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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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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经典作品新版，理解周氏兄弟不可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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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理解鲁迅难，懂得周作人亦非易事。细读两人的全部文章，常使我感到难言的沉重。这不仅是那些文字所释放的信息给人以复杂的感应，更主要的，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常常使他们处于尴尬的甚至绝望的境地。我一直觉得，两人身上有着殊途同归的一面。这感觉似乎不着边际，亦有悖于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的评价，但事实是，鲁迅也好，周作人也好，均是常态的中国人生的叛逆，不过一个趋于挣扎、搏击，另一个隐于苦难的大泽，其形态虽不同，根底大致拴在一个基点上。懂得鲁迅的，莫过于周作人；同样，深解周作人的，乃是同胞长兄。因为彼此太了解，又深谙对方之短，不相容，便十分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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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截然不同的人生境界，对后世的中国人，是两面不同的镜子。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曲直与忠邪、激越与无奈、希望与绝望、生存与毁灭等一系列悖反的命题。无论你选择谁，倾向于谁，你都无法挣脱他们所带来的价值难题。周氏兄弟便在这一矛盾的文化纽结中，为后世人提供了永久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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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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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 本名孙毅，1957年秋生于大连。曾任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著有《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鲁迅与陈独秀》《鲁迅忧思录》《鲁迅与国学》《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往者难追》《思于他处》等。曾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批评家奖、朱自清散文奖、丁玲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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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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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王得后
序二 有意味的参照
——读孙郁：《鲁迅与周作人》 钱理群
初梦
域外
爱意
寻路
恩怨
苦雨
互证
殊途
里与外
趣味
格调
杂学
荣与辱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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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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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怎么看周作人的呢？
分手之后，鲁迅在公开场合很少提及周作人，只是和许广平、三弟周建人私下有过交谈。大致说来，他对周作人的才气和学识是敬佩的。“有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编辑正在处理。鲁迅说：‘莫非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我说：‘那总还是要看一遍的吧！’鲁迅不做声了。”可见这里有着对其弟深切的关怀和对其译力甚深的信任。1927 年，鲁迅定居上海之后，北京已沦入张作霖奉军手中，他深为周作人的处境担忧，希望二弟也能南下。有一次，鲁迅从三弟建人那里，看到了二弟周作人的信，便在致章廷谦的信中，提到周作人：
北新捕去李（小峰之堂兄）王（不知何人）两公及搜查，闻在十月二十二，《语丝》之禁则二十四。作者皆暂避，周启明盖在日本医院欤。查封北新，则在卅日。今天乔峰得启明信，则似已回家，云《语丝》当再出三期，凑足三年之数，此后便归北新去接办云云。（卅日发）大约尚未知查封消息也。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互助耳。”
对周作人的一片爱意，已流入笔端，可见鲁迅的怨恨在羽太信子身上，对周作人尚有较深的骨肉之情。章廷谦是周氏兄弟共同的好友，鲁迅写信给他，实则间接致函周作人的，或是让章廷谦转达自己的问候也未可知。鲁迅在受辱后的几年内，对二弟尚有此关切之情，是令人感动的。鲁迅对三弟建人和许广平都说过：“启孟真昏。”他1932 年11 月20 日回北京省亲时，曾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而谈及羽太信子时也颇有微词，对她的行为多有不满。看来，鲁迅与周作人的反目，以及反目后对家事的看法，怨恨是在羽太信子一边的。鲁迅回北京省亲时，在致许广平的另一封信中说：“某太太于我们颇示好感，闻当初二太太曾来鼓动，劝其想得开些，多用些钱，但为老太太纠正。后又谣传H.M. 肚子又大了，二太太曾愤愤然来报告，我辈将生孩子而她不平，可笑也。”这里，“某太太”系朱安，“二太太”乃羽太信子，“老太太”指鲁迅母亲。此信可见出周氏家族内在矛盾之一斑。这矛盾的缘由，在鲁迅眼里乃羽太信子使然。谈及周作人，只以“颇昏”二字语之，其分寸感是很强的。
除了用“寇劫”“真昏”来形容周作人外，鲁迅没有使用过攻击性的文字，倒是对二弟充满了关注和一定程度的理解。1934 年1 月15 日，恰逢周作人50 生辰，周作人先后写过两首“牛山体”打油诗。其一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其二云：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打油诗写得确是好，是周作人心灵的幽默的复写。这样的诗，比起正襟危坐者，要多几许味道，或可让人更深地体味他的境界。此诗发表后，北京许多文人与之唱和，一时间好不热闹。钱玄同、林语堂、胡适、蔡元培等人，在和诗中表现了对周作人世界的深切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在现象界中的无奈、机智、幽默的情调，都在一唱一和中散发出来，读了不禁令人长叹。但周作人的打油诗，却招致
了左翼作家如胡风、廖沫沙等人尖锐的批评。批评者的意见，无非是周作人精神堕落，逃避现实，等等。应当说，左翼作家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因为知识结构之不同，他们对周作人心灵深处的东西缺少了解，所以对其中苦味并不能一一察明。倒是鲁迅，从周作人的打油诗中，看到了他内心的难言之苦。在4 月30 日致曹聚仁的信中，鲁迅说道：“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不久，在致杨霁云的信中也谈及此事，云：“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这是很公正的评价，可以说，是读出了周作人骨髓里的东西。鲁迅尽管对二弟的人生状态有不满的地方，但对其身上可贵的东西，学识的境界，是理解甚至同情的。倘若是对其他一些名士派的作品，鲁迅的批评可能更重一些，但对二弟，毕竟有骨肉之情，且对其思想的深层隐喻理解颇深，故态度便显得与众不同。其实鲁迅是一直关注二弟的。他担心政局的恶化会使周作人陷入尴尬的境地，所以在对三弟建人的谈吐中，不止一次地讲起这种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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