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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豆瓣高分好评,人类学入门经典之作!
广为人知、读者众多的三大人类学“名著”之一《天真的人类学家》,在学术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成为普通人一窥学术殿堂的门径,甚至常常会燃起他们热情想投身于人类学的研究和学习。真不知有多少人在心中悄悄埋下了对人类学热爱的火种,甚至被“误入歧途”,可见这本书的魅力! 2.作者巴利被誉为“人类学界的卓别林”,语言诙谐幽默,专治不开心 20世纪80年代,英美青年人手一册,一部无出其右的田野调查笔记。随处可见的笑声,令读者不知不觉中愉快地感染到作者面对非洲多瓦悠人时一脸无辜、一本正经地自嘲的英国式幽默精神。有读者说:列维-斯特劳斯写的是《忧郁的热带》,巴利写的是“抓狂的热带”。很多读者都有这样的共识:田野人类学家原来比生活中的我还苦逼,这本书实在太治愈了,一切的苦闷、压力和不开心在英国自嘲式幽默面前都烟消云散了。 3.著名人类学家袁长庚、赵丙祥鼎力推荐
本书得到著名人类学家赵丙祥教授的长篇导读,这次新版增补了袁长庚教授的推荐序,可以让读者比较容易、轻松地理解多瓦悠兰的文化、民俗风情等。
4.精心修订译文,全新装帧设计,畅销二十多年的经典之作重现江湖
译者精
內容簡介:
《天真的人类学家之小泥屋笔记》首版于1983 年,《天真的人类学家之重返多瓦悠兰》首版于1986 年,此次结集为一册出版。它是这样一部人文科学及文学作品——首次将人类学视为一门重视人性成长觉醒的学科。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天真的人类学家》诚实而又不失风趣地记录了作者在非洲中西部喀麦隆多瓦悠人村落两次田野工作的详细经历,将人类学家如何克服文化差异、乏味生活、灾难、疾病和敌意的梦幻般的真实田野生活巨细无靡地呈现出来。
不论你是人类学的专业读者、经验丰富的旅行者、对非洲有兴趣的探索者,还是为打发时光而读书的上班族,这都是一本让你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书,因为你肯定会为作者的英式幽默拍案叫绝。
關於作者:
作者介绍
奈吉尔·巴利(Nigel Barley)1947 年出生于英国萨里(Surrey),在牛津大学获得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前大英博物馆民族志学组附属人类博物馆馆长。著有Dancing on the Grave、Not a Hazardous Sport、Ceremony、The Duke of Puddle Dock、Smashing Pots等二十几种图书。两次获得Travelex年度作家奖提名。2003 年,他离开博物馆,和他的伴侣在英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穿梭。作者因为《天真的人类学家》一书而获得巨大的声誉,被誉为“人类学界的卓别林”。
译者简介
何颖怡,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比较妇女学研究员。现专职翻译。翻译作品有《乳房的历史》《时间里的痴人》《在路上》等。著有《风中的芦苇》《女人在唱歌》等。
目錄 :
推荐序 我们的多瓦悠兰(袁长庚) / i
导 读 疯子、捣蛋鬼与人类学家(赵丙祥) / xi
第一部 小泥屋笔记
第一章 原因何在 / 003
第二章 准备 / 013
第三章 上山 / 019
第四章 可耻的马林诺夫斯基 / 029
第五章 带我去见你们的首领 / 040
第六章 你的天空清朗吗? / 056
第七章 啊,喀麦隆:祖先的摇篮 / 075
第八章 跌到谷底 / 109
第九章 非洲总有新把戏 / 129
第十章 仪式与错误 / 136
第十一章 雨季与旱季 / 162
第十二章 第一批与最后一批收成 / 186
第十三章 英国异乡人 / 204
第二部 重返多瓦悠兰
第一章 再访杜阿拉 / 227
第二章 进入山区 / 241
第三章 恺撒的归恺撒…… / 251
第四章 再度独当难局 / 259
第五章 失落的乳房切除术 / 269
第六章 我来,我见,签证 / 278
第七章 类人猿与电影 / 289
第八章 凡有疑虑—进攻! / 296
第九章 光与影 / 314
第十章 追逐的刺激 / 324
第十一章 黑白人 / 350
第十二章 一场不寻常的黑色毛毛虫瘟疫 / 362
第十三章 结束与开始 / 379
內容試閱 :
推荐序 我们的多瓦悠兰(节选)
袁长庚
