言，“现代评论派”的影子给他带来的是些无形的压迫感。他已很反感胡适的名字，以为陈西滢与胡适是“物以类聚”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几年后，在给许广平的另一封信中，有这样的话：
今天寄到一本《红玫瑰》，陈西滢和凌叔华的照片都登上了。胡适之的诗载于《礼拜六》，他们的像见于《红玫瑰》，时光老人的力量，真能逐渐的显出“物以类聚”的真实。（一二一）
胡适并非结党营私的人，说他有个“派”，实在有点冤枉。但因为名气过大，声誉隆盛，一些文人攀附尾随，原也是不免的。鲁迅对陈西滢的仇恨，对顾颉刚的反感，最后归结到胡适的身上，多少是有些误会的。但从这个现象中，也可见出胡适的弱点：过于宽容，则不免鱼目混珠，周围黑白驳杂，泾渭不清。在一个多元的文化中，这种情怀殊属不易，中国学人中有他这样胸襟者，为数寥寥。但对于追求“纯粹”的鲁迅而言，过于温吞的胡适，则助长了黑暗的存物，说其与黑暗的存物相互依存，亦非过激之语，这是两人截然的不同，在这个层面上，人们是可以理解鲁迅的。
胡适确实没有伤害过鲁迅，却得到了一个不好的名声。想起来，这是鲁迅的悲剧，也是胡适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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