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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双重视角加持：作者兼具学者深邃与外交官锐眼，突破单一视角，从文明碰撞、国家转型等宏观层面解析历史。?
独特叙事风格：绕过悲情控诉，聚焦近代中国破局重生的关键命题，展现历史背后的深层逻辑。?
精准人物剖析：深入解读林则徐、洋务派、变法者等关键人物的矛盾与局限，揭示历史进程中的关键节点。?
跨越时代价值：不仅还原过去的挣扎，更映照今日中国的精神源头，为理解当下提供历史参照。?
经典口碑保障：畅销八十余年，历经时间检验，被奉为近代史入门与深读的**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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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以政治与外交视角为主线，串联起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及后续的关键历史进程。?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首章 “剿夷与抚夷”，剖析鸦片战争前后清廷外交困境：因对国际规则无知，通商等问题举措失当。林则徐虽早识中西差距，却受制于士大夫保守氛围，未能推动实质变革。?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指出太平天国运动有宗教与种族革命色彩，却缺社会革新内核；曾国藩以维护清廷为前提，兼顾学习西洋技术与重拾传统美德，成洋务运动早期推动者，也展现了内外交困下中国被迫开放的开端。?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梳理洋务运动三十年：创办近代企业、学堂、海军，虽有进取，却仅停留在技术层面，未触及制度根本，终致失败，印证 “半新半旧不中用”。?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讲甲午战后列强瓜分危机下的救亡探索：康梁维新因顽固势力阻挠夭折，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却未终结混乱，呈现民族复兴之路的曲折。?
全书围绕 “近代化” 核心命题，探讨中国在世界潮流中突破困境、实现转型的路径，将历史事件与深层变革逻辑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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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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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字绶章，笔名清泉，湖南邵阳（今邵东）人，中国史学家、外交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景星学社社员 。1911年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9年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九·一八事变”以后，创办《独立评论》，引起国民政府高层关注。1935年12月，弃学从政，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从此离开清华大学；后在国民政府从事外交事务，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1965年10月9日在纽约去世，享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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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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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序 /001 总 论 /003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008 第二节 英国人作鸦片买卖 /011 第三节 东西对打 /013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016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018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019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022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026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028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030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032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036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038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040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044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049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058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060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063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065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069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072
第七节 □□□贯澈总理的遗教 /074
附 录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 /078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081
百年的外交 /112
再论近百年的外交 /119
评《清史稿·邦交志》 /123
琦善与雅片战争 /135
李鸿章 /152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159
现今史家的制度改革观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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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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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中国近代史大纲》是民国二十七年五、六两月起草的。那时我 已辞去驻苏大使的任务，还未恢复行政院政务处的职掌，在汉口有几个月的 安逸，于是趁机写这本小书。
我在清华教学的时候，原想费十年功夫写部近代史。抗战以后，这种 计划实现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我在汉口的那几个月，身边图书虽少，但 是我想不如趁机把我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是这 书的性质，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
□□年六月一日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此中的原故是很复杂的。第一，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彝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我们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原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的，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 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 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作买卖，借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 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 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 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 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 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 家可以与外国人作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 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 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 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
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 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 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 百分之四，满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 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 我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的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 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 交凶，拒绝接收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 不高明。
外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十八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人的态度就慢慢的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的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 要，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亚东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作发展的根据地。
当时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英国人以为在华 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作出来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正是乾隆帝满八十岁的一年，如果英国趁机派使来贺寿，那就能得着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广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使祝寿。于是英国乃派马戛尔尼
侯（Lord Macartney）为全权特使来华。
马戛尔尼使节的预备是很费苦心的。特使乘坐头等兵船，并带卫队。 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而且 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惟必须表 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第一，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 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廷必以最优之礼款待之。第二，英国希望中国 加开通商口岸。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英 国希望中国给她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货，如同葡萄牙人在澳 门一样。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当 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 件的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 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 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帝很不快 乐，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 了。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了。
十八世纪末年和十九世纪初年，欧洲正闹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 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业的发展。等到战事完了，英国遂派第二次的使节来 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同。但是嘉庆给英使的待遇远不及乾隆，所以英 使不但外交失败，并且私人对我的感情也不好。
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 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到了十九世纪，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庆、道光、咸 丰年间的中国人，不分汉满，仍图闭关自守，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 地位，根本否认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我们倘若大胆的踏进大世界的生 活，我们需要高度的改革，不然，我们就不能与列强竞争。但是我们有与外 人并驾齐驱的人力物力，只要我们有此决心，我们可以在十九世纪的大世界 上得着更光荣的地位。我们研究我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 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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