每年人类学硕士研究生复试的现场,我都不免问一些比较俗套的问题,例如“请说说你读过的一本印象深刻的民族志”。如果考生的回答是《天真的人类学家》,现场的老师们常常会互相交换一个无奈而又有些气愤的眼神(“呵呵,又来了。”)。
请不要误解,我们并不是只对这本书有敌意,此处《天真的人类学家》还可替换为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或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 这一类书有某种共性,它们早已在学术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但却因为易读、好懂而背负着某种宿命式的厄运。因为流传甚广,读者众多,所以阴差阳错成为普通人一窥学术殿堂的门径,甚至常常会燃起他们热情,立志于投身人类学研究和学习。
专业教师和研究人员面对这类著作,态度非常复杂。一方面,我们乐见学科知识的普及和推广,另一方面,我们又担心学生被书中的通透、流畅所误导,误以为人类学就是这种轻快明亮的学问,一旦入学,真正领教当代学术的晦涩枯燥,只会萌生恨意和悔意,导致两败俱伤。
因为别人遭遇的是美好文字而心生狐疑和抵触,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算是学术职业化特有的反讽。
我曾经和某位美国同行谈起过奈吉尔·巴利的这本著作,发现这位同行居然有相同的顾虑。他甚至感慨,相比于中国读者的赞美和推崇,这本书在英文世界虽然也收获好评,但却始终似乎难以被人类学界认可。至少在他的求学生涯中,很少有哪位老师主动推荐此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选读之类的课程也极少将此书列为阅读材料。
客观地说,《天真的人类学家》并没有经典民族志的沉疴陋习。奈吉尔·巴利一方面详细记录了田野工作者进入、融入他者生活世界的种种困难和错位,另一方面也专门辟出章节反思多瓦悠人受困于殖民境地的种种表现,并且颇为深刻地反思了人类学知识与殖民文化入侵之间可能存在的共谋关系。从这一角度来说,《天真的人类学家》不但破除了田野调查工作对“全能上帝视角”的迷信,展现了调查者自身的脆弱性和局限性,而且还注意到了民族志写作背后更为深层的知识/权力关系。回到该书第一部分《小泥屋笔记》出版的1983年,这些观点和视角就算不能称之为前卫,但也不能说老派。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此书在专业人类学研究者那里的“冷遇”?我想还是应该回到文本,甚至文字本身。
为了写作本文,我专门去核对了一下作者奈吉尔·巴利的生平:生于1947年,没有死亡年份。
什么?《小泥屋笔记》的作者居然还活着!
如果要为我的无知和冒犯做些辩解,我愿意说都怪《天真的人类学家》,它美好得像是不属于这个依然健在的世界。
巴利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牛津大学接受人类学训练并获得博士学位。人类学家塔拉尔·阿萨德(Talal Asad,1932年出生)回忆说,那个年代的英国人类学气氛微妙。新一代的学生受到反殖民思想、女性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那种看似形式严谨、结论客观的民族志表象愈加不满。这种不满的锋芒所指,除了经典人类学的种种理论范式,还有就是民族志自身的语言风格。简言之,他们认为,不能再用那么“干净的”语言去描绘他人的生活。如果生活中明明充满暴力、撕裂、苦痛,那么语言的纯净无异于某种曲解和二次伤害。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或可理解专业人类学家对巴利这种探险家式写作的顾虑:《小泥屋笔记》中充满了挫折和沮丧,也不乏对他人的悲悯和共情,但就其文字而言,未免太优美、太顺畅、太清晰。巴利的直白,容易被误认为思考上的浅显和乏力。对普通读者而言,这或许意味着愉悦的阅读体验,但对人类学自身而言却有失深刻。
再比如说,奈吉尔·巴利在书中略带诙谐地描写了喀麦隆当地医院的嘈杂混乱,并以自己在调查期间的身体状况作为呈现民族志研究的复杂性和脆弱性的证明。但20世纪80年代之后,医学人类学的兴起往往会追问看似混乱的医学景观的背后如何是殖民暴力数百年的蚕食和摧毁,试图理解人们如何在看似绝境的条件下创造性地融合各种不同的医学资源,追求自身福祉。今天,任何一位人类学的博士生都不可能递交一份止于细节描写的民族志文本,导师们期待的,是穿透表象背后的历史和结构性力量,是从对生命的维护出发,抵达对生存本身的种种实践探索和意义追问。
当代人类学确实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摆脱了对他者和他乡的本质主义想象,从语言到思想全副武装,克服自身沦为某种异域想象的危险。这一趋势的表现之一,是民族志著作愈加“难读”,不单是文本中充斥着各种复杂的理论黑话,更有写作者自身刻意设置的“语言障碍”。通过在语言中插入种种断裂、沉默、噪音、异响,人类学试图还原某种更“真实的”生活世界。这或许就是知识演进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既甜蜜又沉重的负担,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然告别了某种明白晓畅的语言世界,以书写的泥泞作为代价,换取认识和呈现上的深刻。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感觉奈吉尔·巴利有种“不真实感”,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身上有种老式知识分子的美感:博学、坚韧、幽默、自如,人如其文,文如其人。在其数十年职业生涯中,奈吉尔·巴利不仅撰写学术著作,还写过很多非虚构作品,甚至出版过小说。客观地说,他不属于最耀眼、最重要、最有资格进入学术史的人类学家,但我有理由相信,这是出于某种“自愿选择”的结果。经历了上世纪末至今学科内外种种震荡、变革,他应该是有意识地坚守着自己所认可的知识生产模式,甚至稍显奢侈地留守自我的文字园地。
我没有读过奈吉尔·巴利后期转向印尼研究的著作,但我有理由相信,从多瓦悠兰到苏拉威西(Sulawesi),他用文字描绘的风景不会褪色。只是从“专业”的角度而言,那确实有种黄昏的怅然。
2025年春天,我接到编辑老师的约稿,邀请我为新版《天真的人类学家》撰写序言。于是,我就在春季学期各项事务忙乱的间隙,抽空重读此书。有时是在晚课结束归家后安静的书房里,有时是在旅途中颠簸的飞机上。有时时间宽裕,可以连读几十页;有时匆匆忙忙,随手翻几页就合上。
心境不同,状态各异,但毕竟是多瓦悠兰,毕竟是奈吉尔·巴利。有时会心一笑,有时忍不住捧腹(有一次,我在机场笑出声来,引来众人侧目。由此可见,在今天读书而发笑是比短视频公放更怪异的行为),越读越觉得亲近。我甚至偶尔想告诉身边的路人:你知道吗?这是我们人类学家去过的地方,是我们这个专业才会关心的问题,你知道那儿多有意思吗?
从学生到老师,教学、研究、公共对话,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深,距离多瓦悠兰似乎就越远,但是总有一本《天真的人类学家》近在咫尺,哪怕已经在书架上蒙尘许久。
于是我忽然感慨,即便我可以跟学生板起脸来搞“专业主义”,警告他们勿把多瓦悠兰当成今日人类学的风貌,但抛开职业身份,不谈严肃学术,奈吉尔·巴利的小泥屋也仍然是一种私人乡愁。书和人的命运彼此纠缠,彼此形塑,每每燃起有些肤浅的学科自豪感,依然会用书中的风景标记知识的远景。我想这种情感必然不是我个人独有,对于无数人类学的爱好者、从业者来说,多瓦悠兰永远都是可以重返的温柔他乡,是“我们的多瓦悠兰”。
时至今日,就算我们的学科已然发展得更加艰深、更加辽远,但新一辈读者和学生被人类学触动的感觉,却似乎仍然与奈吉尔·巴利所处的年代无异。地缘经济、大国博弈、全球战略等框架所不会触碰的世界一隅,忽然浮现出奇幻的、瑰丽的故事,如此不同于我们身边日复一日的风景。在那色彩缤纷的下面,隐藏着智识的重量,甚至可以成为反观自我的新的起点。这就足以构成开启一段阅读旅程,甚至投入某段生命的理由。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总有人会被这样的情怀感召。
不将学科和知识浪漫化,这是人类学从业者的基本操守,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刻意渲染专业学术的沉重和枯燥,以此“吓退”那些脑海里漂浮着彩色泡沫的白日梦患者。但公允地说,瞩目远方,费尽心力替边缘人、弱势者争取加入有关“存在”和“世界”之类的讨论,想象某种跳脱“自然而然”的窠臼的明天,凡此种种,哪能说全然无关浪漫?
于是我也警告自己:不要因为怀揣着专业的严肃和深刻,就忘了这世界上人类学的复数形态。在逼仄的学院和课堂之外,人类学仍然在以不同的方式和千千万万的人发生关联。哪怕只是在繁复的日常劳作之外留有一块文字的奇幻地,哪怕只是看似不那么勇敢地“只能幻想一下”有一天搬去树木繁茂、阳光热烈的地方生活。有一种作为平行宇宙的“人类学”,帮助我们在经验和表达穷尽的地方,靠想象补全“人类”和“自我”的双重图景。
这是一个打开新闻就被各种技术突破挤占视野的年代,是一个据说人工智能已然兵临城下的年代。但这也是一个还有纸质图书再版重印的年代,惟愿每一本书都像一颗饱满的种子,飞向人间,在都市楼宇的间隙,在出租屋昏黄的灯下,在公园长椅和地铁站台上,长出无数新鲜的“多瓦悠兰”。
2025年6月 云南大学